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宗身寓偉大的佛教精神，是禪的真摯的修行者。禪之所以能在鎌倉及京都得以確立，並開始在道德上、精神上對武士階級產生影響，實在是由於他的獎勵。以此開始的日本和中國禪僧之間的不斷交往，不僅限於兩者共同關心的精神事項，因為書籍、繪畫、瓷器、針織品和其他的許多美術品，也被他們一起從中國帶來了。同時，木匠、石匠、建築家、廚師等也和僱主們一起來到了日本。在後來的室町時代，與中國的貿易相當發達，而其濫觴，是在鎌倉時代。

註釋者做了如下附記：

再次，禪和日本武門階級有歷史的聯繫。一般認為，榮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禪介紹到日本的僧侶，可是，他的活動被限制在了京都一帶。京都當時是舊佛教的根據地，在此地建立新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會受到來自舊宗教的強硬的反對。榮西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與天台宗和真言宗妥協，採取調和的態度。然而在北條氏定居的鎌倉，沒有這樣的歷史難題，加之繼源氏起來反抗平氏及公卿之後建立的北條時代——是武門的時代。平氏及其宮廷貴族由於那爛熟的文化及優柔寡斷，終於招致了最後的墮落，失去了統治者的權力。北條時代以其嚴格的節儉作風、道德修養，以及其強有力的、整然有序的行政、軍事聞名。如此強大的政治機關的指揮者們在宗教上蔑視傳統，把禪作為他們的精神指南。禪從13世紀開始，經足利時代，一直到德川時代，都給予了日本人的一般文化生活以種種影響。

其次，禪的修行是單純、直接、自恃、克己的，這種戒律式的傾向和戰鬥精神是很一致的。戰鬥者應該一心一意地面對眼前的戰鬥對象，絕不能回頭或左顧右盼。為了粉碎敵人，必須勇往直前，這對於他來說是全然必要的，因此，他不能有來自物質的、情愛的、智力的等所有方面的干擾。在戰鬥者心中，哪怕是浮現出一點點智力的疑惑，都將對他戰鬥的進行產生巨大的妨礙。種種情愛和物質的所有物在他將進行最有效的進退之時，都將成為最大的麻煩。總的來說，優秀的武人是禁慾的持戒者，或自製的修道者，這就意味著他們具有鐵的意志，在必要的時候，禪將所需授予他們。

《武道初心集》的著者正確地表現了在一般武士心中起於無意識的東西。死的觀念一方面使人的思想從固定的生命限界中超越出來，一方面迫使人們認真地考慮日常生活。因此，認真九*九*藏*書的武士以克服死的思索來接近禪是理所當然的。禪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並不是訴諸學問、道德修養及禮儀，這對於不太善於思辨的武士的心態，當然具有很大的魅力。武士的心理結構與禪直接的、實踐的教義之間有一種邏輯上的聯繫。

在時賴、時宗強大的人格力量引導下，禪明顯地浸潤到了日本人特別是武士的生活中。隨著禪在鎌倉的影響的日益增大，它也波及了京都。在那裡，它受到了日本禪匠們強有力的支持。不久，以後醍醐天皇、花園天皇為首，皇族之間也出現了熱忱的禪宗信徒。許多禪寺在京都建立起來，以智慧、學德聞名的禪匠成了開山鼻祖，一山師道。足利幕府的將軍們也是禪的尊崇者，手下的許多武士自然效仿之。當時日本的天才們，不是做僧侶，就是當武士。兩者在精神上的協作，必然會對廣為人知的「武士道」的創立作出貢獻。

北條時宗（1251－1284）是時賴的獨生子，1268年繼承父位時只有18歲。他是日本產生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沒有他，日本的歷史也許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在1268－1284年的執政期間，他最出色地粉碎了連續數年的蒙古人的入侵。

這個武士馬上悟到了這話的意義。他十分勇敢地參加了戰鬥，終於竭盡全力倒在了主君高時的面前。

時宗無疑生來就很了不起，但學禪也一定給予了他的公私生活以很大的幫助。他的夫人也是熱心的修禪者，丈夫死後，她在正對著圓覺寺的山中，創立了松崗東慶寺這一尼寺。

在戰鬥正酣之時，信玄和謙信所表現的超越利害的自然的悅樂，可稱為「風流」，沒有此風流之感情的人，在日本被歸入最沒教養的人之中。這種感情不單是美麗的，而且還具有宗教的意義。在和諸藝相通的有教養的日本人中間，創造了臨終之際寫詩歌的習慣，恐怕也基於同樣的心態。這樣的詩歌作為辭世的詩與歌廣為人知。日本人受過這樣的教導，即使自己處於最激動狀態的時候，也要能找出把自己從中引離的一瞬從容，這是一種鍛煉。死是使一切注意力集中的最嚴肅的事件，因此有教養的日本人認為，必須超越它，客觀地注視它。即使在封建時代，普通的有教養的人也不一定都留下辭世之歌。這恐怕是在鎌倉時代，由禪僧中的一派開始的。佛陀在入涅槃的時候，讓弟子們集合在周圍，給予他的離別的訓誡。中國的佛教徒雖然效彷彿陀，但是他們用表白自己的人生觀代替給予門徒離別的訓辭。禪宗的僧侶們尤其是這樣。

在日本，禪從一開始就與武士生活有密切的聯繫。當然，它絕不暗示他們所從事的血腥的職業。武士由於某種理由一旦入禪時，禪將被動地支持他們。禪從道德的和哲學的兩個方面支持他們。所謂道德的，就是因為禪是教導人們一旦決定了進路就不回頭的宗教。所謂哲學的，就是因為禪無差別地對待生和死。而所謂的不回頭，歸根結底是來自哲學上的確信。禪原本是意志的宗教，所以禪的道德比哲學更容易訴諸武士精神。從哲學的觀點看，禪和智能主義相對，而重視直覺，因為直覺的方法是到達真理的直接道路。因此，禪無論在道德方面，還是在哲學方面，對於武門階級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武門階級的精神是比較單純的，絕不沉溺於哲學的思索，這是武人的根本資質之一，他們理所當然地會在禪里找到合適的精神，恐怕這是禪和武士之間產生密切聯繫的一個主要理由吧。

北條氏中最初的禪修行者，是繼承了最高執政官泰時「執權」之位的時賴（1227－1263），他在鎌倉招聘從京都來的禪匠和直接從中國南宋來的禪匠，並在他們身邊專心致志地進行禪的研究，終於領會了禪的深意。這一事實給予他的家臣以強烈的刺|激，他們一起來效法主君。時賴經過21年不間斷的努力，終於在中國禪匠兀安的教導下開悟，在他開悟之際，兀安為這個著名的弟子寫下如下詩偈：九-九-藏-書

下面引用一個《葉隱》中所收集的故事：

我曾提及過塚原卜傳，他是真正地理解劍道的武士之一。他並不把劍作為殺人的武器，而是作為精神上自我修鍊的工具。在他的傳記中，有兩個很有名的故事：一個是把一個說大話的武士扔到孤島上不戰而勝的故事；一個是試驗他三個兒子劍道之熟練程度的故事。（見附錄）這兩個故事無論哪個都廣為人知、膾炙人口。

這裏所說的，是我們所有人從那裡來，又還於那裡，住在那裡的「實在」的絕對完全性。多樣的世界過去又回還，可是其背後的那個存在，原封不動地停頓在其完美之中。

如果說禪和日本武門階級有聯繫（無論什麼樣的聯繫都可以），人們也許會感到不可思議。在各國，佛教不管以什麼樣的形態繁榮、發展，都是慈悲的宗教，雖然在歷史中也有所變化，但是絕對不會從事好戰的活動。那麼，為什麼禪成了鼓勵日本武士戰鬥精神的宗教呢？

下面所示，是在《太平記》（14世紀末編撰的歷史文學作品）中所記錄的鎌倉武士之死，以此與惠林寺的禪僧相提並論，也許可以明確禪宗對武士道，特別是對武士的死之態度的影響。在北條家最後的將領高時的家臣中，有一個叫鹽飽新左近人道的人，在鎌倉的武士階級中，他的身份並不很高，在他要為運數已盡的主君殉死的時候：

在時宗的葬儀之際，佛光國師所作的悼詞簡約而詳盡地道出了時宗的人格：

雖說禪適應于武人，但這話在鎌倉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時宗不僅是武人，還是大政治家，他的目的是和平。在蒙古人第一次侵入的報告到達之時，時宗正在建長寺里以無學祖元（即佛光國師）為導師辦法儀，當時他的祈禱文如下：

和許多有教養的日本人一樣，他們兩個都愛自然，喜作詩。謙信在鄰國隨軍出征之際，作了如下詩歌：

註釋者在這裏又加上了塚原卜傳的詩。

這種精神確是禪在武士修禪者之間所培養的精神。禪師未必和他們討論靈魂不滅、神之道的義理以及倫理行為，只是告訴他們不管結論是否合理，人要以它達到的這種精神突進。哲學應該奉獻給智能精神的所有者，而禪要訴諸行動，最有效的行動，就是一旦下了決心絕不回頭地前進，在這一點上，禪實在是武士的宗教。

信玄體味自然之心，絕不比他越后的敵將落後，在他訪問自己領地內僻遠地方一個供奉不動明王的廟時，這附近禪寺的住持邀請他歸途中在寺里停腳，信玄最初拒絕了邀請，說是忙於準備兩三天之後的戰鬥，這次恐怕沒有時間訪問貴寺了，並說如果從軍回來，一定訪問貴寺。這個和尚就是後來被織田信長的兵士焚殺的禪僧，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要求，說：「現在櫻花初放，貧僧為您設下佳席，以欣賞這美麗的春天，一定要來賞花呀。」信玄默默地答應了，他想：「不賞櫻花不太好吧，冷落了和尚的盛情款待更是沒道理呀！」得此賞花的良機，信玄與和尚高興地談論著塵世之外的事，寫下如下和歌：

這一點從禪匠的行為中也很容易得到說明，有時甚至使人覺得他們竟把死當兒戲。信玄的師父是甲斐國慧林寺的快川和尚。信玄死後，這個禪院由於拒絕引渡逃到這裏的敵兵，在1582年4月3日，被織田信長的兵卒包圍。兵士們讓快川及一山的信徒都到山門的樓上去，然後要火燒所有的建築，要把反抗者全都活活地燒死。禪僧們以快川和尚為首，靜靜地聚在一起，在佛像之前井然有序地結跏跌坐，和尚像平常一樣向大家進行最後的說法：「我們今天被火焰包圍了，面對如此危機，諸子準備如何轉達摩之禪輪呢？每人都說一句吧。」於是，僧人們各自按照自己的參悟表現自己。大家都說完后，和尚說了自己的詩偈，於是大家皆入火定三昧（身上出火而入禪之三昧），和尚之偈是這樣的：

上杉謙信臨別時分別作了和歌與漢詩：

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無誤地看出：禪和武士的生活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繫。

上述對話，在時宗和佛光之間，在某些時候是一定會有的，當接到蒙古人渡過了筑紫海襲來的準確報告時，他又出現在佛光國師面前，他說：

《葉隱》中還有如下一節：

在這裏，我想談一下武士認識事物的方式及此方式與禪的內在聯繫。今天，構成我們對武士道的一般理解的中心思想，不是懼怕武士的威嚴而是講它的所謂「護持」。所謂武士的威嚴，是忠孝仁義精神。為了出色地完成這些義務，有兩點是必需的：一是要苦練，這不僅僅是實踐的，還是哲學的；二是要有「常住于死」的覺悟。就是說，當死的時機來臨之時，要毫不猶豫地將生命投入進去。為了達到這一點，許多精神上的修行是大有必要的。最近，熱烈談論一本叫《葉隱》的書。按文字理解，就是「隱藏在葉蔭里」的意思。說的是不誇示自身，不到處說大話，遠離世間之眼，為社會同胞盡情義的武士之德。此書由種種記錄、逸話、訓言而成，有一個禪僧參与了此書的編纂。這個工作是17世紀中葉，九州佐賀藩主鍋島直重的手下人做的。此書極力強調在任何時候都要奉獻身命的武士的覺悟。它告訴人們：任何偉大的工作，如果不達到迷狂的程度，用現代語說，就是說如果不突破普通的意識水準，不解放出橫陳在底層隱蔽的力量，就絕對不會成功。這力量有時也許如惡魔一般，但也無疑具有超人的、卓絕的作用。打開了無意識的人口，就會超越個人的限度而升騰。死完全失去了對人的威懾力。武士的修養與禪正是在這一點上融合。

在北條氏滅亡的時候，還有一個禪武士叫長崎次郎高重。有一天他訪問一個禪匠，這禪匠是他的師父，也是北條高時的師父。他問道：

《葉隱》中又說：

所謂的「潔凈的死」，在日本人的心中是最可親的思想。死有種種，存在這個特性的時候，就連罪人所犯下的罪，都有被寬大處理的可能。「潔」就是「無悔」、「明朗的良心」、「像個勇士」、「義無反顧」、「極其沉著」等意義。日本人非常討厭以猶豫不決、磨磨蹭蹭的態度去死，希望像被風吹落的櫻花一樣離散。日本人這種對死的態度確實和禪的教義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人也許並不具有特別的生的哲學，但確實具有死的哲學。有時從外表看，這種哲學容易被人理解為魯莽。深深地吸收了禪的武士精神，將其哲學也擴展到了庶民中間，庶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進行鍛煉，也吸收了這種精神。無論是為了如何的主義或主張，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就有犧牲生命的覺悟。一個寫了關於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國記者說出了切中要害的話：「禪是日本的性格。」

這裏的意思是：若達到澤庵禪師的「無心」之心，就能成就一切。這就是不為死和不死的問題所煩惱的狀態。

在禪中不存在特殊的理論和哲學的系統概念、智能的公式，它只是力圖使人在生死的羈絆中解脫出來。為了達到這一點，它依靠自身特有的一種直覺的理解方法。只要不妨礙這種直覺的啟悟，任何哲學、道德學說和經濟學說，它都運用自如，極富於靈活性。但是也可以說，禪經常是革命精神的鼓吹者，同時在它那裡既存在著可以使人成為過激的叛逆者的要素，又存在著使人成為頑固的守舊派的要素。無論怎樣，當危機（無論什麼意義上的危機）瀕臨的時候，禪就表現出它本來的銳利，總是成為打破現狀的革新力量。在這一點上，鎌倉時代的精神與禪的男性精神相呼應。在日本有如下的說法：「天台屬皇家，真言屬宮卿，禪屬武家，凈土屬平民。」這話很好地表現了日本佛教各宗的特色。天台和真言偏重禮儀主義，在進行諸儀式時非常繁雜，有許多做工精細、華麗豪奢的東西，因此它迎合了精美細膩的階級的嗜好。凈土宗的信仰和教儀是單純的，自然而然地適應了平民的要求。禪為了達到究極的信仰，除了選擇了最直接的方法外，還要求有異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是武人所必需的東西。誠然，禪不僅僅停留在意志力上，還必須通過直覺達到悟。

然而，在這個幾乎是超人的人物身上，有更令人驚嘆的地方。他在從中國來的諸禪匠身邊學禪，無論在時間、精力和進取心上都是可嘉的。他為這些禪匠們建寺，還特意為佛光國師建立一寺，這也是為了憑弔在與蒙古人的戰鬥中死去的日中兩國軍民。時宗的廟今日仍在鎌倉的圓覺寺中，他的精神上的師長們送給他的書函仍然被保存著，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禪的精誠。下面的對話雖然沒有史料的確證，但也許能夠幫助我們在想象中再現他對禪的態度。有一次，時宗向佛光國師發問：

這正是時宗的勇氣。依此勇氣，他面對由大陸渡來的具有絕對優勢的敵軍，勇敢地將其擊退。

武田信玄的告別辭（偈）是從禪文學中引用的：

荒木在其他的地方又說：

時賴卓越地履行執政的職責，在1263年，年僅37歲的時候，他死去了。他覺悟到死期迫近時，披上袈裟，正身坐禪，寫出辭世之詩，安謐地逝去：

死的問題無論對誰來講都是大問題。而對於一心一意在戰鬥中奉獻生命的武士、兵士來說則更是迫在眉睫。戰鬥對參加戰鬥的某一方來說，總是意味著死。在封建時代，誰也不能預言這死究竟什麼時候發生。為了不負其名的武士，總要做死的準備，因此，17世紀的武士著述家大道寺友山在他所著的《武道初心集》的開頭這樣寫道：

在《葉隱》中，長濱豬之助（劍道家）說道：

時宗像是天上派來的使者，為日本國祛除降臨的災難。在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事件結束的時候，他也隨之離去了。他短暫的生涯是單純的，並全部獻給了這個事件。在那時，他是日本國民唯一的依託。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統治全國人民。他的全部存在，化作了一致團結的軍隊的形象，猶如面對西海狂瀾怒濤屹立的絕壁。

可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時宗在日本歷史上所成就的最大作為，還不止是他的勇氣。他設計、安排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所有事情。為了反抗強大的入侵者，他依靠在全國各個地方糾集起來的軍事力量，實行他的計劃。他在鎌倉絕對不動，而他的軍事力量卻在遙遠的西國（西部日本）機敏而有效地執行著他的命令。在當時的時代，除了換馬送信之外，沒有更快的通訊方法，而他們的行為是令人稱讚的。追隨他的所有人，若沒有對他的完全的信任，將使他無法成就如此的偉業。

從某種觀點來看，16世紀的日本，創造出許多優秀的人間楷模。當時的國家無論政治還是社會，都可以說是七零八落，封建諸侯在日本各地互相爭戰，庶民當然痛苦不堪。武門階級用盡所有的辦法進行戰爭，以爭奪政治、軍事的霸權，這也必然促使武士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極度緊張，加緊磨鍊，使生活在種種方面體現了剛毅的風氣。構成武士道的大部分品格，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信玄和謙信可以說是武門諸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們同樣勇猛，面對死亡毫不畏懼，不僅在戰鬥中，就是在統治領地臣民這一點上，也都具有賢明的、深思熟慮的智慧。他們絕不是無知遲鈍的一介武夫，而是精通文藝並具有宗教心的人。信玄和謙信都是了不起的佛教徒，這是意味深長的。信玄的俗名叫晴信，謙信的俗名叫輝虎，可是他們的法名卻廣為人知。他們年輕的時候都在寺院接受教育，在中年時，他們聲明剃髮人道。謙信和佛教僧侶一樣，戒肉食，不娶妻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