祁彪佳的主張是，現在或十五年後再死，終究在道德層面上差異不大。但張岱卻認為，如果一個人因為多活幾年，有更多時間尋思良方，死於何時就太重要了。

康熙三年（1664），張岱終於完成《石匱書》，全書篇幅凡兩百五十萬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啟崩殂（1360年代至1627）。《石匱書後集》依序提到幾位皇帝與南明諸王的史實梗概，只有二十余年，篇幅自然較短。不過由於內容幾乎遍及朝廷治理的各個面向，上自天文曆法，下至經世濟民，舉凡《石匱書》涉及的層面全都統攝其內，且張岱臚列的列傳共計五十六卷，內容細密又繁複，《石匱書後集》最終完稿時仍約有五十萬字。張岱整部明史共計三百萬字。

或許，對張岱而言，把陳洪綬納入《石匱書·妙藝列傳》是再自然不過了。陳洪綬卒于順治九年（1652），一度效命魯王，也曾削髮為僧，最後以畫家之姿爆發狂放的能量，在十一天內創作了四十二幅畫，令人嘆為觀止，其中一幀以陶淵明詩作為題，描繪他貪得杯中物。陳洪綬的傳記篇幅雖短，讀來仍知張岱對陳洪綬知之甚稔。張岱載述陳洪綬效命魯王，擅繪山水花卉、仙佛鬼怪，畫筆奇絕，最後直言老友的藝術生涯：「畫雖近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傝，不事生產，死無以殮。自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誚，國亡不死，不忠不孝。』」以這種方式向老友告別並不尋常：探其原委，或許是到了順治七年，陳洪綬終究卸下效忠明朝的偽裝，投靠新朝權貴的門下。

修史不僅給張岱帶來額外收入，也讓他有渠道接觸谷應泰搜羅的崇禎朝《邸報》——崇禎朝國史的草稿。張岱一眼即知《邸報》彌足珍貴，其中每周記載明亡前崇禎朝的政務。張岱在族祖張汝方的傳記曾提到，汝方在報房工作達二十年之久。張岱在完成《石匱書》前，即利用這無價的《邸報》史料，強化《石匱書》細節的鋪陳，並著手撰寫後集，以涵蓋1628年到1640年代末這段大明王朝的尾聲。順治十五年初，谷應泰的計劃告成，《石匱書後集》的修撰持續進行，並完成了數卷，張岱時年六十一，回到快園和紹興家中。余后六年，張岱按部就班，進行這項宏偉計劃，康熙三年（1664）可視為《石匱書》竣工之時，張岱仍繼續潛心撰寫《石匱書後集》。

張岱不厭其煩地記下張文恭的為人處世：「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稟期有以自樹。」張文恭的方法很簡單，張岱繼續說道：「日橐筆守官下，搜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自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

張岱又在陶淵明的詩文尋得共鳴。陶淵明那首《責子》詩是詩中逸品，「總不好紙筆」，陶淵明如是悲嘆五個兒子不能痛改前非。陶淵明自道諸子懶惰至極，不成器，他只好多進杯中物了。

張岱的長子、次子雖遊盪閑散，總不失為讀書人。順治十一年（1654），他們還打算到杭州參加鄉試。張岱記述，曾為激戰之處的江西，當地許多學子仍拒赴科考，以表達對清朝的敵視；然而，張岱顯然不認為這樣的抗拒有何意義，所以讓兒子自己決定。兒子終究沒考上，不過他們追求功名的企圖把父親帶回魂牽夢繫的杭州。張岱自崇禎十六年（1643）明亡之前一年，就不曾親睹杭州西湖了。

或許是堂弟張培的驟逝，令張岱興起撰寫他稱為《自為墓志銘》的念頭，該文成於康熙四年（1665）。張岱很清楚，墓志銘有其神聖性，不只他推崇的陶淵明寫過，曾祖張文恭好友徐渭也有一篇傳世。張岱在墓志銘提及他決定動筆的來龍去脈：「甲申（崇禎十七年，1644）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王績）、陶靖節（陶淵明）、徐文長（徐渭）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甫構思，覺人與文俱不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

身為史家，張岱當然必須決定要給自家人多少篇幅，然而張家確實不乏非凡之士，所以無怪乎《石匱書》的列傳部分，還是有內舉不避親的味道。譬如，張岱就認為曾祖張文恭（張元忭）在明代道學有其重要地位。在這篇不算短的傳記中，張岱關注的，主要是張文恭在晚明變化多端的政論中所抱持的哲學旨趣，然而卻先行彰顯的張文恭的清高人品：「古貌魁然，嶽嶽負意氣」，熱衷探索道德議題，年輕時就服膺明代大儒王陽明的良知之學。張岱在傳記里沒有記下太多細節，僅提到高祖張天復在西南戰事得罪當道而捲入訟獄，此時張文恭展現無比勇氣，為其父申冤。

這次遊歷卻令人心碎。張岱二十幾歲時誇言西湖教人樂而忘憂，教人思慮澄明，如戳身上瘡或拔肉中刺。如今張岱五十八歲了，發覺西湖令人不堪回首。在晚年輯成的《西湖夢尋》序文中，張岱回想重訪夙昔勝景時的震驚，百感交集。「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庄，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

張岱與徐沁總共搜集了一百零八張圖像。想當然爾，其中有許多人張岱不認識。其他如高祖天復、曾祖文恭，在他出生前便已辭世，但其遺澤深深烙印在張岱的成長過程。而有幸今生得見者，更直接造就他往後的人生與思維方式。這些人不惟有祖父張汝霖、朱恭人的父親朱賡和二叔張聯芳，還包括朱恆岳這位精於帶兵、吃食百無禁忌的將帥，張岱前去弔唁他時曾於海塘上觀潮。當然，張岱的兩位知交陳洪綬、祁彪佳，同游塘上這傳奇一幕，看水花轟怒熗碎，也亦在內。兩人皆微微而笑，祁彪佳穿著錦袍，陳洪綬則作布衣打扮。張岱在康熙十九年（1680）寫道：「……匯成一集，以壽棗梨，供之塾堂，朝夕禮拜，開卷晤對。」張岱說他企盼這些人像連同贊語能「垂示無窮」，且「所望於後之讀是書者」。序言最後是以新取的「古劍老人」署名之。九九藏書

欲緣河北走遠行，必先經過一座跨河之橋。石橋極古樸，上有灌木以為蔭涼。興緻一來，便能至橋上停泊，小憩樹蔭片刻，聽風聲濤濤。他在樹下任風吹拂，紅塵羈絆盡脫，與明月相伴依偎。

在墓志銘結尾處，張岱突然改以第一人稱行文。他有些離題，提到童年的健康問題，以及少年時在文字和對子的早慧，然後才言歸正傳，談自己的身後事：「曾營生壙（生前預造的墓穴）于項王里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伯鸞（梁鴻之字），高士，冢近要離（春秋時代的刺客），余故有取于項里也。明年，年躋七十，死與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書。」

根據張岱自陳，他從1628年著手編纂明史，此時崇禎皇帝甫登基，是以早在明亡之前，張岱對於歷史已有定論——由於撰述之時明朝仍在，對於何者能說，何者不能說，時而秉筆直書，時而有所隱諱。不過，縱因焦點轉移而衍生種種問題，《石匱書》還是為1368年至1627年間治理中國的十五位皇帝，勾勒引人入勝的全貌：他們對權力與篡位的態度，邊疆與對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戰術與迂腐不化的戰略，稅賦與軍費的難題，傑出的藝術天分與宏偉的宮殿營造計劃。

張岱把高祖張天復事迹置於文恭傳記的開頭，並在結尾處又為祖父張汝霖留下篇幅。而為曾祖張文恭同門好友鄧以贊立傳時，行文一兩頁后，又讓張汝霖現身，這回他所佔的篇幅更長；此乃書寫技巧的佳例，修史者鋪陳內容時，間或論及自家人。在《石匱書》的鄧以贊傳中，張岱就穿插了一段軼事。張文恭辭世后，鄧以贊時而造訪紹興，有一回還質疑張汝霖的學問。鄧以贊責難張汝霖不肖，蹉跎時光，沒想到張汝霖以論語之說為題，洋洋洒洒寫就一篇斐然文章，回敬鄧以贊的批評，教鄧以贊擊節稱快，說這年輕人豈止科場功名而已，必然能光耀張家門楣。張岱在說完此事之後，隨即在結尾處又提到張汝霖應考鄉試，列名第六。翌年，張汝霖前往京師，會試及第。

《石匱書》還旁及張家其他族人和交遊。在篇幅較短的《妙藝列傳》，張岱收錄了仲叔張聯芳的小傳，盛讚他作為收藏家、畫家的博大與才華。張岱是這麼說的：「少精畫理，以舅氏朱石門多藏古畫，朝夕觀摩，弱冠時即馳名畫苑。」張岱尤其稱頌張聯芳的長幀大幅，技藝超絕，「氣韻生動」，認為他的造詣甚至超越元朝的山水畫大師。張岱引述晚明知名畫家董其昌讚美張聯芳之詞：「胸中讀萬卷書，腳下行萬里路，襟懷超曠自然。」張岱在結尾處順便介紹了陳洪綬，稱他身為張聯芳的女婿，畫風與技巧頗得其真髓。

「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傒，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

如是之夢乃張岱的啞謎：「夙昔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

明亡時第一本寫的集子《陶庵夢憶》，張岱當然也沒忘，並在康熙十三年（1674）七十八歲時，為該書重作新序。開頭像是一紙放棄聲明：「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採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歟？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

其實張岱幾年前就寫過另一首詩，提到他身邊的這些侍妾，沒一個像梁鴻的妻子如此優雅自持：

這是個自古流傳下來的故事，所以祖父第一次帶著幼年張岱到快園時，才會以「琅嬛福地」形容。等到他避居山中，回憶如旋渦翻攪，開始從中理出頭緒寫《陶庵夢憶》，從此這四個字成為張岱個人心靈的寄託之所：「陶庵夢有宿因，常夢至一石廠，𡺫窅岩𥨍，前有急湍回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雜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夢中讀之，似能通其棘澀。閑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后佇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為之。」

世人所知張岱親手寫下的最後作品，完稿于康熙十九年（1680）陰曆八月，約當他八十四歲生日之時。它其實是一篇序，書則尚未完成，名為《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序中可知，即便已晚年遲暮，張岱還忙於構思如何編纂歷史。他在序文自陳，好幾年來他如何忙於編寫一部不朽人物群像的著作，尤其是「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九九藏書世者」，正是他不斷搜集圖像且加以評點的對象。張岱寫道，徐渭之孫徐沁成了他的合作夥伴，陪著他在紹興一帶挨家挨戶穿梭，四處尋訪那些願意提供史料圖像的人。

這些年來，張岱雖相交滿天下，子孫滿堂，為了不讓一些人的生命平白凋零，更是長年孜孜矻矻，然而他自己的旅途終點，似乎沒有人願意不嫌麻煩為他記下個時辰或景況。這樣一來，我們反倒可以隨自己的意，想象他寫完最後一篇作品時，肯定像剛分娩完的麻風女子一樣，立刻叫人拿火來，查看他視為心頭肉的孩子是否身形健全。又或者，我們亦可想象，跟許多張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轍，他彎坐于書幾，凝視著最後搜集到的史料圖像：有個老人突然發覺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來。

逃亡的幾年當中，張岱曾寫過一首詩回應亡友，這首詩正是在反駁祁彪佳認為只有兩條路可走的邏輯：

在鋪陳戰爭及朝代淪亡的全貌中，張岱企盼能闡釋各類人的生活樣態——朝廷的叛變者和擁護者，殉國者、勇士和變節者，女人和男人，販夫走卒和冠蓋之士，畫家和閹官，而忠貞思想的意義和重要性一直是貫穿其間的要旨。在《甲申（1644）死難列傳》的總論里，張岱試圖探索忠義與死殉的分野，而這個議題初見《古今義烈傳》的自序，該書成於天啟年間。如今，張岱又以不同的措辭表述：「若人也，于死而無愧色，若人也，于死而有愧色；猶之烈婦人以身殉節，𢵧然曰：余拼一死；淫|婦人以身殉淫，亦𢵧然曰：余拼一死。死則無異，其所以處死者，則有異也。」張岱又以不同的譬喻，「救火者死於火，搶火者亦死於火，二者同死於火，不可謂搶火之死與救火之死同其一死也」。張岱認為，厄亂年代的臣僚不啻為搶火者：「無奈居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遍地烽煙，皆謂不幹己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烈皇帝（崇禎）殉難諸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

張岱須決定《石匱書》要納入多少親友事迹，《石匱書後集》也是如此。張岱並沒有刻意為之，而是在《石匱書後集·妙藝列傳》重複二叔張聯芳與陳洪綬在《石匱書》的簡要列傳。（事實上，有可能是張岱最初為《石匱書後集》撰寫這兩人的列傳之後，才決定也穿插在《石匱書》中。）同時，張岱也在變節奸臣馬士英的列傳，穿插他以布衣身份給魯王的上書。而在描述江西殉國者的列傳中，張岱總結時提到他曾親訪遭兵燹蹂躪的江西，並訪訊當地遺老。

張岱在《石匱書後集》的評論，時常感情澎湃，且發自個人的經驗——這不僅出現在1640年代、1650年代兵禍連天期間有關殉國者和抵抗者的列傳，同樣亦可見諸《文苑列傳》。在《文苑列傳》里，張岱呼應了他在《夜航船》的想法，指出當世許多知名文人，只是「藝林淵藪」，「為文不靈」，與「經笥書櫥」無異，遠非作家，因為他們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長」。張岱嘲諷，有明一代，秀異文人皆科甲出身；為求平衡，張岱說他寧可把至少一半的篇幅留給「寒士」，以永遠昭示文章「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其他（有時並不明顯）與張岱過去或先前嗜好有關的事物，也都收錄在這部巨著。譬如，在天文志中可看出張岱對利瑪竇的興趣是被祖父張汝霖所挑起的。張岱提到利瑪竇與幾位明代的曆法家一同共事，但利瑪竇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有限，原因在於「欽天監靈台保章諸官以為外夷而輕視之，遂與之鑿枘不入，故終利瑪竇之身，而不得究其用，則是西學雖精，而法以人廢也」。

「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梗，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踘、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蝶庵，又曰石公。」

此後到《石匱書後集》，張岱感覺有必要把話說清楚說完；當然這樣說並不容易，但張岱仍認為祁彪佳以身殉國，尤其是為福王或爾後覬覦王位的無用之人，實非義行，然其舉仍正氣凜然，足堪表率：「嗟乎，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蓋處中丞之地無一可死，乃時事致此，萬不可為。明眼人視之，除卻一死別無他法……凡中丞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智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祁彪佳能受人景仰，名列聖賢，張岱的明晰論斷與折服之力實功不可沒。

「其所著《石匱書》，埋之琅嬛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為序而藏之。」

「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如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安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李白）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

張岱歸返龍山，寓居快園著書立說，然而親情並未更雍睦：

在如是納賄、貪婪、昏聵的氣氛里，像方國安這類軍閥反而迅速竄起擅權。方國安個人雖給張岱與家人帶來不幸，張岱對他的描述卻出奇公允，雖然開場聽來略為刺耳：「方國安，字磐石，浙江諸暨人。少無賴，逐樗蒲、淫酒，使氣搏人，里不齒數。至私牽其族人耕牛貿之，為牛主所覺，於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國安野走從軍，隸寧南侯左良玉下……自卒伍起，歷管軍。」

張岱花了不少筆墨在《石匱書後集》追咎明亡之責，對身陷此危機的諸位人物一一評價。根據張岱的解釋，崇禎皇帝稱得上正派之人，卻因先帝庸碌，自己又無法運用既有資源，開創新局，導致頹勢難以扭轉。崇禎既可憐、又可恨。不過，對於在順治元年底、二年初短暫偏安南京的福王，張岱則是深不以為然，更以史學評斷，拒納福王于本紀；張岱評論福王既「昏瞶」又「魯莽」，起用天下至惡奸臣把持小朝廷，是以「僅列世家，不入本紀」。福王就像是以砒葯毒虎之人，「不知己之食砒先，自潰裂」。九_九_藏_書

吾人可從字裡行間窺知，張岱撰述明代各朝時態度謹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402年永樂篡位；朱元璋傳帝位於建文帝，而永樂帝是建文帝之叔。張岱字斟句酌，從中可見朝廷對莽撞論斷的報復令史家噤若寒蟬。所以，論及永樂「尚有武未盡善之疑」，「於後世夫拘孿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哉」。至於遭篡位的建文帝，張岱把他置於中國曆來同遭篡奪天命之人的脈絡：「殉國千古罕儷，拊心腐筆而已。嗚呼！此非臣之所得言也。」唯有在連番痛陳1572年至1627年三朝兩位君王之顢頇時（萬曆至天啟年間），才能從《石匱書》看出明朝淪亡后，確實影響了張岱對所處朝代弱點（偶爾也有優點）的遣詞用字。

祁彪佳說他個人生死實無足輕重，無論他是否再為明朝效命十五年，本質上又有何異。所以，對祁彪佳而言，如何抉擇再清楚不過了：

至於短暫在紹興監國，爾後多年亡命在外，卻「薄曉琴書」的魯王，該給予什麼評價？魯王除早年貪圖逸樂，並無其他明顯特點。張岱基於自己短暫隨侍魯王的經驗論道：「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向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聞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蕩，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隨著明朝走入歷史的想法流傳開來，除了一些堅定信奉的人仍不改其心，對反清復明大業終成的期待形同煙消雲散。順治十六年（1659），支持舊政權的人集結欲收復南京，雖然得到士紳、農民等社會力量的奧援，這群亂黨終告失敗。最後一位自行僭稱帝號的南明藩王，日暮途窮，于康熙元年（1662）在緬甸邊境遭親滿的軍隊殺害。順治二年（1645）曾在張家作客豪飲的魯王，自逃離紹興后即在沿海居無定所，同於康熙元年死於金門島。一年後，即康熙二年（1663），小張岱十歲的堂弟張培生病沒多久即去世，年僅五十六歲。張培是張岱六叔的兒子，是能用想象力操兵的盲醫。張岱曾說，張培的死來得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以暴下之疾，遂至不起。」他如今是張家輩分最高者，於是幫張培主祭、寫祭文，他把張培與另一位他熟知的盲學者兩相比照，同樣是才華過人但只能清苦避世。張岱最記得張培的，就是他令人驚嘆的機敏與活活潑潑的樣子。

然而張岱並無父親張耀芳的預言本領，死亡並未接踵而至。他反倒繼續撰述、鑽研治史之道。隨著材料的加入，《石匱書後集》的篇幅愈來愈長，也讓他小心提防對其思想控制的對象，已從明移換成清。雖然對張岱來說，談晚明的亂臣賊子與帝王昏庸無能已不是禁忌，不過一旦處理到引領清軍逐鹿中原或燒殺擄掠的人，他還是得處處小心謹慎，即便是列入目錄，有些較富爭議性的人物始終是付之闕如，因為實在是太危險了。張岱很愛修潤文章，會不斷修改如《西湖夢尋》的手稿，四書與《夜航船》的註疏；納入明朝史料，更新《史闕》，連以前寫好的《明季史闕》也要增添新章節。

再者，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為昏瞶荒淫的福王，或不幸的魯王以身殉難？他們的殉死，是否顧全國家大義所需與個人對忠義的界定？或者，這些殉死者反而猶如婦人「嫁凶酒撒潑之夫，以沉湎昏聵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為恨，而當其喪亡之日，猶欲為守節殉亡，則與彼情深伉儷，而願為之比翼連理者，不更難之難哉」？

雖然康熙二、三年間（1663、1664）張岱剛完成了《石匱書》，史筆也開始受谷應泰與其他文人公開肯定，然而寫的詩卻透著前所未有的蒼涼，詩中描述自己尚得挑起一家三餐溫飽的重擔。張岱助谷應泰修史應有一定的報酬，但我們看不出張家在紹興的生活比四處飄零時優渥。其中有幾首大致成於張培去世之時，張岱語帶挖苦，述說自己的愚行——連夜挑糞灌溉，拯救枯萎的茄樹、南瓜，或者嫉妒鄰人桑樹枝葉繁茂能養蠶。張岱在庭園打轉，環顧幾乎枯槁的樹，束手無策只能自問：「學問與經濟，到此何所施。」

有關張岱人生的最後時光，如今僅能得匆匆數瞥。從其詩文，張岱深深思念降生時母親誦念的白衣大士咒，已是高齡八十一。又過了一年，他作了一首簡單題為《己未元旦》的短詩。其時南方內戰方殷，有前明叛賊正在起事反清，或許是思及戰鬥可期，詩中多少嗅出張岱的熱血昂揚，原來同為中國求長壽的松鶴象徵，好像也有了弦外之音：

張岱寫道，該如何解開這種種不可解，任人為之。至於他自己，他倒挺樂意保留這些前後矛盾的特質，反正他幾乎是無一事不敗，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仙學佛不成，學文章不成，學農學圃，俱不成。

張岱繼續說，偶一反省自身，就覺得自己活在七不可解之中：「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晉代石崇所建的奢華園邸），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于陵（古代隱士陳仲子所居之所），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救濟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干，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古之賭博遊戲），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是能辨澠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ｒead.９9csw.ｃｏｍ

多年來，張岱把隨文都收錄在《琅嬛文集》一書中。他曾在一篇短文寫道，琅嬛乃「福地」，幾百年前由一位晉朝書生髮現。張岱當然知道，自從5世紀陶淵明寫下著名的《桃花源記》以來，這種無意間發現不為人知的隱僻天地，從此盤踞在中國人的感性世界。陶淵明在文中提到有個捕魚人，沿著蜿蜒溪流而行，忽然置身於桃花林之中，落英繽紛。隨著溪流窄縮，看見山岩有一裂隙縫，勉強穿越，發現自己處在靜謐、祥和的平曠之境，稼穡茂盛，家家怡然自樂。當地人款款相待，說先世為避秦朝統一天下的兵燹之禍而遁世此地，幾代以來過著悠然生活，不知外面世界的王朝更迭。他們悉心款待漁人，嘆惋細聽漁人的見聞。然而漁人辭別時，沒有人要隨他同行，僅要求不要向外人道出行蹤。漁人對此置之不理，還刻意留下石頭處處標記入口，急向太守稟告此事。太守雖即刻派人前往尋訪，但除發現沿途標誌，再找不著返回山谷的路。

張岱的破題，雖然跟他大部分談自己的文章一樣，采第三人稱的筆法勾勒，但他一一數落自己不是的呈現方式，既抒情又有想象力。在這篇墓志銘，張岱開頭就寫：「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圍棋），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對照少年時光，張岱述及往後歲月，仍下筆如寫他人：「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倖存者，破床破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隨著登門求像的消息傳開，張岱描述，不少人因此「或千里而惠寄一像」，雖然也有其他人家，「或數載而未獲一圖」。

在簡述自崇禎十二年（1640）起，方國安在倥傯十年間所參与的戰役之後，張岱提出對此人的評價：「國安不識字，凡有移會，使人旁讀之，所改竄多合文理。當至危不懼，談笑自若，賞罰嚴，常懸大金，使人上巵酒為壽，不惜也。犯者副將以下不假，進以奇計，率不解，其卒工對搏，而走險擊虛諸法。無所事尚氣，故其部傲不下人。」

張岱搜集的圖像越多，這些夙昔典範就越深植他的生命，影響越深：「見理學諸公則自愧衾影，見忠孝諸公則自慚有愧忠孝，見清介諸公則自恨糾纏名利，見文學諸公則自悔枉讀詩書，見勛業諸公則自惜空蝗梁黍，見文藝諸公則惟恐莫名寸長。以此愧厲久之，震懾精神，嚴憚丰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奮發興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張岱曾為文評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他認為如此的空間敘述實在少見，它超脫所有時間的形式類型。世上別的地方都依循著曆法、周期、朝代、冬夏季與節慶而行，獨桃花源的人「有寒暑而無冬夏，有稼穡而無春秋；以無歷，故無歲時伏臘之擾，無王稅催科之苦」。張岱的意思不是桃花源的人也要照外在世界的曆法才行，反而是認為如果外在世界能像桃花源那樣不知日月，根據生死的自然律動過活，一切將會更美好。

夢中之物或許確鑿，但在說夢時總會有某些東西佚失。張岱說他猶如山中人自海上返鄉（他講到表演時也曾用相同意象），欲與人分享所見之奇觀、所嘗之珍饈，誠雲「鄉人競來共舐其眼」，然美味不復存在，「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

張岱心中有數，各類歷史自有其難題；張岱寫道，「國史失誣」，「家史失諛」，而第三類歷史——即所謂「野史」——往往「失臆」。然而，是否還能找到架構歷史的原則，將張家人納進國史洪流之中，而又不失其特立獨行與內在本性？張岱踵繼司馬遷的典範，采尖銳精要的評論，避免阿諛奉承的問題；同時，在順治八年（1651），即成書的非正式家傳中，當時流露的過度情感，也要收斂起來。

康熙八年（1669年，或許稍晚），張岱特就修史一事致書好友，自道終能心平氣和看待過去，置之度外、平靜觀察史事。「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畫，亦就物肖形而已。」事實上，身為史學家，張岱對幾乎將自己摧毀的過往，一直是個感情豐富的見證者。尤其《石匱書後集》各篇皆有論贊列于文末（有時則在開篇處綜述全篇題旨），有意師法司馬遷精闢扼要、富道德洞察力的神韻——張岱認為這正是太史公獨到之處。九九藏書

張岱有些詩還是不脫田園詩的傳統框架，失落、果報也是他筆下經常出現的主題。不過，有時張岱也會有破格之舉，僅是寫實為之。他有一首詩，詩中說自己年已六十有七，可以推斷這首詩成於康熙二年左右（1663）。張岱在詩的第三句引出梁鴻這個人，使全詩讀來特別令人感傷。梁鴻是早陶淵明一世紀的名詩人，因家無恆產，被迫舂米維生。梁鴻的妻子出身富室之家，卻能在困頓的歲月和梁鴻同甘共苦，不離不棄隨侍在側。張岱把這首詩命名為《舂米》：

然而出於某種與生俱來的傲氣，張岱還是一一列出他已完成的所有著述。開頭列的是《石匱書》與張家人物傳記《張氏家譜》，當然也有其他幾部傑出歷史人物列傳的著作，以及對四書與《易經》等的研究。還有成書于順治三年（1646）的《陶庵夢憶》，與尚在撰寫的《西湖夢尋》亦入內。張岱總共臚列了十五本書，其中多數尚為初稿，唯《古今義烈傳》一書已刊刻印行。

很難相信張岱寫這些文字時，心裡頭沒想到好友祁彪佳。雖然他在《石匱書後集》替祁彪佳寫的傳，篇幅既長又多表肯定，但最後總評仍舊是下筆力求無私。祁彪佳多年前自沉時，當晚曾書詩一首留予家人，提到明朝既亡，他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號召強大的反抗勢力，為漢人收復華夏河山；一是自裁，以示對故主的效忠，以免教祖先和子孫蒙羞。要奪回失去的江山恐怕要花上好幾輩子，然而另一條路只在一念之間。祁彪佳寫道：

儘管對桃花源豁達、無拘無束的世界多所讚賞，不過他自己勾勒「琅嬛福地」卻完全採取不同的立場。張岱的筆下也有一迷途之人，不過他是書生，不是漁人；而且這位書生髮現的不是落英繽紛的溪流，無憂無慮的農村，而是在石上打盹、憤世嫉俗的隱士。書生在一番寒暄后，跟隱士吹噓，除晚近二十年的書，無一不曾閱覽。隱士微笑無言，打開石壁下的暗門，帶著書生走進一間又一間的密室，裡頭盡搜天下各國與歷代著作。其中一間，典藏的全是未曾聽聞的卷冊，還有一間則是中國與世界諸國的歷史、地誌。最後他們來到一扇更厚重的門，旁有兩隻大犬看守，上有署篆「琅嬛福地」，書生入內發現所藏之書「皆秦漢以前及海外諸國事，多所未聞」。在汗牛充棟的福地遊歷一遭后，隱士拿出「鮮潔」的酒菜盡地主之誼，臨踏出石門前，書生言明：「異日裹糧再訪，縱觀全書。」然隱士僅淡淡一笑，等書生甫出，石門便砰然闔上了。書生回頭仔細尋找入口處，一無所獲：「但見襍草藤蘿，遶石而生。」

張岱下筆謹慎，用字精妙，勾勒張文恭秉承儒學偉大傳統的形象：張文恭重實踐，輕空談，然而父親在雲南遭到妒才的貪官構陷，無法為父昭雪，擊垮了張文恭。平反失敗挫傷了他的自尊，自覺愧為人子，最後抑鬱而終。張岱記述張文恭臨終弟子隨侍在側的情景，張文恭突然數度口呼「陛下」，然後喃喃說道「朝廷亦多有人」。張岱在最後不經意犯了錯誤——如果這算是錯誤的話——兩度稱已故的文恭為「先子」，而不像其他史家以名諱來稱自己的族人。張岱在文恭的傳記末尾處下了一個總結：「陽明之學，失則禪乘，先子其一砥之矣。」

縱然兒子的表現讓張岱失望，他曾樂於冶遊的杭州山水也面目全非，他還是在順治十四年（1657）回到杭州。這回張岱是應甫就任的浙江提督學政谷應泰之邀。谷應泰在清入關后取得進士，官運亨通。順治十三年夏，谷應泰帶著共計八十卷、幾乎完稿的《明史紀事本末》前往杭州。谷應泰于西湖畔建有著書處，讓自己得以完成編史計劃，他知道張岱專精明史，力邀他共同纂修。張岱在這一整年都與谷應泰共事修史，而接受這份工作想必解決他捉襟見肘的窘境。谷應泰傾慕張岱的學識，他在自撰的《明史紀事本末》里，有相關章節大量引自《石匱書》。

張岱說，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間清幽，井然有序，樹木蓊鬱。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徑通往溪澗。亭閣可眺望群峰。也會有一匾額，題曰「琅嬛福地」。旁為草庵一間，碑上寫著張岱之墓穴，鄰近寺院的僧人會來到庵里，幫張岱奉香火。這裡有書齋，幽然「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小河蜿蜒，得取舟楫入池沼徜徉，至於大河，則能續往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