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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變成了監獄

假如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變成了監獄

甘地指出,實際上有三種預測,每種都有自己的長處和不足,但都很少被提及,它們分別是:統計預測,基於群組行為與個體行為的比較;「回憶」預測,基於人過去的行為;臨床預測,基於專家對於個體行為的評估。
綜上所述,問題不是簡單的信息發布,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我們必須提供一些信息以獲得我們需要的信息。相反,問題在於信息會傳播給未知的各方,並被用作未知的、計劃之外的用途,由此帶來不可預見後果。這個問題很複雜,因為我們做不到在不喪失基本的商品和服務的情況下,從全景分類的參与中全身而退。
在這些系統中,每個人都被要求攜帶一張可能包含大量個人信息的卡片,這些信息包括持有者的健康狀況、財務狀況、身體狀況、住所,等等。此外,卡片的內存可以用來保存最近的交易信息,比如最近的N次購買或N筆銀行交易。這張卡還可以通過編程來實時識別持有者,用某種生物特徵分析,比如用語音識別或指紋識別,來代替個人識別號碼。
分類從來都不是價值中立的:它總是包含一個評估,一種比較分類的形式。使人「黑」的原因往往更多的是政治學問題,而非遺傳學或其他科學問題。在納粹德國,人們認為,任何至少有一個猶太裔祖父母的人都是猶太人。在這種分類下,「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收入界限就非常隨意,而且通常反映了分類者的價值體系:思考一下「中產階級減稅」這個短語和它的使用方式。即使那些看似客觀的分類,例如醫療診斷,也要受制於變化無常的時間和文化的影響:思考一下女性「癔病」或同性戀精神病學評價的變化。統計技術無法考慮到這些變化。
密鑰本身可以署名。一個人的密鑰可以擁有許多他人的署名。實際上,這些人證明了這個密鑰屬於這個人。反過來,他們也可以讓這個人在他們的密鑰上署名。結果就是所謂的「信任網」,我可能不直接知道某個密鑰的持有者,但我可以知道什麼人認識他或什麼人知道認識他的人。
利用現金當救生索並不新奇。在當今社會,那些被排除在社會利益之外的人最有可能訴諸現金。在許多情況下,現金是他們唯一的救生索——難以獲得信貸,無法證明自己足以負擔得起支票,他們必須經常使用現金,因為將工資和政府支票兌換成現金的時候花掉了高昂的費用。這樣做時,他們不會創建交易記錄,也不會「建立信用」。從消極意義上來講,這可以被視為一個過程,使窮人(或不良信用的人、宣布破產的人,等等)無法享受其他人可以享受的許多服務。從積極意義上來講,它可以被看作一種讓人擺脫全景分類的方式。數字現金將使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全景分類。
全景分類的基本要素是交易。出於這種分類的目的,當某些交換被用於商品或服務時,人們便只存在於離散的交互中。典型的交易是應用程序,在那裡,人們交流詳細信息以換取潛在的訪問機會(工作職位、醫療護理,等等)。人們通常不允許在交易中隱瞞信息。例如,信用卡申請(即使是所謂預先批准的)只有在申請人提供社會安全號碼(SSN)之後才會被受理。同樣,如果兩歲以上孩子的名字出現在了任何銀行賬戶或有形資產上,那麼政府也會要求他們擁有SSN。
任何一個對付過頑固的官僚機構或不屈服於企業「服務」的人都了解,這一過程有多不人道。分類基於特定的測量,未測量的差異(如個體差異)並不存在於全景分類的目的中。在個體層面上,我們可能會認為,無論有關任意一群人的預測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如何,它們都沒有考慮到我們的個人行為。但是一旦這些小組的分類完成,我們就不再被當作個體對待了。相反,我們變成了「福利母親」或「老年研究生」,並被期望與這種類型相符。有趣的是,人們似乎渴望把這些標籤分配給自己,也許這是他們的一種社群意識——要成為可識別組織的一部分。許多組織使用這種自我認同來重新獲得一種歷史感(例如,美國黑人的經歷)或維護對術語的控制權(例如,同性戀者重拾了「queer」這個詞)。
公鑰加密的第二個含義是,人們可以生成唯一的簽名。特別是給定一個文檔和一個私鑰,作者就可以生成一個不可偽造且不可否認的簽名(一組數字)。換言之,沒有其他的密鑰能生成這個簽名,並且,對消息的任何更改都會生成一個不同的簽名。因此,可以很容易地檢測到篡改和偽造。驗證很簡單,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訪問作者的公鑰完成驗證,而公鑰是可以自由散布的。
· 出生證明
但是從全景分類的角度來看,這無關緊要。例如,相對於強制那些可能違約或已經違約的人,關注最優效率似乎可以更有效地防止違約。

技術和市場

然而,通過擁有一個與自己沒有聯繫的值得信賴的標誌,我打破了全景分類的一種基本聯繫:一個人與其身份之間的聯繫。這本身並不一定是對全景分類的重大破壞,但它確實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畢竟,隱私是一個由社會時間和地點以及法律歷史所構成的概念。現代意義上的隱私可以追溯到1890年發表的一篇法律評論文章,作者是塞繆爾·D.沃倫和路易斯·D.布蘭代斯,題為《隱私權》。在未來,我們可能會把隱私重新認識為與信息不太相關的一種東西。也許,隱私將意味著保護我們每時每刻的想法,不讓他人知道的一種能力。
· 這個家庭有資格獲得糧票嗎?
加密隱私九*九*藏*書
· 社會保障卡
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關係鏈會很長,但它被一條理論所限制,世界上所有人之間的關係鏈都不超過六個人。此外,我們可以想象,像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知名機構將會建立起密鑰簽名當局。由於這些機構必須在許可人們進入前驗證其個人身份,因此他們可以反過來通過在他們的密鑰上簽名來證明這些人的身份。這就複製了今天的識別結構,其中的代理人接受特定的標誌,因為他們相信發行這些標誌的機構已經做了必要的工作來確定持有標誌的人確實是指定的人。
全景分類的運作需要三個步驟:識別、分類、評估。識別涉及交易時的人與現有信息檔案(如信用或病史)的聯繫。全景分類不僅要求我們提交越來越詳細的身份驗證,而且要求潛在的第三方參与,以擔保我們的身份。也就是說,當我們開支票的時候,我們的信用卡公司為我們擔保;當我們喝酒的時候,車管局為我們擔保。識別過程基於完全不信任。
正如甘地所描述的:「全景分類是我分配給複雜技術的名稱,包括收集、處理以及分享個人和團體的信息,這些信息由個人和團體作為公民、僱員、消費者的日常生活產生,用來協調和控制他們對商品和服務的訪問,以定義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全景分類是一種廣泛應用的紀律監督系統,但仍在繼續擴大其覆蓋範圍。」
然而,在網路上公開發言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條件是,它可以憑藉一個電子地址識別出一個人的發言。的確,這個地址也可以隱藏,密碼朋克們已經建立了網路匿名重郵器,允許人們匿名發電子郵件、發帖子。我們可以想象,這個網路將在未來發展到允許匿名傳輸各種信息。相反,在一些情況下,識別發言者並得到可信的結果很重要,這些網路可以拒絕傳輸那些沒有被正確密鑰驗證的信息。在諸如公共官員的聲明這類情況下,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有人可能會說,要解決這些公司收集信息所造成的問題,消除全景分類的普遍悲劇,一個簡單方案就是控制與自己有關的信息的發布。事實上,甘地論述了美國人越來越不願意參与市場調查和民意調查,以及他們對於官方統計數據收集工作(如美國人口普查)的抵觸。甘地指出,儘管人們對於隱私問題的意識不斷增強,但是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和潛在的解決方案(如政府監管),則與他們在全景分類中的組織的權力有關。一般來說,人們相信他們擁有的權力越大,所擔心的就越少(雖然這可能被個人對於全景分類的直接經歷所改變,特別是負面經歷)。
無論我們的權力關係如何,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為了完成商業交易,我們必須放棄信息。這在信貸或貸款過程中尤為明顯,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從填寫申請表開始,其中會要求特定的、通常是非常私人的信息。人們可能反對收集這樣的個人信息。然而,甘地指出,企業經常有對其交易對象信息的合法需求,而對於此我們可能都會同意。然而,放棄這些信息的結果可能會超出預期。即使在看似最微不足道的交互中,這也可能是真實的。
為了進行如上文所述的鑒別,決策者需要完整的信息。因此,「全景」或者說「全視」這個詞語便誕生了。這個詞語來自19世紀英國監獄改革者傑里米·邊沁。邊沁提出以所謂的「圓形監獄」的形式構建監獄。在這個模型中,囚犯會被關在呈圓環排列的玻璃門牢房裡。圓環的中心是警衛塔。對邊沁的設計而言,很重要的一點是,囚犯彼此隔絕,看不到對方,也看不到警衛。然而,塔中的警衛可以看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卻不知道自己正處於監視當中。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互聯網本身:它最初被設想為研究人員交流科學信息的網路,後來變成了主要的快速通信媒介和建立非地理社區的一種手段。然而,儘管街道有自己的用途,但人們通常必須經過重新塑造才能適應這項技術。如果我們之前習慣於接受持續的廣告轟炸,那麼關於廣告客戶認知和侵擾可接受程度的爭論就不會發生。這種對人的精細改造也是全景分類過程的一部分。
可悲的是,這種情況似乎越來越不可能發生。雖然網路提供了一個潛在的交流和意識增進對話的媒介,但事實證明,它無法對非單一問題做出有組織的反應,如在電子前沿基金會的網站上發現的警報。儘管網路是世界範圍的,但對網路最有效的利用是用於解決城鎮或地方層面問題和對話聯絡的社區網路。

評估基於預測,今天的事件表明預測技術已經擴展到了更模糊的領域。例如,O.J.辛普森一案的辯護律師獲取了潛在陪審員的詳細資料,並利用這些資料來「預測」哪些人更有可能投有九九藏書罪票。當然,辯護律師會蠻橫地阻止這些人加入陪審團。
這種情況的後果應該不會很明顯。請記住,全景分類並非是加速前進;相反,它利用人們去做看起來符合每個人最佳資本利益的事情的願望,以謹慎的增量前進。未來會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的子孫一邊聽著我們講述「舊日子」的故事,一邊愉快地搖著頭。
評估是一種測量偏差或變化的過程,它是由已經制定的分類統計規範來衡量的。評估是一種規避風險的程序,公司在將可能的商品和服務提供給參与交易的人時存在潛在的風險,評估就是指公司試圖限制其中風險的手段。評估還包括對可能被系統排除或特殊處理的所有人群的描述。評估涉及基於概率、機會減少和損失預防的計算。
· 駕照
分類是「基於識別的信息,將個體分配給概念上的群組」。從根本上來講,分類是控制。因為獲取每個人完整的詳細信息是不可能的,公司會使用越來越小的「桶」或組群來對人們進行分類。人們的主張是,某些可辨別的信息,如收入、子女數量、婚姻狀況等可以對人們進行分類,例如,「年輕、處於事業上升期」的人(最初的分類導致「雅皮士」這個詞成了公共話語)。一旦人們被分配到這樣的組群中,他們的行為就可以通過適用於整個組群的統計技術預測了。
喬姆的數字現金公司已經在荷蘭成立。然而,它的大多數供應商和用戶都在美國。這就為政府帶來了一個最麻煩的後果。如上所述,在歷史上,公司非常願意通過搬家(「轉移到海外」)來為自己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如果數字現金被廣泛接受,該國的消費交易轉變為電子形式,那麼政府可能很難接受一個諸如DigiCash這樣的匿名系統。目前,在線意味著全景分類更容易獲取信息。信用記錄、電子支付等都攜帶著關鍵的辨識信息。數字現金則不然。實際上,它是一種幾乎看不見的經濟,它可能意味著政府監控和徵稅能力的終結。
這一過程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不再認可它。當我們見證互聯網轉變成營銷媒介和商業交易中心時,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過程已經走了多遠。甘地就此引用了現代分析師大衛·洛夫金的觀點:因此,一種簡單的食物,如土豆變成了炸薯球,它就不再是明顯的食物,它包含了不明的營養價值。很明顯,每一個看起來都和其他的一樣,卻擁有了全新的身份。麥當勞的市場和生產是一致的……要理解快餐這種純粹的技術現象,你必須看一看牆壁,注意食物的圖片。人們買了圖片,它永遠不會餵養你,但它會永遠讓客戶再次光臨。的確,完全相同的完美漢堡,在實驗室中設計,在計算機中烹飪。

結果

甘地指出,全景分類的運作原理本質上也是如此:作為消費者,我們的生活隨時隨地都會被監管人員以一些秘而不宣的目的要求開放審查。我們是原子化的單元——被當作無法採取集體行動的個體消費者對待。與此同時,我們也被阻止去了解那些觀察我們的公司。
現在的艾倫·維塞爾布拉特博士曾經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軟體代理組的研究員。他目前回到了商界,供職於一家小型軟體公司。這篇文章作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
我們已經描述了兩種可能的結果,提供了可能性譜線的兩個端點。在一種極端情況下,沒有任何變化,我們慢慢地陷入信息的「圓形監獄」中。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一切都在改變,我們建立了技術壁壘來保護自己。在現實中,未來可能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政府可能會採取一些措施來保護個人隱私。企業可能會意識到,持續入侵併非它們的最佳利益,並對自身行為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
這種控制的目標是最優效率,也可以說成是商業利潤最大化。這種技術並不是特別新穎,但是網路時代的技術將前所未有的控制延伸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巨大的延伸本身是不可取的,因為它與我們現代的隱私觀念相衝突。
然而,甘地指出,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值得提出,即為什麼我們必須首先進行這場辯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考慮技術與市場營銷和整個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的關係。技術不是中立的,它是由利益相關方進一步引入的,反過來,它具有隻能被模糊預見的漣漪效應。
全景分類也有助於延伸到前所未有的遠距離控制。儘管今天所涉及的方法和技術已有先例,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的開端,但是現在和近未來的NII所用的技術將控制距離延伸到了全球範圍。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不僅是我們的工作場所,連我們的住所也被入侵了。我們的住所和工作之間的交通,以及我們的假期也面臨著侵擾。這一章的一部分是在飛機上寫的,飛機乘務員宣布:「你的噩夢成真了,現在可以說你在飛行中了。」大概我們相信,這些呼叫的內容不會像早期電報被西部聯盟電報公司讀取一樣,被捕獲並分析為他人牟利。
這種情況可以被看作動量或慣性的結果,而不是任何特定因素的影響。如上所述,全景分類是(理性的)個體行動者都致力於進一步增進自認的最佳利益和最有效操作的結果。
全景分類最容易理解的(但至少是有害的)一個結果是,市場營銷的日益普遍和干擾。隨著商品和服務在資本主義文化中不斷擴散,供應商必須做出越來越多的努力,以使他們的特定產品受到潛在客戶的關注。
在未來的版本中,商業效率至關重要。所有其他的需求都被包含在擁有最成功的競爭資本主義結構的願望中。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不需https://read•99csw•com要制定新的政策來實現這一設想,它並不依賴於任何特定的新技術進步。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我們繼續像今天這樣做決定,繼續將當前的技術進步延伸到更多的社會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太大的變化:公司繼續遷移到政府監管越來越薄弱的地方(無論是真實的和電子的)。被媒體麻痹的消費者對於他們不理解的權利的慢性侵蝕漠不關心,默許這個過程進行。政府甚至可能唆使這個過程,正如他們追捕布魯斯·斯特林所描述的「現代天啟四騎士」:恐怖分子、兒童色情從業者、毒品交易、黑手黨。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美國,對每一場公共悲劇或威脅的回應似乎都在呼籲公民放棄更多的權利。最近,我們看到這樣的呼籲是為了回應恐怖主義炸彈襲擊,以及回應互聯網上可能出現的色情內容。
企業也必須改變它們與客戶的接觸模式。目前,企業感到有必要將自己的信息「推送」給潛在客戶。要想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們需要更詳細的全景分類。然而,如果這些信息不可用,企業就不得不採用增加「店面」的方法,在這裏他們只能彰顯自己的存在,宣傳一下商品類型,並等待潛在客戶的光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模式已經在萬維網上實踐過了。
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被三位數學家解決了:羅納德·李維斯特、阿迪·薩莫爾、倫納德·阿德曼。他們申請了一項技術,把k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公有的,另一部分是私有的。與這些密鑰相關聯的函數的構造方法是,我如果有某人的公鑰和Y,我仍然無法得到原始消息。只有私鑰的所有者才能解密信息。RSA演算法最著名的實現是菲爾·齊默爾曼的PGP程序。在這種情況下,我將把PGP用作公鑰加密的同義詞。
特別感謝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敘事智慧閱讀小組,他們對甘地書中的材料進行了有益的討論。布拉德·羅茲對本文提供了有益的意見。
如果這個概念看起來很奇怪,請回想一下裁縫的例子。在一個真正網路化的國家,似乎有理由認為任何能夠交流信息的實體都會這樣做。公司追求效率的努力將為我們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這些產品都是量身定製的,能夠及時滿足一些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需求。
這一章簡要描述了一種普遍的控制實踐——全景分類。這種做法不是任何個人或集團的陰謀;相反,這是一場信息共享的悲劇,每個人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工作,其結果卻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不悅。全景分類通過塑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期望,以及我們對於社會和彼此的反應來控制我們。
對於加密隱私而言,它最重要的方面同樣也是最需要改變的方面。要讓數字現金成為日常現實,就需要重大的立法變革;賺錢的能力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最緊密掌握的權力之一。數字現金的發明者大衛·喬姆已經成立了第一家發行和兌換數字貨幣的公司。
廣告商總是在尋求提高營銷效率。目前,直銷企業給「潛在顧客」發送的郵件能有3%—4%的回報率就很成功了。這意味著,他們每聯繫到一個潛在客戶,就得打擾到其他30~50個人。預先將目標鎖定這3%—4%的人的能力是全景信息收集的主要動機。我們可能會詳細地爭論,廣告商擁有關於我們的這樣或那樣級別的信息是否可取。一方可能認為,擁有更完善的信息可以減少對我們生活的侵擾;另一方則可能認為,個人信息是個人的財產,人們應該自由選擇向什麼人發布希么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情況下,提案的制定都是針對一個假定的問題:非法移民、福利「欺騙」、國家駕駛執照、緊急情況下的個人醫療信息獲取。解決方案總是要求我們放棄更多的隱私和個人信息。全景分類的操作者不解決系統性原因,也不理性地看這些「療法」是否比它們能解決的問題更糟糕,而只是利用廣告和與社會弊病相關的恐懼來擴大他們的影響。理性的觀察者會想知道自己的身份證信息會提供給誰,以及卡上還存儲著哪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關於全景分類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是,它不是由一些大規模的令人髮指的中央集權官僚機構造成的。相反,它是信息共享的特有悲劇,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理性的參与者都做了似乎符合自己最佳商業利益的事情,但總的結果卻是失去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在很多方面,全景分類並沒有新穎之處——它至少要追溯到早期工業時代的時間與動作研究。然而,電信技術的出現,使得我們可以對過去無法逾越的時間和距離進行控制。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這些技術,現代跨國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這些公司正是全景分類的主要代理人。
這種能力與第一種相反。我們所說的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聯繫起來,至少等同於物理簽名的作用。請記住,全景分類的最基本操作之一是識別——人們被文件記錄識別,人們被訓練攜帶並提供可識別的標誌,這些標誌揭示了私密的物理信息,如身高、體重、出生日期。PGP允許人們通過公鑰和私鑰來識別。一個人與一對密鑰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繫——如果需要的話,人們可以擁有許多密鑰對,公司也可以選擇為每個客戶生成新的密鑰對。
這個過程的下一步目前正在討論中。所涉及的技術是「智能」卡,如此命名是因為除了記錄信息(記錄在磁條或機載計算機存儲器上)的能力以外,這張卡還具備處理能力,可以更新存儲信息並進行實時計算。最近提出了幾項提案,要圍繞這種智能卡建立全國性的識別系統。
隨著大眾傳媒影響力的減弱,以及隨之減少的對觀點的同質化傾向和對當前權力結構的服從,我們可以推測,在美國政治話語中可能再度出現批判性思想意識。這樣的意識,大概類似於水門事件后所提出的觀點,可能會導致全景分類的改變或弱化。甘地在他對企業態度和政策https://read.99csw•com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企業會最敏銳地意識到公眾輿論和可能的政府監管。如果這些因素傾向於採取更嚴格的監管措施,那麼企業就會先發制人,改變自己的策略。據推測,他們認為,自願的改變既能減少負面意見,又不會比外部監管或公眾抗議嚴重。我們可能希望基於網路的政治意識能夠刺|激這種變化。
甘地指出,這一過程也起源於工業時代早期,而且事實上明顯早於廣告。他引用了技術分析師雅克·埃呂爾的觀點。埃呂爾追溯了麵包生產的機械化,他指出,小麥的一種屬性使機器很難生產出像前機器時代的烘烤麵包。實業家們並沒有調整機器,而是著手創造一種新的麵包需求。目標是高效生產(對麵包機的所有者有益),如果人們必須重塑效率的話,就必須如此。

致謝

· 這個人支付賬單的可能性有多大?
為了承認數字簽名的有效性,法律上的改變也必然會出現。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做法很可能會推進立法——在技術變革證明自己的時候,法律往往會認可它們。例如,最近允許DNA「指紋」作為證據,目前尚沒有關於DNA的聯邦法律在法庭上使用,但是,這已經變成了公認的慣例。因此,這種情況認定一系列的法律案件已經為數字簽名具備法律效力積累了必要的先例。
當我們使用互聯網時,我們常常忘記我們並不孤單。人們在網上聊天,進入可以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房間」,但是自始至終,網路的某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了。艾倫·維塞爾布拉特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釋了如何使用全景分類(他在文章中很好地定義了這個詞)把互聯網變成一種工具,實現那些完全不同於個人所看到的功能。
雖然政府不太可能放棄鑄幣的權力,但我們的經濟體制已經不再將鑄幣作為主要的交易手段了。信用卡的普及、電子資金的轉賬也是如此。美國國稅局以電子形式從公司中收取大部分稅款,大量資金在銀行和美聯儲之間進行著數字化轉移。事實上,消費者仍然使用現金僅僅表明,NII的電子資金這部分仍然沒有被鏈接到「最後一英里」,即每個人的家中。然而,隨著諸如財捷集團(Intuit)的Quicken個人財務程序鼓勵電子支付和個人稅務籌備程序鼓勵電子文件歸檔,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正如對當前形勢和相關趨勢的一切分析一樣,未來可能的發展範圍相當大。然而,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其極端結果來描述未來可能的譜線。這裡有兩種未來,它們位於可能結果的兩端:第一個是「圓形監獄」,第二個是「加密隱私」。
甘地使用了一個簡單而又引人注目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去一家裁縫店定製一條合身的褲子,在不給裁縫量尺寸的情況下完成這次交易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據這些測量,不難發現一部分人可能體重超重。如果你的裁縫想和你的健康保險公司分享這些信息,那麼後果可能是你的保險費會增加。
然而,從根本上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認為我們的社會有哪些優點。如果我們允許全景分類繼續下去,我們就會任由自己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企業效率是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不知怎的,這個想法似乎有點問題。
密碼學本身至少和尤利烏斯·愷撒一樣古老。一般來講,加密是將函數f應用在文本X上,製作密文Y的過程。相反,解密是將另一個函數g應用在Y上,重新得到X的過程。過去的一個主要問題是,f取決於密鑰k,因此,如果我們知道f,並找到了k,那麼我們就可以解密。大多數這樣的函數都是所謂的可逆函數。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使用非可逆函數,然而,非可逆函數仍然容易受到密鑰丟失的影響。
這個例子看起來可能很愚蠢:沒有哪個人的裁縫會跟他的健康保險公司談話。至少目前還沒有。但在近NII的未來,當裁縫和保險公司都「連線」的時候,保險公司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對裁縫進行電子查詢,併為那些符合特定標準的人提供激勵。而事實上,信息在被輸入裁縫的(保險公司提供的)掌上電腦後會自動傳輸。公司不僅可以將這些信息整合到自己的文件中,還可以繼續傳播,也許是傳給減肥計劃的供應商,來抵消成本。
對於生活在這種普遍控制和監視制度下的人來說,有很多後果,尤其是自我審查。已經習慣於被拒絕(服務、信用或機會)的人會很快停止索取更多。我們隨時遭受著帶有不可預知的報復手段的未知人物的監視,我們用與民主對立的方式來讓我們的言論和行動冷靜理智。這一過程在今天的美國已經有了證據。喬姆斯基一再指出,沒有在美國發現官方的審查制度,因為言論對任何掌權的人都沒有特別的威脅。
當然,信息也會被提供給我們。為了回應我們的製造需求,我們將得到五百多條穩定的飲食渠道,每一條渠道都要小心地貼上標籤,以避免冒犯任何人,就像CD和視頻遊戲被標記和評分一樣。這些評分將是全景分類的結果,購買它的人可以預先查看這些商品的記錄和分析,以便接下來送到他們家裡、汽車、辦公室的商品更接近他們的品位和價值觀。
這假設了政府政策的一系列根本性變化。目前,美國的加密政策強烈反對公鑰加密的廣泛使用。政府機構(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必須接受這樣的觀點,即公民九九藏書的談話和掌握的信息可能是政府無法獲得的。目前,政府的方法集中於託管密鑰、限制加密信息的出口(像對待武器一樣),以及在電信系統中(可能在NII中)內置竊聽功能。
這一進步對於全景分類的顛覆、對於整個政府而言都意義重大。數字現金就像實物現金一樣,有可能無法追蹤。有了數字現金,我就可以用銀行或其他發行數字貨幣的組織的擔保來支付商品和服務的費用,而不必透露任何關於我自己的信息。這直接擊中了全景分類的要害。
圓形監獄
公鑰加密最終也可能是最大的影響是數字現金。換言之,這項技術在未來被廣泛使用后,人們可以通過網路用「貨幣」買賣商品和服務,就像今天的實體貨幣一樣有效,這種數字現金就像上文提到的數字簽名一樣不可偽造,就像加密的信息一樣完全匿名。
· 這個人在她職業生涯的某個時候懷孕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們可能會本能地喜歡統計預測,因為它是「科學的」,對證明和假設的挑戰完全開放。然而,統計的意義並不經常如此清晰。事實上,例如一個人是一個群組中的成員,這個群組的成員有95%的可能在三年內買一輛新車,這並不意味著這個人也有95%的可能在三年內買車。
艾倫·維塞爾布拉特
這種通過標誌進行識別的過程繼續擴大。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損失和與常見標誌相關的偽造,新提案正在制定。迄今為止,最成功的是ATM機和借記卡。這張卡需要用戶輸入個人識別號碼(PIN),在許多情況下充當現金等價物,但是借記卡在線、實時的性質提供了絕佳的數據收集機會。銀行在ATM機和借記卡上的損失是在信用卡上的損失的三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結論

這種不信任對我們社會的滲透已經到了我們都習慣於被要求攜帶識別標誌的程度。每個標誌都是與圓形監獄交易的結果;每一個授予的標誌都是對我們向另一個信息檔案貢獻信息的舉動的回饋。常見的「記錄標誌」(甘地這樣稱呼它們)包括:
然而,無論哪種模式,很明顯,NII將成為公司與客戶之間、政府與公民之間交易的主要機制。最近的一本書,奧斯卡·甘地的《全景分類:個人信息的政治經濟學》(The Panoptic Sort:A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描繪了一種影響這些交易如何進行的新興現象。
互聯網是否是監獄尚無定論,但大公司利用互聯網(其正式名稱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願望是不可否認的。如果你懷疑公司利用每一個可能的優勢的意圖和能力,我建議你做一個快速的現實測試……而且別選擇你當地的銀行(這不是含沙射影)。

我們能做些什麼

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正在我們的屏幕上發展。但在幕後,另一項基礎設施正在發展,這一威脅可能使NII成為信息監獄,而非信息高速公路。每個人對NII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它是擁有500個頻道的消費天堂,也有人認為它是網路化的平等社區。對於NII來說,它的模型幾乎和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作家數量一樣多。
雖然希望技術為社會問題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案的想法總是危險的,但似乎我們正處於一個技術革新的邊緣,它可能會徹底改變公司與個人之間的權力關係。這種技術就是無處不在的簡易公鑰加密技術,它允許個人對個人信息進行更多的控制。這種技術及其影響正在被一群黑客、數學家、自由主義者,以及社會改革者調查、宣傳、熱議,這些人被寬泛地稱為密碼朋克。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網站的發展促使公司及其產品的圖片更加不切實際,想象我們正習慣於接受什麼樣的新產品既是一個有趣的遊戲,又是一種可怕的景象。我們目睹了網路上全景數據採集入侵的開始。站點會維護(或發布)鏈接到它們主機的信息。許多網站要求用戶「註冊」或「登錄」,這再次強化了信息採集的交易模式。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所有雅皮士都會這樣做(例如,在未來三年內購買一輛新車),然後我們又把你劃分到了這樣的一個類別,那麼我們就可以推斷出你可能會在三年內買一輛車。儘管專業的統計學家告誡人們不要把這些預測從一般水平延伸到具體水平,但是這些預測技術仍被廣泛使用。
這項技術的潛在意義是巨大的。為了描述未來場景,我們假設它已經開發完成。第一個含義是,通信可以免遭外部入侵。如上所述,全景監控最陰險的影響之一是人們開始自我審查。然而,我們如果削弱局外人監視我們發言的能力,我們就可以更自由地發表言論。當然,在公共論壇上的發言仍然是公開的,有可能受到監控。
最終,一個身份就是一個密鑰對。「任職于—麻省理工學院—艾倫—維塞爾布拉特」與「購買—麥金塔—電腦—艾倫—維塞爾布拉特」不完全是同一個人。這種區別的重要性經常會在電子郵件和新聞組帖子中的「免責聲明」中看到,寫這個的人希望人們知道他們只代表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可能會與他們的名字聯繫起來的組織。
這些活動的目的是使信息持有者能夠對被收集信息的人的行為做出預測。最終目標是能夠對公司所接觸到的所有人按照任意希望的信息類型進行分類。
他稱之為「全景分類」的這種機制,描述了一種信息收集與使用的制度,它嚴重影響了我們晚期資本主義文化中人們的隱私和機會。所謂的「全景分類」是政府,特別是公司的一套慣例,通過人們與商業系統的交易來收集他們的信息。然後這些信息被交換、整理、銷售、比較,並進行大量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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