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聖四年（1097）冬，蘇軾已謫海南，特自檢點從揚州《和陶飲酒二十首》起，連同惠州和作，共得一百零九首，編集全稿，寄與在雷州的蘇轍，要他作一篇集「引」（序），附書說：

蘇軾此書，已將他細和陶詩的本末因緣，說得明明白白，所以蘇轍撰「引」，將全部原文引入。

經歷挫折，而皈依自然，淵明詩《歸田園居六首》，最能表達那份與自然同樂的精神。茲舉其第一首為例：

任何一個人，到此悲慘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豐富，內心的衝突也越激烈。蘇軾今日，既已被忌于權力世界，為現實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無所歸著，則此未死的余年，總須有個寄託。崇通道術，是宋朝知識社會普遍的風氣，而羅浮又是丹鼎派法壇之所在。於此，神仙世界里的各種幻想，就在他眼前閃爍出瑰麗的光芒。

淵明出身於天師道世家，與道教也深有淵源，但他並不相信神仙之說，詩言「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另闢蹊徑，另外構思出一個現實世界里的理想國來，將這構想非常完整而具體寫出的，就是《桃花源記》和詩。

桃花源真實的地方何在？這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居民，到底是從哪裡、從何時來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這許多問題，歷來的文人，穿鑿附會，爭論不休。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爭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過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須徹底放棄物質慾望，才能不為外物所役，就不為別人做奴隸。雖然淵明一生，從來沒有脫離過饑寒貧乏的日子，但他「憂道不憂貧」，活得很快樂。蘇軾出處雖與淵明不同，「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但他向不重視金錢，到手輒盡，所以到禍患來時，安家費用還須弟弟接濟，自己所帶一點薄蓄，到了惠州，卻因提倡做社九*九*藏*書會公益事業，幾乎全部花進去了，寫信給南華長老說：「書生薄福，難蓄此物。」所以不如花了，反而覺得身心輕安——觀察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最能正確反映這個人的品格。蘇軾在惠州一年後，衣食漸窘，《和陶貧士七首》中，論陶之窮，卻曰：「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說自己的景況，則曰：「遙憐退朝人，糕酒出大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真是，世上豈有堂堂男子漢而向貧窮低頭者。

一個出身農家，長於西南小城，自少浸淫在詩書、美術和大自然懷抱里的青年，一自誤入仕途，便跌落在樣樣與自己性情相違的現實中，三十余年，無法自拔。這三十余年中，看盡了人間的不平、官場的醜陋、士大夫們的寡廉鮮恥、權力鬥爭場里的詐偽變幻，總算熬到暮年，應該全身退出這走錯了一生的道路時，不料還要再度遭逢生死邊緣的禍患，被貶過嶺。

以詩人生活而言，淵明所寫的田園之樂，已經那麼動人，而陶潛另一美麗的想象——混合傳聞的事實，所構想的理想社會——桃花源，則更令人嚮往。

此下，仍接蘇轍原作：

然而，神仙世界終究只是傳說範圍里的幻想，海上三神仙，總只存在於煙雲縹緲之間，丹藥吃多了要送命，則如何建立一個足以抵抗苦難、重歸自然的實際生活，毋寧是蘇軾目前更為急切的要求。於是，他回過頭來，要找陶潛為師。

唯有在評論歷史人事上，陶與蘇的觀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兩人訓練不同，出處相異：陶只是個純粹的田園中人；而蘇不然，無論怎樣，他總是一個曾經參与過現實政治的人，凡事看得較遠較大，論史的見解，就不一樣了。如淵明詠荊軻，逞其愛好豪俠的性情，通篇都是讚歎，結語說：「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而蘇軾則認為秦始皇積惡如山，殺父囚母，不容於天，一定會自取滅亡的；燕太子不能忍耐，將國運輕托有勇無謀的狂生，認為「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

蘇軾認為世傳桃花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為避秦亂逃到了這個地方，漁人所見，是其子孫，並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殺雞作食」的話，蘇軾說：「豈有仙人而殺生者？」《和桃花源詩敘》說：

這個決心，不比等閑，盡陶淵明一生所作的詩歌，一一步韻和唱，雖然陶詩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個天大的心愿了。

人要能夠不向物質低頭，則貧乏不足困人，禍福皆無緣而至，人便可從世網中解脫出來了。又如：

陳寅恪作《桃花源記旁證》，主要是考證它紀實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認為真實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實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堅的「秦」。蘇軾認為世間類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陳寅恪非常推重，認為「古今論桃花源者，以蘇氏之言，最有通識」。

淵明有張破琴，弦壞了，也不修配，作詩說：「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軾贊道：「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蘇軾回到家來，躺在床上休息。聽兒子過在朗誦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六首》，不禁頓生感觸。不說別的，即如第一首中那兩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豈非都是蘇軾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語，心所嚮往的生活？淵明所描畫的村居，隨處皆是，隨時可得，這才是今日蘇軾唯一安穩的出處。因此即從床上躍起，下了決心，要于揚州和陶《飲酒》之後，續作《和陶歸田園居》，然後「要當盡和其詩乃已」！

陶和蘇都是深沐儒家教養，個人道德嚴正，責任心極重的人。陶作《榮木篇自序》說：「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詠貧士》詩說：「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像這類話，蘇集中也俯拾皆是。蘇軾南遷途中，還說：「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反將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兩個都是「志士不忘在溝壑」的人物。

蘇轍接到這部稿本，當即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恰巧是蘇軾六十二歲的生日）于海康城南之東齋客寓，寫了《子瞻和陶淵明詩引》：

淵明與子儼等疏里說：「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蘇軾認為淵明這句老實話，與他同病。

引用蘇軾原函之下，蘇轍本來寫的是：「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蘇轍所寫的這段話，殊與蘇軾的意思不合。蘇轍不深了解淵明，所以會說他「才拙」。其實，淵明之拙，正是古今來學陶者所不能至的天分與機趣。至於文中再提到「仕至從官，出長八州」，正是乃兄今日極不願說之事。所以蘇軾提起筆來，將他改了。續曰：

蘇軾在惠州兩年間，作和陶詩幾達百首。關心他的黃庭堅，雖然遠在黔南，聽到這個消息，作偈子說：

這些詩篇，給予蘇軾非常強烈的共鳴，因此下定決心，盡和陶詩。

人須不肯苟同於人，才有獨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氣象，這一點他和陶潛沒有兩樣。

那是紹聖二年（1095）三月初四日，蘇軾往游白水山佛跡岩，洗溫泉浴，在懸瀑之下晾發。傍晚，浩歌而歸，不覺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荔枝樹上結實累累，個個都有芡實那麼大了。荔園的主人，是個年已八十五歲的老叟，對蘇軾說：「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時，希望你能攜酒來游。」

其實蘇軾認為桃花源人間多有，作舉南陽和青城兩個實例，以及他曾夢見的仇池，皆實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過著寧靜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長壽。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這一點，目的是強調他一定能夠九*九*藏*書得到避世的桃源，用樂觀的精神來安慰自己心裏的空虛和彷徨。

蘇軾和陶這個工作，並不到此為止。自紹聖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四年之間，不斷續寫，真正做到「盡和其詩乃已」。

淵明晚年，氣概不衰，仍然是個不為時移、不為勢屈的倔強老人。蘇軾認為淵明這種性情，頗有與自己近似之處。

桃花源，那是一個男耕女織，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沒有待完的稅課，沒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會；男女老幼都過著自然的生活，不用勞心，沒有爭奪的自由樂土。這個樣子的社會，對於一個不容於現實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實是太大的誘惑。

蘇軾自己說，南來以後，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淵明回歸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難中兀立不倒。他作《和陶讀〈山海經〉》詩中，引葛洪和陶潛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並且認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繪一幅「三士圖」，以為學道雖然晚于葛洪一步，而作詩卻未必不如淵明。

陶淵明並不生來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隱士，少壯時代，曾經崇拜田疇、荊軻那類人物，是個「撫劍行游」的遊俠兒，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斷地立即歸去。他之回歸自然，一半出於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產生的反射。

人須如此淡泊，才能隨遇而安，進入回歸自然的生活。蘇軾《和陶歸田園之一》曰：

陶淵明認為人與萬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夠用一片平等心來領悟自然的本態，享受自然的和諧，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體，遂能徜徉自得，上觀四時的運行，俯覽花木的榮落，以回歸自然的精神打破時間的界限；現象雖然因時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質卻並無差異，人與萬物同是天地間的無限生機，人與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沒有任何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