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阿怡來說，五年的中學生涯過得很不容易，但她還是熬過了，班中成績更是名列前茅。她的會考分數足夠她升讀預科，班導甚至認為她往後能進一流的大學，但無論老師們如何勸說，她都不為所動，決定中五畢業后便出社會工作。在父親去世那一年，阿怡已做了這個決定，無論成績如何，她也會放棄讀大學的機會，為的是分擔母親一個人賺錢養家的責任。

周綺蓁的直覺是對的。

然而，周綺蓁不曉得的是，儘管區輝的老闆不用付錢，他也不希望保險公司賠償巨款。

阿怡一向不擅長說話，但這番由衷之言卻說得十分流利。

其實周綺蓁早察覺身體有毛病，只是一直沒理會，把骨髓瘤的病徵——例如貧血、骨痛、肌肉無力——當成工作時間太長導致的關節炎和過勞等。事實上，就算她曾因為關節痛求診，醫師也只當成一般的軟骨退化和組織發炎來治理，畢竟多發性骨髓瘤多發生在年老的男性身上，在四十余歲的婦女身上發病，頗為罕見。

只要賠償個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險公司，也會令投保的企業信用額受損，往後保險公司便會要求該企業付更高的保險費。周綺蓁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資方會替員工向保險公司爭取最大補償，殊不知對方是一丘之貉。

在母親和姐姐的庇蔭下，小雯就像一般孩子一樣無憂地長大。有時阿怡覺得自己好像太寵妹妹，但只要看到小雯天真的笑臉，她又覺得姐姐寵妹妹是天經地義的事。小雯偶爾頑皮耍性子，惹得阿怡板起臉孔責罵她，但每當阿怡急得哭出來——畢竟她只是個中學生——小雯便會反過來哄姐姐，噘著嘴摸著阿怡的臉龐親昵地說「姐姐別哭」。有時周綺蓁深夜下班回家，會看到兩個女兒吵嘴后和好抱著一起睡的樣子。

阿怡覺得，小雯因母親病逝所受的打擊，比當年自己失去父親更大。阿怡本來就不愛說話，但小雯一向開朗，在母親離世后變得話少內向，反差尤其明顯，跟以前判若兩人。阿怡還記得以往一家人快快樂樂吃晚飯的情形，小雯總愛在餐桌上談學校生活，諸如哪位老師在早會說錯話出糗、班長嚮導師打了什麼小報告、班上流行什麼無聊占卜話題，說得口沫橫飛。那些愉快的片段，恍如隔世之遙，如今小雯在餐桌上只低頭默默地扒飯，如果阿怡不主動打開話匣子，小雯會在吃完飯後吐出一句「我吃飽了」便離開座位，再縮回自己的「房間」面無表情地滑手機。自從阿怡外出工作后，周綺蓁改動了傢具位置，利用柜子和書架分隔出兩個小小的空間，好讓女兒們有一點隱私。

可是，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這些機會。

區輝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財務，不至於像牛哥口中那麼糟糕，雖然那也不是謊話，因為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兩筆壞賬，就能動搖根基，在毫無先兆下倒閉並不稀奇。為了保障工人權益，以及防止因為大額意外賠償拖垮公司，法例規定所有公司必須為員工購買保險，由保險公司承擔相關的風險，即使有員工受傷或殉職，也不會影響該公司的財務狀況。

阿怡如此想。她不想逼妹妹改變，尤其小雯正值十四歲的尷尬年齡，阿怡理解到硬要這個年紀的孩子克服內心的悲傷只會適得其反。阿怡深信，不久小雯便會走出陰霾。

「我知道我現在的收入只比綜援金額多一點，https://read.99csw.com假如我辭職拿綜援，便可以全心投入照顧雅怡和雅雯。可是，你叫我以後如何教導她們要當個有承擔、有責任感的人？」

牛哥是區輝在公司的前輩，跟周綺蓁見過幾次面，所以宇海起卸運輸姓鄧的老闆吩咐他當中間人，跟周綺蓁「洽談」。根據他的說法，公司雖然有替區輝購買勞工保險，但保險公司委託公證行調查意外后，認為保險並不適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區輝在發生意外時已過了他的輪班時間，亦無法證明他當時駕駛鏟車是履行職務；此外，墜海的鏟車經過檢驗證實沒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區輝在駕駛時因為「個人健康問題」失去知覺、導致意外的可能。

「怡，你難得有機會升預科，就不要放棄。錢你不用擔心，我頂多多接一份兼職……」

因為家境清貧，區輝和周綺蓁都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幫補家計，兩人未成年便投身社會工作。區輝在貨倉當倉務工人，而周綺蓁在茶樓當侍應生，雖然每天為生活奔波，但他們沒有抱怨，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區輝與周綺蓁相戀，已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他們於1989年趕及在周綺蓁的父親因病去世前完婚，算是圓了長輩一個心愿。

周綺蓁就是如此一位樂天知命的婦女。對妻子的說法，區輝搔搔頭，找不到反駁的理由，雖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學后，還是得讓她們有自己的房間，他聽聞這有助小孩獨立成長。

周綺蓁和區輝婚後三年，誕下一個女嬰。周綺蓁的父親肚裏有多少墨水，離世前留下遺言，說將來孫子出生，男的要叫「頌朗」，女的便叫「雅怡」。「雅」有高尚、美好之意，而「怡」則代表了和悅快樂。區輝一家三口租住土瓜灣一棟舊樓的小單位，生活上捉襟見肘，但尚算窮得快樂。區輝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妻女的笑靨，便覺得別無所求。周綺蓁持家有道，阿怡文靜乖巧，區輝一心為家庭多賺幾分錢，好讓孩子他日念大學，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樣，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區輝和周綺蓁都知道，彼一時，此一時，香港社會愈來愈看重學歷，七八十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但往後的日子可不能用過去同一把尺來量度。

結果比起醫生的估計，周綺蓁更早離世。兩個月後，她因為血鈣濃度過高引起併發症，腎衰竭和心臟病發死亡。

阿怡的父母生於上世紀60年代，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自1946年內戰開始，每月有許多人從內地湧進香港。阿怡的祖父母是從廣州來港的，當時香港社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對來港者幾乎來者不拒，於是他們落地生根，獲得居留權成為香港居民。縱使得到留港的資格，這些「新香港人」的生活大都相當艱苦，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工時長、薪水低，居住環境更是惡劣；然而那時候香港正值經濟起飛，所以只要吃得了苦，仍有改善生活的機會，有些人更能乘著浪潮，白手興家，躋身成功人士之列。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區輝在奐華樓前方空地的一張長椅上聊著，「令愛叫『雅怡』，我們沿用『雅』這個字，而『雯』就是有花紋的雲彩。」

「區雅雯……真是動聽的名字啊。還好有黃老師你在，我這個老粗抓破腦袋也想不出這麼漂亮的名字啦。」

阿怡失去父親時只有十二歲，而小雯更只有四歲。

牛哥將支票遞給周綺蓁時，周綺蓁的手一直在發抖。那句「追究損毀鏟車的責任」令她氣憤得快要哭出來，可是她知道牛哥為人耿直，只是轉述所聞，把脾氣發泄在對方身上並無好處。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區輝三個月薪水，對區家面臨的財務困境，九*九*藏*書不過是杯水車薪，沒有什麼幫助。

——先給她一點時間吧。

「也不過多兩年罷了，我聽說大學有什麼資助計劃，到時學費就不成問題吧？」

「他們的說法是，搞不好阿輝下班后貪方便，開鏟車代步，經過Q31區時隱疾發作，令鏟車掉進海里……我甚至聽到有人說要追究損毀鏟車的責任。不過老闆說，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輝在公司沒功勞也有苦勞，即使保險公司不賠也得做點什麼。這筆『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價碼是小了點，希望嫂子勉為其難收下它吧。」

「阿輝的保險……似乎過不了公證行一關。」

「周女士不是因為跌倒而骨折，而是反過來因為骨折而跌倒的，」主診醫生對阿怡說，「我懷疑她患上多發性骨髓瘤，要再做詳細的檢查。」

然而區輝沒料到，他根本沒機會看到兩個孩子上中學。

「怡，答應我，你要堅強一點。雯雯是個纖細的孩子，以後便得由你照顧了。」

「牛哥，阿輝替你們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門，晚上回來時孩子都睡了，兩個女兒也沒機會跟他多見幾面，如今他出了事，我們孤兒寡婦無依無靠，公司卻只能拿出這丁點錢？」

而這一切，要從區家多年的不幸談起。

按道理，區輝因公殉職，遺屬應該可以依勞工法例獲得六十個月薪金的賠償，這樣周綺蓁一家三口還可以利用這筆保險金撐幾年。可是區家的噩運再度降臨，彷彿區輝離世只是一連串不幸的開始。

「不，大學雖然有學費借貸，但畢業出來工作，那筆錢還得要還的。今天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不高，更別說我念文科，可以選擇的職業就更少，到時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每月要還錢，餘下能給你的家用就更少了。而且我升學的話，未來五年家裡還是只有你一份收入，五年後大學畢業，扣掉還款后我能給你的也不多，搞不好你還要再撐五六年。媽，你今年四十了，難道你要繼續這樣瞎忙到五十歲嗎？」

2004年，區輝遇上嚴重工業意外身亡，終年四十歲。

在母親的葬禮上，阿怡忍住了眼淚。這一刻她完全體會了母親送別父親的心情——即使再哀傷，即使再悲慟，她都要堅強地撐住，因為往後小雯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嫂子，我不是不想幫忙，但公司只能付這個數目。」

2004年7月一個下著毛毛雨的黃昏，葵涌四號貨櫃碼頭的主管發現有一輛鏟車不見了。他向工人們查問后，發覺失蹤的不止鏟車，還有一名拉纜員。在一眾工人和警衛搜索下，一位六十歲的吊機操作員說看到區輝駕著鏟車經過Q31區后沒回來，於是主管帶人到該區尋找。他們在岸邊一個系纜墩上發現異樣——系纜墩左方有明顯的刮痕，旁邊地上有黃色的塑膠碎片。工人們一看便認得，那些碎片來自碼頭的鏟車。

阿怡沒想到母親會患上絕症。在阿怡眼中，周綺蓁就像《百年孤獨》里老布恩迪亞的妻子伊瓜蘭一樣堅強，即使活不到一百多歲，也一定會成為一位壯健的老人家，看著子孫長大獨立。當她細心察看病榻上的母親時，她才驚覺年近五十的母親不再年輕，多年的操勞將身體磨蝕掉，眼角的皺紋就像枯乾樹皮上的龜裂一樣深刻。她握著母親的手默默流淚，可是周綺蓁卻表現得泰然自若。

的確，小雯在母親病逝半年後漸漸回復昔日的神情，阿怡也看到妹妹偶爾露出笑容，只是她們沒想到，家族的不幸並沒有因為母親離世而終止，命運將她們導引至更嚴苛的處境之中。

周綺蓁回答鄰居時都不動氣，笑眯眯地反駁對方的建議會為小孩立壞榜樣。

深愛的丈夫猝逝，周綺蓁肝腸寸斷，但她沒有讓自https://read.99csw.com己陷入哀傷之中，因為她知道兩個女兒以後只能依靠這位母親。

周綺蓁對阿怡的話反應不來。她不知道阿怡為了說服自己，這番話已演練了快兩年，她當然無反駁的餘地。

「不，不，那才不好……」

因為這樣會影響公司的「信用額」。

「媽，相信我，一切都是值得的。」

「……區雅怡小姐，您『真的』認為您妹妹不是自殺的嗎？」

周綺蓁為了照顧家庭，生孩子后已沒有全職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賺點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經濟支柱，又沒有足夠的賠償金應付生活開支，周綺蓁只好母兼父職，重操故業，回到茶樓當侍應生。可是十年過去，物價飛騰，工資卻跟十年前沒分別。眼見月薪不夠自己和女兒糊口，她只好另找兼職，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6點下班后，睡不夠五個鐘頭又要到茶樓工作。

「怡，別哭。還好你堅持中五畢業便工作，我現在走，至少不用擔心你們兩姐妹吃得飽不飽，穿得暖不暖……」

區輝循老先生指示，抬頭一看，夕陽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不少鄰居勸周綺蓁辭職，申領綜援，可是周綺蓁一口拒絕。香港社會福利署有一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讓有經濟困難的家庭申領救濟金，並且會依家庭狀況提供補助金及特別津貼。

當阿怡六歲時，區輝更獲得幸運之神眷顧——他們一家輪候多年的公屋終於有迴音。

1976年2月，筲箕灣愛秩序灣木屋區發生大火，上千間木屋遭焚毀，令三千多人無家可歸。阿怡的祖父母都在這場大火中喪命，他們遺下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亦即是阿怡的父親區輝。區輝在香港沒有其他親人，結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災中失去了妻子的鄰居。這位鄰居有一個七歲的獨生女，女孩名字叫周綺蓁，她便是阿怡的母親。

跟阿怡相比，小雯的成長卻似乎沒有受父親早逝影響。

經過1997年的金融風暴，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發，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不少企業老闆為了省減營運成本，將業務外判，或以合約形式招聘員工，逃避資方應負的責任。大企業以低價聘用小公司負責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從中取利，將作業再分拆外判給更小型的公司，由於這種層壓式的雇傭關係，勞工的薪水被大幅削減，可是由於不景氣，工人們害怕飯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剝削。區輝輾轉在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搶奪有限的職位空缺，可幸他在貨倉就職多年，考取了俗稱「鏟車」的叉式起重車的駕駛執照，這正是他的求職利器。除了物流業要聘用懂駕駛和操作鏟車的司機，貨櫃碼頭亦有同樣的需求，不過鏟車司機的工作不是搬運貨物，而是「拉纜」。在大型貨櫃碼頭，泊岸貨輪的纜繩既粗且重，無法用人手牽拉固定在系纜墩上，必須使用鏟車代勞。為了增加收入，區輝身兼兩職，不但在九龍灣的貨倉負責搬運貨物，更在葵涌貨櫃碼頭當「拉纜員」。他想趁自己還有氣力時多賺點錢，畢竟年紀愈大身體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幾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香港的榮景，就是建立在被犧牲的草根階層之上。大企業剝削小企業，小企業剝削工人，在老闆們眼中，商業利益比個別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點利潤不過占這些老闆們財產的萬分之一。

因為區家變成四人家庭，奐華樓的單位就顯得略微狹窄。奐華樓的單位是為了二至三人家庭設計，室內沒有房間間隔，如今人數增加，區輝可以申請換屋，搬到大一點的房子。不過，房屋署回復說房屋供應緊張，無法在樂華邨甚至原區找到適合四人居住的九九藏書單位，如果要搬的話，只能選擇大埔或元朗。區輝跟妻子商量，周綺蓁笑著說：「我們在這兒住慣了，搬到老遠的話，你上班麻煩，雅怡又要轉校，划不來。我們這兒再擠也不及我們當年在木屋區那麼擠吧？」

不過阿怡沒有不滿，即使職位低微，她的月薪也差不多有一萬塊，這大大改善了區家的環境，周綺蓁亦能辭去兼職，減輕壓在身上多年的重擔。雖然周綺蓁仍到茶樓上班，但留在家中的時間較長，而照顧念小四的小雯的責任，便漸漸從阿怡轉回母親周綺蓁身上。圖書館的工作是輪班制，阿怡在家的時間不定，跟妹妹的相處時間變短，起初小雯還經常抓住一臉倦容、剛下班回家的姐姐談天說地，可是後來她似乎接受了姐姐工作忙碌的事實，不再那麼黏人。阿怡一家的生活逐漸變得正常，她和周綺蓁不用再為財務和家庭責任煩心，她們似乎苦盡甘來，失控多年的生活終於回到正軌。

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對的生活難題。政府雖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讓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為供不應求，申請者可能要等上好幾年才獲得接納。區輝在1998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們獲分配觀塘樂華邨奐華樓的一個單位。這對區家來說是一場及時雨，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區輝就職的公司大幅裁員，而區輝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闆介紹他到另一間公司工作，薪水卻大不如前，他正為阿怡上小學的學費與雜費發愁，房屋署的來信簡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來，區家只要省吃儉用，還能夠多存一點錢，以應付日後所需。

「為什麼要宇海老闆出這筆錢？阿輝不是有什麼勞工保險的嗎？錢該由保險公司付啊？」

雖然阿怡打的是政府工，她卻不是公務員，沒有公務員特有的福利。香港政府為了節省開支，一如其他私人企業，捨棄聘用長期員工，改以合約形式招請職員——合約通常為期一至兩年，完結后員工便自動解聘，資方不用考慮裁員帶來的麻煩與虧損，遇上不景氣時便讓員工「自然流失」，好景時則跟員工續約，控制權在僱主手上。事實上，政府也有將部分工作外判給私營公司，所以在公共圖書館里工作的人，可能只是某小公司的兼職員工，而他們的待遇比合約僱員更差。阿怡就職後知道這情況，不由得想起父親的不幸遭遇，在圖書館的一些老保安員身上，彷彿看到當年父親的影子。

就像是先人庇佑，之後數年，區家似乎擺脫了厄運。

周綺蓁隱約覺得，牛哥接了一樁苦差，老闆似乎隱瞞了什麼，可是她沒想到如何為自己和女兒爭取權利，最後只好接過支票，向牛哥道謝。

而這些言行被阿怡一一看在眼底下。

「多發性什麼？」阿怡聽到這個陌生的詞語，感到異常錯愕。

去年3月，周綺蓁在茶樓的梯間絆倒，右腿股骨骨折。阿怡接到通知后焦急地向上司請假，匆匆趕到醫院，而她沒想到，在醫院等著她的，是更駭人的噩耗。

阿怡很清楚，縱使她不想承認，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尋死。畢竟小雯在過去半年所受的壓力，已超出了一個十五歲女孩能承受的範圍。

——令妹是自殺的。

「媽，我出來工作，多一份收入，你便可以輕鬆點了。」

「唉，嫂子，公司環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結業，到時連這筆錢也付不出來啊。」

主管慌忙報警，在消防隊潛水員花了半個小時搜索后，證實了工人們不安的猜想。區輝出了意外，連人帶車掉進海里，身體卡在車架與起重叉之間，而車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當碼頭工人使用吊機將沾滿淤泥的鏟車吊上水面時，區輝九_九_藏_書已回天乏術。

可是安穩的歲月在阿怡開始工作后第五年終止了。

「媽！別說了，你再這樣操勞，遲早熬出病來。過去兩年為了我的學費你已經很辛苦，我可不能讓你再為我未來的學費費心啊。」

面對父親離去，剛升上中學的阿怡受到很大的打擊。區輝曾答應過女兒，說趁著阿怡小學畢業后的暑假一家到澳門玩三天，沒料到來不及兌現承諾便撒手人寰。阿怡本來就是個內向的孩子，經歷了生離死別變得更沉默寡言。不過她並非悲觀消極，母親樹立的榜樣令她了解到即使現實再殘酷也得正直堅強地活下去。因為周綺蓁每天忙於工作，家事就由阿怡一手包辦，諸如打掃清潔、買菜煮飯，以至照顧四歲的妹妹起居飲食。才不過十二三歲，阿怡已懂得照顧家庭，甚至曉得如何省錢，以有限的家用維持生活所需。阿怡每天下課後不得不拒絕同學的邀請，缺席課外活動，久而久之，她跟同學們的關係愈趨疏離，甚至被視作孤僻的怪人，但她毫不在意——她比同齡的孩子成熟，知道自己的責任。

「多發性骨髓瘤……血癌的一種。」

對周綺蓁來說，死亡並不可怕，尤其她知道丈夫在彼岸正等著她。她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兩個女兒。

周綺蓁最後同意了阿怡的想法，畢竟客觀而言，阿怡的話很有道理。不過，周綺蓁心裏很難受，覺得自己很不中用，要大女兒為小女兒犧牲前途。

「可是，我現在就職的話，一切便不同了。」阿怡繼續說，「一來我不用等五年便能收到第一份薪水，幫忙解決日常開支，二來我不用欠政府一筆學費，三來，我能趁年輕累積工作經驗。而最重要的是，只要我們好好工作，到小雯中學畢業時，我們應該已有一筆儲蓄，小雯便不用面對我今天的煩惱，可以全心全意念書，甚至到外國留學也無問題。」

當阿怡在沙田富山公眾殮房聽到警察說出這句時，她不由得激動地爭辯，口齒不清地吐出「不可能」「你們根本沒好好調查」「小雯才不會自殺」之類的話。負責案件的程警長是個年約五十、髮鬢帶點花白的瘦削大叔，雖然外貌帶點痞子氣，眼神卻透露了他老實人的本性。面對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應，他倒能平心靜氣，以低沉穩重的聲線安撫對方，並說出令阿怡無法反駁的話。

阿怡中五畢業時已做好出路打算。因為要看家和照顧妹妹，阿怡只能以閱讀作為消遣，而由於家貧，她看過的書籍大都是從圖書館借閱的。基於這個背景，她很希望能在圖書館就職，而結果亦遂其所願，她成功申請到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在銅鑼灣東部的香港中央圖書館上班，成為康文署的合約僱員。康文署全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統籌香港的康樂體育及文化藝術相關的活動和服務，包括管理公共圖書館。

搬進樂華邨兩年後，周綺蓁再次懷孕，為區家多添一位成員。區輝二度當爸自然喜不自勝，而阿怡亦漸漸懂事，知道自己當了姐姐，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擔。由於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名字，區輝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兒取名，於是他向鄰居一位退休老師請教。

在小雯身上，阿怡看到十年前的自己。那個失去父親、眼神空洞彷徨的自己。

兩天後，阿怡在充滿恐懼的等待中，得悉了診斷報告。周綺蓁患了癌症，而且已是末期。多發性骨髓瘤是一種免疫系統疾病，由於漿細胞異變，產生骨髓癌細胞，在身體多處的骨頭裡形成癌組織。如果發現得早，患者可以存活五年以上，也有病發后成功治療活十年以上的病例；可是周綺蓁的病況已是末期，化學治療和移植造血幹細胞等等也不會有效。醫生估計，阿怡和小雯的母親只有不到半年的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