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學美東，居住紐約時間最短，但在「迷宮」買書最多，即使後來搬去新澤西的普林斯頓，但凡有機會到紐約，一定要到「迷宮」轉上一圈，而且每次都不會空手而歸。

接下來幾天，均有購書記錄。隔了一日，周六，下樓購物，結果先進了鄰街一家舊書店。書店上大書：THE LAST WORD，店名響亮而富寓意。進去瀏覽一遭，當時受時差之苦，頭腦正昏，但是看到Paul Bohannan編的一冊Law and Warfare（《法律與衝突》），還是眼前一亮。那次買的還有英國法社會學家Roger Cotterrell的The Sociology of Law（《法律社會學》）。同日晚間，「再出去購物，順便逛另一家書店，買了G. Minda的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還想買Holmes的The Common Law，可惜身上錢不夠了，請店員留書至明日」。又數日，周二，「順便到83街的Barnes ＆Noble，……仔細挑選之後，購書四種」，有L. M. Friedman的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美國法律史》），R. Ballamy的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自由主義與現代社會》），R. Dworkin的Freedom's Law（《自由的法》），D. Kennedy的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司法裁判批判》）。當日的記錄還包括這四種圖書的價格：大約平均每冊二十美元。在洋書裏面，這樣的價格不算貴，但在美國，還有價格更低的圖書市場，那就是折價書市場。

第一次與書相遇的記錄，是開始在紐約生活的第一天，1998年9月10日。

住紐約和普林斯頓期間，旅行較多，或由兩地去哈佛、耶魯，或由普林斯頓去紐約。每次旅行，訪書都是行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許多書就得之於旅途。最遠的一次是在美國西北地的西雅圖。頭天演講、討論，第二天無事，先逛大學書店，選書數種，然後進城，同朋友徒步往海邊，聊天，吃飯，回去時路過大市場里的舊書店，又進去淘書，購得兩冊而歸。其中，John Gray出版於1996年的Isaiah Berlin（《以賽亞·伯林》）帶給我許多閱讀和思想的樂趣。其實，這本書也是普大出版社推出的。普大出版社有美國憲法研究系列，也有一個有關伯林的系列。在普大出版社專櫃，我曾買到伯林的另一本書：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扭曲的人性之材》）。7月末，我們收拾行李，準備告別普林斯頓，仍在高研院的殷老弟前來送別，以書相贈。翻開扉頁，我和內子的名字下面，有幾行工工整整的小字：要治國平天下，須得草莽英雄。下面畫有笑臉，後面還有四個字：格物致知。落款下方的時間是：公元2000年7月28日。這本書的書名是The Power of Ideas（《觀念的力量》），作者Isaiah Berlin，普大出版社2000年出版。

說到贈書，腦海中便浮現出一連串的場景、人物和書影。最難忘的是另一位普林斯頓友人贈的小書。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小書：小開本，窄窄一條，正好放在手掌里。硬面精裝，深色書脊上印有燙金書名。護封設計極為雅緻，華麗典雅的孔雀尾圖案作底，中間套著深褐色橢圓，上面透出暗黃色書名和白色的作者名：Justice is Conflict by Stuart Hampshire （《正義乃衝突之物》，Stuart Hampshire著）。還記得，展讀此書是在往返華府的火車上，此刻再看書中縷縷行行的標註、批語，猶可想見當時的興奮。後來在哈佛大學出版社書屋看到Hampshire的另一本書：Morality and Conflict（《道德與衝突》），有不期而遇的喜悅，立即買了下來。

第一天的安排照例瑣碎繁雜：到不同地方，見不同的人，辦理各種手續。但就是那天，抽空聽了Waldron教授一節課，又在回寓所的路上進了法學院一間小書店，在那裡買了三本書，一本探究美國人法律經驗的法律史著作，一本以公民身份為主題的文集，還有一本人類學家E. Gellner的書。我進那間小店，原本是去找Waldron教授指定的課程用書，但那次我買的書，卻沒有一本與課程相關。也許，理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種內心渴望要得到滿足。

離開普林斯頓前，從海路郵寄了七個紙箱的書回北京。當時下了決心：到此為止。下年在哈佛，定要克制內心的購書慾望，不再像開始兩年那樣。況且之前已經數度去哈佛，每次去都逛書店、買書。夠了。

上年在普林斯頓，就在購物中心那家書店，曾購得一冊R. C. van Caenegem的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aw（《私法歷史導論》）。這位Caenegem是比利時人，法律史名家。我始終不清楚他的姓應該怎麼念，但只要看到這個名字，卻一定不會錯過。原因是，1980年代還在讀研究生時，我就認真讀了他的另一本書：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英國普通法的誕生》），不只如此，我當時還翻譯了其中若干章節。多年之後，那些手寫譯稿已經不存，但當初用來研讀和翻譯的原書複印件卻一直不曾被丟棄。一起保存下來的，還有當年的回憶。Caenegem是那種傳統學者，著書不多，且書不以篇幅勝，但極嚴謹紮實。此書亦然，惟比較前者，其視野更寬而較少專門性。見到這樣的書，我當然不會錯過。不承想，數月後一次乘飛機旅行，因為轉機時太過匆忙，竟將閱讀中的這本書遺落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的飛機上。事後為尋回此書，我循著些微線索，通過熟人輾轉找到當時鄰座的乘客，詢問書的下落。遺憾的是，人雖然找到了，書卻沒有被尋回來。然而有一日，在哈佛書店地下層，我看到了那個熟悉但念不出來的作者姓名，還有那個熟悉的封面。那一刻，何其興奮。不久，在同一個地方，我又看到這個熟悉的姓，但這次看到的是作者的另一本書：Judges, Legislators & Professors（《法官，立法者和教授們》）。現在，這兩本書都立在離我很近的書柜上。

在專營學術書的書店裡，「迷宮」規模可觀，單「法律研究」一項，就有兩大書架。曼哈頓的書店，就我所見，除非列入教科書，法律類沒有如此規模。書店分兩層。大門進去，和左手的櫃檯相對，是一面新到折價書的書架。大堂正中，三面書架中間的大桌，平放的都是折價書。樓梯在大門右手、折價書櫃後面，樓梯一側，還有方形的樓梯拐角，也放置了折價圖書。二樓是一排排的書架，像是圖書館，樓梯口和書架之間，有時也會擺上長長的條案，專售折價書。

架上數百冊英文書，大多是2000年前後在美國遊學時所購。這些圖籍，每一本都曾經我手翻閱、裝箱、上架。它們在我眼中的樣子，除了書籍本身的形狀：開本、色澤、圖案之外，還包含某種無形之物：某個場景、某些人物、某種情緒、某次相遇，甚至，某種氣味、聲音和光線。人與書，有聚，有散。無論聚散，都是故事，都是因緣。

其實，要做到少買書甚至不買書，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少去或者不去書店。但是在哈佛這樣的地方，怎樣才能做到過書店而不入呢？也是十年前，我在哈佛周邊的書店消磨了許多時光。重訪哈佛，也應該舊地重遊一番吧。實際上，因為心境不同，對書的興趣不同，這次在哈佛，常去的書店，兩三家而已。最常光顧的，自然總是哈佛大學出版社書屋。在那裡買的書，其數量差不多可以趕上在「迷宮」所得。

讀其書，聞其言，識其人，這種經驗，對以學術為業的人原屬平常，但在這裏，卻非有一種特殊因緣不可。高研院社會科學部有教授（faculty）四人，Hirschman 最年長，已退休。在職的三位，Clifford Geertz、Michael Walzer 和Joan W. Scott，俱為學界翹楚。此前，我的書櫥里只有Geertz的幾本英文原書。但從那天開始，這種情況改變了。不久，在Witherspoon街一家舊書店購得Walzer的正義理論代表作：Spheres of Justice （《正義諸領域》）。再往後，書架上有這幾位學者署名的圖書日漸增加，其中就有Hirschman篇幅短小的經典之作：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表達與忠誠》），和他的另兩本小書：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保守的修辭》），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對市場社會的不同看法》）；Geertz帶有自傳色彩的反思之作：After the Fact（《追尋事實》）；Walzer早年另一本重要著作：Just and Unjust Wars（《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戰爭》），和他的另外兩本著作；還有Scott在1996年的新作：Only Paradoxes to Offer（《進退維谷》）。值得一提的是，這批書均購自哈佛，確切地說，其中除一種外，全部出自哈佛大學出版社書屋，每冊兩三美元不等。後來，在我的書房裡，四學人書始終自成一類，集中放置在離我書案最近的一個小書架上。曾有過一個念頭，想要據此整理出一小套叢書，藉以增進國人對高研院內這一小群學人的了解，但如今，「高等研究院」的名號已在國內高校的虛名角逐中被競相濫用，變得俗不可耐，我的那點興緻最後也就消弭無蹤了。hｔｔｐｓ://ｒead.９9ｃｓw•ｃoｍ

紐約的書店，值得一提的還有下城的Strand，紐約最大的舊書店。那家店真大，書真多，但要沙里披金，亦非易事。住紐約時去過兩次，皆有所獲。第二次去是在1999年2月27日。那天，與內子往14街一家影院觀影，出來后就「順便」進了旁邊的Strand。當時在架上看到一部H. Hardy和R. Hausheer編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文集，書名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人類研究》），厚厚一冊，紅底金字，硬面精裝。這是一本新書，1997年2月英國出版，當年11月5日，伯林仙逝。眼前的這本是1998年的美國版。書不算太貴，美元標價三十五元。不過，Strand的價格，加上稅，也接近三十美元。我有點猶豫。結果是內子買了送我，算是一份遲到的生日禮物。

2000年前後，網上購書已經很時興，但我卻從未涉足網路。只有一次，偶然看到一冊Liberty Fund （自由基金會）的書目廣告，發現其中不乏政治與法律方面的重要著作，遂訂購了幾種。如今，我對網購已不再陌生，對網購的好處也有所了解。網上購書方便省時，如果目標明確，這種方式尤為快捷。不過，網購與逛書店大不同。舊時所謂逛書店，本身就可以是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這種方式尤其適合作無明確目的的漫遊。自然，網上購書也可以是隨意的，甚至漫無邊際，無遠弗屆。不過，互聯網上，遠近其實並無區別，面對屏幕的購書人，自始至終都處在同一種境況下：沒有同伴，沒有交談，看不到書的姿勢，感覺不到書的重量，嗅不到書香，自然，也少了許多探索、發現和不期而遇的驚喜。不如說，這根本是兩種經驗，兩種生活方式，它們屬於不同的時代。

另一間常去的書店，是距書屋不遠的哈佛書店。這家學術書店創自1932年，大約是此地歷史最悠久的書店了。店分地上、地下兩層。地下一層均為折價圖書，包括二手書。那裡淘到的書有若干種，其中有一本特別值得一記。

在哈佛，還曾去尋訪一家叫做McIntre ＆Moore的舊書店。十年前訪學哈佛，曾數次光顧那間半地下的書店，印象中，那應該是哈佛一帶規模最大的舊書店了。但這次找到這家店卻頗費了些工夫。原來它在兩年前就已從哈佛左近的Alburn街搬去距哈佛稍遠的David廣場。那裡的租金顯然便宜許多，書店設在地上，店面也有擴大。先後去了兩次，購書十余種。前一次買的書里有Blackwell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布萊克威爾哲學指南》）系列中的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當代政治哲學指南》），頗便參考。當時想找同系列的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法哲學與法律理論指南》），未得。再去，還是沒有，卻看到Renteln和Dundes合編的Folk Law（《俗民法》），我早已注意到這套內容宏富的兩卷本文集，不意在此見到，著實得意了一番。hｔtｐｓ://reaｄ.９９cｓw.cｏm

時間稍長，我發現，要在這裏淘到中意的書，有兩個訣竅：一是要經常去，這樣才不致錯過想要的書；二是看到合意的書就買，不要管是否成套。前面提到的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史》），一套五卷，我就是分次在那裡買齊的。這套書採用大開本，圖版極多，印製精美，每卷都有六七百頁，拿在手裡，重如金磚。一冊六美元，便宜得讓人不敢相信。之前在「迷宮」錯失這套書，未免懊悔，如今復得之，價更廉而品相更佳，正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來國內據法文版出中譯本，一切仿照原書，看上去亦與英譯本無別，但稍加註意就會發現，中譯本不但開本略小，紙張及印刷工藝亦不及後者，故其圖版小而模糊，此外，中譯本少了彩色插頁，每冊篇幅亦較英譯本少了許多。

去得最多的，是大學商店內設的售書部。10月的一天，約了東京大學的Tatsuo教授在書店見面，我先到一步，發現那裡有一角普大出版社廉價書專櫃，其中不乏佳作，於是選書七種。那幾種書里，最讓我得意的是Albert O. Hirschman的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激|情與利益》）。書初版於1977年，我手邊的則是1997年的二十周年版。新版有Amartya Sen作的序，還有作者本人的新增序言。Hirschman的書通常篇幅不大，但思想清晰、深刻、有力，故每出一書，都能開創新局。我喜歡這樣的書。更重要的是，就在幾天之前，我剛同這位令人尊敬的前輩講過話。實際上，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見面，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同一間機構：高等研究院的社會科學部。我們的辦公室在同一棟建築的同一層，而他的居所，距離我在Olden Lane上的住處也只有幾步之遙。

「迷宮」不售二手書，折價書亦非二手書。因此，有時在門廳的折價書架上，可以買到三重意義的新書：新近出版且新上架的嶄新的書。比如某日，書架上擺出一冊J. Habermas 的Between Facts and Norms（《事實與規範之間》），這個有六百三十一頁的英譯本1996年出版，在英語學界引起不少關注。一年前，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以此書贈我，所以我只能「遺憾地」放過這次捷足先登的機會。第二天再去，那本書已經不在。但見一個高大青年，牽了一條蘇格蘭牧羊犬，站在書架前詢問店員何時可以再上此書。我對那青年充滿同情，因為我知道，這種機會錯過了，不大可能有下一次。我也有過類似經歷。我曾在「迷宮」翻看過J. Clifford和G. Marcus合編的Writing Culture（《寫文化》），還有M. R. Damaska的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猶豫之間，書已落入他人袋中。還有一次，看到Aries和Duby主編的那套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史》），躊躇再三，終究沒有下決心買回，後來頗有些後悔，好在以後有機會補救，但那是后話了。

最後一次去哈佛出版社書屋是在2008年。還記得那個日子，初冬時節，天氣漸冷，風雨齊至，葉落滿地。當日由華府飛來波士頓，入住坎布里奇一處小旅館。下午，利用晚飯前的空閑，去了哈佛出版社書屋。那天買的書，有R. Dworkin 的新書Justice of Robes（《法袍正義》），Martha C. Nussbaum的Fron tiers of Justice（《正義前沿》），還有N. Z. Davis那本早已被改編成電影的小書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馬丁歸來》），和一本討論死刑問題的書。那是個周六，將近傍晚，書店裡很靜，除了我和坐在收款台後面的婦女，沒有別人。這裏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店員也是原先的老人。在等待結賬的那一刻，我心裏忽然湧起一種親切感，想和那位店員寒暄幾句。也許是因為她根本沒有注意到我，最終，我什麼也沒有說，拿了書就離開了。那間書屋給我最後的印象，是一片溫暖的燈光，安詳而富足。那是2008年的11月15日，一個風雨飄搖的傍晚。read.99csw.com

說起來，那只是哈佛廣場一側、Holyoke Center大樓通道里一間不大的底鋪，內中只售哈佛大學出版社圖書。儘管如此，這間小小書屋對好書者卻極有吸引力，這不只是因為，英語世界許多重要和有影響的學術著作都在這裏出版，而且因為，那個有一個三面書架的折價書區，折價圖書從一美元到五美元不等。2000年我去的時候，有些折價書已標到八美元甚至十二美元，即使如此，這些書價仍極廉。更重要的是，這裏差不多每天都有新書上架，而這些書的確就是新書。我曾向店員問及這些書的來源，得到的回答是，這些都是出版社批往各地、后因種種原因被退回來的書。因此，經常有出版不久的新書會出現在折價書架上。我在那裡買到一冊R. Dworkin 的Sovereign Virtue（《至善》），就是2000年出版的新書，Cass R. Sunstein的One Case at a Time（《一次一案》）1999年初版，我買到的卻是2001年的印次。還有些書出版有年，如J. N. Shklar的Ordinary Vices（《尋常之惡》），J. H. Ely的Democracy and Distrust（《民主與不信任》），但是久覓不得，忽然在那裡發現，也會有意外之喜。

抵美不到一周，逛書店四家，購書十冊，這場小小的書節狂歡，滿足了我蓄積已久的異域購書慾望。自然，這種滿足只是暫時的。遊學的日子剛剛開始，這段故事也只是一個序幕。不過，以後訪書，若非必要，通常只買折價書，畢竟，兩者價格差別甚大，而在美國的折價書市場，從來不少機遇和驚喜。

去年，從一篇文章里得知，哈佛出版社書屋關閉了，那裡變成了一家餐館。很難相信這是真的。從我1989年第一次進去那間小屋，到2008年最後一次在那裡買書，她幾乎從未改變。在我的潛意識裡，那間小小的門面是哈佛廣場邊上一處固定的風景，不會改變，也不會褪色。但是此刻，我真切地意識到，時代變了。一些我曾經熟悉和喜愛的事物，正在消失，剩下的，是點滴記憶。不知道未來有一天，這些記憶是不是也會褪色。

紐約大都會，生活節奏快，比較中小城市，尤多變化。十年前旅居曼哈頓，曾遍訪哥大周邊書肆，如今，書店地圖已經改變，而112街一家專營學術書刊的書店，一經發現，立刻成為我時常光顧之所，這家書店的店名：「迷宮」，也開始頻頻進入我的購書記錄。

有在紐約訪書的經驗，初到小鎮普林斯頓，難免感到失望。這裏沒有諸如Barnes ＆Noble或者Strand 那樣的巨型書店，也沒有「迷宮」那樣門類齊全的學術書專營店。大https://read.99csw.com學商店規模不小，但售書部只佔其中一角。街上有舊書店三兩家，但不像Strand也經營新書，規模更不能與之相比。實際上，遍訪鎮上所有書店之後，我覺得這一年不會買多少書了。不過，既然在此居住生活，又戒不掉購書癖，只好入鄉隨俗，在那幾家書店轉進轉出。慢慢地，我發現，這裏的書店其實自有格局，在此地淘書也不乏樂趣。

有很長一段時期，訪求書籍，在我，可說是一個致命的誘惑。遊學美國，這種誘惑不是被抑制和減弱了，而是被釋放和增強了。因為那裡好書更多，求取更易，甚至價格（至少相對價格）也更廉。在那段時間，往來於書店之間，流連於書架之下，是我生活中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生活的一大樂事。三冊遊學日記，幾乎就是一部訪書錄，記下了每一次與書的相遇：時間、地點，自然，還有書和與書有關的人。

哈佛書店門前有時會有書攤，攤上的書與店內的相類，但價格更廉。有次在那裡看到有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論人的價值Tanner講座」）系列若干冊。這個講座項目由學者兼實業家和慈善家Obert C. Tanner發起和資助，旨在促進和反思關乎人的價值的學問。講座分設於英語世界幾所頂尖大學：劍橋、哈佛、牛津、普林斯頓、斯坦福、耶魯、加州大學、密歇根大學和猶他大學，每年邀請若干成就非凡之人（當然主要都是學者）主講，講詞結集出版，一年一卷。上年4月在普林斯頓時，我就趕上一次Tanner講座。那次的主講人是Michael Ignatieff，他的題目是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人權政治）和Human Rights as Idolatry （人權偶像崇拜）。講座在普大的Helm講堂舉行，前後兩天，聽者甚眾。不過，這套書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布面精裝，有護封，封二和扉頁相連，上面印滿校徽，全書設計簡單大方，有古典氣。選了幾本，其中一冊有Clifford Geertz，另一冊有Michael Walzer。我發現，Tanner講座與高研院的淵源不止於此。其他許多主講人，如Amartya Sen，Barrington Moore Jr.，Quentin Skinner，Jon Elster，S.N. Eisenstadt，印象中都曾在高研院訪問研究。此外，還有一個令人高興的發現：1990年的那捲（第十一卷）上面有一個中國人的名字：費孝通。費先生的題目是Plurality and Unity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國人組合結構中的多元和統一），講座發表於1988年11月15日和17日，地點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據介紹，除了上面提到的學校，Tanner講座每年還可能另選幾所學術機構舉行。後來，這個講座還曾在北京的清華大學舉行，自然也是這種情況。不過，那次講座的主講人來自英國，評論人里倒有一位是中國人，但他的身份卻是香港大學教授。我猜，在迄今為止Tanner講座主講人的名單上，費孝通先生大概是唯一的中國人了。

Nassau街上的Micawber Books是一家雅店，常有文化活動。在那裡買的舊書，有R. Pound的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普通法的精神》），1931年版，還有G. W. Paton的Jurisprudence（《法理學》），1951年版，都是老派舊籍，布面精裝，深灰色硬面上的燙金書名，迭經磨損，有些部分已經漫漶不清，但內里完好，紙質不改，墨跡濃重，拿在手裡沉甸甸的。與Micawber相比，購物中心那家書店面向大眾，也更加商業化。但也許因為是在普林斯頓，那裡學術書數量也不少，細加揀選，也經常有所收穫。不過，在那家店買的書，印象最深的，卻是一本超大尺寸影冊：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紀代表人物》），編者Barbara Cady。書中選收二十世紀歷史人物兩百名，無分膚色、性別、國籍和活動領域，一面文字，一面黑白人物攝影。中國人，毛澤東之外，有江青，卻沒有鄧小平。出了西方，編者眼界的限制就突顯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