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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十 再遭謫逐

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十 再遭謫逐

蘇轍引用漢武帝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
仇恨與政治權力一旦相結合,則其將發展為種種非理性的恐怖行為,幾乎可以認定為未來的必然。蘇軾對於京朝近事洞若觀火,新冒出頭來的李清臣、鄧潤甫、楊畏、虞策、張商英以至傳聞將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來的舊識,豈有不明白他們將要施展的手段?蘇轍既罷,他將是第二個槍靶,也同樣是無可逋逃的命運。
純仁說:「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

一個人,面臨身家性命傾危的禍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態。即如韓文公貶潮州,謝表曰「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維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白樂天謫江州,與元稹詩又是何等凄酸。蘇軾都不那樣,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也不再辯白一言,把一切罪過攬在自己肩上,一擔挑回,這種臨難不苟免的精神,竟與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樣偉大。
來之邵又說,高士敦任官成都時,有不法之事。又論蘇轍謫放太近。范純仁詰問道:


皇帝看了這份札子,更加憤怒。次日殿上面論,即先降諭詰責曰:「人臣言事,並無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秘而不出,今日乃對眾陳之。且引漢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

然而,政治這東西,講求的是現實作用,有時候是並不講理的。
蘇軾作《進上謝表》,語極感愴,如曰:

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
楊畏和侍御史來之邵合力攻罷呂大防,空出了這個最動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慾望像火上加油一樣,烈焰熊熊地燃燒了起來。
四月十二日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1094),於是天下曉然,明白新皇帝決然要紹述神宗時代的新政了。

蘇軾在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任上多年,撰作內外製,當年日以繼夜,忙迫異常,檔案中的存稿很多。在這麼龐大的存稿中,要找影響附會的數據,應該甚易,但是虞、來等人卻還只得揀別人說過的來說。可見黃州以後的蘇軾,到底與少壯時期不同,語言文字上謹慎多了。
蘇轍平日與范純仁不合,至此,乃大為感服。純仁退下殿來,蘇轍舉笏九_九_藏_書長揖,謝曰:「公,佛地位人也。」
詔告天下,改元「紹聖」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彈劾蘇軾,說他從前所作誥詔文字,語涉譏訕,望朝廷給他一個清算。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疏曰:「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他舉述行「呂惠卿制詞」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蠧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等為例,綜結起來說:「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蘇轍等得沒有消息,再上札子,請求面論。札言:
三月,策試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題,曰:
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
這種攻訐毫不新鮮,經歷熙寧、元豐、元祐三朝,十余年間,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岩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那麼多人,尋瑕摘疵的結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斷章取義,曲解誣解,一脈相承地指為「訕謗君上」「譏議先朝」而已。虞策、來之邵更是低能,他兩人所劾責的,竟是董敦逸、黃慶基、賈易曾經說過,且經朝議斷為誣妄的舊說,現再重新搬弄,誠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蘇軾自辯札中所說:
呂大防、劉摯主張調停政策時,三省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被范祖禹、姚勔反對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經病在床上,清臣才補上了戶部尚書,還京途中,又除中書侍郎。他與鄧潤甫二人,久不得志,際此變局,又蒙皇上親擢高位,所以甘為戎首,創言「紹述」,顯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說話帶著非常強烈的煽動性,目的在於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們的膽子也就愈來愈大了。
……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眇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陛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來之邵當時為成都路監司,應該立即按發。蘇轍與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糾正?到現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歸家,亟亟具九-九-藏-書奏,乞賜屏退。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漢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鄧潤甫又從中挑撥,皇帝心裏更是不悅。
聖意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固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

「漢武帝,明主也。」
「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呵斥奴僕。」
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于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但從中書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間卻還礙著一個門下侍郎的蘇轍。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開攻擊:
清臣語塞。
皇帝立即召見,垂詢熙豐舊臣中,誰可召用?並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盡知。」楊畏開上一張名單,上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誼,各加品題。並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揚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見慮不足的皇帝全盤接受了。

李清臣肆無忌憚,竟以詆毀國策的話做御試進士的策題,荒謬達于極點;不過小人之敢於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蘇轍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經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蠱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間。只為仰體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詣,締造元祐之治的前輩們的心血流注,在這九年間,他以一個秘書省校書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氣,寧冒殺身的兇險,奮起上奏:
宣仁太皇太后駕崩壽康殿,十八歲的哲宗皇帝忽然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君權,而且懷抱著激烈的報復心理,急欲徹底變革元祐的故常,顯示他的獨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
今複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
這篇奏文,劈頭說破政治變革的癥結在於小人的媒孽。接著闡述神宗https://read.99csw•com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無害的「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改變的事實。續言熙豐間也有措置失當的地方,這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他舉漢武帝討伐四夷,大興宮室,使財政破產,賦稅繁重,民不堪命,幸賴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財稅,漢室乃定;光武顯宗察察為明,迷信讖語,天下恐懼,章帝接位,代以寬仁之政,後世稱焉,這是歷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實。繼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書,章獻后藏書梓宮,以泯其跡,仁宗嗣位,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位,為了本生父濮王尊稱的問題,盈廷議論,紛紜不休,鬧了幾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談此事。蘇轍遂下結論說:

……凡一時黜陟進退之眾,皆兩宮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
純仁的詰斥非常尖銳,直揭小人因勢利乘的醜態。奈何皇帝不聽。
形勢比人強,勢有所至,事乃必然。

楊畏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學,且有孝親的美名,但在官場上的表現,卻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和呂惠卿,力贊新法;司馬光在洛陽,見將起複,他又奔走于這位元老之門,面進諂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說他壞話;元祐期間,歸附呂大防攻擊劉摯,后又背叛大防;始附蘇轍攻擊范純仁,后又背棄蘇轍,反覆成性。所以他有個綽號,叫「楊三變」。
「卿所奏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實則止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是明主!」
其時,蘇轍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詰:
「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
所謂「專用此術」,從另一方面足以證見蘇軾雖在語言文字上受盡挑剔,吃足苦頭,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實在無懈可擊,否則那麼眾多的耳目,尋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實在苦於沒有材料也。
三月,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他是因為反對司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現在遷官江寧府,過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為開封推官,首先反對變廢新法,後來曾寫信與蘇軾,要為他往烏寺做「呵佛罵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這次還朝,夙願得償,他便奏請朝廷「檢索元祐一朝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蓄意要將元祐九年來的當政人物一網打盡。

時勢如此,沒有人能擋得了這一股滔天的逆流。蘇軾已將一片用九*九*藏*書世的熱腸,勇決放下,而今而後,天悠地闊,何處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麼。

這道策題,簡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國策,全面否定了。考試結果,錄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當時的考官,一時改不過觀念來,所取進士,仍然以擁護現行政策者為多;但至楊畏覆試,卻全部翻了案,以主熙豐新法者置前列。當時,社會缺乏大眾傳播媒介,但無人不注意科場的動向。經此御試策題的宣揚,以及錄取標準的實際表現,大家知道未來國家政策的趨勢,「紹述」之論,不脛而走。
「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持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日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
至紹聖元年(1094)閏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仍然降到黃州起複時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軍州事。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
詔以蘇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中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的話,皇帝看了,非常生氣,手批道:
挺之曾被蘇軾罵過「聚斂小人、學行無取」,因這一層私怨,這回甫從秘閣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約同全體台諫官會劾蘇軾。於是,議謫蘇軾知英州。只有范純仁諫曰: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學有盛名,韓忠獻公(琦)很賞識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歐陽修稱賞他的文章,比之蘇軾,聲望藉甚。曾從韓絳使陝,還朝為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追隨元豐年間當權的王玨、蔡確,得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純仁對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
攻擊蘇軾,自虞策、來之邵發難后,張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議蘇軾論合祭天地為非是。繼則全台御史由趙挺之領頭,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語,以為誹謗先帝。
政局發生變動,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機會,無不萬頭攢動,力求表現。鄧潤甫首先向皇上開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偉大的帝業。皇帝默喻於心。至元祐九年(1九-九-藏-書094)二月,右相范純仁乞辭執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戶部尚書李清臣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吳安詩便因這篇誥詞,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來之邵、監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為「重輕止徇于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罷起居郎。
皇帝的火氣被范純仁這番話略略化解,天顏稍霽。
皇帝心中,懷有強烈的成見,凡是不合他的成見的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范純仁奮不顧身的諫諍,和小人對抗,亦絲毫無補於事。
右僕射范純仁從容向帝解釋道:
以人治為骨幹的政治體制里,國家政策變更,必須從調整人事、汰舊換新入手,以司馬光開創「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樣。不過,紹聖朝的政變,於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挾著報復讎恨心理,皇帝要報復被太皇太后壓制,被大臣漠視的仇恨;捲土重來的新政派官僚們,則要報復這多年來被排擠在外,投閑置散的怨憤。
蘇軾知密州時,清臣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他們飲酒唱和,相敘為樂。蘇作《答李邦直》詩,有「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個向蘇軾開刀的,就是此公。
罪雖駭于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于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

呂大防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寢工程。甫出國門,一向依附他的禮部侍郎楊畏便首揭叛旗,公開創言「紹述」,具萬言書密奏:

對於被謫英州,他的話,于非常懇切中透著十分洒脫,真是絕少得見的文字。如言:
當時的右相范純仁,因皇帝每以中旨發表大臣的任命,侍從台諫的任用,也不經過宰相進擬,顯已侵害了相權,違背典制。早於二月間任命李清臣、鄧潤甫時,他即向哲宗諫言道:
「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哲宗親政后,臨朝的態度威重嚴肅,睥睨朝士,說話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視,無不凜懼。蘇轍不知道這個引喻會有問題,所以坦然答奏:
皇帝說這段話時,聲色俱厲,蘇轍被皇上嚴厲責斥得只好下殿待罪,眾莫敢救。


因為是無可逋逃的命運,所以他很沉著鎮靜,不願把有限的時日,虛靡于無用的憂慮,他更日以繼夜地與定州幾個交好的同僚飲酒、作詩、聽歌、言笑,欣賞蜜漬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帝不納。純仁辭相,帝又不許。
說到詔誥文字,他只籠統地申明一個原則,別無一字自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