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來覺得，科夫琴科是個奸詐而陰險的陰謀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擋他道路的任何一個人，他對工作中的積極因素漠不關心，善於蠱惑人心，屬於那種慣於依照隱秘的不成文的規矩辦事的人。然而想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與他原來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質。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實驗室來，待人很親切，有時同安娜·納烏莫夫娜開幾句玩笑，是個名副其實的民主派；他熱情地同大家握手問好，經常同鉗工和機械師談話，說他年輕時在車間里當過旋工。

但他漸漸地恢復了往昔的生活，他說的話也就變了。

克雷莫夫笑著講述了巴格良諾夫的思想意識一步步發生變化的過程。巴格良諾夫又穿上了過去的軍衣軍褲，在這段時期他還有一些自由主義觀點，但畢竟不像丹通那樣無情地揭露現實了。

「我勝利了。」斯特拉姆常常這樣想。不過他心裏當然明白，他取得的並非徹底的勝利，他經常接觸的這些人之所以改變了對他的態度，開始幫助他，而不再妨礙他的工作，絕不是因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華抑或他自己的什麼力量征服了他們。

斯特拉姆突然發現了這些人的另一面，作為人的一面。

他畢竟很高興。他勝利了！

多年來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歡希沙科夫。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飯，發現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講究飲食，談吐幽默，妙趣橫生，喜歡喝上等白蘭地，還是一位版畫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論的崇拜者。

有一次，科夫琴科同斯特拉姆談到兒童的疾病。他竟對治療咽炎和佝僂病的方法十分精通，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驚。原來科夫琴科除了兩個親生孩子，還收養了一個西班牙小男孩作為義子。這個西班牙小男孩經常生病，科夫琴科便親自為他醫治。

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原來是個釣魚愛好者，戰前，他曾帶著老婆和兒子們乘小船在烏拉爾山區的小河上旅行。

這一切斯特拉姆非常明白九_九_藏_書，並且記得清清楚楚。但這種明白和記憶中畢竟出現了某種新東西……

斯特拉姆彷彿正被一列隆隆賓士的火車載向遠方，坐在列車裡懷念和回憶家中的寧靜，這未免有點古怪。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事情一個接著一個，人來人往，電話鈴聲不絕於耳。希沙科夫登門看望斯特拉姆那天，顯得關切而殷勤，詳細詢問了他的健康狀況，用詼諧而友好的口吻解釋著，請求他把過去的事統統忘掉。斯特拉姆覺得，這一天已過去十年之久。

馬爾科夫又變得客氣而親切，薩沃斯季亞諾夫說了幾句俏皮話，面帶微笑。古列維奇來到實驗室，擁抱了斯特拉姆，說道：「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您這個幸運的威尼亞明。」

恰好在這段時間，克雷莫夫在黨內遇到了麻煩。於是巴格良諾夫不再給他打電話。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見了他。巴格良諾夫軍便服領子上佩戴著菱形章，從停在最高檢察院大門前的一輛汽車裡走出來。這是他獲釋八個月後的事。八個月前，他還穿著爛襯衫，口袋裡裝著勞改營的證明信，三更半夜坐在克雷莫夫家裡談論那些無罪的罪人，談論盲目的暴力手段。

他過去覺得，那些行政幹部和黨的活動家在家庭圈子裡也在談論幹部的純潔性，也在用紅鉛筆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讀《簡明黨史教程》，而在夢中也在看幹部臨時規則和義務守則。

誰也沒有企圖破壞他的學術興趣，而這一點卻是他最為擔心的。「我現在的確是空閑的。」他吃驚地想。

就連枯燥無味的斯韋欽也向斯特拉姆談到他搜集的各種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搜集的仙人掌養得完好無損。

過去看上去複雜難辦的種種事情，現在卻輕而易舉、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

同馬林科夫會見的第二天，他發現希沙科夫詢問的目光中帶著提心弔膽，再回想希沙科夫背著他召開「家庭會議」時他所忍受九九藏書的屈辱，他的確感到有些奇怪。

現在他又能聽到許多讚揚他的言詞。馬林科夫召見了他，用那雙聚精會神的聰明的黑眼睛注視著他，同他談了四十分鐘。斯特拉姆大為驚詫的是，馬林科夫居然了解他的工作，專業術語運用得相當自如。

他給斯特拉姆打電話時，總是說：

斯特拉姆以為，組織工作會佔用他的全部時間，他不得不接待新的科研人員，制訂各種計劃，分配訂購機器設備，參加各種會議。然而，汽車輪子跑得快，會議時間不長，開會時誰也不遲到，他的意見順利得到採納，最寶貴的上午工作時間斯特拉姆常常在實驗室里度過。在這段極為重要的工作時間里他是空閑的，誰也不會來打擾他。他可以安心思考他所關心的問題。他的科學真正成了他的科學，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說《肖像》中的畫家所遭遇的情形。

「杜邊科夫打擾您啦。我不妨礙您吧，維克托·帕夫洛維奇？」

他甚至帶著某種責備想起切佩任：「他過分迷戀于旅行和登山運動，這是對生活複雜性的無意識的恐懼，他離開研究所這件事說明，他有意識地逃避我們生活中的主要問題。」

人們的生活不會因某個斯特拉姆處處碰壁或事事順遂而發生變化。集體化時期的死難者和1937年被槍斃的人，不會因某個斯特拉姆是否獲得勳章和獎金證章，是被邀請去見馬林科夫還是無權出席希沙科夫召集的茶話會而復活。

斯特拉姆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看起來都很自然，同時又顯得極為反常。實際上，斯特拉姆的工作的確意義重大，為什麼不該得到誇獎呢？蘭德斯曼是一個有才華的學者，他為什麼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納烏莫夫娜是個不可替代的人，為什麼要讓她閑待在喀山呢？

然而列車一直在載著他賓士著。

以前，他一進幹部處，就感到氣惱，焦急不安，感覺到杜邊科夫注視著他。然而杜邊科夫原來是個熱情和善的rｅａｄ.99csw.ｃoｍ人。

他完全沒料到會聽到這種言論。

不知為什麼他想起工程師阿爾捷列夫在喀山發的那些議論，阿爾捷列夫當時談到軍事工廠的原料、能源和機床有保障，談到那裡沒有拖拉作風。

當然，他身上畢竟有某種東西發生了變化，他感覺到了這一點，但他弄不清這究竟是什麼東西。

當然，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回想起這件事不是無緣由的。他曾把這個故事講給娜佳和柳德米拉聽。

然而斯大林打電話來並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自古怪的願望，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因為斯大林代表著整個國家，而國家是不會心血來潮、隨心所欲的。

他經常對妻子說：「周圍有多少小人啊！人們膽小怕事，不敢堂堂正正地做正直的人，多麼容易讓步，有多少妥協行為，有多少可鄙的舉動啊。」

這是他獲釋后的第一個夜晚。這天夜裡，他說了許多愛好自由的話，談到他對勞改營全體囚犯的同情，提到他打算當一名養蜂人兼花匠。

但他知道，並非一切都這麼簡單。他有時只想看到那種極為單純的東西，諸如「斯大林在這裏，斯大林在那裡。斯大林萬歲」。有時他會嘲笑自己的這種願望。

克雷莫夫談到，一天夜裡，巴格良諾夫一下火車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襯衫、一條破褲子，口袋裡裝著勞改營的證明信。

斯特拉姆以為，那些極力要加害於他的人一定會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但他去研究所上班那天，他們卻高興地同他打招呼，並且用充滿忠誠和友誼的目光望著他。特別令人奇怪的是，這些人的確是真誠的，現在他們確實對斯特拉姆一片好心。

「嘿，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生活中還有沒有更大的樂趣呢——黎明時分從家裡走出來，露珠在閃閃發光，岸邊的沙灘涼絲絲的，你散開纏繞的釣魚工具。這時河水還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似乎給了你某種希望……等戰爭結束了，我介紹你加入釣九_九_藏_書魚愛好者協會。」

臨別時馬林科夫說的一番話使斯特拉姆頗為驚訝：「如果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您在物理學理論方面的科研工作，那麼我們將感到痛心。我們非常明白，沒有理論就沒有實踐。」

但這時他領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證，註銷了那份勞改營的證明信。他心中立刻產生了站到黑格爾的立場上去的願望：「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後來把住所還給了他，他說話的腔調也就變了。他說，在勞改營里，有不少人是蘇維埃國家敵人，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應得。後來把勳章還給了他。後來恢復了他的黨籍，再後來恢復了他的黨齡。

從喀山回來的安娜·納烏莫夫娜·魏斯帕皮爾對斯特拉姆說，她的申請和通行證在兩天之內就辦好了。而在莫斯科，科夫琴科派車到車站接她。杜邊科夫寫信通知安娜·斯捷潘諾夫娜恢復工作的消息，暫時的缺勤待與副所長協商之後補發給她全部工資。

有人徵求斯特拉姆的意見，問他是否認為需要在自己實驗室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的科研機構。他每次都乘專機飛往烏拉爾，並有一位副人民委員與他同行，指定一輛汽車專供他使用，柳德米拉乘坐汽車去內部商店時，順路捎帶上那些在幾周之前還裝作沒認出她的女人。

與此同時，斯特拉姆心裏明白，假如沒有斯大林打來的電話，研究所里誰也不會誇獎斯特拉姆的卓越勞動，恐怕蘭德斯曼還帶著他的滿腹才華無所事事地在外面閑逛呢。

「那天夜裡我聽了他的談話，以為他永遠失去了在檢察院工作的機會。」克雷莫夫帶著挖苦的微笑說。

斯特拉姆的實驗室里安裝的機器設備在他看來已不那麼完善。他想，一年之後它會像斯蒂芬孫的火車頭那樣博得人們的微笑。

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談話。克雷莫夫談到自己的老同事——軍事檢察院首席偵查員巴格良諾夫。巴格良諾夫1937年被捕。1939年貝利亞曾在短期內推九_九_藏_書行自由主義，這時他從勞改營放了出來，回到莫斯科。

「當然了。」斯特拉姆心想，「那種所謂的『飛毯』作風，那些沒有官僚主義的地方，恰恰表現出官僚主義。那些為國家主要目標服務的事業正在以特別快車的速度發展著，官僚主義的力量具有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它能夠阻止任何運動，但它也能在無形中加速這種運動，甚至使它脫離地球引力的限制。」

他對1937年的死難者的態度絲毫沒變。他依舊懼怕斯大林的殘酷。

他無意中感覺到，正在發生的一切都變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漸漸成了一種準則，他本人也漸漸適應了這種生活。在他看來，過去那段生活僅僅是個例外，他已經過不慣那種生活。阿爾捷列夫的論斷真的正確嗎？

「真的，他們不是壞人。」斯特拉姆心想，「每個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年輕人蘭德斯曼大為感動：科夫琴科親自往家裡給他打了電話，杜邊科夫在一小時之內給他辦好了進入斯特拉姆的實驗室的手續。

然而，在那些夜晚，在喀山的那間小房子里談的話他現在很少回想，即便是回想起來，他也漠不關心。在他看來，馬季亞羅夫現在也不那麼出色、不那麼聰明了。現在，馬季亞羅夫的命運也不再使他惴惴不安，他也不再那麼經常不斷地回想卡里莫夫懼怕馬季亞羅夫，或馬季亞羅夫懼怕卡里莫夫了。

當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這些變化一般不會改變什麼。他不是傻瓜，也不是無恥之徒。他善於思考。

對新來的工作人員招待周到，供餐從無間斷。他們笑呵呵地說，他們的全部工作就在於從早到晚在「內部」食堂里轉悠，吃現成飯。實際上，他們的工作當然不止於此。

收音機里幾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時」新聞。蘇軍的攻勢在逐漸擴大。現在，斯特拉姆覺得，把自己的命運同合乎規律的戰爭進程，同人民、軍隊和國家的勝利聯繫起來是極為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