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大驚，馬上叫御營巡檢使去擋在車前，喝問：「西來者是誰？敢爾亂行！」車上人答道：「皇后、某國太夫人和大長公主。」

蘇軾邇英進讀，第一次就講漢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說武帝厭聞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貞觀大治，而武帝之世，盜賊半天下云云。從這個講題推想，也許正為矯治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納他人意見的反抗態度而發，亦未可知。

回想《陸宣公奏議》裏面，許許多多懇切的言論，幾乎儘是蘇軾今日想對這位青年皇帝傾訴的意見。但他沒有那麼多機會，可以盡情陳說。陸贄奏議中指陳德宗的短處，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發生的缺點。然而哲宗尚未親政，蘇軾沒有事實依據，不能亂說。於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夠先把這本書熟讀深思，則不啻借了陸贄的文字，傳達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諷諫，希望哲宗能從此書獲得解悟，建立起辨別邪正的觀念、聽言納諫的態度。蘇軾自己深受陸贄思想的影響，相信它也有同樣的力量，對哲宗皇帝具有潛移默化的功效。

所謂某國太夫人者，通稱國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蘇軾進呈《陸宣公奏議》一書的動機，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顯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與太皇太後任用的舊臣間，已經築起了一座隔閡的高牆，任何一個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發生排斥，蘇軾也不例外。

他就在當日當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漢成帝郊祀，趙昭儀從在屬車間，揚雄獻賦諫諍的故事，申明自古婦女不當參与齋祠的原則，繼言今日之事，則是：

蘇軾既已就任侍讀學士，就以全副心力來繼續擔任輔弼聖學的工作。

停頓一下，蘇軾續言道：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獲准。蘇軾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條路可行，請求給予一個重難邊郡的任務。

依照中國的歷史傳統，君權是至高無上的。為防止絕對的君權發生權力泛濫的弊害，儒https://read.99csw.com家只能從兩個方向來約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來作精神上的限制，這就是漢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體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來把皇帝塑造於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輔弼聖學」。這些努力雖然並不產生決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夠馴化權勢，尤其對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常常大於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蘇軾這次呈遞的到任謝表，內容簡直就是一封諫書。他向這位皇帝學生掬誠進言道：

元祐七年（1092）九月，蘇軾以兵部尚書兼侍讀，再度還朝。將至都門，為門下侍郎的老弟蘇轍已經奏請得旨，準備出省來迎，蘇軾先寄以詩——《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這次，皇上聽他講得很有道理，有頗以為然的樣子，蘇軾就非常高興。退後，對宰輔們講述經過，很興奮地說：「皇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編為一書，以備進讀。」

札中一段說陸贄遇非其君的話，非常尖銳。德宗的離心離德，老臣的一腔憤懣，都從字裡行間，跳躍而出。

何況，這些年來，邊疆政治和邊防軍務，久被中朝忽視，兩皆敗壞不堪。蘇軾認為，與其讓寶貴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會裡平白浪費，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邊疆，比較有點意義。

一身兼兩學士職，在當時也是久未得見的「異數」。蘇軾大出意外，惶恐力辭，札言：「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豈徒內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詔依然不允。

三十多年前，兄弟倆長途跋涉，初至京師，接連忙著舉人試、進士試的那份熱望，那份興奮，如今早已消失凈盡。幾十年的仕歷，只是一場春夢。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馬，重來汴河堤邊，卻還回不得家鄉。即使夢裡還鄉，但夢境卻又那麼短促，那麼遙遠而且蒼白。

蘇軾在如此難以違拗的情勢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這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心中盤旋的鄉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熱望，恍如滾湯澆雪，霎時間消融得不見蹤影。即此塊然一身，繞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來reaｄ•９9ｃｓw•com。

蘇軾是看他從小到大的近臣，從眼前這青年皇帝的態度上，不會感覺不到那種乖異的不合作的態度，不願聽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著甚深的憂慮。

皇帝看了，交給使者，那蘇奏原疏馳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唐書·陸贄傳》：贄自被德宗召為翰林學士，以其「秉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這豈不就是蘇軾主要的行誼嗎？又說：「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難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

談兵是蘇軾的家學，軾轍兄弟，議兵議財，皆有特見。蘇軾肯定自己能夠做好這份工作。

《陸宣公奏議》，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學術性的經典之作，但卻流傳於廣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從仕前必讀的書。此書，曾被少年時期的蘇軾所熱烈喜愛，他不僅喜歡陸贄行文，氣勢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陸宣公那種平實盡理的政治見解，切實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蘇軾當年，反覆熟讀，一唱三嘆。這本書，對蘇軾的文章氣誼都有影響，甚至對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盡諫言的忠誠，也有極大的作用。

帝駕將至青城，儀衛森嚴肅穆，南郊大禮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和鹵簿使、御使中丞為儀仗使、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的乘車剛到景靈宮東欞星門外時，忽然有赭傘覆蓋的犢車和青蓋犢車十余輛，爭道不避儀仗，衝突而來。

盛德如歐陽修尚且如此下場，蘇軾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講理的機阱，他如再稍戀棧，則前途的吉凶禍福不卜可知，放逐流離，還是細事。

不幸這位皇上，現已不似從前那樣聽話，對於師保的進言，馬耳東風，竟然毫不在意了。蘇軾想盡誘導的辦法，過了新年歡樂時期，正月二十六日重開講筵時，他又從容向皇上說道：

從政以來，歷經患難，數被污衊，現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還可以再住京師，受狂熱獵官的後輩任意糟蹋。於此，不能不使他記起老師歐陽修來。他們師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說「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又曰：「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九九藏書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以至於在議論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這件事上，被台諫御史們結夥圍剿，焦頭爛額；後來又被小人勾結罪犯，誣告他與己所撫養的甥女不乾不淨，製造帷薄不修的謠言來中傷他，摧辱他。歐陽修痛心之餘，未及引年，請告老致仕。

治邊的主要任務在於邊防軍務，而宋朝的傳統，重文輕武，《宋史·余玠傳》說：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駕幸景靈宮，蘇軾為鹵簿使，導駕前行。他的朋友蔣之奇、錢勰都是從駕的官員。

但他認為，皇帝總還年輕，假以時日，他會慢慢成熟起來的，身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來開導這個青年的基本觀念，指引正確的趨向，其重要等於搶救未來的國運。

這狀子呈遞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納，而且詔令「斷來章」，使他不能再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於十二月初到兩學士守禮部尚書任上去了。

那段話是這樣的：

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禮街之東，供奉宋太祖以次歷代帝后的御容。皇帝親祀郊廟，先至景靈宮行禮，謂之「朝獻」。十三日宿齋太廟，行禮畢，啟駕往開封府城南熏門外的南郊壇去，這是宋朝祭天的齋宮。

越州即是浙東紹興一帶，與杭州為鄰郡，相隔一條錢塘江而已。蘇軾還很樂觀，以為太皇太後會接受他的請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開治西湖的蘇堅（伯固），便和他說笑道：「伯固可以再來同開會稽（紹興）的鏡湖！」

陸贄得君之專如此，但最後還是不免於凶終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極言盡諫，巨細不遺」。一方面使絕對權力的人主聽得多了，由厭倦漸生拂逆的惡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齡、盧杞輩讒慝的機會。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觸怒了他，陸贄幾乎不能保全首領，雖經同僚救助，卒被貶謫忠州別駕，死於謫所。

凡事講求九九藏書實用的蘇軾，根據這個理念，想起一個人來，那就是唐德宗時代的宰相陸贄，以及他的著作《陸宣公奏議》。

駕抵郊壇，禮畢，蘇軾對擔任儀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純說：「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意思是要他出面糾舉。李端伯因為這是皇后，表示不敢。蘇軾便道：「某自奏之！」

當時，皇帝所讀的教材，原是林希編的《五朝寶訓》，也許範圍太狹窄，也許教訓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發生厭倦的感覺；若以前代正史進讀，則又嫌太龐雜，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煩聖覽的史事，所以蘇軾有了這個主意。

照往例，次日法駕回宮，皇后在朱雀門下迎接。這一天，宮中后妃也都未出宮門。

然而成長中的哲宗皇帝，相別雖僅四五年，面目卻已完全不同。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正是對任何權威和成規心懷敵視的反抗時期。況自正位以來，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朝廷大臣都當他是個不足論事的孩子，實際政務非但沒有讓他插手，甚至並不向他關白；即使指事垂詢，大臣也不具對，自司馬光開始，就是如此。皇帝漸漸長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宮中問他說：「彼大臣奏事，乃胸間且謂何，奈無一語耶？」皇上說：「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後來蔡京傳說：「皇上說，垂簾時期，朕只見臀背。」內心蘊藏不平，已非一日，終於造成心理上一道敵視的壁壘，一副偏激的成見，不願聽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們的任何言語，他只冷冷地等待「親政」那一天的到來。九*九*藏*書

蘇軾來京，沿途章奏不絕，初則請辭新命，但朝廷的指揮是「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繼在南都再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過，蘇軾便立即奏乞越州。

挽救不了的時代錯誤，豈僅是元祐諸臣共同的不幸！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請求，且是詔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的重任。

於是他和讀講官顧臨、趙彥若共同就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的事迹，寫了一個節本，於八年八月間編寫成書，送由尚書省進呈，核定開講。

蘇軾要他們補個狀來。

所以，守邊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邊郡。這條路，志在獵取功名富貴的人，是不屑一顧的。蘇軾決心「人棄我取」，以避禍患。

蘇軾和上次一樣，仍然寄寓興國院東堂，表示伺候過皇上郊祀典禮的差使后，縱使不能言辭，亦將堅決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蘇轍是當今執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須遠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東府官邸去。

基於此一認識，蘇軾願意傾力於此。

因此，他續於八年五月七日，會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侍讀官，上了《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札》。

就講讀的內容而論，蘇軾認為教育皇帝「聖學」的方針，應與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論——治國經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聽言之法，這種實用的統治技術，對於一個即將親政的君主，更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