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哦」了一聲，說知道了，笑著讓他早點回家。

他已經向池塘里躍去了，回過頭來大聲地回答我：「不，只有我和我爸會！」

不知怎麼回事醒得很早，天還沒有亮，窗外傳來疏疏落落的蛙鳴。床上的潘明竟然也醒著，正拿著風車，對著窗戶，讓它轉著。

「以後不要再出去了。」我說。

然後，我再一次聽到曾建的聲音——彷彿並不真實：「鎮里下去的一個幹部，有一天夜裡很無聊，就拿開山的炸藥到小河裡炸魚，結果炸死了好多大青蛙。」

潘明終於還是跟著我回到了學校。星期六下午下了課之後，我讓他到我宿舍來，說要請他吃飯，讓他等著，他局促不安，連話都說不出來。我也不管他，米下了鍋，就自己騎上自行車到街上買了肉菜，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小賣部門口擺了許多花花綠綠的風車，就買了一個，雖然覺得潘明不見得喜歡，但也不知道該送他什麼好。

有一次我又在夜裡對著窗外尿尿，忽然看到有一個人正在翻圍牆，正是月圓的時候，天上又沒有雲，我一眼就認出來那個翻牆的人是潘瑞祥，我奇怪地看著，想知道他在半夜裡大家都睡著的時候翻牆出去想幹什麼。後來的很多年，我都無法確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是真實的，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這件事，也沒有去問過潘瑞祥，實際上一直到我到潘明家裡家訪的時候，我才確認很多年前我所看到的那件事是真實的——我看到潘瑞祥在池塘邊慢慢地走著，他站住了，把衣服脫得精光扔在池塘邊，突然的一瞬間，他變成了一隻巨大的青蛙，然後他——還是「它」？——以青蛙所特有的笨拙而敏捷的姿態躍進了池塘里。

在本縣的縣誌里，記載著這麼一件事：民國初年，發生了大飢荒，曾經有許多饑民餓得不行了，竟變成了青蛙捕食昆蟲充饑。當然編撰縣誌的人並不認為這件事情是真實的，我也從來不認為這件事情是真實的，我一直確信這一切只不過是來自我的虛構，來自一場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的真實的夢魘。

他小聲地說：「我聽說潘明每天晚上熄燈了以後還跑出去，不知道幹什麼。」

我任班主任那個班的班長叫曾建，是個男生，我都已經忘了他究竟是怎麼當上班長的了，似乎一開始是我安排的，後來重選的時候，他也並沒有被選下去。他住在鎮里，父親還是副鎮長，家境比別的同學好一些，見的世面也多一些，我當時安排他當班長，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又說：「跟我到池塘邊走走吧。」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潘明為什麼會在夜裡翻牆出去了。

天已微亮，蛙鳴很稀疏了，他跳得曲曲折折，手裡還抓著風車，漸漸地向對岸去了。

很多年之後，我早已離開了那所中學、那個小鎮，我四處漂泊，居無定所。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我不知道是誰寄來的，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就是寄給我的，但我還是把它撕開了，裏面是用鋼筆寫的一大段文字：

兩個人悶頭吃飯，他吃得特別多。吃完后，他自己收拾了碗筷到水龍頭那邊去刷碗，我改作業。他刷完了碗，說要走，我說別走了，在我這裏看會兒電視吧，就「啪」地把電視擰開，雖然只是一台十二寸的小黑白，但他看得津津有味。一直看到晚上十一點多，學生宿舍早熄燈了，我才想起他現在回不去了，索性讓他洗了澡，睡我床上好了，我自己打地鋪睡，反正是夏天，也無所謂。

我說：「說吧，什麼事啊？」

很多年以前，我在reａd•９9cｓｗ.ｃｏｍ一個鄉鎮中學里當語文老師，同時還是班主任。

我從池塘邊繞過去，潘明已經坐在池塘邊一塊石頭上，褲子是濕的，看到我就「嘿嘿」地笑。

潘明的家是一棟土房子，屋頂鋪了青瓦——其實這村裡的房子大多都是土房子，潘明家還算好的了，至少屋頂上還有瓦片，許多人家屋頂上鋪的還是茅草。一扇破爛的木門，並沒有鎖，虛掩著，推開一看，裏面黑黑的、空空的，一張床擺在屋角，蚊帳是放下來的，那蚊帳也很久沒洗了，又黑又黃；另一邊屋角堆著一個用石塊壘起的爐灶，灶上一口破鍋，裏面有半鍋的稀粥，壘著爐灶的那一面牆都被柴火熏黑了；屋子中間放著幾張小板凳，還有一張小小的舊木桌，大約是吃飯用的。我看屋子裡太黑，就拎了兩張小板凳，和領我來的老頭兒在門邊坐著。老頭兒拿出一包我們那兒最便宜的「青竹」煙，低頭哈腰地給我敬煙。他年紀比我大多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像我這樣一個中學老師，在他們看來都已經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人物了。等了一會兒，看到田埂上一男一女急匆匆地走過來，後面跟著一個瘦瘦的孩子，正是潘明。

那扇門掩得有些緊，外面的人輕推了一下沒推開，我便走過去把門打開，是曾建在外面。我把他讓進來，他並不坐，顯得有些緊張：「老師，我想跟你說件事。」

潘明抬頭看我，臉上又驚又喜，他知道我說的是他的親爸爸：「你認識我爸呀！他長得什麼樣？」

他就乖乖地下來，穿上衣服鞋子，風車還是緊緊地抓在手裡。我也穿上衣服鞋子，打開門，自己先走出去。

我和他一起坐在石頭上，風車呼呼地轉著，太陽已經升起，陽光暖暖地撲在他黝黑的臉上。

這件事情一直拖到秋天。天冷下來了，似乎潘明也怕冷，再也不在夜裡翻牆出去了。不過奇怪的是，他夜裡乖乖地睡覺了，人卻變得更瘦了，精神也差了許多，經常在上課時打瞌睡、流口水，被同學們恥笑，但他臉上總是沒有表情，總是那副逆來順受的讓人無可奈何的樣子。

潘明的父親和母親也都很瘦，他父親的名字我記得是叫潘文錦，母親的名字似乎是叫潘色葵，但是之前我也只見過他父親一次，是潘明剛上初一的時候他父親領他來學校時見到的，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潘明的母親是一個啞巴，我卻是一直到那天才知道。我把我的來意大概說了一下，無非是讓潘明繼續讀書，我會想辦法讓學校減免潘明的學雜費。他們很熱情，但是又有些畏懼，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吃公家飯的見過世面的人，或許也並不僅止於此，我並不知道，雖然我在這裏生活了那麼久，但我與他們之間仍然充滿了隔閡，我不會說他們的語言，不清楚他們的習俗——但是，即便有一天，我通曉了他們的語言，清楚了他們的習俗，我就真敢說我已經融入了他們之中了嗎？不，我總覺得我做得還不夠，我覺得我或許需要被生活徹底地打敗，接受常人難以忍受的恥辱，才有可能真正地完全融入這片土地之中。

他撇了撇嘴：「我太丑了！」

做班主任是一件辛苦的事，你必須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起床，等在操場上，監督學生們做早操，然後匆匆忙忙吃過早飯，再在八點鐘之前到教室里去監督學生們早讀。早上我一般有兩節課，有時是四節課，中午經常不能午睡，因為總有學生為了各種千奇百怪的事情來找我，下午我一般都沒有課，可以用這段時間改作業備課什麼的，但有時也會有班會或者大掃除的任務，然後晚上還有兩節晚自習，也要不斷地到班裡去看。沒老師巡察，這些學生馬上就會鬧翻天，我曾經發現他們在晚自習時玩飛刀，還有偷偷摸摸在角落裡抽煙的。

我們的宿舍是在學校的后牆邊上，翻過ｒｅａd•９9ｃｓｗ.ｃom圍牆，就是一個大池塘，到夏天的時候，池塘里總是蛙聲一片。因為我是睡在靠窗的上鋪，有時候夜裡尿急了，懶得下床，就會把傢伙掏出來，對著窗外尿尿——有些同學比我勤快些，跑到外面走廊上，站在欄杆上尿尿，結果被值夜的老師抓住了示眾，實在是丟臉，還不如我這樣尿尿來得安全。

那還是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潘瑞祥和我同校，不過他讀的是高中。說起來潘明果然跟潘瑞祥有些像，都是大嘴巴，扁鼻子，黑黃的皮膚，就像潘明現在在班裡總是被人欺負一樣，潘瑞祥在學校里也總是被人欺負。

對此我無話可說。我曾經提出幫潘明支付學雜費，但潘明卻並不領情，他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憐憫。我只能看著潘明梗著脖子再一次離開學校。後來我一直沒有到那個村裡去，也沒有再跟潘明有任何的聯繫。一直到好幾年之後，縣裡面開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我突然想到潘明可以再回來讀書了，就抽了一個周末再一次騎上自行車到村裡去，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個村裡已經空無一人，田裡的稻子還在長著，但房子里卻積滿了灰塵，灶是冷的，老鼠到處亂竄，看見我也並不畏懼。但村裡也並不是寂靜無聲的，偶爾還有蛙鳴，雖然百無聊賴。

他沒吭聲。

他鞠了一躬，轉身出去了。他的自行車停在門外，是一輛二十八寸的老舊的自行車，顯然是他爸爸以前騎的，曾建這樣瘦小的個子騎在這輛車上頗有些可笑。

幾個星期之後，我接到曾建的電話，他已經上了大學，但偶爾還會給我打電話，問問好什麼的。我們聊了幾分鐘，他說到了大學里才知道世界有多大，還說班裡有些同學富得他根本沒法想象，我們說了有一陣，就在快要掛電話的時候，他突然提到他爸爸跟他說起的一件事，說鎮裏面有幾個幹部，跟著縣裡下來的人，到某某村去搞開發，遇到一件怪事，有一天晚上那個村裡的人突然全都失蹤了。我說我知道，潘明的家就在那個村裡。曾建沉默了，正是這異常的沉默讓我確定，曾建其實是知道潘明的事的，他打這個電話只是在做最後的確認。

我並不是一個好老師，學生們總是說我說話太快，聲音也不夠響亮，坐在後排的人常常聽不清我說的什麼，我不得不儘力克服這些缺點。我尤其不是一個好的班主任，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成績是最差的，紀律是最亂的，課桌椅沒幾張是完好的，參加文體活動總是最後一名，到現在我都還覺得我對不起他們。我想他們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決不會感到自豪，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很久之後，我的學生們來找我，他們並沒有因為我的不稱職而責怪我。

我說：「你怎麼不睡？」

潘明的事情，就是曾建偷偷告訴我的。曾建因為家在鎮里，所以並沒有住在學校里，這件事情一定也是別人告訴他然後他再過來告訴我的。那時已經下晚自習了，我回到我的單身宿舍里，正坐在破桌子前改作業，外面傳來學生們騎自行車回家時發出的嘈雜的聲音，隔壁女生宿舍里女生們在嘰嘰喳喳地說著話——她們說的是土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我把信收好，安靜地睡了幾天，然後開始收拾行李。我住的那棟房子外面，也有一個池塘，在我即將離開的那一天的清晨，我看見一隻黑綠條紋的青蛙伏在窗台上，我悄悄地走向它，並向它伸出我的手。但它轉身躍下了窗檯，笨拙地跳躍著，轉眼間消失在那片通往池塘岸邊的read.99csw.com暗綠的灌木叢里。

我一直以為我只是做了一場夢，但現在想來，其實潘瑞祥的一些奇怪的行徑，卻都可以用這個怪異的夢來解釋，比如在夏天的時候，他常常一天只吃一餐飯，或者根本不吃，居然也並沒有顯出很餓的樣子，比如他身上所獨有的一絲淡淡的腥氣——這腥氣在村長向我提到潘瑞祥的時候，突然地在我的記憶中蘇醒過來，並如此清晰地瀰漫了整座村莊，瀰漫在這個村莊里的每一個人身上，我不得不承認我的愚鈍和漫不經心，因為實際上，這腥氣也如此清晰地在夏天的潘明身上散發出來，而我卻一直沒有注意到。

我跟潘瑞祥並不熟，只是知道學校里有這麼一個怪人。我對潘瑞祥的態度是不願去欺負他，但也不願去搭理他，我記得他的臉上總是帶著謙卑的笑容，無論別人如何譏笑他他也不會生氣，他雖然是整個學校里最刻苦的人——常常四點多就起床到教室里去看書，但成績卻非常地差，我簡直無法相信像他這樣的人居然也能考上高中。

那一夜我根本無法入睡。村裡甚至都還沒有通電，天黑了沒多久，整個村莊就漆黑一片，似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床。村裡沒有別的聲音，只有青蛙的「呱呱」聲在此起彼伏。大概半夜十二點鐘的時候——我不斷地打著打火機看表——村長到床邊叫我，我假裝睡著了，然後他就出去了。我悄悄下了床，站在窗邊，我看到村長家裡的所有人都隨著村長魚貫而出，別的人家裡也不斷地有人走出來，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小河邊走去，然後村裡再也沒有人了，我只聽到更為繁密的蛙鳴。

我問：「你出去幹什麼？」

大概十一點鐘的時候，男生宿舍里果然鑽出一個小個子，我把煙踩滅了，從籃球場邊上小跑著繞過去。那個小個子已經上了坡，向學校後門走去了，我跑到後門邊的時候，他正準備要翻牆出去。後門只是小小的一扇門，平常都是不開的，出去是一座石頭山，山下有池塘，沒有人住，很是荒涼，這扇門只有學生上勞動課需要到山上去的時候，才會打開一小會兒。

他就乖乖地跟我回去了。

我至今還記得一些學生的名字，如果要一個一個地查出來，或許也能做到，因為他們其中的許多人曾經把他們的生活費—— 一個星期幾塊錢罷了——交給我保管。我有一個專門的筆記本為他們記著賬，而那個筆記本現在我還保存著。

曾建是一個瘦瘦的、白白凈凈的小男生，他這種白凈在這個學校里顯得格外突兀，因為大部分學生回到家裡都是要做農活的，總是曬得一身黑。曾建的成績並不十分好，但我安排下去的事情他總是能格外認真地完成。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愛打小報告，但這也算不上什麼，所以在我任班主任的時候，一直也沒有換掉他。

我的重新出現讓潘明的啞巴母親歡天喜地，雞很快就殺好了在鍋里燉著，潘明的父親又跑去請來村長，原來就是那位領我來潘明家的老頭兒，村長也姓潘，但名字我記不住了，他帶來了一條草魚，讓潘明的父親把魚殺了做生魚片吃，我很懷疑潘明家裡就算是過春節的時候也沒吃得那麼好。雞燉好了之後，潘明又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了一斤「米單」——一種很淡的米酒，我們就著雞肉和生魚片喝「米單」。雨下了一個下午，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慢慢停下來，我今天自然是走不了的了，雖然擔心明天星期一的課怎麼辦，但也只好先住一夜了。

他突然說：「我會在青蛙的叫聲上跳，我跳給老師看！」

但是潘明並沒有能把書繼續讀下去，學校不同意減免他的學雜費，因為像潘明這樣情況的學生實在太多了，不可能只減免潘明一個人的學雜費而不減免別的學生的學雜費，而如果都減免的話，學校又負擔不了。

他不吭聲，也不跑，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這些來自農村的學生總是這個樣子，就是上課被點名回答問題了，他們答不出來，也是這個樣子，讓人拿他們沒辦法，有時簡直會讓我感到絕望。

那個身影停住了，我走過去一看，果然是潘明。他是我們班個子最小的男生，瘦，黑黃的皮膚，大嘴巴，扁鼻子，窮，平常總是被同學們欺負。

我不知道我應該如何面對這件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件事當成一場夢，就像我初中的時候看到潘瑞祥變成青蛙時把那一切也當成了一場夢一樣，我從沒對別人提起這些事，並試圖把這一切忘掉，但很明顯我並沒有做到。

沒有霧，我們翻過圍牆走到池塘邊時，露水已經把褲腳打濕了。池塘暗沉沉的。我對潘明說：「我認識你爸爸。」

我說：「回去吧，這麼晚了不睡覺，明天怎麼上課。」

我笑笑：「跟你很像。」

過了一年，到初二上學期準備要期末考的時候，潘明突然不來了。他那個村裡只有他這麼一個學生，所以我在班裡也問不出究竟，過了一個星期，我決定到他家裡去看看。

潘明家裡根本沒地方讓我睡，村長領著我到他家裡去。喝了些酒，我們的話也多起來。我說潘明長得和他爸不太像。村長突然說，潘文錦是潘明的繼父，潘明的父親叫潘瑞祥，前幾年在小煤窯里被砸死了，抬回來差不多隻剩塊皮，村裡沒人當著潘明的面提這件事，就是那棟瓦頂的土房子，都還是靠著小煤窯賠的幾千塊錢，才建起來的。

學生們的宿舍是用舊教室改造的，二十多張上下鋪的木床，把宿舍擠得滿滿的，因為害九九藏書怕小偷進來，窗戶全都用木條釘死了。女生宿舍要好些，男生宿舍條件就極是惡劣了：地上總是濕的，半乾的衣服掛在床與床的縫隙間，空氣污濁沉悶，光線陰暗，我根本沒有辦法在裏面多待，而他們卻必須在這樣的宿舍里至少住上三年。

我聽到輕輕的、謹慎的敲門聲，我說：「進來。」

十點半熄燈了之後，我就拿上煙和打火機到籃球場上守著。學生的宿舍是幾排平房，把籃球場圍了半個圈，另半圈住的是老師，我老遠地坐在球場的水泥看台上，點上煙，等著潘明出來。

我拍了一下他的頭。

我問：「你們村裡的人都會嗎？」

但是很顯然潘明並沒有聽我的話，他再一次翻牆出去的時候被值夜的老師抓住了。星期一升旗儀式的時候，他和其他幾個違反了紀律的學生被罰站在旗杆下示眾，我把他找到我的宿捨去，他一聲不吭，我們對著熬了兩個小時，他還是不解釋為什麼在夜裡翻牆出去，我不得不把他放回宿舍。

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台挖掘機正在山上開路，我上去對著挖掘機手打手勢，他停了下來。顯然他是外地人，對這個村子的情況也並不熟悉，他說縣裡在這一帶搞開發，準備做成一個萬畝果園，他來了已經有快兩個月了，村子里本來是有人的，可是突然一夜之間都消失了，縣裡的公安還來看過，但是也查不出究竟。

我堅持著不願意留下來吃飯，一方面是我不願麻煩他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我與他們畢竟還是格格不入。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失望，潘明的母親已經趁著我們說話的時候，從外面拎了一小袋米和一隻雞回來，大約是從別人家裡借來的，但我還是堅持著要走，那時我並不知道我的拒絕其實已經傷害了他們。

我吼了一聲：「潘明！」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騎上自行車出發了，在柏油路上騎了足足有十幾公里，又在石頭鋪的山路上推著自行車走了幾公里，最後差不多沒有路了，我只能扛著自行車往前走，累得半死，終於在正午的時候到了他們村裡，只是山溝溝里零星的幾畝地，十幾家人種著。我以前並沒有到潘明家裡來家訪過，這一次來都還是一路問過來的，到了村裡，也不知道潘明家究竟是哪一戶，我看到村口有幾個老頭兒蹲著，就過去問。有個老頭兒站起來，說領我過去，又回身用土話對著旁邊的人說了幾句，就有另一個老頭兒站起來，叼著煙向田裡走去。

他們一直送我到村口，潘明的父親堅持要幫我把自行車扛到外面路上，一直到我能夠推著車走為止。我知道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只好讓他扛起車子在前面走，我在後面默默地跟著。出村之後沒多久，天就暗了下來，颳起了風，跟著閃電就在山頂上亮起來，雷聲也「轟隆隆」地響起來，眼看是要下大雨了。如果下雨的話，這段山路根本沒法走，潘明的父親再一次請求我到他家裡去，等吃了午飯再走，我沒辦法，只好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