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方法不但可以使父母擺脫貧困，而且可以避免新一代人的愚昧無知。窮人的數量會逐漸減少，因為藉助教育他們的能力將會提升。許多天資聰明、學習手藝的青少年（如學做木匠、細木工、磨坊技工、造船工、鐵匠等）就是因為小時候缺乏通識教育而終身不能上進。

有些先生喜歡把本書的這一部分以及第一部分所依據的各項原則稱作「新學說」。問題不在於那些原則新舊與否，而在於它們正確與否。假定它們是正確的，那就可以用一個簡單易懂的比喻來說明它們的效果。

不難看到，窮人一般是大家庭，兒童多，失去勞動力的老人也多。如果兒童和老人得到贍養，大部分問題就可以解決，剩下的只是些次要問題，大多數可由互濟會來解決。互濟會雖然地位低微，但堪稱最好的現代公共機構之一。

如果每年發給每個代表五百英鎊津貼（缺席扣除），每年有六個月全體代表出席，則費用總額為七萬五千英鎊。

大多數公司所在城鎮處於荒涼衰落狀態，這些城鎮之所以免於進一步沒落只是由於它們的某種地理環境，例如有一條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有富饒的郊區。由於人口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果沒有人，土地本身就無價值可言），一切阻止人口增加的措施必然會降低地產的價值。公司不但有這種傾向，而且直接造成這種後果，因此它們只能是有害的。如果要規定什麼政策來取代像在法國或美國所實行的給予每個人以選擇定居地的普遍自由的政策，那麼比較合理的辦法就是鼓勵新來者入境，而不是通過收取額外費用來阻止他們入境。

在歷史的記載上還不曾提出過當前這樣緊迫的問題。問題不在於這個黨還是那個黨掌權，輝格黨還是托利黨、高級還是低級朝臣得勢；而在於人要不要繼承他的權利，普遍的文明要不要出現，人的勞動果實為他自己所享受還是讓政府揮霍掉，要不要把盜竊行為從宮廷中清除，把貧困從各國消除。

現在我要列舉以上各項來結束對這一計劃的討論：

1688年革命，特別是漢諾威王朝繼位之後，帶來了大陸各國玩弄陰謀詭計的破壞性做法，對外戰爭和爭奪國外領地盛行。這種神秘的系統花費難以計數，單是一條戰線就要花幾百萬英鎊。如果不是法國大革命打破了這種做法並制止了種種借口，賦稅究竟會猛增到什麼程度難以估量。如果把法國大革命視作減輕兩國賦稅負擔的幸運手段（革命應當起這個作用），那麼它對英國和法國同樣重要。而且，如果適當改進革命能夠帶來好處，那就值得兩國人民共同慶賀。

在本書前幾部分中努力闡明政府據以建立的一系列原則之後，我將在這一章里談談把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途徑。但是為了把這部分的問題講得更恰當、效果更強，就得先來談一些可以從這些原則中推斷出來的或者同它們有關係的一些初步看法。

頭四百年和后三百年的差額如此驚人，可以斷言英國人的民族性格已經變了。要迫使過去的英國人接受現在這樣繁重的捐稅是不可能的。如果考慮到現在陸軍、海軍和所有稅吏的薪金同一百多年前一樣，而當時的稅收卻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那麼不得不把這種巨大的開銷歸咎於鋪張浪費、貪污腐化和陰謀詭計。

到了六十歲，他應當停止勞動了，至少不應為生活所迫而勞動。看到在號稱文明的國家中，老年人為了一日三餐而操勞至死，實在令人痛心。

這筆一千七百萬英鎊的款項有兩種用途：一是償付國債利息，二是當年開支。大約有九百萬英鎊撥給了前一項，近八百萬英鎊撥給了后一項。至於據說用以減少債務的那一百萬英鎊，就像一手付出一手取回一樣，無需理會。

父母數（如果他們都健在）為……　504000

這並不是因為文明的原則有什麼固有的缺陷，而是因為沒有讓這些原則普遍實施；其結果就是連綿不斷的戰爭和耗費，使國家元氣大傷，並破壞了文明所能帶來的普遍幸福。所有的歐洲政府（現在法國除外）不是建立在普遍文明的原則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相反的基礎上。就這些政府的相互關係而言，它們都處於我們所設想的那種不文明的野蠻生活狀態中。它們不受上帝和人的法律的約束，在原則和相互行為方面就像許多原始狀態下的人所表現的一樣。

每英鎊抽稅半便士可以減少息金從而減稅達兩萬英鎊。貨車稅與此數相等，所以第一年可以免去這項稅。第二年可免去女僕稅或其他某種同等數額的稅。按此方式進行下去，始終用從國債利息那裡抽的稅來取消其他各種稅，直至國債還清。只要不把從國債利息那裡抽的稅用於當前的公共事業，這種稅就會自行了結。

為了表明用五十萬英鎊來支付除海軍、陸軍之外的全部政府開支綽綽有餘，我針對任何一個幅員與英國相同的國家作出以下預算。

第二，通過分配財產恢復家族中公平。

假定每兩家有五個（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那麼：

假定一筆年金，比如說一千英鎊，是維持一個家庭生活所必需的，那麼第二個一千英鎊就帶有奢侈的性質，第三個一千英鎊更是如此，這樣一直加上去最後就會達到一個不妨稱作「違禁」的奢侈水平。對工業獲得的財產加以限制是失策的，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對工業所能拓展的範圍以外的財產予以禁止；對饋贈的財產或其積累則應加以限制，這種遺產應該轉到別的親系中去。每個國家中最富有的人都有窮親戚，而這些人往往在血緣上是很近的。

第八，為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等大城市的無業游民隨時提供就業機會。

上述預算並不是作為各官職的精確劃分，只不過表明五十萬英鎊所能維持的級別和薪俸數。而且根據經驗，要找到足夠的業務來證明這筆開支的合理性也不現實。至於現在的辦公方式，有些部門的首腦，如郵政部和財政部，一年除了簽三四次名外什麼也不幹，所有業務都是下級職員辦理的。

不用說什麼各種稅收首先是由下院提出的，因為另一個院擁有否決權，總是能夠保護它自身的利益。認為下院在提出各種措施時事先不曾得到上院的默許，這種想法也是可笑的。此外，上院還通過市鎮交易獲得很大的勢力，並且同下院兩派有許多關係，所以除了在本院擁有絕對的否決權之外，在另一院中所有共同關注的事情上也佔有優勢。

如果認為英、法、美為了下面將談到的目的而結盟是理所當然的，法國與英國的國家開支就會減少。兩國都沒有必要保持原有的海陸軍，每一方都可按一對一的比例減少船隻數目。但是要達到這些目的，兩國政府必須按一致的原則辦事。如果任何一方還懷有敵意，或一方以曖昧隱秘的態度來對待另一方的誠懇坦蕩，各國之間的信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

我將提出一項適合於像倫敦這類大都市的特殊情況的計劃，以此來結束本論題的這一部分討論。

第七，撥兩萬英鎊作為那些外出謀生、在遠離親友的他鄉去世之人的安葬費。

由於英國議會一個院的大多數席位是從這些公司中選出的，正如濁泉中流不出清水，那麼議會的罪惡不過是它的罪惡源泉的延續而已。一個具有道德榮譽感和良好政治原則的人絕不能屈從於這種選舉所使用的卑鄙無恥的手段。要當一個成功的候選人，他絕不能有一個公正的立法者應有的品質；而且在進入議會的方式上既然經過如此這般腐敗的訓練，那就不能期望一個人當了議員會比未當議員前更高尚一些。

儘管一切貿易的原則都是相同的，但從一國的觀點來看，國內貿易是最有利可圖的，因為對買賣雙方而言，全部利益都留在國內，而對外貿易則只有一半留在國內。

我從特許狀和公司開始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每個國家都認為貿易平衡對自己有利，這就說明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出入。按照貿易差額的本身而言，這一事實還是可靠的，通商之所以受到普遍支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各國都感覺到通商是有利的，否則它就會捨棄通商，但是毛病卻出在做賬的方式以及把所謂的利潤歸於錯誤的原因。

人們習慣於把王權叫做行政權，現在還繼續叫下去，儘管這樣叫的理由已不復存在。

我認為，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同盟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一道，可以有效地向西班牙提出建議：讓南美洲各國獨立，就像現在的北美洲一樣，令那些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的國家開放世界貿易。

頭八個https://read.99csw.com要點前面已經提過：

由於在自由國家，代表是所有身份中最光榮的，發給的津貼僅僅用來支付代表履行職責所需要的費用，而不是發放給某個官職。

這些人想到他們年幼的子嗣處境毫無保障、幾乎過著赤貧的生活，還能得到什麼慰藉呢？每一個貴族家庭周圍都有一群依附於他們的家族乞丐，這些人在數十年或幾代人的時間里就會被攆走，只好在救濟院、貧民習藝所和監獄里講述他們的往事聊以自|慰。這是貴族制的必然結局。貴族和乞丐往往是同一家族的人。一個極端導致另一個極端，讓一個人富有就必然要使許多人貧窮，這種制度不可能靠別的方式來維持。

我認為，如果把英、法、荷三國的艦隊聯合起來，它們就肯定可以按商定的某種比例，有效地把歐洲全部海軍加以限制並普遍裁減。

在目前捐稅如此沉重地壓在窮人肩上的情況下，從稅款中發給十萬四千戶貧困家庭每年五英鎊，有誰會說這不是一樁好事呢？會有人說給另外十萬戶貧困家庭每年七英鎊、給十萬戶更貧困家庭每年八英鎊、給五萬戶貧困和寡婦的家庭每年十英鎊不是好事嗎？在這個高度上再進一步，為了救濟人生的種種不幸遭遇，給所有從五十歲至六十歲的窮苦落魄的老人每年六英鎊、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每年十英鎊，這難道不是好事嗎？

從稅收餘款中給每個五十歲到六十歲的人每年六英鎊，六十歲以上直到去世的人每年十英鎊。這筆費用為：

英國和法國是歐洲僅有的兩個可以成功地著手改革政府的國家：一個受到海洋的庇護，另一個則由於國內力量雄厚，可以反抗外國專制主義的罪惡行徑。但是，當革命與貿易成為普遍現象時，收益就會增加，而且比單獨一方得到的好處多一倍。

儘管國債券的持有者需要納這種稅，但是他們交納的各種稅比現在交的稅更少。他們因免除貧民救濟稅、房屋與窗戶稅以及代償稅而節省下來的錢，要比這種緩慢然而固定地徵收的稅多得多。

一種新的制度正在世間展現，而歐洲各國宮廷正陰謀策劃反對它。一種與以往所有的制度相反的同盟正在興起，與此相應的是，一種反對人類共同利益的各國宮廷的共同利益關係也正在形成。這種新的同盟劃出了一條貫穿整個歐洲的線，並且提出了一種難以根據以往的情況作出推測的全新的事業。當專制主義同專制主義作戰時，人們對這種鬥爭是不感興趣的；可是對於把士兵和公民以及國家和國家聯合起來的事業，各國宮廷的專制主義儘管感到危險想要報復，卻不敢動手。

所謂土地利益的含義不難理解，它其實意味著貴族地主勾結起來，為了他們自己金錢上的利益同農業、貿易業、商業以及製造業的從業者作對。實際上，土地是唯一無需特別加以保護的利益，它受到全世界的一致保護。所有的人不論地位高低，對農作物都是關心的；所有不同年齡和不同身份的男女和兒童都願意出來幫助農民而不願讓莊稼爛在地里，對於任何其他產業他們都不願這麼干。這是人類唯一的共同祈求，而且是唯一可以使人類免於匱乏的祈求。這是涉及人類生存而不是涉及政策的利益。如果這種利益不復存在了，人類也就完了。

假定對利息征的稅第一年為每英鎊半便士，第二年則要多交納一便士，並按一定的比例遞增，但遞增數要比任何別的財產稅少。這項捐稅可在償付息金時從中扣除而無需支付任何徵收費用。

4．給年滿六十歲的所有貧民、破產商人和其他相關人等（預計七萬人）每人每年十英鎊終身年金。

首先，三百名公平選出的代表足以勝任立法機關的一切事務，而且只會好過更多的代表人數。這些代表可以分為兩三個院，或者像法國那樣在一個院開會，或者按憲法規定的任何方式議事。

英國有七百萬人，如果其中五分之一屬於需要救濟的貧民階層，人數為一百四十萬。這其中有十四萬是年老的貧民（這一點下文會討論到），建議對他們給予特殊照顧。

這是立法院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而出現結黨營私的後果之一。因為，不論各個黨派所持的策略如何不同，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不論一種結合是否使任何銷售的商品漲價或工資水平上升，或者不論它是否把稅從自身轉移到社會的另一個階級，其原則與效果都是一樣的。如果某一種稅是不合法的，也就難以證明另一種稅應當存續。

10個官職，每個以5000英鎊計算……共50000英鎊；

當他開始掌權時，風浪已經平息，沒有什麼阻止他貫徹自己的方針。犯錯誤都需要些許聰明才智，於是他成功了。不久，事實就浮出水面：他同他的前任們是一路貨色；他非但沒有從那些積累了舉世無雙的沉重捐稅的錯誤做法中吸取教益，反而求諸敵人，甚至可以說為敵人宣傳，並且想方設法地增加賦稅。為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種目的，他冒險劫掠歐洲和印度，並且在捨棄他起初的正當抱負之後，成了一個現代的遊俠騎士。

5．給五萬嬰兒每人二十先令贈金。

在本書的前一部分，我曾經談到英、法、美三國聯盟，並聲明以後再談其目的。儘管我沒有資格直接代表美國，但我有充分理由斷定它樂意考慮這種措施，只要與之聯合的政府是代表國民而不是代表包藏禍心的宮廷。法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代表國民的政府，願意同英國聯盟，這是毫無疑問的。國家同個人一樣，在相互缺乏了解或不知原因何在的情況下長期為敵，一旦發覺自己錯誤地上當受騙，就會結為更好的朋友。

700個官職，每個以75英鎊計算……共52500英鎊；

這樣大略地談論了議會兩院的一些缺點之後，我想非常簡明扼要地談一談所謂的王位。

8．為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等大城市的無業游民隨時提供就業的機會。

200個官職，每個以500英鎊計算……共100000英鎊；

通常認為，一項稅一旦開徵就不會再取消。不管這種情況近年來多麼確鑿，但過去並非總是如此。因此，要不是以前的人比現在的人對政府監視得緊，就是政府的開支不像現在這樣漫無節制。

在此問題上持正反兩種意見的糊塗人啊，你們難道還沒有看清宮廷的詭詐伎倆嗎？如果你們在教會和禮拜會這些問題上再爭吵下去，就正好中了朝臣的奸計，因為他們這幫人是靠貪污稅款為生的，把你們的輕信當笑柄。所有勸人為善的宗教都是好的；據我所知，還沒有哪個宗教是勸人為惡的。

另外，也要為那些外出謀生，在遠離親友的他鄉去世之人撥兩萬英鎊作安葬費。教區減輕了這筆負擔，在異鄉生病的人就可以得到較好的治療。

中小業主因消費品加稅而受到的損失，要高過他們因免除地產稅而得到的好處，其原因如下：

首先，按他們的財產比例來說，這些人消費的應納稅商品比那些擁有大量地產的人要多。

儘管整個國家並未像居民本身那樣受到公司城鎮中產業不景氣的直接影響，但它多少也承擔著這種後果。地產跌價，全國的貿易額也減少了。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購買力進行採購的顧客，由於全國各地相互通商，任何一地受到影響必然波及全國。

在正義發出的呼聲中，低級稅務人員的處境值得關注。任何一個政府如果把一大筆國家的收入花費在閑職以及挂名的和不必要的官職上，而不讓那些實際從事稅務工作的人過上體面的生活，那就應受到譴責。低級稅務人員的薪金一百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每年不到五十英鎊這一少得可憐的數額上，應當提高至每年七十英鎊。這方面只要有十二萬英鎊稅款就可以把這些薪金提高到合適水平。

到兩萬三千英鎊后稅率達每英鎊二十先令，這樣一來，此後的進賬就無利可圖了，除非把莊園分割。儘管這種稅看起來嚇人，但我認為，其稅額並沒有代償稅那麼高；如果它比代償稅還要高，那就應當把稅額降到年凈收入兩三千英鎊的莊園的標準。

這個計劃的實施，可以取代那些折磨平民的貧民救濟法，還可以防止把費用消耗在訴訟上。人們不會因挨凍受餓的兒童以及七八十歲的老人沿街乞食的慘狀而感到震驚了。臨死的窮人不會因教區與教區的相互報復而被從這裏轉到那裡直到斷氣。寡婦可養活她們的子女，而不會在丈夫死去后像罪犯一樣被用車子送走；兒童也不再被認為是增加他們父母苦難的負擔。窮苦人常到的地方將為人所知，因為這會對他們有利，因窮困產生的小型盜竊罪的數量也會減少。到那時，窮人和富人一樣樂意支持政府，暴動和騷亂的起因沒有了，恐懼心理也隨之消弭。你們這些安安穩穩地坐著過富足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在英國如此，在土耳其、俄國也是如此）還自言自語：「我們現在的日子過得不好嗎？」你們曾經想到過這些事情嗎？一旦你們考慮這些事情，你們就不再只為自己講話、只為自己著想了。

可以肯定，如果兒童得到撫養，父母就減輕了負擔。撫養兒童的開支造成了他們的貧困。這樣確定了因小孩多需要補助的最大人數之後，就可以探討救濟和分配的方式了。

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目前這種償還國債的計劃，就算不是錯誤的，也是不協調的。國債之重不在於它在數量上高達數百萬或數億英鎊，而在於因償付利息而每年徵集的稅額。如果稅額保持不變，那麼不論本金多寡，國債的負擔實際上還是沒變。只有減少因償付利息而徵收的稅，公眾才能知道國債減少了。因此，對公眾來說，儘管已交過數以百萬計的稅款，國債一點兒也不曾減少；同計劃開始實行時相比，現在卻需要更多的錢來贖回這筆國債。

皮特先生常常自我陶醉地根據海關的賬簿來計算他所謂的貿易差額。這種計算方法沒有提供正確的法則，反而提供了錯誤的法則。

在研究革命時，很容易看出它們可由兩種不同的原則引起：一種是為了逃避或擺脫某種巨大的災難；另一種是要取得巨大的實際利益。這兩種革命可以用積極的革命和消極的革命加以區別。在由前一種原因所引起的革命中，人們情緒慷慨激昂，冒險取得的補償往往因為報復心而得不償失。但是，在由后一種原因所引起的革命中，人們心情與其說是激動不如說是活躍，可以冷靜地對待問題。理性與協商、勸導與說服成為鬥爭的武器，只有對那些有必要加以鎮壓的人才使用暴力。一件事只要人們一致同意它是好的、可以辦到，例如減輕稅負和消滅貪腐行為，那麼目的就已經實現一半了。一旦他們贊成了一個目標，就會努力促使其實現。

自從諾曼征服並建立所謂王權這種制度至今已有七百年。以每一百年為一期，將這段時間分為七個時期，那麼每個時期的年稅收總額如下：

廢除對戶主徵收的二百萬英鎊貧民救濟稅、全部房屋稅與窗戶稅以及代償稅顯然是好事，消除貪污也一定大快人心。

第一，廢除二百萬英鎊的貧民救濟稅。

在我開始探討可使各國政府比目前更能增加人類普遍福利的途徑之前，不妨先看看英國稅收的發展情況。

這個建議幾乎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來了，但是當時的財政委員會大吃一驚，唯恐陸軍、海軍也提出同樣的要求。結果是國王或某人替國王提請議會將他本人的薪俸每年增加十萬英鎊。國王的薪俸加了，其他的一切卻無人過問。

從表三可以看出，一個莊園除去土地稅和累進稅後，收益不會超過一萬二千三百七十英鎊，因此考慮到家庭的利益，莊園勢必要分割。一個年收入兩萬三千英鎊的莊園，如果分成六處，其中五處每處年入四千英鎊、一處年入三千英鎊，總共只需交稅一萬一千零二十九英鎊，這個數目為原應交納稅款的百分之五，因為如果該莊園產業為一人所有，就要納稅一萬零六百三十英鎊。

還有相當多的商人，他們前半生日子過得還不錯，現在由於年紀老了、買賣差了，終於走向衰敗。

因此，從這些文件中得不出適於更高利益的貿易差額。而且，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貿易的自然運行情況，就可以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如果真是這樣，很快就會有害處。對貿易的最大支持在於能夠在所有國家間保持某種利益均衡。

由於不可能通過領地來壟斷貿易，所以有領地經費的對外貿易是一個錯誤。貿易不能在狹窄的渠道中生存，必然要以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來突破；如果突破成功的話，情況會更糟。法國自革命以來，對國外的殖民地更冷淡了，如果別的國家就貿易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也會採取同樣的態度。

其次，因為所有這些貨物都是批量抽稅的，如按一桶、一大桶、一百磅或一噸計算，免去的稅為減輕消費者的負擔不能分得那麼細，因為消費者是按品脫或磅來購買的。最近一次對濃啤酒和麥芽啤酒徵收的稅為每桶三先令，如果取消此稅，每品脫只能減價半個法尋，因此無濟於事。

第三，讓一百零三萬兒童接受教育。

一旦歐洲所有的政府都建立起代議制，各國就會相互了解，宮廷的陰謀詭計所煽動的仇恨和成見也會消除。受壓迫的士兵將成為自由民；受折磨的水手將不再像重罪犯一樣在街上拖著腳步行走，他們會安全地出海經商。各國給士兵發放終身津貼並遣散他們，讓他們恢復自由，回到他們的親友中去；同時國家停止募兵。這樣做要好過用同樣的開銷使這麼多人處於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都毫無用處的狀態。鑒於士兵在大多數國家裡所受到的待遇，可以說他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公民們由於擔心士兵與自由為敵而避之不及，長官又經常打罵他們，因此他們遭受雙重壓迫。但是，只要真正的自由原則在民眾中盛行，一切就都會恢復正常，士兵也會因受到禮遇而變得通情達理。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設想偉大的上帝喜歡受到多種方式的敬拜呢？而最大的冒犯行為不就是想著法子互相折磨、讓大家都倒霉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在儘力讓人類和解，讓他們生活幸福，使一向敵對的國家團結起來，消除戰爭的恐怖行為，砸斷奴役與壓迫的鎖鏈。這一切在上帝看來是可取的，因此我感到十分滿足。這是我所能盡的最好義務，我也樂意去履行。

40個官職，每個以1000英鎊計算……共40000英鎊；

在這十四萬人中，我把半數（即七萬人）列為五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人，另外一半列為六十歲和六十歲以上的人。這樣確定了老年人數的大致比例之後，我著手擬定了一個讓他們過上舒適生活的方案。這就是：

累進稅大致可以收到這種效果，而且從下列表明各個莊園在扣除捐稅後的凈收益的表三中可以看出，這涉及直接相關的各方利益。表三將顯示，一個莊園每年收入超過一萬三千或一萬四千英鎊之後，由於業主的利潤很少，他們就會把莊園分給年幼的子女或其他親屬。

現在只剩下國債問題有待考慮。1789年國債的利息，不計湯鼎氏養老金，為九百一十五萬零一百三十八英鎊。從那時起，這筆資金減少了多少，只有財政大臣最清楚。但是，在償付利息、廢除房屋與窗戶稅、廢除代償稅和貧民救濟稅，並加上救濟貧民、教育兒童、贍養老人和補貼陸軍、海軍遣散人員以及給留下來的人員加薪之後還有一百萬英鎊的節餘。

說特許狀賦予權利，這是曲解詞義。相反，特許狀剝奪了權利。權利本來是全體人民固有的，可是特許狀以排除的方式取消了大多數人的權利，而把權利交給了少數人。如果特許狀的用意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來表達：「非公司成員不得行使投票權」，這樣的特許狀就顯然不是權利的特許狀，而是剝奪權利的特許狀。在現有的形式下，其效果是一樣的：這些特許狀只htｔps://ｒead•99cｓｗ.ｃｏm對那些被排除的人起作用。那些權利沒有被剝奪而是受到保障的人所行使的權利，也只不過是他們作為該社團成員所應有的權利，與特許狀無關。因此，所有的特許狀只起一種間接的消極作用。它們並未將權利賦予某甲，只不過是通過剝奪某乙的權利使某甲獲利，因而成了不公道的手段。

我們設想一下：一個大家庭的孩子們，在特定的日子或特定的情況下，照例要送一些禮物給他們的父母，表示他們對父母的愛戴和感激之情；每個孩子送的禮物會不相同，送禮物的方式也很可能不同。一些孩子用詩文來表示祝賀，另一些孩子按他們的聰明才智或根據他們自以為會博得父母歡心的方式做點小玩意。有個孩子最不濟，什麼都不會做，他會跑到花園或田野里去采一朵他能找到的自己認為是最美麗的鮮花，儘管這實際上也許只是一根野草。父母看到這些豐富多彩的禮物，會比看到所有的孩子事先說好要送的完全相同的東西更為滿意，因為後一種做法是人為設計的，冰冷而且機械。但是在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中，最讓父母傷心的莫過於看到孩子們事後為了爭論哪件禮物最好或最壞竟然大打出手，兄弟姐妹相互辱罵、撕扯、扭打。

英國政府（我不是說英國國民）現在很可能對法國大革命心懷敵意。凡是通過減稅來揭露宮廷陰謀和削弱它的勢力的措施肯定不受那些分贓利己的人歡迎。有關法國的陰謀、僭權、天主教以及木鞋的喧囂甚高，國民容易受騙受驚，甘願繳稅。現在，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騙局有望告破，兩國和全世界的好日子就在眼前。

在這些家庭中，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數大約每兩家有五個，有些家庭兩個、有些家庭三個、有些家庭一個、有些家庭四個、有些家庭一個也沒有、有些家庭則有五個。但是有五個以上的十四歲以下兒童的家庭是極少見的，因為超過這個年齡，這些兒童就能幹活成為學徒了。

任何傾向於通過互利以促進國與國的民間交往的事物，都是同哲學和政治一樣值得探討的課題。通商也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交往，只不過人數大大增加而已；大自然為兩個人的交往規定的法則，同樣適用於所有人。為此目的，它把製成品和商業分佈在一個國家以及全世界各個遙遠地區。相比通商，戰爭不能讓人們更便宜或更方便地取得這些製成品，通商也就成了消滅戰爭的手段。

五十歲的人雖然腦力水平很高、判斷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強，但從事勞動的體力開始下降。他不能像早期那樣經受同樣強度的勞動。他掙的錢少了，也經不起風霜；對於那些需要好視力的活，他越來越不順手了，並且眼看自己像一匹老馬一樣無依無靠。

自1788年以來，除彩票收入外，已徵收了一百萬英鎊以上的新稅。而且由於從那時起所征的稅一般比以往更多，總數約為一千七百萬英鎊。將近二百萬英鎊的徵收成本和退款已從總數中扣除，上述數字系交付國庫的凈數。

當時，皮特先生在政界可謂嶄露了頭角。他頭腦並不迂腐，也沒有學會宮廷的那一套陰謀詭計，各方面條件都對他有利。對聯合政府的憤恨情緒對他說來是一種友好的表示，而他人格上沒有缺點則被當作美德。隨著和平的恢復，貿易與繁榮自會恢復，連這種增長也歸功於他。

那麼，為什麼伯克先生把貴族院說成土地利益的支柱呢？如果這個支柱沒了，地產仍會繼續存在，耕耘、播種和收穫也會照樣進行。貴族並不是在田裡勞動和提高生產的農民，只不過靠地租過剝削的生活；同生機勃勃的世界相比，他們是一窩雄蜂，既不採蜜也不築蜂巢，活著只是為了過安逸慵懶的生活。

下列累進稅表根據上述原則擬訂，用以取代代償稅。通過正規的實行可以達到禁止的程度，從而廢除貴族的長子繼承法。

通商的原則及其普遍運用無需了解它的操作情況就可以理解，這一立場連常識都無法否認，而這也就是我討論這個問題所持的唯一立場。原則在賬房裡是一回事，在世界市場上又是另一回事。至於原則的運用，就必須把它作為一種有來有往的東西來考慮；它的權力只有一半在國內，破壞在國外的一半實際上就破壞了整體，就好像這種破壞是針對國內的那一半，因為雙方只有通過對方才能起作用。

2．給二十五萬兩千戶貧困家庭每個十四歲以下兒童四英鎊津貼；這筆津貼，再加上二十五萬英鎊，可讓一百三十萬兒童接受教育。

要做到這一點可以通過漸進的辦法，輕鬆方便地完成該做的一切。最好的辦法不是對本金徵稅，而是對國債的利息按遞增率徵稅，當利息減少時則按同樣比例減收公眾的捐稅。

兒童數為……　　　　　　　　　　630000

本書已經列舉種種理由，說明對稅收不論進行什麼改革，都應當從政府的經常性開支著手，而不應當從支付國債的利息部分著手。豁免窮人的稅，他們就會如釋重負，他們的不滿也會統統消失；通過減免前面提到過的那些捐稅，國家就能彌補瘋狂的對美戰爭的全部費用且綽綽有餘。

扣除土地稅後，對年凈收入五十英鎊及以上的莊園徵稅如下：

我要踐約再回過頭來探討國債問題：它起源於荷英革命，漢諾威繼位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如果想要獲得的好處值得進行一場消極的、合理的和無需付出代價的革命，那麼坐等引起一場暴力革命的災難來臨實屬下策。考慮到目前整個歐洲正在進行各種改革，我不相信英國會甘居末位；而且一旦時機成熟，最好不要等待一種騎虎難下的動蕩局面。以英勇和冒險行為去取得補償，可能被視為人的動物機能的榮耀，但是以理智、調解與普遍同意達到目的卻是人的理性機能的榮耀，後者比前者要大得多。

對中小莊園而言，這種稅比代償稅要輕（其本意就是如此）。年收入要超過七八千英鎊，捐稅才開始重起來。其目的不在於稅收的多少，而在於措施的公正。貴族過於保護自己，這一措施可以恢復一部分失去的均衡。

第二，削減現有的全部海軍，假設削減至現有力量的十分之一。這就可以使法國和英國每年至少各節省二百萬英鎊，而它們的相對實力仍將保持現有的比例。如果人們可以理性地想一想，就會明白，花了那麼多錢造軍艦，把軍艦裝滿士兵然後開往海洋，較量一下哪一艘軍艦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對方擊沉，這實在是再荒唐可笑不過的事。和平是不費分文的，它的好處要比花巨大代價獲得的任何勝利所帶來的好處多得多。儘管這最符合各國國民的要求，卻不能滿足宮廷政府的要求，因為它們的一貫方針是為捐稅、地盤和官職製造借口。

改革也好、革命也罷，不論你怎麼稱呼它們都可以，一旦在各國擴大，那些國家就會友好往來、相互協商。當少數幾個國家結成聯盟之後，就會迅速發展，直至把專制主義和腐敗的政府徹底剷除，至少是從世界上的兩個地區（歐洲和美洲）剷除。到那時，阿爾及利亞海盜行為將被制止——這種行為之所以能夠存在，正是由於舊政府相互爭鬥的罪惡政策。

那麼，現在只剩下國債這樣一個令人不滿的問題。為了消除或者說防止這種不滿，一個好的政策就是要債券持有者本人把它當作財產，同所有其他財產一樣擔負一部分捐稅。這樣，就可以讓國債受歡迎且具有保障。由於目前國債很大一部分的不便已經被它保持的本金抵消了，採取這種措施還可以進一步平息反對的聲音。

第二，為二十五萬二千戶貧苦家庭提供贍養金。

房屋和窗戶稅是一種直接稅，同貧民救濟稅一樣，和商業是分離的，一旦取消，立刻可以起到減輕稅負的作用。這種稅對中產階級而言很重。

一個國家可能給世界輸送貨物，但不能成為貿易商，它不可能同時是自己的商品的賣主和買主。購買力必須存在於國外，因此任何商業國家的繁榮都受制於其他國家的繁榮。倘若其他的國家都很窮，這個國家也是富不起來的。因此，它的景況不論如何都是其他國家商業形勢的一個指數。

美法兩國的革命給英國和全歐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會。美國革命使西方世界擁有了一個爭取自由的民族「冠軍」，法國大革命則是歐洲的「冠軍」。再有一個國家同法國聯合，專制主義和腐敗政府就不敢露面了。用句老話說，整個歐洲現在可以趁熱打鐵著手改革了。被侮辱的德國人和被奴役的西班牙人、俄國人和波蘭人都在動腦筋。當前的時代將來大可被稱為「理性的時代」，而當代人會被後代看作「新世界的亞當」。

截至1788年米迦勒節（每年9月29日）為止的年稅收額如下：

已經發生過的事也許還會發生。從上述稅收演變進程可以看出，稅收曾減少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儘管目前形勢不允許減少到這個地步，但是已經有了這樣的開端，相比過去的情況，也許能在更短的時期內達到這個目標。

3．給五十歲到六十歲的所有貧民、破產商人和其他相關人等（預計七萬人）每人每年六英鎊年金。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的全貌，我準備把我的看法擴充到商業部門。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只要有可能，我一直提倡通商，因為我贊成通商的效果。它是一種通過國與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助互利而使人類相親相愛的和平體制。至於純理論上的改革，我是從來都不贊成的。最有效的做法是從人的利益出發去改善他的處境，這就是我所採取的立場。

至於談到所謂的國教，我們不妨把它叫做「國神」。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特定的神：要麼是政治手腕，要麼是異教體系的殘餘。在所有論述過宗教這一普遍主題的英國教會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勝過當今的蘭達夫主教（Bishop of Llandaff）。我非常高興藉此機會來表達自己對他的敬意。

13．廢除代償稅。

現在公眾最關心的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及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普遍發生的革命。在歐洲所有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那樣對法國大革命感到莫大的關切。過去世代相仇，耗費浩大卻沒有任何民生方面的目的；現在有機會來友好地結束這種局面了，兩國可以共同努力改革歐洲的其餘部分。這樣做，它們不僅可以防止進一步流血和增稅，而且正如前面所講的，還可以減輕它們目前很大一部分的負擔。可是長期的經驗表明，這種改革不是舊政府所願意提倡的，因此這些問題應當向各國國民而不是向舊政府提出。

7．撥兩萬英鎊作為那些外出謀生、在遠離親友的他鄉去世之人的安葬費。

現在，我要談談老年人的情況。

為什麼被判處死刑的幾乎都是窮人呢？這個事實連同其他許多情形證明了窮人的處境是多麼悲慘。他們在缺乏教養的環境中長大，來到這個沒有指望的世界，極易成為罪惡與野蠻法律的犧牲品。白白浪費在政府方面的數以百萬計的金錢足以剷除這些弊端，並改善宮廷領域以外的每一個人的生活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將會提到。

這樣，發給窮人的錢數將為：

如果國民願意的話，從所有官職中減去百分之四，每年就可節省兩萬英鎊。所有稅務員的薪金從他們徵集的稅款中支付，因此不包括在這個預算之內。

現在讓我們再來審查一下接下來三百年的稅收情況。征服后五百年（1566年）每年稅收總額為五十萬英鎊；征服后六百年（1660年）每年稅收總額為一百八十萬英鎊；目前（1791年）每年稅收總額為一千七百萬英鎊。

一個國家竭盡全力將世界從奴役中解救出來並贏得許多朋友，它這樣做給自己帶來的榮耀和益處，要遠勝使用那些力量去加重破壞、荒涼和不幸。眼下英國政府在東印度群島所造成的恐怖情景堪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這些人毫無原則，對自己不能享有的世界肆意摧殘掠奪。

因此，實施救濟的第一步就是要徹底廢除貧民救濟稅，而代之以對窮人免稅，免稅額為目前貧民救濟稅的兩倍，即每年四百萬英鎊從剩餘稅款中調撥。通過這一措施，窮人可得益二百萬英鎊，戶主也得益二百萬英鎊。單是這一項就等於減少一億二千萬的國債，相當於對美戰爭的全部費用。

這樣還剩下十一萬英鎊。

所謂的貴族院據以建立的基礎在其他情況下沒有法律與之對抗。它就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人結黨營私。為什麼一個立法院要全部由以出租地產為業的人組成，就同它為什麼要由那些僱主、釀酒師、麵包師或任何其他行業的人組成一樣解釋不通。伯克先生稱這個院為「保障土地利益的強大基礎和支柱」，那就讓我們來檢驗一下這個觀點吧。

雖然組織最健全和原則性最強的政府也可以設計出一些大規模的救濟方案，但是還有一些較小的事例，國家如果予以考慮的話，則既是上策也是一種恩惠。

其次，收容所有前來的人，不問他們是誰或是干哪一行的。唯一的條件是，每人幹了多少活或多少小時的活，就可以吃到多少頓合乎衛生標準的飯和住上暖和的房子，條件至少像兵營一樣好。把每人勞動所得的一部分儲存起來，在他們離開的時候發放給他們；在這種生活條件下，每個人自由選擇暫住時間的長短，可以隨時離去。

在漢諾威人到來之前，土地稅和消費品稅的比例相仿，而且土地稅的份額最大。但是自那時起，消費品每年增加新稅將近一千三百萬英鎊，其結果是窮人的數量及其處境的悲慘有增無減，貧民救濟稅也隨之增加。然而，這種稅也不是由貴族和社會上其他各種人按同樣比例負擔的。貴族的住宅不論是在城裡還是在鄉下，都不跟窮人的住房混在一起。他們住在遠離貧窮和需要花錢去救濟的地方。這些負擔在工業城鎮和勞動農村中最為沉重，在很多地方是一幫窮人周濟另一幫窮人。

作為一個利益團體，它總是能夠把相當一部分捐稅從自己身上免除；而作為一個對任何人都不負責的世襲院，它類似於居民少卻具有同等選舉權的衰敗的自治城市，利害關係還要尋求它的同意。在這個院的議員當中，很少有人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分享或吞沒公款。一個貴族院的議員可以當掌燭者或侍臣，另一個當王室卧房侍臣或僕從，或者無論什麼挂名的小差使，薪俸都從公共稅款中支付，這樣就不至於把貪污行為直接暴露出來。這種做法有損於人的品格，他們在哪裡屈膝，哪裡就無尊嚴可言。

現在我要放下這個問題，轉而探討別的問題。展望普遍改革的前景，有必要把英國包括在內，對英國政府的缺陷進行考查是應當的。只有通過每個國家對自己的政府進行改革，整個世界才能得到改善，從而享有改革所帶來的充分利益。部分改革只能帶來部分益處。

以上共計422500英鎊。

前面已經說過，這種贍養費不具有施捨的性質，而是一種權利。英國的每個男人和女人，從他（或她）出生那天起，平均每年交稅二英鎊八先令六便士；如果加上徵收的成本就要交二英鎊十一先令六便士。這樣，他（或她）到五十歲時已交了一百二十八英鎊十五先令，六十歲時已交了一百五十四英鎊十先令。要是把他（或她）個人交的稅款折成湯鼎氏養老金，五十年後他（或她）拿到的錢並未多過他（或她）付出的凈額加上合法利息；不足之數從那些無需領取這種贍養費的人那裡補足，這兩種情況下的資金都可以用來支付政府的經費。我就是根據這一理由給英國三分之一的老人提出這個可行要求的。讓十四萬老人度過舒適的晚年，豈不比每年把一百萬的公款花在一個人身上好，何況這個人又往往是個最無能的「飯桶」？讓理性和正義、榮譽和人道，甚至讓偽善、諂媚和伯克先生，讓喬治、路易、利奧波德、弗雷德里克、凱瑟琳、康沃利斯（Cornwallis）或提普·塞布（Tippoo Saib）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所有這一切似乎表明，首相的更換是無關緊要的。一個下台、另一個上台，推行的仍然是同樣的措施、弊政和奢靡。誰當首相都沒有關係，毛病出在制度上。政府的基礎和上層建築是腐朽的，不管你怎麼支持，它都會不斷地墮落到宮廷政府的位置且永遠如此。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過多談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傾向於認為，那個所謂的現內閣希望看到宗教上的爭鬥繼續進行下去，以防止國民把注意力轉移到政府問題上。他們彷彿在說：「往那邊看，或者往任何一邊看，可千萬別往這邊看。」

其餘的一百二十六萬人，按一家五口計算，共有二十五萬二千戶家庭因子女的負擔和沉重的賦稅而陷於貧困。

許多青年滿懷期望來到倫敦，身上只有很少的錢或者不名一文，除非馬上找到工作，否則他們就差不多完蛋了；那些生長在倫敦又無任何生計的少年，往往由於父母行為不端，處境更加糟糕；長期失業的僕人也好不了多少。總之，無數的小事不斷發生，這些事情是過著忙碌和富裕生活的人所不知曉的，但它們卻打開了通往苦難生活的第一扇門。在各種困苦中，解決飢餓問題不能拖延：一天甚至幾個鐘頭的飢餓，往往會毀了一個人的生活。

大部分的減稅情況既是如此，就有必要想別的辦法來擺脫這種障礙，以便減負效果直接可見，並且使之能夠立即實行。

有許多最苛重卻又油水最大的稅之所以開徵，是為了豁免這個支柱，以此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對釀製供九-九-藏-書出售的啤酒徵稅並不影響貴族，因為貴族自己釀酒根本不用交稅。啤酒稅只落在那些不便或不能自行釀製啤酒而又必須少量購買的人身上。單是這一項稅收（貴族常常可以豁免）就接近1788年土地稅的總額；現在也不少於一百六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二英鎊，再加上麥芽稅和啤酒花稅，啤酒稅的總額超過了此數。如果人們知道這種情況，他們會對稅制的公平合理性作何感想呢？單是對這樣一種主要被勞動人民消費的商品徵收的稅竟然等於一個國家的全部土地稅，這在稅收史上算是空前的吧。

這種罪惡行徑之所以能繼續存在下去，是由於所有的歐洲政府都具有金錢上的有利條件來保持這種野蠻狀況，它給政府提供了攫取權力和稅收的借口。如果文明擴大到每個地方，這種種借口就無據可依、無法辯解了。單單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是無從製造許多徵稅的借口的，因為它在國內眾目睽睽下進行工作，欺騙的可能性不太大，從而排除了徵收大量賦稅的可能性。但在各國政府野蠻爭鬥的情況下，借口的範圍擴大了，國民不再能判斷，這就為政府隨心所欲地徵收各種賦稅開了方便之門。

查問這些產業的來歷是沒有必要的，維持它們的現狀卻是另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國的問題。作為繼承的莊園，法律已經造成一個弊端，應當設法補救。應當廢除長子繼承製：這不僅因為它違反自然且不公道，而且因為實行這種制度讓國家受害。如前所述，由於不讓年幼的子女獲得遺產中的應得部分而讓公眾來撫養他們，選舉自由因此受累于這種不公平的家產壟斷產生的惡劣影響。不僅如此，它還造成國家財產的浪費。由於受到這一法律保護的大面積花園和打獵場的存在，國家相當一部分的土地不能用於生產。如果時值穀物年產量不夠國家消費，則情況更糟。總之，貴族制的害處這樣大、這樣多，這樣不合乎公道、智慧、自然和善行，應該確信許多相關人士都希望廢除這一制度。

由於同法國結盟，海軍和陸軍儘管多半用不上了，但是那些因在軍中服役而不適合於從事別的職業的人不應因此吃苦。他們不同於那些在朝或者依附於朝廷的人。

11．為留下的陸軍士兵每年加薪共計一萬九千五百英鎊。

把他們勞動所得的一部分為他們自己存儲起來后，假設他們的勞動只能支付生活費用的一半，另外那四萬英鎊還可以支付超過六千人的所有其他費用。

500個官職，每個以100英鎊計算……共50000英鎊；

第一，把這項捐稅轉移到最能負擔之處。

一部分陸軍要保留下來，至少要保留幾年，海軍也應如此。對於他們，本計劃的前一部分已提供了一百萬英鎊，此數比查理二世揮霍無度時期的陸軍和海軍和平時期的編製幾乎多了五十萬英鎊。

按照上述全部核算，除去海關和國內消費稅收的徵稅費用和退款之後，假定只有一千六百五十萬英鎊稅款交付國庫，該總額就會非常接近此數了。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徵收的稅都是用在這兩個國家的，因此它們的節餘也出自它們各自的捐稅；如果其中有一部分要交付英格蘭國庫，可以把它匯來，其差額每年還不到十萬英鎊。

當前貿易的增長不能歸功於大臣們或任何政治謀略，而應歸功於它本身由於和平的緣故自然而然所起的作用。正常的市場曾經遭到破壞，貿易的渠道被切斷，海上通途為各國強盜所侵擾，全世界的注意力轉向其他目標。現在這些不正常現象已經中止，亂局已經被和平理順了。

英國每年出生約二十萬個嬰兒，如果有四分之一的合格者提出申請，則總數為五萬英鎊。

在一個國家中，沒有別的利益受到這樣一致的支持。商業、製造業、藝術、科學和其他任何行業都只受到部分的支持。它們的興衰沒有這樣普遍的影響。在豐收的季節，不僅山村裡的農民歡唱，萬物也都歡欣。這種繁榮的景象摒除了一切嫉妒心理，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比擬。

但是戰爭對這樣一些政府卻是一本萬利，不論它對國家會造成多大的損害：戰爭有助於保持虛假的希望，不讓人民看透政府的弊病；它用「瞧這兒！瞧那兒！」這樣的話來娛樂和欺騙民眾。

在這個總數中，要贍養的是農民、普通工人、各行各業的工匠及他們的妻子、水手、退伍士兵、年老力衰的男女僕人和窮苦的寡婦。

在領地的經費上還要加上海軍一項。如果把這兩筆開支從貿易所得的利潤中扣除，那麼所謂的貿易差額，即使承認有差額，也不會讓國民分享，都被政府獨吞了。

但是特許狀與公司不僅僅涉及選舉，另外還有更加範圍廣泛的惡劣影響。它們是所在地爭執不休的根源，並且減少了全體國民的公共權利。在這些特許狀和公司的操縱下，一個英國老百姓不能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人。他不能像法國人在法國和美國人在美國那樣在本國自由行動。他的權利只限於他所居住的城鎮，在某些情況下只限於他出生的教區；至於所有其他地區，儘管在本國，對他來說卻不啻於是外國。要在這些地方居住，他必須出資在當地入籍，否則就會被禁止遷入或被驅逐出境。保留這種封建制度是通過讓城鎮破產來壯大公司的勢力，其惡果是顯而易見的。

稱王權為行政權，這是因為它所象徵的那個人過去一向扮演實施或執行法律的法官的角色。當時，法庭是宮廷的一部分，因此現在被稱作司法權的權力在當時就叫做行政權。這樣，兩個名詞中有一個是多餘的，兩項職務中也有一項不起作用。現在我們談到國王時，它是毫無意義的：它既不代表法官，也不代表將軍。此外，統治國家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舊的稱呼被保留了下來，以便以空洞的形式裝點門面；至於它的唯一作用，則不過是增加開支而已。

在我看來，找出一些足以應付任何不測事件的措施勢在必行。眼下歐洲的事務正出現危機，我們需要這樣做。未雨綢繆是明智之舉。賦稅一旦放鬆，要複原就難了，救濟也只有通過一定的和逐步的減縮才最有效。

這筆費用每年共計二十五萬英鎊。

假定目前的經常性開支是七百五十萬英鎊（這是目前所定的最低金額），那麼在扣除新的經常性開支一百五十萬英鎊和上述補助用款四百萬英鎊之後，還剩下兩百萬英鎊，其中一部分可作如下用途。

大都市裡不斷發生不同於鄉間的種種情況，為此有必要提出一種不同的或者說是額外的救濟方案。在鄉間，即使在大的城鎮，人們都彼此熟悉，困苦不會達到大都市的那種極端程度。鄉間從來沒有人真正活活餓死或因無住處而凍死。然而凍死、餓死以及其他類似的悲慘情景在倫敦卻經常發生。

還可以按同樣方式給提出申請的每對新婚夫婦二十先令，這筆錢總共不會超過兩萬英鎊。

是時候讓各國國民懂道理，不讓別人騎在自己頭上像牲畜一樣被統治了。誰要是讀一遍君王史，都會把政府視同獵人，各國國民每年要付給獵人一百萬英鎊。人們應當有足夠的自律或恥辱心理，對於這樣受欺壓感到慚愧。等他們意識到自己應有的人格尊嚴時，會感到羞愧。對於所有這類性質的問題，他們腦子裡經常會飄過一些還不習慣卻值得鼓勵和表達的念頭。由於小心謹慎心理的約束，他們對自己和別人都扮演了偽君子的角色。然而，看到這種魔咒能消失得多麼快，真叫人稀奇。一句大胆地想起來和說出來的話常會使整整一幫人心理恢復正常，全體國民也同樣如此。

我在本書中提出和探討的問題名目眾多，但只有一段話是涉及宗教的，那就是「凡是勸人為善的宗教都是好的宗教」。

兩者是近乎對立的東西，所以歐洲各國政府的不文明狀態對通商是有害的。各種破壞或阻撓都會導致貿易額的減少，至於從商業界的哪一部分開始減少是無關緊要的。好比血液，無論它從人體任何一部分抽出，都必然是從整個循環系統中抽出，結果都會使整體蒙受損失。任何國家的購買力受到損害，這同樣會連累賣方。倘若英國政府能夠破壞其他所有國家的商業，它也就最有效地毀了自己的商業。

這些還僅僅是貴族院的卑鄙手段帶來的一部分危害。

可是，議會將當時全年的和平時期編製定為一百二十萬英鎊。如果我們退回到伊麗莎白女王時代，那時全部稅收額只有五十萬英鎊，那個時期並沒有什麼值得英國國民批評的。

在全部貿易中最無利可圖的是同國外領地有關的貿易。對少數人也許有好處，原因僅僅在於它是貿易，但對國家則是損失。維持領地的經費大大超過貿易所獲得的利潤，它不會增加世界貿易總額，而只會使之減少；而且由於放棄領地可以使更大數量的貨物流通，所以沒有領地經費的對外貿易比有領地經費的更大額的貿易更有價值。

看到一個人自暴自棄是一件不愉快的事，看到一個人自欺欺人更是如此。皮特先生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卻承諾了不少。種種跡象表明他的思想比宮廷卑鄙齷齪的伎倆要高尚得多。他表面上的直率讓人對他寄予厚望，那些被黨派的紛爭弄得頭暈眼花、疲憊不堪且驚慌失措的公眾又恢復了信心，對他深有好感。但是，他錯把國民對聯合政府的厭惡當作他本人的功勞，貿然採取了一個受到較少支持的人所不敢採取的措施。

南美洲的開放可以開闢一個無限廣大的貿易場所和工業品的現金交易市場，這是東方世界所不具備的。東方已經充斥著工業品；輸入工業品不僅會損害英國的製造業，還會消耗它的貨幣。英國在這一貿易中的逆差通常需要每年用東印度公司船隻運出價值五十萬英鎊以上的銀幣；這一情況，再加上德國的陰謀和津貼，正是英國銀幣那麼少的癥結所在。

那麼首先，貧民救濟稅是每個戶主都感受到的一種直接稅，他們對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錢都知道得很清楚。雖然全國貧民救濟稅的總數不能確切知道，但是可以查到。約翰·辛克萊爵士在《稅收史》中說總數是二百一十萬零五百八十七英鎊，其中相當一部分用在訴訟上。窮人在這方面不但得不到救濟，反而受到損失。不論起因如何，訴訟的費用對教區而言是一樣的。

像年收入三萬、四萬或五萬英鎊這樣巨大的莊園是怎樣創收的？要查問這一點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因為當時商業和製造業還不可能獲得這種收益。要矯正這種弊端，只需用和平的手段把莊園分割給這些家族的所有男女繼承人，把莊園重新歸還給社會就行了。這樣做尤為必要，因為貴族階級歷來都把他們的幼年子女或親屬安插在無用的崗位、職位或官銜上，由公眾供養。如果廢除這種做法就會使這些人陷於赤貧，除非同時將長子繼承製廢除或取締。

伯克先生在談到貴族長子繼承法時說：「這是我們土地繼承的永久法，當然，它具有一種傾向性。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傾向，可以維護重要且影響深遠的品德。」

現在我已經把整個問題都探討了，至少目前在我看來是如此。在旅居歐洲的五年期間，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在返回美國之前同英國人民談談政府問題。伯克先生給了我這個機會，我要感謝他。在三年前的某一場合，我曾敦促他提議召開一次公平選舉出來的全國代表大會，以便研究國家形勢。但是我發現不管議會當時怎樣強烈地反對那個跟它聯合行動的黨派，他們的指導方針都是繼續保持貪污腐化，並且指望意外情況出現。長期的經驗表明，議會總是跟隨大臣們的更替，並把希望和期待寄托在這樣的人員替換上。

這個問題已經結束，我把一些要點歸納一下，然後再談其他問題。

伯克先生想把這個法律叫做什麼都可以，但是人性和公道思想卻斥之為野蠻的非正義法律。如果我們不是對這種日常的做法已經司空見慣，而只是聽到世界上遙遠的地方有這個法律，我們都會斷言這種國家的立法者還沒有達到文明的程度。

當我們在所謂的文明國家中看到老年人進勞動救濟所、年輕人被絞死時，政府制度肯定有問題。這些國家從外表上看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但是在一般人觀察不到的地方，卻隱藏著一大堆除了在貧窮或屈辱中死去別無出路的悲慘情景。一條生命一出世，它的命運就註定了；除非這種情況得到糾正，否則只施行懲罰是無濟於事的。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這樣說：我國的窮人都是幸福的；他們中間既無愚昧也無貧困；監獄里沒有囚犯，街道上沒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稅並不沉重；理性世界和我親近，因為我和幸福親近。如果能這麼說，那麼這個國家就可以為它的憲法和政府而自豪了。

現在有幾種規定與限制工人工資的法律。為什麼不讓工人去自行成交，像立法者自由出租他們的田地和房屋那樣呢？個人勞動力是工人的全部所有。這一點點東西和他們享有的一點點自由為什麼還要受到侵犯呢？如果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法律的執行及其後果，就會更加感到不公平。一旦工資為一項所謂的法律所規定，這個法定的工資就固定不動，而其他一切東西卻都在漲價；而當制定這項法律的人還在通過別的法律繼續徵收新的賦稅時，他們就在用一種法律提高生活費用，卻用另一種法律把人們的收入吸走。

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被豁免的四百萬英鎊稅款。

這個計劃不難實行，它不會因突然打亂稅收而妨礙貿易，而是通過改變稅收的用途來達到救濟的目的；所需款項可以從國內消費稅中劃撥，這種捐稅在英國各商業城鎮每年要徵收八次。

然而，不論如何，這是賦稅過重的結果，因為在賦稅很輕的時期，窮人能夠養活自己，而且當時並沒有貧民救濟稅。如今，一個有妻子和兩三個兒女的男勞動力，每年納稅不下於七八英鎊。他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種稅是包含在他所買的貨物中的。他被蒙在鼓裡，只覺得東西太貴。由於捐稅至少拿走了他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他就養不活一家人，特別是如果他自己或家中任何人生病了。

至於國債，不論在稅收方面利息多麼重，由於它可運用對貿易有利的資本，這便切實地減輕了它本身很大的一部分負擔。此外，鑒於英國的金銀數量由於某種原因未能保持適當的比例（本應為六千萬英鎊），在國外的陰謀詭計、國外的戰爭、國外的領地等因素影響下，現在不過兩千萬英鎊。所以，儘管不太公平，但把一筆可以彌補缺口的資本白白放棄實非上策。就經常開支而言，不論節省多少，總歸是一項收益。節餘過多也許會使貪污盛行，可是它像國債的利息一樣，不會對信用和商業產生反作用。

在所有的捐稅中，最沉重的是代償稅。因此，我想推行一項廢除它的方案，用另一種稅來代替它，這樣可以同時達成三個目的：

在短短几年時間內我們已經見證了兩次革命，即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前一次革命中，鬥爭的時間長、衝突激烈；后一次革命中，國民團結一致，在沒有外敵對抗的情況下，革命一開始就掌握了政權。從這兩個事例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能夠注入革命領域的最大力量就是理性和共同利益。凡是這兩者有活動機會的地方，反對勢力就會在恐懼中消失，或因國民的堅定信念而垮台。它們現在已普遍獲得重要地位；我們今後有希望看到一些革命或政府的更迭以同樣平和的方式產生，任何可由理性和協商決定的措施都能得以執行。

九百萬英鎊的無效稅收是件嚴重的事。這是不僅因為本國政府不好，而且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外國政府。把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那些前來掠奪的外國人，那麼除了已經發生的事情外就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

先說幾句閑話再言歸正傳。我來回顧一下皮特先生被任命為首相這件事。

在伯明翰，貧民救濟稅為每年一萬四千英鎊。這個數目雖大，但是和人口相比還是適中的。伯明翰據稱有七萬人口，按七萬人口對一萬四千英鎊的貧民救濟稅的比例，如英國人口為七百萬，則全國貧民救濟稅總數僅為一百四十萬英鎊。因此，對伯明翰人口很可能是高估了。貧民救濟稅全國總額為二百萬，則一萬四千英鎊乃是對五萬人口所征之數。

英國徵收的稅為了文官政府或用於文官政府的不到三十分之一，差不多隻有四十分之一。不難看出現政府在這方面實際上所有的工作就是制定法律，而國民則除了繳稅之外，還需自掏腰包通過地方行政官、陪審員、法庭、巡迴審判來實施和執行這些法律。

第二批要點如下：

首先，因為現有的貨物已經納了稅，所以現有存貨不能減稅。

除了前一筆基金剩餘的兩萬英鎊外，還有一筆錢很適合派上這個用場，那就是煤炭稅款，這筆款是如此不公正而且荒唐地用於供養里士滿公爵的。令人震驚的是，尤其在當前煤價高漲之九-九-藏-書際，有人居然靠社會上的困苦來享樂。任何允許這一弊端存在的政府理應解散，據說這筆錢每年約為兩萬英鎊。

對廢除公司制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居住在已經建立了公司的城鎮的公民。通過對比曼徹斯特、伯明翰和設菲爾德的例子，表明了這些中世紀的組織對產業和貿易所造成的危害。可以找到少數例子，比如倫敦，由於它位於泰晤士河畔，擁有天然的和貿易上的有利條件，才抵抗得住公司在政治上的惡勢力。但是，在幾乎所有其他情況下，公司帶來的危害明顯不容置疑和否認。

當時我在美國，戰事已經結束；仇恨雖已消失，但記憶猶新。當聯合政府組成的消息傳來時，作為一個普通人，這不關我的事。但是這則消息確實令人震驚，因為它即使不是拿原則也是拿禮儀公然開玩笑。這說明諾思勛爵（Lord North）厚顏無恥，也說明福克斯先生意志不堅定。

14．計劃實施累進稅，旨在消除不公正和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以及貴族制的惡劣影響。

關心不幸是同情心的特徵。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不求報酬，也不懼後果。我滿懷不計成敗的自豪和尊嚴來提倡人權。

9．廢除房屋稅和窗戶稅。

如果免去這筆稅，那就還剩下約一百萬剩餘稅款。保存一筆儲備金以備不時之需總是沒錯的，所以一開始最好不要進一步擴大減稅範圍，而應考慮用其他改革方法，看看可以取得什麼效果。

即便此數也比美國政府的開支多六倍，然而英國的民政（我指的是由地區法庭、陪審團和巡迴法庭所擔任的民政，這其實幾乎全部是由國民實施的）所需的國家開支要少於美國同樣性質和規模的民政。

根據1788年的年報，當年的代償稅總額為七十七萬一千六百五十七英鎊。

在對上述各種情況的人作了安排之後，仍然還有許多家庭儘管不能划為窮人一類，但對於支持子女上學感到困難；這類兒童的處境要比父母真正是窮人的孩子情況更糟糕。一個政府組織良好的國家應該讓任何人都能接受教育，只有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政府才需要用愚民政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凡注意到貿易與稅收混在一起的人，一定會意識到要把它們分開是不可能的。

官方各部門連同薪俸在內，按理不得超過以下數目：

現在已是二月中旬，到鄉間去走走，就會看到樹木還是光禿禿的，一片冬季的景象。人們一路走的時候往往會攀折細小的樹枝，我可能也會這樣做，並且可能碰巧看到樹枝上有一棵芽已經抽出。我可能勉強講一番道理，或者根本不講道理，就認為這是在英國長出的獨特的萌芽。但我不這樣認為，而是立刻推斷同樣的萌芽到處都在抽出，或者馬上要抽出。儘管植物的冬眠期各不相同，有些樹木長、有些短，有些也許兩三年都不開花；可是除了已經枯死的之外，所有的樹木在夏季都會枝葉茂密。政治的夏季怎樣才能跟上自然界的夏季，這不是人所能確定的。然而不難看出，春天已經來了。據此，我衷心祝願所有的國家都獲得自由和幸福，並以此結束《人的權利》的第二部分。

1788年這種稅的總額如下：

我在生活中受過磨鍊，這對我是有好處的。我懂得道德教育的價值，也看到了反面的危險性。

但是，缺陷並不僅僅在於代議制，因此下一步我就要談到貴族制。

倘若美國國會玩忽職守，置選民利益於不顧，竟然付給美國總統華盛頓將軍每年一百萬美元，華盛頓將軍是不會也不能接受的。他有一種榮譽感。英國幾乎已經花費了七千萬英鎊來供養一個從國外引進的家族，其才能遠遠不及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幾乎沒有一年不提出一些新的金錢上的要求，甚至醫療費用也要國民支付。這就難怪監獄中人滿為患，賦稅與貧民救濟稅有增無減。在這種制度下，除了已發生的事情外，別無他望；至於改革，不管何時進行，必然只能來自國民，而不會來自政府。

這筆五十萬英鎊的款項（為了方便計算賬目我略去了七千英鎊的尾數），由於除了給士兵加薪的三萬九千英鎊外均系終身年金，所以每年都有一部分到期，到一定的時間會全部到期。每到期一筆錢，就可取消一部分稅。例如，有三萬英鎊到期時，就可以將啤酒花稅全部取消；當其餘部分到期時，可以減收蠟燭稅和肥皂稅直至全部停徵。這樣，就至少還剩下一百五十萬英鎊剩餘稅款。

至於用什麼名義去稱呼那些組成文官政府的職位倒無關緊要。前面講過，在例行公事的過程中，一個人無論稱為總統、國王、皇帝、議員或別的什麼，他所作的貢獻的價值決不可能超過每年從國家領取的一萬英鎊。支付任何人的報酬不應超過他的貢獻，而每一個正直的人也不願領受過多的酬金。應當以最審慎的道德心來動用公款。公款不僅是財富的產物，而且是勞動和貧困的血汗收入。它甚至是從匱乏凄慘的苦難生活中獲得的。哪怕一個乞丐在街上走過或倒斃街頭，他身上所有的錢都會投入公款。

6．給兩萬對新婚夫婦每對二十先令贈金。

在思考一個包括全人類這樣巨大範疇的課題時，不可能把思路單單限制在一個方向。它要立足於人所具有的各種特徵和條件，將個人、國家和世界融成一體。在美國點燃的星星之火已經變成一片無法撲滅的烈焰。它像王者最後的手段一樣，沒有燒毀任何東西，卻燒遍了一國又一國，不聲不響地進行征服。人們感到自己變了，但幾乎察覺不到是怎麼變的。他們通過正當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了解到自己的種種權利，終於懂得專制主義之所以有力量和權勢，完全在於人們不敢對它進行反抗，並且懂得「想要獲得自由，只要他要求自由就行」。

政府的欺詐、偽善以及種種騙局正開始為人們所熟知，這樣的日子不會久了。各國君主制和貴族制的醜劇正在步騎士制的後塵，伯克先生也正在為它們穿上送葬的衣服。那麼，就讓它們安靜地像其他一切蠢事一樣進入墓地，讓送葬者得到安慰吧。

如果在每個嬰兒出生時，立即給每個提出申請的婦女二十先令（那些處境並不需要這筆錢的人當然不會提出申請），也許可以解很多燃眉之急。

10．給一萬五千名遣散士兵發放每周三先令的終身津貼，並給遣散軍官相應的津貼。

如果把法國大革命、英法兩國趨於協調與互利、雙方宮廷不再互相耍陰謀詭計，以及管理的進步等因素綜合起來，全年的開支也許可以減少到一百五十萬英鎊，即：

12．對遣散的海軍發放同樣的津貼，加薪標準也和陸軍相同。

由此可見，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政府：一種是對內行使職權的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另一種是按照不文明生活的粗暴方式對外行使職權的宮廷或內閣政府；一個花費很少，另一個則揮霍無度。兩者差別如此之大，可以打個比方說：就算後者突然像山崩地裂那樣消失，前者卻能安然無恙。它還會繼續運作下去，因為這符合國民的共同利益，所有的辦法也都是行得通的。因此，革命的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道德面貌。有了這種改變，公眾的稅負就可減輕，文明也就可以使人們享有目前被剝奪的富裕生活。

用海軍來保護貿易的想法是不可靠的。這是把破壞性的手段當作保護性的手段。貿易需要的保護僅在於每個國家都感到要給予支持的互利，它是共同的股份，它靠一種對大家都有利的差額而存在，它所遇到的唯一障礙乃是現政府的不文明狀況，改革這種狀況是共同利益之所在。

給這些兒童每人每年十先令的補助，供為期六年的上學費用。這就可以讓他們每年接受六個月的學校教育，另外每人每年發半克朗（每克朗等於五先令）用以購買紙張和拼寫本。

至於另一類人，即低級教士，我不想誇大他們的艱難處境；但是，撇開種種贊成或反對不同形式的宗教偏見與成見不談，共同的正義感將斷定當一個人每年收入二三十英鎊時，另一個人是否應當每年收入一萬英鎊。大家知道我不是長老會教徒，所以就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談論這個問題，宮廷馬屁精別想用教會和禮拜會講的那套欺騙和迷惑國民的假仁假義的言論來反駁我。

但是，如果那些制定法律和稅收制度的先生們認為理應對個人勞動所得並對全家賴以生存的少得可憐的工資加以限制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樂於想到對自己那筆每年不少於一萬二千英鎊的收入不加限制，還有對他們從未獲取（他們的祖先很可能也並未獲取）卻被濫用的財產不加限制。

如果讓通商達到它力所能及的全球範圍，它就可以根除戰爭體制，並在政府的不文明狀態下引起革命。自從這些政府開創以來，就已經發明了通商，而通商乃是非直接出自道德原則的各種方法中實現全球文明的最佳方法。

我把老年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接近老年的階段，從五十歲開始；其次是老年階段，從六十歲開始。

想要找到貴族自我保護的例子，只需回顧一下號稱復辟時期或查理二世即位時最初制定的國內消費稅法的情況就行了。當時掌權的貴族集團通過對釀製供出售的啤酒徵稅來補償它們本身應擔負的封建義務，就是說，他們同查理二世勾結起來，用別人交納的稅款來免除他們自己及其子嗣的義務。貴族並不購買供出售而釀製的啤酒，而且免稅自釀啤酒。如果當時需要補償，就應當由那些想要免除自身義務的人付錢，而不是讓完全不同階級的人買單。

這樣，四百萬英鎊還剩下三十六萬英鎊，其中的一部分可作以下用途：

第一，歐洲任何強國，包括英、法、荷自己在內，不應再建造新的戰艦。

伯克先生在談到英國的代議制時曾提到像騎士時代那樣勇敢的挑戰。他說：「我們的代議制完全適合於人民代議制所能企求和設想的一切目標。敵視我們的憲法的人要是能提出相反意見，就讓他們試試看吧。」這種話出自一個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只有一兩年時間除外）一直反對議會所有措施的人之口，是非常令人意外的；而且，把他所說的和他的為人比較一下，就只能證明他的行為違反了他作為議員的判斷力，或者是言不由衷。

表一所表示的是年凈收入每進賬一千英鎊中每英鎊應交納的累進稅率。表二所表示的是對每進賬一千英鎊分別徵收的稅額，最後一欄表明分別徵收的稅款總額。

300個官職，每個以200英鎊計算……共60000英鎊；

第五，給五萬嬰兒每人二十先令贈金。

有些人年過五十后，在他們生活中的某一時期，覺得有必要得到贍養，或者覺得贍養比自己養活自己來得舒適，而且認為這並不是受恩賜和優待，而是應得的權利。為了應付種種意識不到的情況，我把這些人的數量定為總數的三分之一，即前文所說的十四萬，並建議對他們給予特殊照顧。如果這類人的數量不止這些，那麼儘管政府粉飾太平，英國的社會情況也仍然太可憐了。

這些以及下列報表引自約翰·辛克萊爵士所著的《稅收史》。從這可以看出，四百年間稅收不斷下降，至末期竟然減少了四分之三，從四十萬英鎊減少到十萬英鎊。現代英國人有一種傳統的和歷史的概念，認為他們的祖先是勇敢的；但是不論他們有過什麼樣的美德或罪惡，他們肯定不會輕易捐稅，即使不是在原則上至少也在稅收上使政府心懷恐懼。儘管他們未能清除君主制的篡權，他們卻把君主制限制在共和制的稅收經濟範圍之內。

第六，給兩萬對新婚夫婦每對二十先令贈金。

3個官職，每個以10000英鎊計算……共30000英鎊；

如前所述，還剩一百萬英鎊的剩餘稅款。這筆款項有一部分需要用來應付不測，這部分錢由於目前不需要，故而可以用來進一步減少同等數額的賦稅。

因此，假定有這種聯合的希望，我願意談一談這樣的聯盟（包括同荷蘭的聯盟）可以做些什麼，這不僅對直接關係國，而且對全歐洲都有好處。

其次，他們主要住在城鎮上，他們的產業多半是房產，而且由對消費品抽稅引起的貧民救濟稅的增加比例要比土地稅的受益大得多。在伯明翰，每英鎊要抽不少於七先令的貧民救濟稅。前面已經說過，這種稅對貴族大多是豁免的。

有兩類人是英國的法律特別仇視的，而且他們都是最無依無靠的人：幼童與貧民。前一類人我剛剛談過；后一類人我可以從許多例子中舉出一個，並以此結束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

當一個國家的輿論和思想習慣發生了改變，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來治理它了；想用暴力去完成應當用理智去完成的事，這種做法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惡劣的。叛亂是由一個政黨或政府用暴力違抗國民的公共意志而造成的。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當設法隨時了解公眾對政府的輿論動向。在這一點上，法國舊政府比英國現政府要高明得多，因為在非常時期它可以求助於當時的三級會議。英國沒有這樣的臨時機構。至於那些現在被稱作議員的人，他們大多數不過是宮廷的傀儡、祿蟲和附庸而已。

如果一個階級的人為了保護一種特殊利益而組成立法院，那麼所有其他的利益也應這樣做。捐稅不平等和苛捐雜稅就是因為只許一方這樣做而不許大家這樣做。倘若有個農民院，就不會有狩獵規則；或者有個商人與製造者院，捐稅就不會這麼不平等，也不會這麼苛重。捐稅之所以猛增而不受限制，就是因為徵稅的權力掌握在那些能夠把很大一部分稅從自己身上免除的人手中。

在所有國家中，這個職位面臨的危險，不是來自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而是來自國民，即國民開始醒悟的危險。

除了所有這一切之外，還要加上數不清的食客：一大批小輩和遠親，這些人也都由公費供養；總之，如果估計一下一個貴族階級帶給國家的負擔，數量上幾乎同貧民的救濟費相等。單單里士滿公爵（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情況）一個人花費的公款就可以養活兩千名貧民和老人。試問，在這樣的一種政府制度下，賦稅增加到目前的程度又何足為怪？

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將從一件首先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也就是減輕稅負著手，然後再提出目前形勢證明有可能涉及英、法、美三國的事情和建議。我指的是三國同盟，其目的將在適當章節論述。

征服者威廉徵稅年（1066年開始）總額為四十萬英鎊；征服后一百年（1166年）每年稅收總額為二十萬英鎊；征服后二百年（1266年）每年稅收總額為十五萬英鎊；征服后三百年（1366年）每年稅收總額為十三萬英鎊；征服后四百年（1466年）每年稅收總額為十萬英鎊。

現在，假定要遣散一萬五千名士兵，並按照切爾西慈惠院發放撫恤金的方式，發放每人每周三先令的終身津貼（一切應扣款項除外），以方便這些人回到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和朋友們的身邊去；再加上給留下來的一萬五千名士兵每人每周加薪六便士，全年開支如下：

第三，消除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所產生的過度影響，而這種制度乃是造成選舉腐敗的主要根源之一。

文官政府的職責並不在於判處死刑，而在於教育青年和供養老人，以便儘可能不讓一種人荒淫無度而讓另一種人悲觀失望。可是，現在情形卻正好相反：國家的財力都浪費在國王、宮廷、走狗、騙子和娼妓身上，連那些衣食無著的窮苦人也不得不去支持那種壓迫他們的欺騙行為。

首先，建造兩處或更多處住房，或者就用現成的住房——其中至少可以容納六千人——並在每一處儘可能設置多種行業，以便任何一個前來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能幹的活。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批從事各種商業或投機活動的人不斷被無常的命運拋棄。

在上次戰爭中，如同在以前多次戰爭中一樣，英國的商業貿易下滑了，因為世界各地的貿易額都減少了；現在它又上升了，因為每個國家的商業貿易都在上升。倘若英國當前的進出口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有所增長，同它做買賣的國家也必然如此；它的進口就是它們的出口，反之亦然。

但是，由於宗教已經非常不恰當地被當作一種政治機器來使用，從而破壞了它的真實性，因此我在結束本書之前要闡述一下我對宗教的看法。

1．廢除二百萬英鎊的貧民救濟稅。

這個論題已經探討完畢，我接著要談論下一個論題。

我不明白為什麼田野里生長的植物或花朵在一個國家比在另一個國家更奢侈；可是，一個過度發展的莊園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始終是奢侈品，因而是徵稅的合適對象。因此，應當接受這些仁慈的徵稅先生所說的話，並就他們自己所規定的奢侈品稅的徵收原則展開辯論。如果這些先生們或他們的擁護者伯克先生（我擔心他像披甲武士一樣已經過時了）能夠證明一個每年收入兩萬、三萬或四萬英鎊的莊園不是奢侈品，我就願意放棄這場辯論。

它意味著每年一百萬英鎊收入的挂名職位，其本職工作就是拿這筆錢。至於拿這筆錢的人是聰明還是蠢笨、正常還是不正常、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那都無關緊要。每一屆內閣都按伯克先生筆下的觀點行事，即必須讓某個怪物來蒙蔽人民，使人民處於迷信和愚昧的狀態中；而所謂的王位正好適合這一目的，因而它也適合為它預定的一切目的。至於其他兩個部門，就更不在話下了。

20個官職，每個以2000英鎊九_九_藏_書計算……共40000英鎊；

我用坦誠無私的話來談論這些，不是出於個人感情，而是出於人道主義。我個人不但拒絕了種種饋贈（因為我認為饋贈是不當的），也謝絕了可以受之無愧的種種報酬，這就是為什麼卑劣與欺騙的行徑讓我反感。我的幸福在於獨立自主，我只按事物的本來面目來看待事物，無視地位和出身。我以整個世界為我的祖國，以行善為我的信仰。

既然現在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已超越黨派的一切小衝突以及心懷偏私或觀點錯誤的論敵的頑固立場，我就不必對謬論或謾罵作出回應，而是直接指出英國政府的缺點。

不論政府的形式或組織如何，其唯一目的應是謀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不是這樣，而是在社會的任何部分製造與助長悲慘的生活，那麼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制度上，非加以改革不可。一般說來，人的處境分成文明生活和不文明生活兩類；一類被說成幸福與富足，另一類被說成困苦與匱乏。但是無論我們的想象力受到何種掩飾與比較的影響，事情的真相都是：在所謂的文明國家中，有一大部分人卻生活在貧窮和不幸之中，處境遠遠不如印第安人。我說的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所有的國家。英國如此，整個歐洲也是如此。我們來探討一下其中的原因。

這就是把政府建立在結黨營私基礎上的一貫後果（而且永遠會產生這種後果），這一點從英國的稅收史來看非常清楚。

其次，通過走私輸入的貨物並未登在海關賬上與出口抵消。

在法律的教化下，所有國家的人民是容易變得文明起來的，可是政府依然處於不文明的狀態中，而且戰事不斷，破壞了文明生活所產生的豐碩果實，擴大了不文明的範圍。政府把野蠻作風強加給國家的內部文明，從這個國家，尤其是從窮人身上，榨取本應用來維持他們生計與舒適感的大部分收入。撇開所有道德和哲學觀點不談，可悲的事實是：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類勞動果實讓這種野蠻的制度白白耗費掉了。

儘管每一樣普通消費品的稅都提高了並且是成倍提高了，對這個「支柱」有特殊影響的土地稅卻減少了。1778年的土地稅為一百九十五萬英鎊，比大約一百年前少了五十萬英鎊，而從那時以來許多地方的地租已經增加了一倍。

當時的和平時期編製如下（參見約翰·辛克萊爵士的《稅收史》）：

但是現在要查問國債是怎麼開始的，為時已晚。那些主事的人已經預支了這筆錢；而且不論這筆錢花得對不對，或是否中飽私囊了，都不是他們的罪過。然而可以想見，當國民開始研究政府的性質與原則，對賦稅有所了解，而且把美、法、英三國的情況加以比較時，再要使國民像過去一樣被蒙在鼓裡就幾乎不可能了。形勢所迫，改革必須馬上開始。現今的問題不是這些原則能產生多少力量：它們已經公之於世了。它們已在全世界傳播，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這就像一個已經泄露的秘密，不可能再收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形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個國家在貿易上興旺發達，它只能參与各國之間的貿易；任何部分的貿易遭到破壞必然會影響到整體。因此，各國之間發生戰爭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共同的商品存貨，結果就好比每個國家對本國的存貨進行攻擊。

第四，為十四萬老年人提供贍養金讓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

63萬兒童每人每年4英鎊共　2520000英鎊

如果每個人暫住三個月，那麼每年就可以輪流幫助兩萬四千人，而實際上一年四季常住人數只有六千人。建立這種收容所，可以使那些遇到暫時困難的人有機會恢復元氣，以便能夠找到更好的職業。

我敢說，儘管全體英國人民都交稅，可是有選舉權的還不到百分之一，而議會一個院的成員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不代表任何人。因此，只有人民的自由意志才有權利對有關普遍改革的事宜採取行動。根據同樣的權利，兩個人可以就這種問題進行商討，一千個人也可以。所有這些初步做法的目的在於了解民意，並遵從它。如果民意寧可要一個壞的或有缺陷的政府而不要進行改革，或者情願交納十倍于必需的稅，那麼它是有權這樣做的；而且只要多數人不把不同於他們自己的條件強加給少數人，那麼儘管可能犯許多錯誤，也談不上不公平。錯誤也不會長期存在下去。不論開始時是多麼錯誤，經過理論協商很快就會把事情糾正過來。這樣做就不怕鬧事。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各國窮人的利益和幸福，他們自然會安分守己、滿懷感激。他們鬧事只是因為遭到忽視和排斥。

派人去荷蘭、漢諾威、采爾或不倫瑞克迎請一些人來，每年花一百萬英鎊；這些人既不懂英國的法律和語言，又不顧英國的利益，他們的能力連當一個教區警員都不配，不久英國就會嘲笑自己的這種做法了。如果可以把政府交到這樣一些人的手裡，那麼事情的確挺便當，英國的每一個城鎮和鄉村都找得到合乎所有這些條件的貨色。

至於談到它「維護重要且影響深遠的品德」，我看事實恰恰相反。它玷污了人類的品德，是一種掠奪親屬財產的行為。它也許對食客很重要，但在全國範圍內卻毫無重要性可言，在世界範圍內就更不算什麼了。至於我自己，我的父母除了讓我受教育之外，無力多給我一個先令；為了讓我受教育他們吃盡了苦。然而我在世界上所擁有的影響力，卻比伯克先生的貴族名單上任何一個人都要大。

剩餘的稅款代替貧民救濟稅，以免稅的方式，給每戶窮困家庭每個十四歲以下兒童每年四英鎊，讓這些兒童的父母能送他們上學，去學習讀書、寫字和算術；讓每個教區、每個教派的牧師共同保證完成這項任務。這項開支為：

為了對五十歲以上的人數作出統計，我好多次計算過我在倫敦街頭遇到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兒童，發現平均每十六七人中有一個老年人。老年人不常上街，嬰兒也不常上街，而大部分年齡較大的兒童則在學校讀書或在工廠當學徒。那麼，以十六為除數，英國五十歲和五十歲以上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及窮人富人在內，總共有四十二萬。

相較於保障國家任何別的利益，保障土地利益更需要什麼支柱呢？或者說它有什麼權利擁有一種與一個國家的普遍利益截然不同的代表權呢？這種權力的唯一用途（而且是經常用到的）無非要逃避地產稅，把負擔轉嫁給消費品，這樣做它本身所受的影響最少。

國內貿易的差額和對外貿易並無不同。倫敦和紐卡斯爾的商人按同樣的原則做買賣，好像他們是屬於不同的國家，並以同樣方式獲得賺頭。然而倫敦並不靠紐卡斯爾致富，紐卡斯爾也不靠倫敦致富；是紐卡斯爾的商品煤炭在倫敦增值了，而倫敦的商品也在紐卡斯爾增值了。

伯克先生在他的第一篇論文中稱貴族為「上流社會的哥林多式首府」。為了使這一比喻更加完滿，他現在又加上了「支柱」，但還是缺少基礎。只要一個國家決意像大力士參孫那樣，不是盲目地而是勇敢地行動起來，大袞神廟就會倒塌，貴族老爺和腓力斯人也會一同消亡。

假使一個英國商人把一件在國內花一先令買進的商品出口到國外，並進口某種可售兩先令的貨物，那他就可以賺一先令；可是這個賺頭並不是從外國或外商那裡得來的，因為外商也拿他所收到的貨物依法炮製，誰也沒占對方的便宜。這兩種貨物在他們各自國家中原來不過值兩先令，但換了地方之後，它們獲得了高於原價一倍的新的價值，這種增值由雙方平等地分享。

在提出徵稅時，國人往往受到花言巧語的愚弄，說什麼只針對奢侈品徵稅：一會兒把這樣東西叫做奢侈品，一會兒又把那樣東西叫做奢侈品。但是真正的奢侈並不在物品本身，而在於獲得物品的手段，這一點卻往往是秘而不宣的。

在肯定了這些說法之後，作為標準，國家的開支也許可以減少到法國和英國互不為敵的那個時期的水平。這就得回到漢諾威王朝繼位以前，也就是1688年革命之前。在這兩個時期前出現的第一個例證乃是查理二世的極度揮霍時期，當時英法為同盟國。我選擇了一個極度揮霍浪費的時期，就可以證明現代的揮霍浪費如何變本加厲，而且自那時以來海軍、陸軍和稅吏的薪俸並未增加過。

那麼，假定有四十萬兒童處於這種情況，這個數字應該高過提供贍養費后假定的數字，則應採取如下方案；

這些情況是產生小偷小摸並導致大規模偷竊行為的根源，而它們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四百萬稅款中還剩下兩萬英鎊，加上下文將提到的那筆兩萬多英鎊的基金，拿來充當這個用途再好不過了。方案如下：

法國幸而有國有領地來償付國債，因而可以減輕稅負。但是英國沒有國有領地，要減稅就只能減少經常性開支。按當前的情況，每年可以減少四五百萬英鎊，這一點下文有說明。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抵消對美戰爭的巨大耗費並且還有富餘，而這種節餘和禍害同出一源。

早年，我不過十六歲，乳臭未乾且魯莽大胆，被一個曾經在軍艦上服役的校長的假英雄主義所刺|激，自作主張登上了「死亡船長」的私掠船「恐怖號」。幸而受到一位好心神父深情厚誼的勸阻，我才沒有參加這次冒險活動。這位神父出於擔任貴格教會聖職養成的生活習慣，想必認為我已誤入歧途。這種印象儘管當時對我影響很深，但慢慢就消失了，我後來又上了孟德斯船長（Captain Mendez）的私掠船「普魯士國王號」。然而從這樣一個開端以及早期生活對我的一切不便，我可以自豪地說，我以不被困難嚇倒的堅毅精神和令人起敬的公正態度，不僅為一個以新政府制度為基礎的新帝國的成立作出了貢獻，而且在所有專業中最難獲得成功的政論界取得了貴族階級憑其一切助力都未能達到或難以企及的成績。

因此，假定足以應付政府一切正當用途的和平時期編製為一百五十萬英鎊，此數比查理二世極度揮霍浪費時還多三十萬英鎊（雖然前面已講到過，陸、海軍和稅吏的薪金仍然同那個時期的相同），那麼當前的經費還可以剩餘六百多萬英鎊。問題是，如何處理這筆餘款？

首先，每一件離開海關的貨物是作為出口貨入賬的。根據海關的統計，海上損失和海外銷售失敗全都計在利潤那一欄，因為這些貨物是作為出口入賬的。

不同國家的兩個商人在一起做買賣，兩人都發了財，兩個人都有賺頭，因此他們都不是靠對方發財致富的；對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來說，情形亦是如此。事實必然是：所有國家必須靠自己發財致富，並且藉助從另一個國家交換來的某種東西來增加財富。

我並不認為任何兩個肯動腦筋的人，對於所謂的學術論點想法會完全相同。只有那些不動腦筋的人，才會顯得意見一致。在所謂的英國憲法問題上，情形就是如此。有人一向認為英國憲法理所當然是好的，所以就用頌詞去代替真憑實據。但是，一旦英國國民著手審查它的原則和它所包含的弊病，就會發現它的毛病比我在本書的這一部分和第一部分中指出的還要多。

從前，當政府發生分裂時，就訴諸武力，於是爆發內戰。那種野蠻的慣例已被新的制度打破，方法就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商討與公共意志裁決問題，個人意見欣然服從於裁決，於是社會秩序得以維持。

但是，這種累進稅的主要目的（除了讓稅收比目前公平合理些之外），如前面闡明的那樣，是要消除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所產生的過度影響，而這種制度乃是造成選舉腐敗的主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