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市政府還有州立法庭都關閉了，滿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眾避免公共集會，告知人們打噴嚏、咳嗽時要用手帕掩口。還有一些布告上寫著：「吐痰等於死亡。」一天之內，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報紙報道了這些逮捕行動——但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生自己也在劫難逃，一天有三人病亡，再一天有兩人，第三天有四人。報紙報道了這些死亡——連同其他訃告一同刊登在內頁。即便是這種時候，報紙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療工作者和市政府工作人員一直戴著口罩。

斯塔爾負責一家急診醫療站的一整個樓層，他開始以為他的病人們只是得了「某種輕微的疾病……除了發燒沒什麼其他癥狀。不容樂觀的是，許多臨床特徵不久后都開始發生變化」。最驚人的還是紫紺，他的病人有時候全身發黑。「急喘數小時之後，他們變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淡血色泡沫有時會從鼻子和嘴巴湧出，在奮力清除他們氣管中的這些泡沫時，許多病人沒能挺過來。」

10月5日，醫生們報告當天死於此次流行病的有254人，於是報紙援引公共衛生局的話說「流感已達最高峰」。而當第二天費城又有289人死亡時，報紙又說：「衛生官員們信心十足，確信流感的高峰已經過去了。」

病毒沿著鐵路和河流到達內陸，從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新奧爾良進入整個國家的內部，從西雅圖到達東部，從五大湖海軍基地到芝加哥，然後沿著鐵路向多個方向輻射。病毒從每個源頭向外不均勻地延伸，就像四濺的火花，經常從一個較近的地點一下子跳到很遠的地方，例如從波士頓傳到紐波特，然後退回布洛克頓和普羅維登斯及其中間地帶，遍及其間各地。

不久，棺材開始短缺。少數還能用的棺材猛然變得無比昂貴。多諾霍（Michael Donohue）家裡是開殯儀館的，「殯儀館外堆滿了棺材，我們不得不派人看守它們，因為人們開始偷棺材……這其實和盜墓沒什麼兩樣。」

早在夏加多恩自殺之前，早在費城遊行者開始沿街遊行以前，流感就已經沿著國家的邊境種下了病源。

與此同時，恐懼降臨費城並駐留在那裡。死亡隨時都可能對任何人下手。走在人行道上的人們盡量避開其他人，避免談話；如果說話，他們也要把頭扭到一邊，防止和對方有呼吸接觸。人們相互隔離起來，恐怖的氣氛愈演愈烈。

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在去醫院補充人手之前，聽了斯滕格爾的一個講座。斯滕格爾是傳染病專家，很久以前治療過「埃克塞特城市」號船上的人員。斯滕格爾點評了醫學期刊上的許多前沿進展，各類消毒的漱口劑、藥品、免疫血清、傷寒疫苗、白喉抗毒素等等。然而，斯滕格爾的評語很簡潔：這沒有用，那也沒有用，什麼都沒有用。

費城的太平間通常能停放3九九藏書6具屍體，結果那裡塞了200具屍體。駭人的惡臭使人不得不開著門窗通風。那裡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屍體了。在家裡死掉的人的屍體就停放在家裡，他們死時鼻孔或嘴裏總是滲出血水來。家人將冰塊鋪在屍體上，即便如此屍體仍會腐爛併發出惡臭。廉價公寓沒有走廊，也很少有安全通道。人們把放屍體的屋子隔離起來，但鎖了門並不能使人忘記門後放著什麼，也無法抹去人們的恐懼。費城的住房條件比紐約還要緊張，這裏大部分地區的人們沒有可以隔離起來的空間。屍體被裹進床單，推到角落，通常一放就是好幾天，恐怖的沉重感與時俱增。人們病重到不能做飯，沒法洗漱，也無力將屍體搬下床，只能同屍體躺在同一張床上。死人被放在那裡好幾天，活人就同死人一起生活，因為這些屍體而感到恐懼。但也許更可怕的是，活人慢慢習慣了和死人在一起。

10天之內——僅僅10天！——流行病就從每天有幾百個平民患病、僅死亡一兩例，發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患病、幾百人死亡。

通常每家會有兩人死掉，一家死了三口的情況也不稀奇，有的家庭遭受的打擊更為沉重。史沃德（David Sword）住在傑克遜大街2802號，10月5日那天他們家有6個人死於流感。同時《北美》（North American）報道說，這個家庭中還在住院的其他三位成員「也可能會死於這場瘟疫」。

總是不斷有門口新掛上綢布。「人們像蒼蠅一樣死掉，」克利福德·亞當斯（Clifford Adams）說，「在春天花園大街上，幾乎每隔一所房子就會有一扇門罩著綢布，表示他們家有人死了。」

但克魯森的保證再也不能讓人們安心了。

我該怎麼辦？人們惴惴不安，心存恐懼。還會持續多久？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周，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和鄰居，第二天就不在人世了。

然而，流感最可怕的一面乃是不斷堆積起來的屍體。殯儀員勞病交加，筋疲力盡。他們找不到地方安置屍體。而掘墓人不是病了，就是拒絕埋葬死於流感的人。費城監獄的主管曾讓犯人去挖墓穴，但不久就撤銷了這項決定，因為沒有健康的警衛來監管犯人。沒有掘墓人，屍體便無法埋葬。殯儀員的工作區已堆滿了，他們只好在禮堂里、在自己的住所中堆放棺材——許多人就住在自己和死人打交道的地方。

1918年，在門上掛一塊綢布暗示家裡有人去世已約定俗成。費城到處都是綢布。安娜·米拉尼（Anna Milani）回憶說：「如果死者是年輕人，便掛白綢；如果是中年人，就掛黑綢；如果是老人，就掛灰色綢布。那時我們還是孩子，總是興奮地去找接下來是誰死了。我們盯著門看，原先掛著綢布的是不是掛上了新的，原先沒掛的是不是開始掛起綢布。」九九藏書

「他對治療的建議太消極了。」斯塔爾（Isaac Starr）回憶說。他是當時賓大的學生之一，後來成為一名國際知名的心臟病專家，「斯滕格爾對任何治療方法都沒有信心。」

不久后，就算想偷棺材也沒得偷了。阿普奇斯（Louise Apuchase）對棺材的奇缺記憶猶新：「一個七八歲的鄰家小男孩死了，人們習以為常地用床單把他捲起來放到推車上。孩子的爸媽尖叫道：『讓我用個通心粉的盒子』［當棺材］——通心粉，那是一種意大利麵食，這種盒子能裝近9公斤——『求求你們讓我把他放在通心粉盒子里，不要就這樣帶走他……』」

他當然是正確的，但還有多少人相信報紙？即使黑死病並未來到，還是有一場瘟疫降臨了，隨之而來的是恐懼。

劉易斯致力於流感問題的研究已逾三周，他呆在實驗室，幾乎寸步不離，他的助手只要沒有病倒也都在堅持工作。費城的每一位科學家都在實驗室里爭分奪秒地工作著。

但凡聽過劉易斯對某個問題發表觀點的人，一定能體會到他的豐富學識以及領會問題、設想可能的解答與洞悉其後果的能力。費城的科學家雖沒有順從他的意見，但關注著他的動態。

整個城市籠罩著恐懼，如死一般的冷寂。斯塔爾住在離醫院20公里遠的栗子山上，回家的路寂靜異常。在冷清的回家路上他開始數經過的車輛。有天夜裡，他一輛車也沒遇上。斯塔爾想：「這個城市的生命幾乎已經停滯了。」

瘟疫。大街上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談論著這個詞。這個詞有一次不小心在報紙上出現了。「士氣」問題、自我檢查、編輯們的意圖——把每一則新聞都以最積極的內容展示出來，這些都意味著沒有任何報紙會再用這個詞了。然而，人們根本用不著報紙去談什麼黑死病。有些屍體幾乎變成了黑色，人們親眼目睹后，就再也不輕信報紙的言論了。一名年輕的醫學院學生曾被召來治療過上百名病人，他回憶說：「紫紺達到了我聞所未聞的強烈程度。的確，關於黑死病又回來了的謠言沸沸揚揚。」報刊引用了利奧波德（Raymond Leopold）醫生的話，聽起來合情合理：「這種謠言有充分的理由……確實有許多人的身體顏色發黑，並在死後發出強烈的氣味。」但他也向人們保證：「關於黑色瘟疫的斷言是假的。」九*九*藏*書

與家相比，實驗室絕對是劉易斯更喜愛的地方。通常，他工作中的一切能令他感到安寧。實驗室帶給他安寧，包括他熱衷的神秘事物。他讓自己習慣於這種環境，就像一個竭力穿破海上濃霧的人，那濃霧讓人覺得自己伶仃一人，但仍是世界的一部分。

流感的確在這座城市爆發了。遊行結束后的72小時內，全城31家醫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滿，開始有患者死亡。在沒有任何醫生或警察指令的情況下，醫院開始拒收病人——給護士塞100美元的紅包也會被拒絕。然而，人們還是排長隊等待入院。一名婦女回想當年，她的鄰居們「趕到離第五大街和倫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費城醫院時，門外一排長龍，醫生們都在忙，藥品也已短缺，所以這些身體還算強壯的人只好回家了」。

病毒橫貫整個國家，在大西洋、墨西哥灣、太平洋、五大湖上建立了據點。它並沒有立即以流行病的形式爆發，而是暗暗撒下病源的種子，隨後種子開始慢慢發芽，最終怒放出絢爛的花朵。

10月3日，克魯森批准遊行后不過5天，他禁止了費城所有的公共集會（包括進一步的自由公債集會），關閉了所有教堂、學校和劇院，甚至連公共葬禮也不允許舉行。唯一繼續開放的公共集會場所是瓦雷集團的重要贊助商沙龍。第二天州衛生專員將這些場所也關閉了。

克魯森說：「不要受誇大報道的影響而恐懼害怕。」

得不到支援使隔離變得更困難了，850名費城醫生及更多護士還遠在軍營之中。更多的人生了病，費城總醫院有126名護士，儘管嚴加防範，儘管戴著外科口罩、穿著白大褂，8名醫生和54名護士——醫護人員總數的43%——自己也需要住院治療。僅這家醫院就有10名護士死亡。衛生委員會懇求退休的護士和醫生提供幫助，只要他們還能記得「哪怕一丁點」專業技術。

結果第二天有428人死亡，每日死亡人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攀升——在如此巨大的基礎上幾乎還要翻一番。

斯滕格爾是正確的，他們當時用的東西都無效果。斯塔爾來到位於第十八大街及切瑞大街路口的二號急診醫療站。他確實從一個多年未行醫的老醫生那裡得到了幫助——如果這算得上是幫助的話，後者讓斯塔爾了解到那些所謂救命葯最差的一面。斯塔爾沒有忘記那些古代的凈化術、靜脈切開放血術（切開病人靜脈的古代醫術）。但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和其他的學生一樣必須靠自己，連護士都不能給他們提供什麼幫助，因為護士實在太稀少了。在紅十字會提供給10家急診醫療站的護士里，只有一名有資質的護士還有空監督來做志願者的婦女。而那些志願者來做過一次之後，要麼因為害怕，要麼因為太累，都打了退堂鼓。九*九*藏*書

醫療措施也無濟於事，喬治·圖利奇（George Tullidge）醫生的女兒瑪麗·圖利奇（Mary Tullidge）在病症甫現后24小時內病亡。西奈山醫院的實習護士艾麗絲·沃洛維茨（Alice Wolowitz）早上當班時感覺到不舒服，12小時后就死了。

9月28日，當自由公債遊行者走過費城大街小巷時，洛杉磯僅報道有7例患者，舊金山只有兩例，但病毒很快就會傳播到那裡。

死者的癥狀非常可怕，七竅流血。有些死屍的表情極度痛苦，另一些人則是被精神錯亂奪走了生命。

在費城自由公債遊行兩天之後，克魯森發布了一則嚴峻聲明：市民中發生的流行病「可能與海軍基地和軍營中發現的類型相同」。

死亡的消息同樣令他不得安寧。青春、活力和憧憬，都隨著年輕的死者長埋于地下，這怎不叫人震驚。他擔心自己辜負人們的期望，於是他更加勤奮地工作。

戰爭已經打到家裡來了。

但這回的工作沒有給他安寧，說是由壓力造成的並不確切，是壓力打亂了他原來的節奏，迫使他不能再以科學的方式推進。他建立了一種假說並致力於此，但這種倉促建立假說的過程令他憂心忡忡。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里，每天死亡人數都在300以上。克魯森再次宣布：「死者人數已經達到了這場天災的最高位，我們有理由認為，從現在起到流感結束，死亡率將會不斷下降。」

當護士、醫生或者警察真上場的時候，他們戴著那如鬼魅般的外科口罩，人們見到他們扭頭就逃。在每個有人病倒的家庭里，人們都會揣測病人是否會死。事實上，每家都有人生病。

艾辛格（Arthur Eissinger）去世了，他是賓大1918級的學生會主席和優等生。斯瓦斯莫學院的橄欖球明星珀金斯（Dudley Perkins）也死了。幾乎2/3的死者年齡都在40歲以下。

據克利福德·亞當斯回憶，「成堆的屍體……堆在那兒等候埋葬……人們卻沒辦法埋葬他們。」積壓的屍體越堆越多，房內全被堆滿，不得不放置到門外走廊上。

西奈山醫院的安娜·拉文（Anna Lavin）說：「我的叔叔死了……我的嬸母先於他去世，他們的兒子才13歲……許多剛結婚的年輕人最先離世。」九-九-藏-書

事實上，費城有數十萬人生了病，他們以及親戚朋友都非常恐懼，無論開始的癥狀多麼輕微，有一種外在力量在驅動著，這是一種激烈的、會散布的傳染病，一種活的生物試圖接管他們的身體——並可能置他們于死地。他們周圍的人恐慌極了，既為這些病人擔心，也為自己感到害怕。

費城有5所醫學院，統統解散了班級，讓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生到設在學校和城內各處空樓里的急診醫療站充當幫手。費城藥學院也關閉了，學生們去給藥劑師幫忙。

9月4日，隨著波士頓的三個水手——不久后這三人都死了——被送往「哈羅德沃克」號外的醫院，流感到達了新奧爾良。9月7日，隨著水手們從波士頓遷來，流感抵達了五大湖海軍基地。接下來的幾天，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海岸——包括紐波特、新倫敦、諾福克、莫比爾和比勞克斯等地的港口和海軍基地，也相繼報告了這種新流感。1918年9月17日，弗吉尼亞州彼得斯堡的李軍營周圍報告有「類似流感的疾病大範圍流行」。同一天，早些時候從費城出發的數百名水手到達了普吉特海灣，其中11個人是用擔架從船上抬到醫院的，從而把新的病毒帶到了太平洋。

費城當局和報紙還在對危險遮遮掩掩，《大眾紀事報》（Public Ledger）竟荒謬地聲稱克魯森有關公共集會的禁令不是「一項公共衛生措施」，並重申「沒有任何驚亂或恐慌的理由」。

他所在的醫院每天要死掉近1/4的病人。如果斯塔爾回家后第二天再來，他會發現醫院里1/5—1/4的人已經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病人。

第一個收納病患的臨時設施是城內的救濟院赫梅斯堡。它被稱為「一號急診醫療站」，衛生委員會知道更多的醫療站將緊隨其後。一天之內，醫療站的500張病床就被佔滿了。最後，一共開設了12家相似的大型醫療站以滿足全市需求，其中三家在經改造的南費城共和黨俱樂部里。醫療站是人們經常跑去尋求幫助的地方。

10月1日是遊行后第三天，僅這一天內死於流感的人數就超過了100——共117人死亡。這個數字後來增長到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於流感的人數超過了費城平均每周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種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導致的死亡人數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