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1095年時，羅馬與君士坦丁堡都已經採取了大量措施來修復彼此的宿怨。儘管阿萊克修斯一世數年前提議召開的大公會議仍然沒有召開，但拜占庭皇帝與教皇之間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如果後世添加到一份12世紀文獻中的記述可信的話，他們還一道構想出了一個計劃。據說1090年初，由烏爾班二世和阿萊克修斯一世共同派出的使節來到克羅埃西亞國王茲沃尼米爾（Zvonimir）的宮廷，請求國王派騎士前往襄助拜占庭帝國處於困境的教會，解除穆斯林對耶路撒冷的壓迫。如果這件事是真的，那它就是教皇後來在克萊蒙發出呼籲的一次預演：兩者都是舊羅馬與新羅馬共同發出的求助呼聲，都有耶路撒冷的吸引力，以及以軍事服務作為虔誠的表現。不過，這次針對茲沃尼米爾國王的預演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根據這段插補文字所述，茲沃尼米爾國王麾下的騎士們對他居然準備為他人而戰感到震驚，於是就謀殺了他（儘管也有其他文獻稱，國王因年事已高而壽終正寢）。

不過，時間總會撫平衝突，長期的合作消解了這些爭端。一份10世紀的拜占庭文書揭示了君士坦丁堡送給教皇的信件應該遵循怎樣的固定格式來寫就：「因聖父、聖子和聖靈，我們唯一的主之名。（留空填寫名字處）和（留空填寫名字處），羅馬人的皇帝，主的虔誠信徒，寫給（留空填寫名字處），最神聖的羅馬教皇，我們的精神之父。」相應地，羅馬的使節們應如何稱呼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有固定格式可循。這些成例表明，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合作是常態，而非偶然的例外。

烏爾班二世唯一勝過對手的優勢可能在於他與東方教會的關係，不過這種關係本身也不是毫無問題的。起初，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只是基督教世界五大初始主教區中的兩個。其他三個分別是安條克、亞歷山大港和耶路撒冷，它們先後在公元7世紀的伊斯蘭大征服中陷落，這就讓僅存的兩大主教駐地成了對抗的兩極。有關兩者地位應如何排列的爭端以及關於教義與宗教實踐方式的爭論時不時就興起。公元9世紀時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與君士坦丁堡的教會牧首波提奧斯（Photios）之間的激烈爭論，更是讓雙方的關係跌至谷底。

克萊芒三世被立為敵教皇（rival pope），他聲稱自己是聖彼得之位的真正繼承人，還得到一群高級教士的支持，這產生了要將羅馬教會分裂為二的威脅。儘管格列高利七世本人在拉特蘭宮避難，後來又逃出羅馬去了薩勒諾，並最終於1085年在那裡以流亡之身過世，但教廷仍然籠罩在不確定與混亂疑惑的氛圍中。過了近一年，格列高利七世的繼承人才被選出來，而且即使到此時他已經被提名成為維克多三世（Victor III），還是多多少少依靠武力才成功上位。可他在任還不到18個月就去世了，新的選舉又得舉行，這催生了新的爭鬥與騷亂。1088年3月，奧斯蒂亞紅衣主教奧多（Odo）被提名為教皇，取封號為烏爾班二世。然而，他在亨利四世治下的德意志和北義大利並沒有得到承認。教會仍然處於混亂無序之中。

憑藉著與君士坦丁堡實現和解，烏爾班二世有意將自己置於基督教世界領導者的位置上。這個世界多年來一直肆虐著激烈的攀比、爭鬥和衝突。正像當時的一位編年史家所說的那樣，11世紀末，教會的狀況是一片無序混亂。「在歐洲所有地方，」沙特爾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寫道，「無論是在教會之內還是之外，和平、美德與信仰都遭到大大小小的強人粗暴的踐踏。確實有必要讓這一切邪惡終結了。」可是，烏爾班二世想要讓自己牢牢處在基督教世界的中心，還需要更宏大的規劃。若想與克萊芒三世在羅馬一爭高下，進而在歐洲其他地方加強他的地位，那麼，與希臘教會和解所取得的進展還遠遠不夠分量。

阿萊克修斯一世登上皇位前是一名武將，擁有斯巴達式的生活品位，對信仰事務也絕不會無動於衷——據其長女所說，他是一個會與妻子一道熬夜，沉浸於研讀神聖經文的人。他聆聽了教皇使者們的陳情，並下令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來討論他們所訴的苦衷，比如，抱怨都城中遵循拉丁禮儀的教堂都被關掉了，造成城中的西方人無法再在教堂中尊奉其主。此外，皇帝還親自主持了一次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安條克牧首、兩名大主教和18名主教參加的會議，並要求查看有關從神聖記事板上刪去教皇名諱的文書。當被告知並沒有此類文書，而且不刻錄教皇名諱也沒有相關教法支持后，皇帝便下令，重新根據教法傳統，把教皇的名字刻上去。

還有其他跡象也表明，東西方之間的利益發生了調整重組。11世紀90年代初，聖菲利波迪格拉加拉（San Filippo di Gragala）修道院突然連獲恩寵。西西里伯爵羅傑下令將好幾座教堂劃歸它管轄，還劃撥了不少土地給這裏的僧眾。羅傑又頒布了一條諭令，這座修道院將不受拉丁教士的干擾，也不受「男爵、將軍、子爵以及其他人等」的干涉。還有其他地方也出現了雙方合作的重要事例，尤其是在軍事方面。11世紀90年代初，巴爾幹各地屢受侵擾，阿萊克修斯一世於是向四方求助，以期加強軍力。他派遣了帝國公使前往坎帕尼亞的烏爾班二世那裡，而烏爾班二世也迅速在1091年春天派人前往幫助阿萊克修斯一世抗擊草原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這個部落從多瑙河沿岸大舉發動進攻，一直深入到色雷斯內陸地帶。而在其後發生的拉維尼歐戰役（Battle of Lebounion）中，阿萊克修斯一世消滅了這支令人生畏的遊牧部落，這成為拜占庭帝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戰役之一。reａd.99csw•ｃｏm

而格列高利七世禁止售賣宗教聖職，並強調只有他才擁有任命這些職務的權力。他的這種改革嘗試使其站到了與亨利對抗的一面，因為亨利非常不願意教皇干涉德意志教會的事務。到1076年時，雙方的關係已經瀕臨破裂，教皇於是頒布絕罰令，將亨利驅逐出教，他說：「我代表全能的主，聖父、聖子和聖靈，經由您的力量和權威，我拒絕（承認）亨利國王（為我教中人），因為他在對待您的教會、管理全部德意志人及義大利王國時所表現的驕縱自滿簡直聞所未聞，我解除所有基督徒遵守對他許下的或將要許下諾言的義務，並禁止任何人尊奉他為國王。」

但無論如何，巴西爾只會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一聽說君士坦丁堡採取了種種和解舉措，他就立馬與克萊芒三世取得聯繫。而敵教皇也很快就做出了回應：「請速速將你提及的我們神聖的弟兄君士坦丁堡牧首所寫的那封信發來。」這指的是巴西爾已經提到過的與羅馬和解的舉措。「我們也必須就如此重要的事宜回信給他。他應知曉，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一切——因為我們也同樣期盼，同樣歡迎和平與團結。」克萊芒三世對巴西爾的種種不忿進行了安撫，並承諾這些事情很快就會解決好的。然而，如果克萊芒三世的確也曾嘗試著與君士坦丁堡進行接觸，那他應該沒有獲得什麼成效。儘管他也表示有意與希臘教會接觸——寫信給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基輔大主教若望（John），希望能與希臘教會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但他的主動示好並沒有得到回應。在阿萊克修斯一世看來，比起背後有德意志撐腰的克萊芒三世，烏爾班二世顯然是更有吸引力的盟友。

在接下來的數年裡，西方教會的分裂態勢並沒有彌合的跡象。1095年克萊蒙大公會議召開之前的十年間，處於強勢地位的不是烏爾班二世，而是克萊芒三世。畢竟烏爾班二世在繼位后的最初幾年裡連羅馬的城牆都進不去，甚至連他的選舉儀式都是在遠離「永恆之城」的泰拉奇納（Terracina）舉行的。因為羅馬還牢牢地由忠於亨利四世的軍隊控制著。儘管烏爾班二世在1089年得以短暫地進入羅馬城，舉行了一場慶祝遊行、一次加冕彌撒，還發布了一份教皇通諭，但他很快又撤走了，沒敢冒險在城中停留更長時間。1091年和1092年聖誕節，他再次返回羅馬，卻被迫在城外紮營，無法履行教皇最基本的職責，包括在聖彼得大教堂主持彌撒。

教會內部的分歧巨大，以致到了11世紀末竟然出現了教皇並立的態勢，每位教皇都聲稱自己才是聖彼得之位的合法繼承人，而且都得到了自封為正統的一派教士的支持。還有拜占庭的教會，它所遵循的行為標準和正統教義都與西方大相徑庭，此時正與西方教會處於大分裂的狀態。但在當時，一場最為持久、也是對歐洲和諧統一造成最大威脅的爭端，已經對教會整體的活力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與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德意志亨利四世之間的關係嚴重惡化。亨利的先人已經確立了對義大利北部的統治，並在10世紀60年代成功地成為羅馬的皇帝。所以，他們也一直密切關注著身在此處的教廷，保留著教皇選舉的投票權。1073年4月，格列高利七世剛被任命為教皇時，他與亨利四世的關係發展趨勢還不錯，格列高利七世被他說成是「一位宗教虔誠的人，精通（聖俗）兩界知識，對公平與公正最為積極的熱愛者，不畏艱難困苦……令人尊敬，謙和親切，頭腦清醒，樸素貞潔，熱情好客」。教皇對皇帝在自己當選后發出的信息也很上心。他向自己的支持者這樣寫道：「亨利發來的信息充滿著愉悅與順服，就我們記得的來看，不論是他還是他的前任們都不曾向羅馬教皇這樣表過態。」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塑造了歐洲。它確立了歐洲騎士階層與基督教信仰牢牢結合在一起的身份認同；它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模式，虔誠與為主服務逐漸成為被高度推崇的個人品質，在詩篇、頌文、歌曲和藝術作品中廣為傳頌；它形成了為上帝而戰的虔誠騎士這樣一種理想觀念；它將教皇確立為在精神領域和政治領域都具有重要性的領袖；它賦予了西方一眾公國共同的立國基準，創造了一個評價框架，使保衛教會不僅是一種意願，更成為一種責任。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生髮出的塑造歐洲的種種觀念和結構，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前夕。

烏爾班二世在當上教皇時，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在戰略地位上，他是被克萊芒三世及其保護人亨利四世壓制著的，處於劣勢。於是他被迫要想盡辦法為自己鋪路搭橋，增強實力。他當即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與君士坦丁堡和解。他於1088年當選后不久，就派了一個小規模的使團前往拜占庭帝國首都，就30年前導致東西方決裂的那些敏感話題再次進行商討。使團成員得到了阿萊克修斯一世的接見，並著手以當時被評論者稱為「溫和而如父親般關切的方式」來處理這些議題。他們談到了諸如希臘教會在聖餐儀式中使用發酵麵包的問題，還談到教皇的名字從君士坦丁堡的神聖記事板（Holy Diptychs）上被刪去的問題。要知道，這些記事板上可是列出了所有被認為與教會有關聯的主教的名單，不論他們還活著或已逝去。九-九-藏-書

十字軍史學家們（無論是中世紀的還是現代的）紛紛追隨著他前往克萊蒙。但是，東方到底發生了什麼災禍？為什麼那麼急切地尋求幫助？拜占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想要理解十字軍東征的起源，我們必須轉移目光，並非轉向法蘭西中部的山麓，而是去關注帝都君士坦丁堡。

在烏爾班二世剛當選的時候，如果誰說他能打動並激勵歐洲的基督教騎士們奮然拿起武器，遠征耶路撒冷，肯定會被當成笑話。儘管教皇密切關注著西班牙的局勢發展，也注意到基督教勢力屢有斬獲，而伊斯蘭勢力不斷遭受損失，但他除了送去熱情洋溢的表示支持和鼓勵的信件外，其他什麼也做不了。考慮到烏爾班二世在歐洲本土所處的窘境，儘管他對東方虔信者們命運的關注或許發自內心，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卻顯得無足重輕，也不會有什麼影響力，畢竟他自己都還在苦苦掙扎著，希望在羅馬多召集些支持者，歐洲其他地方的支持就更成問題了。

這個事件導致羅馬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關係走入最低谷，今天我們稱之為「東西教會大分裂」。此後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憎恨與敵對成了常態。例如，1078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發布了一道針對拜占庭新任皇帝尼基弗魯斯三世·伯塔奈亞迪斯（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的絕罰令，可新皇甚至與羅馬從來沒有接觸過。三年後，教皇又在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廢黜舊帝之時給他來了一道絕罰令。大概在同一時期，教皇不僅批准進攻拜占庭，而且賜給領軍的將領一面旗幟，命他帶著旗幟上陣與拜占庭帝國軍隊廝殺。他甚至還罔顧當事人是否真有意願或真有機會去爭奪皇位，就斷然任命這次進攻的策劃者羅貝爾·吉斯卡爾為君士坦丁堡皇位的合法候選人。

這些新進展迅速而有力地增強了烏爾班二世的實力。他宣布將於1095年3月在皮亞琴察舉行一次大公會議，而這座城鎮恰好處在此前忠於亨利四世的領土的中心地帶，也是克萊芒三世之前的拉文那大主教區的核心區域。會上，亨利四世已經叛離的妻子現身譴責了自己的丈夫，敵教皇也遭到猛烈的抨擊，但隨後，所有之前站在亨利四世一邊的教士們都獲得了一紙赦令。會後不久，康拉德與烏爾班二世在克雷莫納（Cremona）會面，康拉德公開採取了順從和謙卑的姿態，甘為馬夫，為教皇牽馬扶鞍。幾天後，兩人再次會面，康拉德發誓會保護教皇烏爾班二世、教廷及其財產。作為回報，烏爾班二世承認康拉德想得到皇位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此外，他還促成了這位新盟友與自己在義大利的頭號支持者，西西里伯爵羅傑之女的婚事。教皇寫信給羅傑稱，如果順利結親，那對羅傑來說將是無上的榮耀，而且未來對他也大有好處。婚禮最終在比薩如期舉行，場面盛大，康拉德對自己富有的岳父送來的豪禮也非常滿意。而這場聯姻也使烏爾班二世的地位有了極大提升，他從一個孤立無援、只能被迫在羅馬城外紮營的人，一躍而成為歐洲政治中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

巴西爾個人抱有的憂慮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梅爾菲會議是重建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關係的一個關鍵。巴西爾所認為的其同僚為獲取羅薩諾和聖塞韋里娜教區而做出的不可饒恕之舉，事實上卻更可能是教皇與拜占庭方面在義大利南部展開新合作的重要例證。

這些舉措重啟了與羅馬的對話，也為拜占庭帝國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夕進行的重大調整鋪平了道路。一名拜占庭高級教士提奧菲拉科特·赫菲斯托斯（Theophylact Hephaistos）受命起草了一份文書，刻意淡化了希臘和拉丁傳統之間的差異，以此打消東方教會對統一所懷的疑慮。他寫道，很多方面的差異都微不足道。雖然拉丁神父們在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齋戒；他們在大齋節期間的齋戒方式不合正統；與東正教神父不同，他們不看重在手指上戴戒指，還削髮斷須；他們在做禮拜的時候不著黑衣，而是穿著五顏六色的絲綢法衣；他們行的跪拜禮不倫不類；而且，與嚴格素食的希臘僧侶不同，拉丁僧侶們很開心地享用豬油和各種各樣的肉類。但這名教士主張，所有這些問題都能很容易地解決，就如是否在聖餐儀式中使用發酵麵包一樣。但他承認，加不加「以及聖子」這句話是一個性質完全不同且嚴重得多的問題，接受添加此句的人應該下地獄，受烈火焚燒。雖然如此，他還是顯得充滿希望，覺得這個句子依然可能會被刪去。九_九_藏_書

阿萊克修斯一世不只做了這些，他還請使者們傳話，敦請教皇前來君士坦丁堡，結束過去曾大大損耗教會元氣的種種爭端。在一份蓋有拜占庭帝國金印的詔書中，他提議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召集希臘和拉丁教會的高級教士參加，共同商討雙方存在異議的主要領域。至於皇帝自己，他承諾將遵守會議達成的結論，以此維護「上帝之教會」定義的統一性。

不過，11世紀90年代中期，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德意志內部突然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動向，從而給烏爾班二世提供了戰勝敵教皇及其主要支持者亨利四世的絕好機會。亨利四世的陣營中出現了因皇帝過於嚴苛的對待而公開反叛的人，且他們的身份都不低。其中一位就是亨利四世年輕貌美的妻子。她主動找到教皇，向他哭訴說，自己被迫「與如此多男人」犯下了如此多「非同尋常的骯髒的通姦行徑，甚至連她的敵人也會原諒她逃離（亨利四世）。聽了她的遭遇，所有天主教徒都不免動惻隱之心」。在當時那種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中，烏爾班二世的支持者們急於抓住任何能夠讓亨利四世名譽掃地的把柄，因此，嚼舌者很快就興高采烈地把這種污穢的醜聞傳揚了出去。還有一位更重要的反叛者，那就是亨利四世的兒子兼繼承人康拉德（Conrad）。他是個嚴肅正派的年輕人，因厭倦教會內無休止的爭吵，又因亨利四世在義大利北部連遭敗績而感覺自己前景不妙，於是決定與自己的父親決裂，帶著手下的諸侯一道轉而支持烏爾班二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自身卻是分裂與無序的產物。因為11世紀下半葉，歐洲動蕩不安，危機頻發。當時，整塊歐洲大陸都處於征服與叛亂的時代。英格蘭此前好不容易才抵制住了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長期攻勢，這時正被諾曼人佔領。阿普利亞、卡拉布里亞和西西里也因來自諾曼底的移民湧入而發生著變化。首先來的是雇傭兵，然後是各種被南方提供的豐厚物質回報吸引來的碰運氣的人們。西班牙正處於轉折時刻。在統治這個半島長達三個多世紀后，這裏的穆斯林佔領者從一個又一個城鎮被驅趕走。德意志也騷動不安著，起而反抗皇室的大規模叛亂隔三岔五就爆發。與此同時，拜占庭帝國承受著日益累積起來的沉重壓力，其北方、東方和西方邊界都受到威脅，日益張牙舞爪的鄰人們不斷突破邊界，長驅直入。

1080年6月，德意志和義大利北部的主教們接到傳召，到布里克森（Brixen）參加一次大公會議。會上有人提議，應以武力將格列高利七世驅逐出羅馬，並選出一位「正統的」教皇取而代之。於是，拉文那（Ravenna）大主教威伯特（Wibert）被任命為待任教皇，他的加冕儀式定於次年春天在羅馬舉行。亨利四世先是被德意志境內發生的叛亂拖延了些時間，等事情解決之後，他終於進軍義大利，逼近羅馬並最終於1084年攻下了這座城市。威伯特即刻在聖彼得大教堂加冕為教皇克萊芒三世（Clement III）。一個星期後，亨利四世自己又被加冕為羅馬皇帝。「我得到了教皇克萊芒（三世）的正式任命，」他寫道，「並在神聖的復活節那天得到所有羅馬人的同意，在所有羅馬人民的喜悅歡呼聲中加冕為帝。」

11世紀還是教廷與歐洲的大權貴們激烈衝突的世紀，時不時就有君王遭受絕罰，有時雙方會和解，但到頭來只是為下一次絕罰令做鋪墊。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法蘭西的菲利普一世、英格蘭的哈羅德國王、拜占庭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以及諾曼公爵羅貝爾·吉斯卡爾（Robert Guiscard）都至少遭教廷絕罰過一次，而這是教廷為強調自身對世俗世界擁有的權威所做的一部分努力。

拜占庭方面的這種審慎的調整，意在彌合君士坦丁堡與羅馬之間的罅隙，這不僅事關解決宗教爭論，而且旨在為結成政治甚至軍事同盟鋪平道路。這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誕生歷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也是烏爾班二世教皇數年後能號召歐洲騎士階層踏上征途、捍衛拜占庭的必要條件。

以上種種都與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蒙發出的武裝號召顯得非常不同。正如源自1095年末1096年初的文獻明確指出的，教皇烏爾班二世密切關注著小亞細亞的基督徒們所遭受的苦難，和東方教會（也就是遵循希臘禮儀的教會）所遭受的迫害。那是什麼導致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如此大的逆轉呢？這個原因要在11世紀末發生的對整個教會控制權的鬥爭中尋找，尤其要關注烏爾班二世在西方所處的劣勢地位。

與此相反，克萊芒三世卻始終不懈地在強化自己作為天主教會真正領袖的地位。11世紀80年代末，他曾發出一批信件給坎特伯雷大主教蘭弗蘭克（Lanfranc），邀請蘭弗蘭克前來羅馬，送來給教皇的獻金，並提出願意幫忙調解英格蘭的爭端。他還敦促英格蘭國王和主教們向羅馬教會提供幫助。此外，克萊芒三世還與塞爾維亞人聯繫，認可了他們的聖職任命，還送了一件特別的聖職法衣給安提巴里（Antivari）大主教。他還與基輔（中世紀基輔羅斯公國的首都）的教會領袖接觸，發出表示善意的信息。他的言行舉止恰如教皇所應該做的：不請自來地經常聯繫基督教世界中的重要人物，並給予建議和支持。在當時看來，能發表1095年前後那樣的演說，並贏得或可將教會重新融為一體的巨大效應的人，似乎應該是克萊芒三世，而不是烏爾班二世。ｈｔｔpｓ://ｒeａd•９９ｃｓｗ.com

而這正是烏爾班二世想要聽到的：此舉讓他有機會扮演教會統一者的角色。在與克萊芒三世相爭的背景下，他的這種突破意義非凡——克萊芒三世也知道這一點。克萊芒三世是從卡拉布里亞的巴西爾（Basil of Calabria）那裡得知了自己的對手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來往。巴西爾是一名保守的拜占庭教士，因為被烏爾班二世阻止到南義大利的教區，於是對他懷恨在心。巴西爾出席了1089年秋天舉行的梅爾菲大公會議，並在會上明確被告知，只要他承認教皇的權威，就能得到雷焦的教職。而他的兩名同僚確實因為這麼做而得到了教職，這讓巴西爾感到震驚，憤而爆發。在他看來，烏爾班二世根本不配當教皇，就跟他那位「要受三次詛咒」的前任格列高利七世一樣。於是，巴西爾寫信給君士坦丁堡牧首，把烏爾班二世描述成一頭膽怯的狼，一碰到基督教信條中最為基本的問題，就掉頭逃跑。而且他還像異端一樣收受賄賂，把聖職賣給出價最高者。

毫不令人驚訝的是，此舉加劇了當時緊張的局面。亨利的支持者們稱教皇是一名罪犯，忠於德意志王室的主教們又轉而對教皇施以絕罰令。雖然兩人曾於11世紀70年代末短暫和解，但教皇經人遊說后，又開始支持在德意志對抗並試圖廢黜皇帝的強大反對派，於是兩人的關係再次破裂，此後再也沒能修復。格列高利七世公開對其中一位皇位競爭者表示讚賞，稱他謙和順服，熱愛真理，與亨利的驕傲自大、桀驁欺瞞形成鮮明對比，這之後，亨利四世皇帝採取了激烈的回應措施。

話雖如此，但11世紀中期，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關係確實是破裂了。1054年，教皇列奧九世（Leo IX）派出了一個使團，希望與君士坦丁堡共商如何處理在義大利的利益問題。拜占庭此時控制著阿普利亞和卡拉布里亞。但事情卻嚴重偏離了之前的願景。從一開始，談判的基調就錯了，雙方商討的重點沒有轉向如何建立同盟，卻轉到了拉丁和希臘教會在領聖餐儀式上的差異。正如言辭激烈的文獻所展示的，人們認為，到底該用發酵的麵包還是沒發酵的麵包來象徵基督的身體，確定這一點非常重要。不過，重中之重，還是要不要在《尼西亞信經》中加上「以及聖子」這個語句，加上之後就表明，聖靈不僅源自聖父，同樣也源自聖子。添加這個語句的建議最初是公元6世紀時在西班牙舉行的一次教會會議上提出來的。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很多教會領袖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因此起初連教廷都對這個語句的添加進行了譴責。可是，本來很有爭議的「以及聖子」這句話，在一個很難規範行為的世界里，逐漸變得流行起來。到11世紀早期，由於它已經普遍被添加使用，就被正式接納為《尼西亞信經》的標準語句。可是羅馬教會對這個語句的接受，卻在東地中海地區遭到激烈的反對，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

使團抵達拜占庭帝國的都城后，衝突很快就出現了。1054年7月16日，教皇使節希瓦康第達的紅衣主教於貝爾（Cardinal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與其他來自羅馬的使團成員們一起，在聖餐儀式舉行時闖入聖索菲亞大教堂。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就像一出排演好的戲劇：使節們沒有停下來祈禱，而是徑直走到教堂前部，在教士和信眾的面前，當場寫就一份文書，然後硬是把它放上了主祭壇。文書上這樣寫道：君士坦丁堡牧首有辱他所擔任的聖職，在自己的信仰和傳授的教誨中錯誤極多，罪孽深重。他將即刻遭受絕罰，與地獄中那些最邪惡的異端一道受苦。文書中還詳細列出了這些異端的名字。牧首及其支持者們將遭到永恆的詛咒譴責，將「與魔鬼及其爪牙們一道」受苦受難，「除非他們懺悔贖罪。阿門，阿門，阿門」。隨後，于貝爾轉身走出聖索菲亞大教堂。在走到教堂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拍去鞋上沾的塵土，接著轉頭面對信眾，莊嚴地宣布：「讓主來審視，來判決。」九*九*藏*書

不過，在皮亞琴察發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將永遠改變教皇的地位。正當會議對各項神學事務——如異端的定義、以通姦罪對法蘭西國王實施絕罰、與神父身份相關的種種——討論正酣之時，君士坦丁堡的使節趕到了。他們帶來了非常糟糕的消息：拜占庭帝國已經瀕臨崩潰，亟須援助。烏爾班二世很快就抓住了消息蘊含的深意。一舉統一教會的機會來了，於是他宣布立刻北上——前往克萊蒙。

可是，沒過多久，兩人的關係就開始惡化。在成為教皇之前，格列高利七世就是個堅定的教會改革行動派，希望更有效地將權力集中到羅馬教皇手中。改革中最令眾人關注的是由誰來任命教會中的高階職位。此前這些職位一般都會被售賣出去，其形式充其量相當於一種有組織的腐敗行為。有些高階職位能帶來豐厚的俸金，還有影響力和權威，這就讓它們成為一種非常讓人嚮往的獎賞——成為有權勢的統治者分發給擁躉的極有價值的賞賜。

首先，烏爾班二世在義大利南部仍然具有一定影響力。這個地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由拜占庭帝國控制，直到11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才由諾曼征服者帶來了一系列大逆轉。按照安娜·科穆寧娜的說法，這些征服者的勢力像壞疽一樣迅速擴散，「因為壞疽一旦長在身體上，就要侵佔腐化掉整個身體才會罷休」。不過，雖然1071年巴里落入了諾曼人手中，這代表著拜占庭帝國對阿普利亞和卡拉布里亞的控制就這麼不光彩地終結了，但這兩個行省居住著的主要是講希臘語的人，他們自然指望著君士坦丁堡來領導他們。隨著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實現和解，這層聯繫就又開始活躍起來。自諾曼征服以來，遺囑、買賣文書以及其他正式文書的抬頭都用的是諾曼公爵的名號與紀年。但從1090年開始，阿萊克修斯一世的名號與年號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這明確表示當地人已經再次接受了拜占庭皇帝的領導。1081年，烏爾班二世取消了針對阿萊克修斯一世的絕罰令，拜占庭帝國的名譽進一步得到了恢復。

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三世·格拉馬提科斯（Nicholas III Grammatikos）隨後又於1089年10月單獨寫信給教皇烏爾班二世，稱他對教皇渴望積極著手解決雙方的神學爭論感到振奮。尼古拉三世彬彬有禮地寫道，教皇如果以為牧首本人對拉丁基督徒懷有敵意，那就錯了；如果以為拜占庭都城中遵行西方禮儀的教堂都被關掉了，那他又錯了。事實上，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的西方人是得到許可採用拉丁禮儀來尊奉我主的。「我們全心全意地希望，超過一切地期盼著教會團結。」尼古拉三世寫道。

烏爾班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發出的這些積極信號迅速做出了回應。他南下會見了自己僅有的幾位支持者中的一位——西西里伯爵羅傑，並就修復與拜占庭的關係事宜求得了他的同意。羅傑長期以來一直關注著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對義大利的野心干涉。1085年前後，亨利四世的一些支持者曾呼籲他進軍君士坦丁堡，隨後直指耶路撒冷，在那裡等待他的將是榮耀而盛大的加冕儀式。而在征戰途中，他還應該控制住阿普利亞和卡拉布里亞，從而牢牢地讓諾曼人臣服。但如果亨利四世控制了卡拉布里亞，那麼羅傑的利益將會受到損害。於是，在聽說阿萊克修斯一世要召開一次會議共商修復關係時，羅傑明確表示了贊同：教皇應該參加，讓教會從此擺脫大分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