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監察部。松江府位於今日的上海市松江縣，下轄上海縣和華亭縣。如果以當政年頭計算，洪武十九年相當於共和國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幹勁十足，試圖建立一個乾淨的社會，在審案子的時候講究「瓜蔓抄」，刑訊逼供，內查外調，最多時一個瓜竟能牽扯出兩萬多個大瓜小瓜。這次在松江府順藤摸瓜，又牽扯到蘇州府，結果發現了一個2871人的害民集團。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 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面。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享一份閑差。調走董陽的理由是：他是好乾部，但不是好書記。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不許依照《大誥》中的嚴刑苛法斷案。《大誥》被不動聲色地廢除了。建文帝很年輕，生長於深宮，不熟悉基層情況，又被一群文臣包圍著，這個決定背後顯然有官僚集團的影子。

官僚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明末的刑科給事中（近似負責監督司法部的總統秘書）解學龍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談到官員的數字：「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余，武增至八萬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幾倍。」根據他提供的數字，文武官員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後「不知又增幾倍」。

總之，皇上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別指望某個階級會束手就擒，平白讓你消滅掉。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董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平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的是他自己。

朱元璋說，竟有官員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閑民當「幹辦」和「的當」。官員擅自起名，閑民擅自承當，這是亂政壞法，罪當處斬。今後捉拿進京，官員和閑民一概斬首於市。

我們可以想象，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信息迅速而誇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們的潛台詞是：不是要限制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工作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朱元璋聽多了這類報告，感嘆道：嗚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裡。嗚呼，治國難呀！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面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明朝人關於實際情形的記錄也支持上述數字。正統十四年（1449），周忱巡撫江南，發現各州縣衙門裡有許多佐貳（超編副職），崑山縣有兩個知縣（一把手），三個縣丞（二把手），四個主簿（三把手）。縣民王廷佩在他來視察時，在驛站的牆壁上題詩訴苦：「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

侯方域說：明朝的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罰加之，勞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漁加之，豪強的吞併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我說「直接成本」，意思是還有別的成本，至少還有機會成本。為什麼鄉鎮無賴熱心參与此事？因為他們反正沒有正經事，機會成本很低。那麼，農閑時節廣大貧下中農的機會成本接近零，他們會熱心參与嗎？以收入而論，貧下中農難得吃一頓酒肉，掙錢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實巴交的人不善敲詐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詐勒索，孤陋寡聞的人缺乏爭購差票的機會，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面的成本也限制了眾人的進入。比較起來，流氓無產者的優勢更加明顯，他們是白役的後備軍。

《儒林外史》開篇就寫到幾位衙役，百姓尊稱其為「老爹」，能和他們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榮。他們的真實收入，據《儒林外史》第二回對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紹：「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裡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里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裡的房子蓋得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

「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這種「官本」一旦「主義」起來，甚為蠻橫，說什麼便是什麼，說多少便是多少，越過邊界一味地自我擴張，如同李榕筆下的白員所顯示的那樣，官家的繁榮與商家的繁榮便直接呈現為反向關係。官本繁盛之處，良民簡單再生產的本錢都被吞噬了，哪裡還能長出別的主義？

為了鼓勵百姓替他捉拿白員，朱元璋懸下重賞：

為什麼古往今來總是這麼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現在要我們走？沒門！」

我國古代官府的幹部職工分為官、吏、役，「白書」單指編外書吏，見於清代四川巴縣檔案，詞典和正史上都查不到。「白役」一詞流行稍廣，卻偏指差役。這兩個詞中都沒帶官員的位置，很不尊重領導。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們不妨依據「白役」和「白書」的造詞法，生造它一個「白員」。「白員」是白役和編製外官吏的統稱。

與此對照，這一回說到教書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李老爹一年的進項，頂教書先生的83年。這並非特例。據統計，清朝四川巴縣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過一千兩白銀，巴縣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兩左右。按說，三班衙役的名義收入從六七兩到十二兩不等，未必比得上教書先生，但他們有機會撈外快。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就在內監，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乾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乞升」。可以想象，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十四萬人九*九*藏*書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布后，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如果把這種局面比喻為一盤棋，那麼，延續千年的棋局上出現了朱元璋的新殺著。除了皇帝之外，對局者還有白員集團、百姓和官吏集團，且看他們如何動作。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負責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來白役，卻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員李榕曾經給父母官寫信，詳細描繪差役（白役）是如何謀生的，下邊將幾段內容再抄一遍：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筆調記載了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今河北樂亭）的主簿（縣府三把手）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徵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34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統管全縣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領導）張進等八人一併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四十里后，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十四歲讀書，用燈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

另外，群眾監督還有並不幹凈的一面，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不會陌生。朱元璋講過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的故事，如何藉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如何拿獲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污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於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朱元璋本來限制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准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只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251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現代漢語稱這五六個人為「超編人員」，古漢語把多餘的公家人稱作「冗員」。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稱呼，如今多餘部分是正額的五六倍，究竟誰超誰？誰是誰的「冗」？最不像話的是：「超編」和「冗員」一樣，都特彆強調了這個集團的附屬性質，似乎他們只是贅肉，沒有腦袋和四肢，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沒有自己的追求和生命，竟不肯從正面給人家起一個名字。這樣做有助於掩飾重大問題，卻很不公道。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怪罪，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傑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近似縣法院）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近似縣財政局）官吏捆來。……只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污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麼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辨別是非，姦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污吏，滿門抄斬！

在當代西方的觀念中，官府和民眾的關係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官吏衙役及其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完全取決於民眾願意掏錢購買的數量，就好像村代銷點每年進的糕點取決於村民購買量一樣。超出這個量哪怕只有一塊，那塊也屬於廢物點心——多餘的白員。

上邊提到的所有風險、成本和技能，本來都該由政府來承當。政府徵稅，雇傭了許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專家，又雇傭了許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賦予他們鎮壓反抗的權力和武器，每年還要撥出大筆的差旅費和辦案費。朱元璋指望老農民把這一切都承擔起來嗎？如果他們真來承擔的話，恐怕比承擔貪官污吏的侵害還要倒霉。而且，我總覺得這麼做有生命危險，難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斃，讓你捉去滅族嗎？

朱元璋還詳細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獄警）職位上的貓膩。朱元璋說，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製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侯方域說：剩下那些沒有辦法的百姓怎麼辦呢？如果不死於溝壑（指逃荒要飯病餓而死），就只好相率為盜賊。天下怎麼能不亂啊。

算完了白員再算官吏。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入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后，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廷和出入。

歷史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自從明英宗登基后（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減到每天早朝處理八件事，相當於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雜記》卷一記載：英宗以沖幼即位，三位內閣大學士擔心皇上身體受不了，規定每日早朝，只許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將副本送到內閣，由內閣預先提出處理意見。有意思的是，這個臨時照顧小孩子的規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長大成人了，三位閣老也相繼去世，沒人要求復舊，於是成為定製。

此時老百姓的對策是什麼呢？侯方域說，富裕的百姓，爭相出金錢入學校；狡猾的百姓，爭相拉關係充吏胥。用這種辦法可以逃避七項負擔中的兩項。

說到這裏我想插兩句話：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員和胥吏的侵漁能力，按照我們熟悉的比方說，他們從牛羊變成了牧工，他們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筆下的白役就是證明。第二，我在描繪白員隊伍成員時忽略了生員等身份。那些額外的生員，編外的士兵（專有名詞為「掛兵」），吃官飯而無官身的師爺家人長隨，甚至無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長（近似如今的村黨支部書記），都有理由根據他們吃官飯的程度獲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員身份。

後來朱元璋又提高了賞格。《大誥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閑民私下擅稱名色，與官吏共同禍害老百姓的，族誅。如果被害人告發，將犯人的家產賞給首告人。有關官員凌遲處死。

這就是說，歷史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起點的位置。農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長官反映，不能自己動手打蚊子了。但長官自己不疼不癢，他真會著急替農民打蚊子嗎？朱元璋說他十九年沒見過一個，因此立法讓農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沒有出國考察過，難免有些孤陋寡聞。現在看來，長官未必沒有打蚊子的積極性，這取決於他的烏紗帽在誰手裡。如果在農民手裡，他就會幫農民打。話扯遠了，我們接著談立法。

從理論上說，真正能阻擋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員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眾保護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變成涓涓細流。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一邑（縣）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大約）數行人（古軍旅一行為25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九九藏書

通過李榕的呼籲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傷害權的憑證。差票也確實是有價格的，可以買賣的。在有差票的情況下，白役與正役的區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違法敲詐的風險：萬一被告發，他們可以推說這是白役乾的，而白役已經畏罪潛逃。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樣當過省級高官的鄉紳肯出面告狀，他們照樣缺乏可靠的制約機制，只能指望縣太爺的良心和榮譽感。假如他的榮譽感不強，差票的價值應該有望提高。

朱元璋詳細描寫了這個發現。他說，松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裡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蘇州府還有1521名。

在侯方域列舉的七條負擔中，稅、兵、刑罰、勞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漁、豪強吞併，五條來自官府，一條豪強吞併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屬於自然力量。同樣的資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於生產抗旱排澇設備，也可以用於購買胥吏之類的身份。假如七項負擔同等沉重，對付水旱只能免其一，當白員卻可以免二減三外加得一。此時，有心對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從呢？難道不應該加入侯方域描繪的惡性循環嗎？

三年後，朱棣去世，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發布的詔書中，朱高熾宣布他爺爺創建的群眾監督制度為非法。朱高熾是個弱皇帝，身邊有一個覬覦皇位的兄弟，他的詔書有一股爭取官僚集團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于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

李榕最後說：

中國的傳統標準是認可太監的，畢竟皇上是大老闆，掏錢僱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眾。問題在於太監的數量。朱元璋自奉儉樸，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間的刑部尚書鄭曉說，洪武二年規定設置的內官編製（內使、監、奉、御）不過六十人，如今自太監（宮內二十四監局的領導，正四品）至火者（宮內的雜役）已經將近萬人了。這上百倍的差距體現出好老闆與敗家子的距離。個人色彩如此濃重，我們以哪個皇上為標準呢？

侯方域接著說：現在單說賦役問題。百姓正在痛苦無告之時，進學校就免除了，當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結果如何呢？侯方域開始進行動態計算。他說，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惡性循環，逃避的壓力越來越大，逃避的競爭越來越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以學校和胥吏加於百姓，後來就是以百姓加於百姓了。

其實，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標準衡量，一個縣才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品官，重疊的兩套班子，寥寥幾個超編副職，實在是清爽之極。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中組部和人事部明確規定縣長的職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過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的實況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時一正十副。科局長一般都是一正八副。這還僅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況。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只有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搜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入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十二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搜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乾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制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朱棣以維護「祖訓」的名義起兵，奪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復了《大誥》的法典地位。不過，堅持了19年後（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

總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眾監督」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值得拚命的大問題，但我們經常面對的是單獨哪個都不值得拚命的一大堆小問題。

不過，侯方域把這兩種身份僅僅當成避難所，未免有些消極片面。生員可以領取國家發的伙食費，大體是每天兩升米的樣子。胥吏不僅有工食銀，還有種種陋規收入。這一增一減，對金錢和人力投入來說便是可觀的回報。更何況，加入生員和胥吏隊伍也將提高對抗刑罰、兵、胥吏和豪強吞併的能力。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麼，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就近似一紙空文。清朝人劉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壞，就把高官不肯真正執法限制白員說成首要原因。他說：四川吏治之壞，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有多麼邪惡，關鍵是官員太多。為什麼多呢？因為違例。敢違例嗎？大官容忍這麼做。大官中沒有一人認真辦事，明知其違例也不肯處理。

朱元璋不僅立下嚴刑酷法，還發動群眾保障實施。

寫到這裏，我再次遇到了定義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來的那六七位副縣長也算「白員」嗎？他們在地方政府認可的編製內，而且從財政拿工資，哪方面都不「白」。但他們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規定之內，類似清朝巴縣的那些灰吏。我們要判斷對局的勝負，不能不確定一個標準，將這些灰官灰吏歸歸類。

這是合法傷害權的更加主動和放肆的應用。合法傷害權，確切些應該叫「低風險傷害能力」，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巨大。差役們找上門去，口稱奉領導之命，以禁止營業相要挾，勒索錢財。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三害相權取其輕，行賄是很正常的。合法傷害權的價值就是由避免傷害的費用確定的。當然，假如有辦法降低告狀的成本，比如找到請鄉紳李榕給州縣領導寫信告狀之類的便宜途徑，那麼，賄賂的數目就會被這種便宜所限制並壓低。在「三害相權取其輕」的格局中，次輕之「害」封住了合法傷害權價值的上限。

沒過多久，朱元璋就覺得僅僅砍當事人的腦袋不解氣了。他說：如今的官府故意違反法律，濫設無藉之徒。這些人自稱「的當」、「幹辦」、「管幹」，出入城市鄉村，禍害百姓比虎狼還厲害。……今後再有敢這麼乾的，「的當」本人、「管幹」本人、「幹辦」本人，連同政府官吏，族誅。https://read.99csw.com

這是攔路敲詐硫磺運銷稅。硫磺用於生產火藥和爆竹，屬於違禁品，犯者以販賣私鹽論處。有了合法傷害的依據便容易敲詐。這項收入想必更豐厚也更穩定，以至當地的「無賴子弟」也能「相與串通分肥」。無賴算什麼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無賴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經屬於白役，無賴就是二級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邊的野牢子。無賴熟悉當地情況，可以增加查牌收入並分擔查牌的辛苦，接納他們想必是合算的。由於這些人有權合法傷害他人，百姓不敢對抗，他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總之，朝廷失敗了，白役和白書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差票的發放程序常規是這樣的：先由書吏草擬一稿，寫上原告、被告姓名，被傳人姓名，案由，執行衙役姓名、人數，發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員過目後由刑房書吏填寫，再由縣典史或州吏目簽發，最後由州縣官拿硃筆在被傳人的名字上點一下確認。民諺說：「堂上一點朱，民間千點血」，指的就是這一點。執行衙役拿到票后，轉讓就可以進行了。在這種交易中，買賣的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們靠票（合法傷害權）的占有權掙錢；而購買者則相當於佃戶，他們靠合法傷害權的使用權掙錢。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過來，或者比較富裕，懶得跑腿搜刮，他們就可以租給白役去耕種收割。

滅族？滅族。《大明律·吏律·濫設官吏》規定，對濫設編外人員的官吏，最重處罰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嚴酷，已經比唐朝規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於鑽營濫充者，《大明律》規定杖一百、遷徒。容留（錯誤輕於濫設）濫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區別，一概滿門抄斬。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過程：承票時有一次付費，那叫「規費」。銷票時還有一次付費，名曰「酬謝」。

巴縣的白役數字同樣駭人聽聞。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七千人。巴縣的額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錠等於一百貫錢，如果不考慮次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這筆錢可以買到七八千斤大米，價值六七千元人民幣，似乎比務農的收益高。

我有一個猜想：中國歷代興衰，與這個未曾命名的社會集團有密切的反比關係——白員興則社稷衰。而且，歷代都不缺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卻又根除乏術，屢戰屢敗。在為這個猜想求證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做過五六十條與白員相關的筆記，又幾十次上百次地視而不見，與這個規模超過官吏集團的龐然大物擦肩而過，真所謂「有眼不識泰山」。這回不能再讓它溜了。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除了民眾中心和皇帝中心這兩套標準之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套標準，那就是官府標準或代理人標準。按說他們不是老闆，自己不掏錢，根本就不該以他們為標準，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當家作主，至少當個二地主。在這第三套標準中，高級代理人和低級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餘六七位副縣長就是白員。按照地方政府的標準，副縣長就可以不算白員，容城財政所30多個正式編製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員。但是這一百多人也拿工資，也吃財政，根據容城財政所的標準，他們也不算白員，不吃財政而吃政策的臨時工才是沒有爭議的白員。

這段文字介紹了三種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飯。無論有事無事，工作餐已經有著落了。二、市鎮街道的首腦們支給的盤費。這是比較有保證的日常現金收入。至於當地領導如何攤派這筆錢，那是他們的事。三、訛詐酗酒、賭博和偷雞摸狗者。我們知道，抓賭至今仍是基層幹警和聯防隊員額外收入的來源。至於其他輕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當，也可能出一筆小財。憑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溫飽和小康之間。

這太複雜了。我們在評判帝國時代的對局的勝負，只能採納皇帝的標準，準確點說應該是開國皇帝的標準。朱元璋劃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員。為了貫徹這條標準，我們不得不把太監當成公務員，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務員當成白員。皇帝不肯為百姓掏錢，我們能有什麼辦法？他是天下萬物的總代表，壟斷了對錯標準的確定權。我們說朱元璋敗於白員，依據的便是他的標準。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諧志》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諧志》的作者說，這意味著萬余只虎狼，在方圓百里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孫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詔書中，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建文帝宣布：「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斷，無深文（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假如我想進一步，直接當二地主或三地主，成為直接從官吏手裡接票的正役，或者更進一步當個地主，當個填票寫票簽票的官吏，那價錢就高多了。這筆錢叫「頂首錢」或「頂頭銀」。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著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裡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再進一步說，皇帝也是有私人關係的，他的私人關係的利益比國家社稷的利益離他更近。明憲宗喜歡珍寶，成化年間（1465—1487），四方「白丁」勾結內臣，進獻珍玩，哄皇上高興了，動輒便賞個什麼官。按照規定，官員任命都要經過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顧私人，破壞祖宗的規矩，官僚們也擋不住。這樣的「編外官員」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傳奉官」。前邊提到的馬文升給過一個數字，他說：「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明武宗（1506—1521）時代的傳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數字是：「傳奉冗員，多至千百」。由此看來，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員濫設者和容留者，按《大誥》的規定，不滅族也該陵遲處死。

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擠入白員隊伍，或者淪為盜賊。這條定律比我開頭猜想的「白員興則社稷衰」確切得多。社稷興衰是難以計算的，良民的數量卻可以計算。白員是低成本傷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壞力」集團的成員，一旦他們超過某個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擴大再生產能力；白員在人口中的比例繼續擴大，還將吞噬良民的簡單再生產能力。越過這個轉折點之後，良民的數量便開始下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九_九_藏_書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製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於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於二等臨時工。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像如今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臟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明朝書吏的頂頭銀一般要三四十兩，多者百余兩。京師衙門書吏的價格更高，要數百兩。數額最大的是兩淮鹽政，據明末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九邊鹽法》稱，鹽院書吏一名，頂首銀一萬兩。鹽道書辦八千兩。廣盈科頂首銀二千兩。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兩。以糧食價格折算，一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人民幣三萬左右。如今一個財政所（戶房書吏）的名額大體也是這個價錢。

首先，打聽信息是有費用的，到縣城裡搞清楚這一點需要時間和金錢，需要有關係，找對人，這並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官吏衙役不至於笨得讓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錢花時間的，有的時候定義模糊，潛規則當政，再加上檔案保管嚴格，百姓根本就別想弄清楚，即使費勁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產了。再往後，過五關斬六將鬧清楚了一切，綁縛幾個人從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盤纏？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當是否夠用？他們反抗或逃跑怎麼辦？百姓有權將其監禁甚至擊斃嗎？最後，終於把貪官污吏和白員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誰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們這麼容易說上話，我自己去告狀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狀是一面之詞不可信，抓來了被告他就會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級官員向來把百姓踢來踢去的當皮球，抓了幾個他們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們就不踢我們了？萬一他們再把我們踢回四川卻如何收場？

開國皇帝好比一個小牧童，含辛茹苦創建了一個牧業王國，當上了牛羊百萬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別被狼吃了，這與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為了實現這塊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細選一萬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編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數字達到90萬，所謂十羊九牧，那多出來的89萬自稱牧工的傢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來無異於虎狼。朱元璋動殺心，因為他見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嚴刑苛法很合乎創業者的性格和利益。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處理的各類案例的彙編，其地位相當於「文革」或「嚴打」時期的暫行法規。《大誥》像《毛主席語錄》那樣發行全國，朱元璋要求人人學《大誥》，家家戶戶有《大誥》，這就在全國城鄉撒下了天羅地網。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群眾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歷史記載不多，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零星記錄中已經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2002年春節期間，我閑翻顧炎武的《日知錄》，忽然被一句話觸動，心中大震，繞室疾走，浮想聯翩。下邊抄錄這段話（括弧內為引者註釋）：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個衙門，如此平均下來每個衙門就有六七百位白員。明朝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經制」名額不過二十左右，此外還有約二百名額設衙役，而「幫閑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倍。

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合法傷害權之類的東西，就好比是一個利藪，一塊培養基，一個生態位，白員就是這個生態位的必然產物。儘管這是一個以害人為生的大物種，我們卻不好痛罵人家。資本和勞動力總要無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較高的領域，不消除這塊培養基，單罵跑來繁殖的細菌覺悟不高，還要擋人家的財路，就有點不大講理。

《大誥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今後，各省、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必須把應役皂隸的名額張榜公告，讓民眾知道。公告最後還必須聲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

其實，描述這個集團的文字並不少見，各個分支的學名和諢名也傳下來不少，例如「傳奉」、「小書」、「白書」、「幫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為白丁或白乾，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領工資而做官事，這就是白役。《漢語大詞典》將白役定義為「編外差役」。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平不高，「萬余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字計算，最多不過8000人。就算這樣，白員也在「正身」的十倍以上。（明）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裏也是十倍。

這裏需要解釋幾句。按照明朝的規定，州縣學校的生員（俗稱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賦役。生員是官員的後備軍，官員食稅而不納稅；胥吏已經是領伙食補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擔賦稅。於是，這兩種身份就提供了針對「稅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難所。我們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頂首錢」買的。生員的身份同樣可以買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進，那位每年掙十二兩銀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兩銀子買了個相當於生員的監生身份。這種交易實際上包含了避稅權的買賣。

這裏描繪了一種常見現象：官家的一個名額，總要由六七個人共用。那麼，我問自己，這多餘的五六個人及其所屬的集團叫什麼名字呢？

當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內發動了幾次大掃蕩，取得過局部和暫時的勝利，但這是一場持久戰和游擊戰。我們可以把儒家信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正式法規看作一種共識，一項邊界協定，一條統治集團與百姓之間在長期互動中摸索出來的公認疆界。我們已經看到，官吏、白員甚至皇帝都樂意侵犯百姓的邊界，而百姓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式的迂闊和梗直。這未免過於軟弱單薄了。既然無法借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

上官剛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說什麼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於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於什麼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閑在官」之徒。這個「閑」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hｔｔｐs://rｅaｄ.９９csｗ.ｃｏm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閑在，他們偏要去幫。不過「幫閑」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經有主了，專指那些幫助闊人消閑的門客，朱元璋創造的術語未能普及。

現在我們大體知道當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買差票的錢是直接成本，敲詐勒索的錢財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顧炎武說「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說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嚴，腐敗不那麼嚴重，白員為正員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2000年，湖北監利縣容城財政所的正式編製為30多人，實際工作人員140多人，編外人員是編內人員的三四倍。不如明初，卻好於明末。

白員的勝局又意味著什麼呢？復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滅亡，入清后在《壯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寫了一段文字，我想把這段文字所表達的思想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論證，不能妄稱，這裏先稱其為「假說」。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說」，從百姓的視角展現了白員必勝之局所牽涉的全局。

至於吏（白書）的情況，四川巴縣的檔案表明，晚清光緒一朝的清剿也以慘敗告終。光緒25年3月（1899年），巴縣在冊吏員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認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認可卻不敢上報中央的「灰吏」，還有一大批給灰吏當學徒的「白書」。由於白書不註冊，準確數字不詳，不過能夠統計出來的數目已經與灰吏相近了。這就意味著，吏級白員已經接近正吏的三十倍。光緒26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巴縣大舉裁汰冗吏，次年在冊吏員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過了一年，巴縣在冊吏員的數字又反彈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員失敗。

朱元璋自己也發牢騷，據說他寫過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江南富足翁」不過是牧主的一條牛，竟然活得讓大牧主羡慕不已，究竟誰是主，誰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慣了，發發牢騷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後代舒服慣了，假如他們減輕工作量，把過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時間，這樣做豈不是更合情理？幹得不好，無非讓牛羊多吃點苦，容虎狼多吃幾口肉，與皇帝的個人福利關係很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子孫後代或許要因此受到一些損失，不過三五代之後的子孫的禍福，貼現到今天又能值幾個錢？

設身處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筆下的那些酒店老闆被逼停業，他們一定會打聽一下停業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確認不合法，倘若可以確認是差役害人，他們很可能利用這個政策，把害人的傢伙綁縛進京。不過我要強調這僅僅是可能，真要成為現實，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條件。

許多人奇怪，說中國明清有那麼多「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不能長出資本主義，看看這條定律就不奇怪了。

明末清初一畝糧田不過賣三五兩銀子，上述許多「缺」的價格已經夠買塊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與土地交易並無本質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農田也分「田底」（所有權）和「田面」（佃戶使用權）。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細細想來，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權是稀有資源，合法傷害權也是稀有資源，而且是確保其他資源如何分配的基礎性資源，堪稱第一資源。所謂「鑽營濫充」，就是爭奪這種稀缺資源的占有權或使用權。

面對白員集團，朱元璋的反應極為兇狠，殺手疊出。

後來，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潤，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愛上朝的皇帝都比較長壽，各自佔據皇位四十多年。他們死後，明朝還要經過三五個皇帝才最後滅亡。說得更徹底一些，即使明朝滅亡了，亡國之君個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禎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氣性剛烈，假如他不死，撈個王的封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可是足以讓無數英雄折腰的待遇。

「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朱元璋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專門寫了《祖訓錄》預防。不過這仍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理睬，他也不能從墳墓里爬出來撤人家。而生來富貴的子孫，花錢辦事的感覺必定不同於創業者。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干多干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這是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不僅教書不如當衙役，開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九回說到一個合夥開南貨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兩銀子為資本，經營有方，每年可以贏利一二百兩（明朝的二百兩銀子以糧價折算約四五萬元人民幣，銀子在清朝的購買力漸趨走低，這裏不作購買力比較），而這不過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想見鑽營的強度和朱元璋嚴防死守的難度。

這條標準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眾及其代理人將公共服務公司能管理得這麼清爽。別說民眾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闆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層級增加，中間加入幾個代理人——有資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員和偷懶現象就是難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點官場病。不過這條西方標準畢竟提供了一個衡量中心，那就是民眾的購買意願。按照這個尺度，朱元璋身邊的太監也屬於白員，因為百姓並不需要他們。

問題在於，選擇牧工和捕殺虎狼是很勞神費力的。《春明夢余錄》提到過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由此計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個小時要讀二十份奏章，處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鐘，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鍾。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幹十個小時，這個皇帝究竟還有什麼當頭？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朱元璋提到過「主文」和「寫發」。我無法確定這些人的數目和身份等級，但從清代巴縣檔案看來，同一職位上也存在三個等級。四川巴縣的正吏（典吏）不過15名，一等臨時工（半正式工）「經書」常有200多人，二等臨時工「清書」和「小書」是經書的徒弟，統稱白書，數目與師傅相近。

知道了在衙門「鑽營濫充」的法律風險，還應該理解鑽營的實際好處。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2871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乾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