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發生什麼事了？」
比亞米薩爾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但他是在軍營附近長大的。父親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弗洛雷斯擔任總統府護衛隊的醫生多年，與軍官們的生命密切相關。爺爺霍阿金·比亞米薩爾將軍曾經擔任過戰爭部長，叔叔豪爾赫·比亞米薩爾·弗洛雷斯曾經是軍隊總司令。阿爾貝托繼承了爺爺和叔叔身上軍人和桑坦德人的雙重性格，他熱情又喜歡發號施令，嚴肅卻喜歡應酬，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說話直截了當，而在一生中從沒有用「你」稱呼過任何人。父親的形象同樣深深影響著他。父親在哈維里亞那大學修完了醫學課程，但由於被無法避免的政治風波牽連，一直沒有畢業。比亞米薩爾總是帶著一把史密斯維森38短槍，不是作為一個軍人，而是單純作為一個桑坦德人，他希望自己永遠都用不上它。無論如何，不管他有沒有攜帶武器，果斷和耐心是他最優秀的品質。雖然乍看去，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生活已經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憑藉這樣的家族遺傳，比亞米薩爾有足夠的魄力用武力解決綁架案，但除非到了生死存亡的極端時刻，否則他拒絕採用這種方式。
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綁架風波中，第一起案件發生於上一年的八月三十日，當時塞薩爾·加維里亞總統上任剛滿三周。受害者是迪安娜·圖爾巴伊。她是波哥大電視新聞欄目《氪》的導演和《今日×今日》雜誌的總編，還是共和國前總統、自由黨最高領導人胡里奧·塞薩爾·圖爾巴伊的女兒。她組內的四位成員也和她一同被綁架了：新聞欄目編輯阿蘇塞娜·里埃瓦諾、編輯胡安·維塔、攝影師理查德·貝塞拉和奧蘭多·阿塞維多。此外，還有定居在哥倫比亞的德國記者埃羅·布斯。一共六人。
這一次，他們甚至預料到了最不起眼的細節。綁匪們的汽車在博亞卡大街和80號大街的交匯處被堵住了，他們開到人行道上以擺脫擁堵，隨後在一個居民區的犄角旮旯里迷了路。帕丘·桑托斯坐在兩個綁匪之間，視線被一副塗滿指甲油的眼鏡擋住了，但他依然記著汽車行駛過程中的轉彎和掉頭，直到汽車艱難地駛進了一個車庫。他試著根據路線和時間猜測他們所在的街區。
他白等了兩天，第三天過了大半，他才意識到這是個騙局。他很感激皮塔沒打電話向他要錢。他謹慎地保持了沉默，他的妻子直到四年後、他為了這本書第一次講述往事時，才得知了這次出行和它的悲慘結局。
加維里亞總統堅持執行一項不成文的政策：如果沒有與被綁架者的家屬達成協議，軍隊不能擅自採取任何解救措施。但是，政界紛傳總統和瑪薩將軍關於這一程序有分歧。比亞米薩爾決定先發制人。
「聽我一句，阿爾貝托，」他簡潔而直接地告訴他，「您想用什麼手段、想做什麼樣的嘗試都行，但是如果您想繼續我們之間的合作，就必須明白您不能逾越政策允許的範疇。一步都不行，阿爾貝托。您得清楚這一點。」
那確實是瑪露哈的車。離綁架案發生至少已經半小時了，現場只留下了這些痕迹：駕駛座一側被子彈擊碎的玻璃、座椅上的血跡和玻璃碎片、柏油路上潮濕的陰影——奄奄一息的司機剛剛從那裡被抬走。其餘的東西都整潔有序。
實際上，比亞米薩爾已經是個倖存者。一九八五年，作為眾議院議員，他促使《國家麻醉劑章程》獲准通過。當時還沒有打擊販毒行為的普通法律，只有戰時頒布的分散法令。後來，路易斯·卡洛斯·加蘭命令他阻止一項立法議案的通過，該議案由支持埃斯科瓦爾的議員提交給議會，意在廢止引渡決議。這給比亞米薩爾帶來了殺身之禍。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兩名身穿運動服的殺手假裝在他家對面健身，趁他上車時掃射了他兩次。他奇迹般地逃脫了。一名襲擊者被警方擊斃，同謀被拘捕，過了幾年後又被釋放了。沒有人宣稱為那次襲擊負責，但也沒有人對此事由何人指使提出疑問。
沒別的可說了。比亞米薩爾走出總統府時，離綁架案發生已經有二十四個小時。面對自己的命運，他就像一個盲人。但他知道自己有政府的支持，可以著手進行有利於被綁架者的私人行動。他還有拉法埃爾·帕爾多為他效力。但是，最值得他信任的，還是迭戈·蒙塔那·古埃亞爾粗暴的現實主義。
第一天，他們來到位於波哥大以西一百四十六公里的翁達。另外幾個人開著兩輛更舒適的汽車在那裡等候他們。在一家小旅館吃完晚飯之後，他們繼續沿著一條看不清的危險道路行駛，一路上大雨傾盆。天亮時，一起嚴重的滑坡事故阻塞了道路，在清理完畢之前，他們無法前行。上午十一點，他們終於來到了某個地方，巡邏隊帶著五匹馬在那裡等候他們。他們沒有休息好，非常疲憊。迪安娜和阿蘇塞娜跟著那位女孩騎馬行進了四個小時，男同伴們則徒步前行。先翻過了一座樹木繁茂的山峰，接著經過一處田園般的山谷：咖啡樹間坐落著恬靜的屋子，人們探出頭來，注視他們經過。有幾個人認出了迪安娜，從露台上跟她打招呼。胡安·維塔估算了一下，沿途有不下五百人見過他們。下午，他們在一個荒涼的莊園下了馬，那裡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自稱是民族解放軍的人，但沒有提供任何關於他的任務的信息。所有人都覺得很困惑。在距離不到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段公路，而後面的城市毫無疑問是麥德林，也就是說，那不是民族解放軍的領地。如果真是這樣——埃羅·布斯曾這麼想過——那可能是佩雷斯神甫玩的一個精湛把戲，在一個沒人會想到的地方同他們會合。
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蒙托亞是瑪麗娜七個孩子中的一個，當年四十八歲，是柯達哥倫比亞分公司的高管，他與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對他母親的綁架是政府沒有履行赫爾曼·蒙托亞與「可被引渡者」之間的協議造成的惡果。自然，他不信任與政府有關的一切。他試圖直接同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聯繫，以解救母親。
「當然了。」她回答。
「我的心告訴我，」他回答他們，「迪安娜和她的夥伴們由於新聞工作耽擱了時間，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被關押了。」
貝坦庫爾時期，戰爭一直持續。繼任者比爾希略·巴爾科加劇了戰況。一九八九年路易斯·卡洛斯·加蘭被殺害后，曾任競選經理的塞薩爾·加維里亞成為總統候選人，那時他所面臨的局面便是這樣糟糕。塞薩爾在競選時捍衛引渡決議，認為這是鞏固司法權不可或缺的工具。他還宣布了一項新策略。策略很簡單：服從法律、承認部分或全部罪行的人能得到基本權益，免於引渡。然而，正如初版協議中的提議一樣，這對於「可被引渡者」來說是不夠的。埃斯科瓦爾通過他的律師提出，不被引渡應該是無條件的，招供和揭發不應該是強制性要求。他還要求監獄絕對安全，並保證其家屬及隨從的安全。為了爭取這樣的結果，他們一邊實施恐怖主義，一邊積極協商——他們開始綁架記者，意在擰斷政府的臂膀。在兩個月里，他們綁架了八名記者。因此，針對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的綁架可以被看作那場致命進程之中一顆擰得更緊的螺絲。
「你看，瑪露哈的包不在這兒，」他對他的內兄說，「或許她當時不在車上。」
警官陪比亞米薩爾回家時，對他進行了一次非正式查問，這可能對調查有幫助。但比亞read.99csw.com米薩爾在回答他時，只想著自己即將面對的漫長而艱難的日子。首先，他告訴安德烈斯他的決定：由安德烈斯招呼來到家裡的客人，而他去撥打緊急電話，並整理自己的思路。他把自己鎖到卧室里，開始給總統府打電話。
這次行動速度飛快，並沒有在周二喧鬧的車流中引起關注。一名警官于遺留在現場的汽車的前座上發現了那具血淋淋的屍體。他拿起無線電話機，聽見從那頭傳來的一個聲音，好似迷失在星系間。
看守在地上鋪了張和床平行的床墊，過了一會兒就開始斷斷續續地打鼾。夜深了，帕丘在黑暗中意識到，這僅僅是第一晚，在不確定的未來里一切都可能發生。他想起了瑪麗亞·維多利亞（朋友們叫她瑪麗亞維），他美麗、聰穎、和善的妻子。他們當時有兩個孩子，二十個月大的本哈明和七個月大的加夫列爾。鄰居的雞叫了。帕丘對它混亂的生物鍾感到驚訝。「一隻晚上十點叫的雞一定是瘋了。」他想。他是一個情緒化、衝動、易流淚的男人：他父親的翻版。安德烈斯·埃斯卡比是他妹妹胡安妮塔的丈夫，死在一架飛行中途被「可被引渡者」炸毀的飛機上。在家人們情緒激動時，他說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驚的話：「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活不過十二月。」然而，他並不覺得綁架案發生的那個夜晚會是他的最後一夜。他的神經第一次平緩下來，他肯定自己能活下來。他通過呼吸的節奏判斷，躺在旁邊的看守是醒著的，於是他問：
警官效率極高，非常正式地告知比亞米薩爾由少數幾位目擊者提供的細節。這些細節不太完整，而且並不精確，有一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毫無疑問，這是一起綁架案，唯一已知的傷者是司機。阿爾貝托想知道司機能否提供一些線索。但這是不可能的：司機處在昏迷之中，暫時也沒有人知道他被帶去了哪裡。
綁架者下的圈套是一場所謂的對民族解放軍（ELN）總司令馬努埃爾·佩雷斯神甫的採訪。在了解情況的少數人中，沒幾個人贊成迪安娜接受邀請，國防部長奧斯卡·博特羅將軍和拉法埃爾·帕爾多也不同意。總統讓拉法埃爾調查了此行的風險，並把這些風險告知圖爾巴伊一家。然而，了解迪安娜的人都知道，她不會放棄那次出行的。事實上，與其說是對馬努埃爾·佩雷斯神甫的報刊採訪激發了她的興趣，倒不如說是進行一場和平對話的可能性吸引了她。幾年前，她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騎著騾子踏上征途，孤注一擲地尋求同自衛武裝組織在他們的領地上進行談話，試圖從政治和新聞立場理解他們的運動。那則新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重視，最後也沒有被公之於眾。後來，儘管她與M-19素有矛盾，但她成了卡洛斯·皮薩羅司令的朋友。她曾前往駐地拜訪他，以尋求和平解決矛盾的方案。很顯然，策劃這場採訪騙局的人不會不了解這些背景。因此，在當時，不論是出於什麼原因，不論會遇到什麼困難，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迪安娜前去同佩雷斯神甫交談，因為神甫手上握著另一把通往和平的鑰匙。
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妻子和妹妹的綁架案是連環惡行的一部分。他便開始聯合其他受害者的家屬，但是他第一次拜訪埃爾南多·桑托斯的經歷令人氣餒。在妻姐格蘿莉婭·帕瓊·德·加蘭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癱倒在沙發上的埃爾南多，後者的意志十分消沉。「我現在做好準備，這樣等弗朗西斯科被殺的時候，我能盡量好受點。」他這樣開場。比亞米薩爾擬定了一個與綁匪協商的計劃，但埃爾南多用他無可救藥的灰心喪氣把它碾得粉碎。
兩人都在試圖平復呼吸，這或許是一種謹慎而專業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但是阿爾貝托想得更多。當時他急於證實，車上及車輛四周沒有除司機之外其他人的血跡，好以此確定兩位女士都沒有受傷。對他而言，其餘的一切顯而易見。他為自己沒能預見這起綁架案而內疚不已。現在他十分確定，這是一次針對他的行動，他知道是誰做的，也知道是為什麼。
他戴著遮蔽視線的眼鏡，一個綁匪拉著他的手臂帶他走到一條走廊的盡頭。他們走到二樓，左轉，走了差不多五步，來到一個很冷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摘掉了他的眼鏡。他身處一個陰森的房間，窗戶被木條封了起來，天花板上孤零零地掛著一個燈泡。傢具就只有一張雙人床（床單看起來很舊）和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台攜帶型收音機和一台電視機。
「給你打電話的人叫皮塔。」她明確說。
「目前我們只能告訴您她失蹤了。」警官說，「我們在座椅上發現了她的包，還有一本筆記本，上面寫著如果有緊急情況就跟您聯繫。」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問。
迪安娜和她的組員失蹤的第二天，還沒有任何人懷疑他們被綁架了。那天，著名的蝸牛電台編導亞米德·阿瑪特在波哥大市中心的街上被一隊歹徒攔截，他們已經跟蹤他數日。阿瑪特憑藉運動員般的技巧逃脫了魔爪，這讓他們大吃一驚。沒人知道他之後如何躲過了一顆從背後射來的子彈。幾小時后，前總統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的女兒瑪麗亞·克臘拉帶著她十二歲的女兒納塔莉婭，也成功駕駛汽車逃離。在這起事件中，一隊綁架者試圖在波哥大的某居民區封鎖她們的去路。他們接到了不殺受害者的絕對指示，這是唯一能解釋以上兩次行動失敗的理由。
進行了三個月無效的操作后，他呈現出一種可以解釋的失望狀態。比亞米薩爾這樣理解他的行為。但他沒有被別人的悲觀情緒傳染，一種新的情緒迫使他採取普通的手段。
「你更願意落在誰手裡？」看守問道，「游擊隊還是毒販子？」
比亞米薩爾一分鐘都沒睡。清晨六點半，他沖了澡，穿好衣服，趕赴與司法部長海梅·希拉爾多·安海爾的會面，了解到了對毒販恐怖主義採取打擊行動的最新進展。會面結束后，比亞米薩爾愈發確信，他的鬥爭將會是漫長而艱巨的，但是他很感激這用來更新信息的兩個小時，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完全誤解了毒品貿易。
在毒販們還沒有通過走後門介入國家政治高層的時候，哥倫比亞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世界毒品貿易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後來，毒販們先是利用自己不斷增長的腐化和賄賂能力，後來又通過自己的候選人進入了政治高層。一九八二年，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試圖在路易斯·卡洛斯·加蘭的運動中佔據一席之地，但是路易斯將他除名，並在麥德林的一場五千人遊行中揭開了他的真面目。但在不久之後，藉助政府自由主義的邊緣勢力，埃斯科瓦爾成了眾議院的替補議員。他沒有忘記恥辱，向政府，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發起了一場殊死之戰。羅德里格·拉臘·波尼亞，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政府的司法部長，在波哥大街頭被一名騎摩托車的殺手刺殺身亡。繼任者恩里戈·帕萊霍被一名雇傭殺手跟蹤至布達佩斯，中了一槍，但活了下來。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路易斯·卡洛斯·加蘭儘管受著十八名全副武裝的保鏢保護，卻仍在距總統府十公里的索阿查市公共廣場被機關槍射殺。
「別天真了，小子。」他說，「您一點兒都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樣的。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完全不認識。」蓋萊羅醫生不耐煩地說，「請告訴我貝阿特利絲到底怎麼了。」
比亞米薩爾的一個朋友曾經被問起，在那段日子里，比亞米薩爾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用九_九_藏_書一句話下了定義：「一個了不起的酒友。」比亞米薩爾欣然接受了這個定義，彷彿這是一個惹人嫉妒、與眾不同的優點。然而，他在妻子被綁架的當天就意識到，以他的處境，這還是一個危險的優點，他決定不在公共場合喝酒，直到他被綁架的親屬得到釋放為止。作為一個資深社交飲酒人士，他明白酒精會降低警惕性，放鬆舌頭，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現實的認知。對於一個需要謹言慎行的人來說，在公共場合喝酒是一種有風險的行為。因此，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並不是懲罰手段，而是一種安全措施。他不再參加聚會，和他放蕩不羈的日子以及政治應酬道了別。在那些情緒高度緊張的夜晚，他的兒子安德烈斯喝著礦泉水聽他傾訴衷腸，而他孤獨地小酌一杯，聊以自|慰。
「我落在了誰手裡？」
另一邊，蓋萊羅醫生彷彿因這樣的打擊而麻木了，他好像沒有估計出這件事的嚴重程度。他一來就認出了貝阿特利絲的包、化妝盒、日程本、裝著身份證的皮質卡套以及裝有一萬兩千比索和信用卡的錢夾。他得出的結論是，被綁架的只有他的妻子。
在加蘭本人的勸說之下，比亞米薩爾同意離開哥倫比亞一段時間。他被任命為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在那裡待了一年之後，美國駐新加坡的安保機構逮捕了一名計劃前往雅加達的哥倫比亞籍殺手。無法確定他是否受人指使、試圖刺殺比亞米薩爾，但他在美國登記了死亡狀態，還偽造了一張死亡證明。
瑪露哈會晚歸，這太奇怪了。無論交通如何糟糕，她和貝阿特利絲總是很早回家，如果有什麼突發|情況，她也會打電話提前告知。而且，瑪露哈之前跟他約好了，五點在家裡見。阿爾貝托很擔心，他讓安德烈斯給扶影公司打電話，保安告訴他，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已經走了，而且只比平常晚走了一小會兒，應該很快就會到家了。電話鈴響的時候，阿爾貝托去廚房喝水了，安德烈斯接起了電話。只聽安德烈斯的語氣，阿爾貝托就明白，那是一通讓人驚慌的電話。事情是這樣：一輛汽車在街角出了什麼事，車好像是瑪露哈的。門房說得很模糊。
當塞薩爾·加維里亞認為必須強硬的時候，他可以變成最強硬的人，他當時便是這麼做的。
天亮時，蓋萊羅醫生回到家中，但無心睡眠，他的心因為焦慮一直懸在空中。快到七點的時候，蝸牛電台新聞頻道的編導亞米德·阿瑪特親自打電話採訪他。蓋萊羅醫生的情緒處於低谷，受訪時十分莽撞地向綁匪們提出了挑戰。
「《時代報》。」
凌晨兩點，蓋萊羅醫生和他的兒子加夫列爾前去找迭戈·蒙塔那·古埃亞爾議員，迭戈是共產黨的分支組織「愛國聯盟」的主席，也是「高貴者」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致力於調節政府與阿爾瓦羅·迭戈·蒙托亞案的綁匪之間的關係。父子倆發現迭戈不僅醒著，而且十分抑鬱。他在晚間新聞中聽說了綁架案的消息，覺得這是道德淪喪的表現。蓋萊羅想請他與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協商，把自己作為被綁架者與貝阿特利絲交換，這是蓋萊羅唯一想求他的事。蒙塔那·古埃亞爾給出的答覆非常符合他的做事風格。
變故發生在九月十日半夜。「嚮導」們闖入房間，大喊著「警察來了」。然後，他們在暴雨中穿過叢林，跋涉兩個小時後來到了迪安娜、阿蘇塞娜和胡安·維塔早先到達的房子。房子很寬敞，收拾得很整齊，裏面放著一台大屏電視機，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那天晚上，純屬偶然，他們所有人離獲救如此之近，這是他們誰都沒有想到的事。在那幾個小時里，他們交流想法、經歷和未來規劃。迪安娜向埃羅·布斯傾訴說，她為把他們帶入這個無法逃脫的圈套而感到沮喪；她坦誠地告訴他，她試圖通過對家人（丈夫、孩子、父母）的回憶得到平靜，但是結果卻總是適得其反。這些回憶一刻不停地折磨她。
一年前，由於最後時刻發生的種種不利因素，會面推遲了。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五點，迪安娜和她的小組成員終於坐上一輛破破爛爛的汽車，開啟了征程。他們沒有通知任何人。同行的還有兩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女孩，冒充民族解放軍指揮部人員。從波哥大開始的這場旅行模仿得幾可亂真，就像真的是由游擊隊策劃的一樣。那幾個隨行人員應該是或曾經是某個武裝組織的成員，或者接受過非常好的訓練，因而在對話和行動中沒有露出任何馬腳。
面對這些超出能力範疇的事情，貝阿特利絲的丈夫佩德羅·蓋萊羅醫生從一開始就被一種絕對的無力感擊垮了，他決定關閉他的心理診所。「如果我比病人還糟糕的話，怎麼能接待他們呢？」他說。他經受著焦慮的折磨，但不想把它傳染給孩子們。他一刻都無法平靜，傍晚時喝著威士忌聊以自|慰，夜晚聽著「回憶廣播台」的波萊羅舞曲來放逐失眠的時光，歌曲里的情人們流著淚滴。「我親愛的，」有人唱著，「如果聽見我的聲音，請回答我。」
在當晚與拉法埃爾·帕爾多的第一次對話中，比亞米薩爾得知，總統任命帕爾多為政府與家屬間的調解人，他是唯一獲得授權可以對本案發表官方聲明的人。他們兩人都清楚，綁架瑪露哈是販毒分子的計謀，想通過她姐姐格蘿莉婭·帕瓊來對政府施加壓力。他們決定馬上行動起來，不再憑空猜測。
「誰在說話？」警官問。
「請您給拉法埃爾·帕爾多打電話，告訴他馬上組建一個安全委員會。」
這打破了兩人之間的僵局。路易斯·吉耶爾摩向司機坦白了他此行的目的，司機告訴了他一些關鍵信息，讓他能見到所謂的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表親的女兒。
在同拉法埃爾·帕爾多的會面中，他們研究了其他方法，但總與政府的政策相悖。無論如何，政府都會把引渡作為威脅，他們倆也都知道這是迫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最強的壓力。總統信心滿滿地利用引渡政策相威脅，而同時，「可被引渡者」因為這種威脅而拒絕投降。
「你們並沒有和民族解放軍的人在一起，你們落入了『可被引渡者』的魔爪。」他告訴他們，「但是請冷靜，因為你們將會見證歷史。」
「帕丘被綁架了。」
「今天八點，你到市場後面的教堂去，」他告訴路易斯，「一個叫羅薩莉婭的姑娘會在那兒。」
帕丘的父親埃爾南多·桑托斯·卡斯蒂大約三小時前睡下了，他正在十萬公裡外義大利佛羅倫薩的一家酒店裡。隔壁房間住著他的一個女兒胡安妮塔，另外一間房住著另一個女兒阿德里安娜和她的丈夫。他們都通過電話得知了這個消息，並決定不把爸爸叫醒。但是他的侄子路易斯·費爾南多直接從波哥大打了電話給他。路易斯以他能想到的最謹慎的方式開場，驚醒了六十八歲高齡、做過五次心臟搭橋手術的叔叔。
「您得為她們倆的性命負責。」
「有。」
阿爾貝托前腳剛走，廣播新聞就播報說，瑪露哈的司機在開往考垂醫院的專車上去世了。不久后，這則槍擊新聞引起了蝸牛電台的法律編輯、記者吉耶爾摩·弗朗哥的注意，他來到現場，但只發現了那輛被遺棄的汽車，在司機的座椅上撿到了幾塊玻璃碎片和一張沾了血跡的煙紙，他把這些東西放進一隻透明的盒子里，標上數字和日期。弗朗哥從事法律新聞報道工作多年，那隻盒子將成為他職業生涯豐富遺產中的一部分。
確定無疑了。蓋萊羅醫生建議過他的妻子，讓她在筆記本上註明這一條。雖然他不認得車牌號，但是警官的描述同瑪露哈的車子相符。九*九*藏*書發生案件的街角離瑪露哈家只有幾步之遙，貝阿特利絲回家前會路過那裡。蓋萊羅醫生匆匆做了解釋，中止了演講。他的朋友、泌尿科醫生阿隆索·阿古那載著他穿過晚七點的擁堵交通，花了十五分鐘來到案發現場。
「現在行了，阿爾貝托，」他盡量和氣地告訴他，「您過來，我們談一談。」
「我覺得我落在了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手裡。」帕丘回答。
他沒吃早飯，也沒吃午飯。到了下午，在幾番令人沮喪的努力之後，他也去拜訪了迭戈·蒙塔那·古埃亞爾，後者的坦率又一次讓他驚訝不已。「你別忘了這事得慢慢來，」他告訴比亞米薩爾，「至少得等到明年六月制憲議會結束以後，因為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將會成為埃斯科瓦爾對抗引渡決議的盾牌。」很多友人反感蒙塔那·古埃亞爾的態度，因為儘管他是「高貴者」的一員，但在報紙上總是毫不掩飾他的悲觀。
加維里亞親切地問候了比亞米薩爾，與他交談時帶著同情和理解的口吻，但坦率得有些冷酷。然而，比亞米薩爾已經從最初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冷靜了許多，而且他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明白總統能為他做的事非常有限。兩人都確定，針對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的綁架有政治動機，並且不需要成為占卜者就知道，始作俑者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但是，明白這一點並不是關鍵，加維里亞說，關鍵是讓埃斯科瓦爾承認這一點，這是保證被綁架者安全的重要的第一步。
街上非常熱鬧。鄰居們從居民樓的窗戶探出頭來，希爾昆巴拉大街上車輛擁堵，喧喧嚷嚷。街角處，一支帶著無線電的警察巡邏隊不讓好奇的人們靠近那輛被遺棄在那裡的汽車。蓋萊羅醫生比他早到，這讓比亞米薩爾很驚訝。
比亞米薩爾從一開始就清楚，總統不會僭越憲法和法律來幫助他，也不會中止尋找綁架者的軍事行動。不過，如果沒有家屬的授權，他也並不會強行營救。
他和塞薩爾·加維里亞總統政見相合，且私交甚篤，總統認為他是一個衝動又熱情、但在面對極其危急的情況時又能保持冷靜的人。因此當他說起他的妻子和妹妹被綁架時，所表現出的激動和冷淡讓總統印象深刻。最後他毫不拐彎抹角地說：
記者們紛紛到來。比亞米薩爾知道一些被綁架者的先例，他們會被允許聽廣播、看電視。因此他臨時發布了一條消息，要求綁匪尊重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因為她們是兩個值得尊重的女人，而且與戰爭毫無瓜葛。他還宣布，從此刻開始，他將用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去解救她們。
等了三個小時之後，一個蒙面人以司令的名義歡迎他們。他告訴他們，佩雷斯神甫已經在等候他們，但出於安全考慮，應該讓女士先走。這時，迪安娜第一次表現出不安。埃羅·布斯私下裡向她提議，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她都不應該允許隊伍被分開。但由於無法阻止這件事發生，迪安娜偷偷地把自己的身份證交給他。她沒有時間向他解釋原因，但是他這麼理解：如果她失蹤了，這可以作為一項證據。
「你知道帕丘的事了嗎？」他問她。
一個小時后，在托斯卡納香氣馥郁的秋日清晨，他們踏上了返回哥倫比亞的漫長旅途。
他戴上眼鏡，繼續觀看放映的內容。他親密的朋友、通訊部長阿爾貝托·卡薩斯·桑塔瑪利亞在旁邊聽見了這個消息，低聲把它傳達給總統的顧問們。大廳里一陣騷動。但總統連眼睛都沒眨一下，這符合他的性格。他用遵守學校紀律般的口吻說：「得先把這個任務完成。」廣告放完之後，他摘下眼鏡，放進胸前的口袋裡，命令毛里西奧·巴爾加斯道：
十九天後，瑪麗娜·蒙托亞被綁架了，而迪安娜·圖爾巴伊小組的失蹤原因依然成謎。瑪麗娜被三個衣冠楚楚、持有九毫米手槍和帶消音器的迷你烏茲衝鋒槍的男人拖走了，當時她經營的位於波哥大北部的餐廳「阿姨家」剛剛打烊。她的姐妹露科萊希婭通常會幫她招呼客人，但幸運的是，露科萊希婭的腳踝扭傷了，打了石膏，那天沒法去餐廳。瑪麗娜原本已經把餐廳關了，但又重新開了門，因為在敲門的三個男人中，她認得兩個。從上周開始，他們已經在店裡吃過好幾次午飯了，他們有著帕伊薩人的幽默感，很招人喜歡，而且會給服務員百分之三十的小費，這些都給餐廳員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那天晚上的他們卻是另一副模樣。瑪麗娜一打開門，他們就用萬能鑰匙把鎖卡住，把她從店裡拖了出來。她一隻手臂緊緊抱住電線杆，大叫起來。一個歹徒用膝蓋在她的脊柱上頂了一下，這讓她喘不過氣來。她毫無知覺地被拖進一輛藍色賓士190的後備箱，在裏面可以正常呼吸。
「大家冷靜。我們商量下該怎麼辦。」
「我想告訴您，我反對實施強行營救。」他對瑪薩將軍說，「我必須確保你們不會這樣做，你們做任何決定的時候都得提前跟我商量。」
「別他媽犯傻了，佩德羅。」他回答說，「在這個國家已經什麼都做不了了。」
第二天晚上，他們帶著迪安娜、阿蘇塞娜和胡安·維塔徒步走向第三座房子，那條路幾乎沒法走，而且當時雨下個不停。迪安娜意識到，他們說的沒一句是真話。但也是在那個夜晚，一個陌生的看守解開了她的疑惑。
晚上七點，加維里亞總統在總統府私人住宅的書房裡接見他。總統和他的妻子安娜·米萊娜·穆紐斯還有兩個孩子（十一歲的西蒙和八歲的瑪麗亞·帕絲）住在那裡已經三個月了。這個庇護所很小，但是很舒適，緊鄰開滿鮮花的溫室。家裡有擺滿了政府刊物和家人照片的木製書架、一套組合音響，還有他們鍾愛的唱片：披頭士、傑斯羅·塔爾樂隊、胡安·路易斯·蓋拉、貝多芬、巴赫。在完成令人精疲力竭的政府工作之後，總統總是在這裏進行非正式會見，也總是在這裏與在黃昏時到來的朋友飲一杯威士忌，放鬆心情。
「好像死了一個人。」
加維里亞總統和他最親近的顧問正在重新察看幾則宣傳制憲議會競選的商業廣告，他的新聞顧問毛里西奧·巴爾加斯向他耳語道：「小帕丘·桑托斯被綁架了。」放映沒有中斷。總統摘下眼鏡看著巴爾加斯。他看視頻時需要眼鏡。
圖爾巴伊一家在迪安娜出行一周后都沒有她的消息，感到非常焦急。他們通過主要的游擊隊組織申請政府的非正式協助。在迪安娜原定的返回日期過去一周后，她的丈夫米蓋爾·烏里貝和議員阿爾瓦羅·萊伊瓦秘密前往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位於東部山脈的總部「綠房子」，與所有武裝組織取得了聯繫，試圖了解迪安娜是否跟其中某個組織在一起。七個組織在一份聯合公告中否認了這一點。
果然，她坐在廣場的一張長凳上等他。她幾乎還是個孩子，但是言行卻自信得像一個成熟、老練的女人。她告訴他，想辦這件事，必須帶上五十萬比索的現金。她把他下周四必須入住的酒店名稱告知於他，還告訴他必須等一通周五早七點或是晚七點打來的電話。
格蘿莉婭·帕瓊（瑪露哈的姐姐，時任哥倫比亞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凌晨兩點被比亞米薩爾的一句話叫醒了：「我有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瑪露哈的女兒胡安娜正在巴黎度假，不久后在格蘿莉婭的隔壁房間得知了這個消息。二十七歲的音樂家、作曲家尼可
read.９９csw•ｃom拉斯，則在紐約被叫醒了。大約兩小時后，他們來到了科帕卡瓦那，那是一個被麥德林迅速增長的人口吞噬的城市。他們在一座小屋前下了馬。小屋的牆壁是白色的，房頂長滿了苔蘚，屋子幾乎是被鑲嵌在一個雜草叢生的突兀斜坡里。屋子裡有一間客廳，兩側各一間小房間。其中的一間房裡有三張雙人床，嚮導們就在那裡歇息。另一間房裡有一張雙人床和一組上下鋪，迪安娜一行人中的男性被安置在那裡。她和阿蘇塞娜則被安置在屋子深處最好的房間里，那裡有女人住過的痕迹。當時是大白天，屋裡卻燈火通明，因為所有的窗戶都被木頭封住了。
「隨時向我彙報。」他說。
「一名司機在第五公路與85號大街交匯的街角被殺了。」警官回答道，「是一輛雷諾21，淺銀灰色的，車牌號是波哥大PS-2034。您認識這個號碼嗎？」
阿爾貝托讓安德烈斯留在家裡，以防有人打電話來，然後自己匆匆忙忙地出門了，加夫列爾跟著他。他們緊張得沒辦法等電梯，而是飛快地走下樓梯，門房向他們大喊：
同時，他像原先計劃的那樣，積極推動關於商業廣告的意見交流。直到得出了最後的修改意見，他才表露出這起綁架案對他造成的影響。半小時后，他走進大廳，安全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已經在那裡等候。他們剛剛開始討論，毛里西奧·巴爾加斯就踮著腳走進來，在他耳邊說：
兩天後，他漫無目的地去了麥德林，事先沒有聯繫任何人，甚至不知道到了之後該做什麼。他在機場打了一輛計程車，簡單指示司機把他帶到市區。當看見一具被遺棄在公路邊的屍體時，他開始明白現實的面目。那是個十五歲左右的女孩，穿著鮮艷的派對裝，妝容濃艷。她的額頭被打了一槍，留下一道乾涸的血跡。路易斯·吉耶爾摩無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用手指了指。
他隨即以同樣鎮靜的口吻告訴阿爾貝托，他會馬上通知安全顧問拉法埃爾·帕爾多·盧埃達，讓他負責這件事，並隨時向自己彙報情況。事情的進展證明了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瑪麗娜·蒙托亞被綁架了。」
恩里格著急地道了別，接著給其他親戚打電話。幾年後，談起那次誤解，瑪麗亞·維多利亞說：「之所以會那樣，是因為我太自作聰明了。」她立刻重新打給了胡安·加夫列爾，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她：司機被殺了，帕丘被抓走了。
看完新聞之後，一個戴著布口罩的看守走了進來，強迫他脫下衣服，換上灰色汗衫，這彷彿是「可被引渡者」監獄里的必需品。看守還試圖拿走他放在大衣口袋裡的哮喘吸入劑，但是帕丘說這會要他的命，看守相信了，又向他說明了囚徒生活中的規矩：他可以用走廊的廁所，可以無限制地聽廣播看電視，但音量得正常。最後，那人讓他躺下，在他的腳踝上系了根繩子，把他綁在床上。
新聞播出了。《時代報》總機的操作員給帕丘最親密的親屬打了電話，這些親屬又打給其他人，一直打到世界盡頭。由於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帕丘的妻子是最晚得知消息的親屬之一。綁架案發生幾分鐘后，她的朋友胡安·加夫列爾·烏里維打電話給她，當時他對發生的事還不太確定，便只是問她帕丘有沒有回家。她告訴他沒有，胡安·加夫列爾不敢告訴她這個尚未被證實的消息。幾分鐘后，恩里格·桑托斯·卡爾德隆打電話給她，他是她丈夫的堂親，也是《時代報》的副總編。
埃爾南多·桑托斯和前總統圖爾巴伊是最早確定瑪露哈·帕瓊和貝阿特利絲·比亞米薩爾落在誰手裡的人，因為綁架發生四十八小時后，埃斯科瓦爾本人給他的一名律師寫道：「你可以告訴他們倆，帕瓊女士在組織手裡。」十一月十二日，一封署名為「可被引渡者」的信又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這封信是寄給麥德林《哥倫比亞人》日報主編胡安·戈麥斯·瑪蒂內斯的，他曾多次以「高貴者」的名義同埃斯科瓦爾協商。「對瑪露哈·帕瓊記者的拘禁，」「可被引渡者」在信中寫道，「是我們對近期政府安全機構在麥德林市惡意實施的酷刑與綁架的答覆，我們在之前的公告里已多次提到該機構。」他們重申了先前的決定：如果繼續如此，他們不會釋放任何一名人質。
共和國總統常強調，在沒有確定信息的情況下，輿論應該反對虛假公告的擴散，並提出，比起虛假公告，應該更相信政府的信息。但輿論總對「可被引渡者」的公告深信不疑，這個嚴峻的事實令人心寒。十月三十日——距迪安娜·圖爾巴伊被綁架六十一天，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綁架四十二天——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那天，「可被引渡者」的公告用一句話打消了所有的疑慮：「我們公開承認，失蹤的記者在我們手裡。」八天後，瑪露哈·帕瓊和貝阿特利絲·比亞米薩爾被綁。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次行動的背後有著更大的野心。
瑪麗亞·維多利亞以為他說的是另一件她已經知道的事，那事跟她丈夫也有點關係。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家庭成員都得知了這個消息。瑪露哈的女兒阿萊桑德娜處在第一段婚姻中，當哈維爾·阿雅拉告訴她這個消息時，她剛剛在麥考（在遙遠的瓜希拉半島）的一家餐廳吃完晚飯。她是《焦點》欄目的導演，這是一檔在每周三熱播的電視節目。為了進行一系列採訪，她於一天前來到了瓜希拉。當晚，她跑遍了賓館，試圖跟家裡取得聯繫，但是電話一直佔線。巧合的是，就在前一期節目里，她採訪了一位精神病學家，專長是研究由於監獄戒備森嚴而引發疾病的臨床案例。她一聽說綁架的消息，就意識到同樣的治療或許也適用於綁架案的受害者。她回到波哥大，預備從下一期節目開始將這種治療方法付諸實踐。
瑪麗娜·蒙托亞被綁架四小時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亞斯區的一條輔路上，一輛吉普車和一輛雷諾18一前一後堵住了《時代報》總編輯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車。那輛吉普車看似普通，事實上卻是一輛原裝裝甲車。包圍它的四個歹徒不僅帶著九毫米手槍和帶消音器的迷你烏茲衝鋒槍，其中一人還帶著一把用來擊碎玻璃的鎚子。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是個無可救藥的好辯者，他先一步打開窗戶跟歹徒說話。「如果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情願去死。」他後來說。一個綁匪用槍抵著他的額頭，使他不敢妄動，然後按下他的頭，讓他從車裡出來。另一個歹徒打開車的前門，開了三槍：一槍射偏了，打在玻璃上，兩槍打穿了司機的頭。司機名叫歐羅曼西奧·伊巴涅斯，三十八歲。帕丘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對司機開了槍。數天之後，他重新回憶這次襲擊，才想起自己聽見三顆子彈的嗡嗡聲，聲音被消音器減弱了。
綁架案不管多嚴重，都不像謀殺案一樣無可挽回。埃爾南多鬆了口氣：「願上帝保佑！」說完馬上改變了語氣：
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是瑪露哈·帕瓊的丈夫，也是貝阿特利絲的哥哥。他距離綁架現場只有兩百米，通過門房打來的內部電話得知了消息。制憲議會的成員將於十二月選出，為了相關的競選活動，他在《時代報》社忙了一下午。他四點鐘回到家，由於競選前夕的疲憊，穿著衣服就睡著了。快到七點的時候，他的兒子安德烈斯回到家，貝阿特利絲的兒子加夫列爾也跟著一起來了。從兒時起，他們就是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斯探進卧室找媽媽，把
https://read.99csw.com阿爾貝托吵醒了。黑暗中，阿爾貝托被嚇了一跳。在半睡半醒間，他點亮電燈，發現快七點了，而瑪露哈還沒有回來。前總統圖爾巴伊也並不更樂觀。他通過不同的渠道得知，他的女兒在「可被引渡者」手裡。但是他決定，如果無法確切掌握他們的目的，就不會把女兒的情況公開。一周前，一群記者已經就此向他提問，他就像鬥牛士欺騙牛一般大胆地迴避他們的問題。
瑪薩·馬爾克斯表示贊同。一段信息量十足的漫長對話之後，他下令監聽比亞米薩爾的電話，以防綁匪在夜間和他聯繫。
從看見那輛千瘡百孔的汽車開始，比亞米薩爾便認為，妻子和妹妹的性命取決於他為拯救她們所做的事。後來，在輪番侵擾他家的人群中間，他完全確信了這一點。所以這一次與以往不同，在一方的挑釁下，戰爭像一場無法避免的個人決鬥般開始了。
「您聽我一句，阿爾貝托，」他乾巴巴地說，「所有該做的事都會做成的。」
帕丘意識到綁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僅是出於安全原因，還是為了及時趕回來，收聽聖達菲和卡爾達斯的足球賽。為了讓他安靜些，他們給了他一瓶白酒，讓他單獨跟他的收音機待在一起。他們去了一樓收聽比賽。帕丘在十分鐘內喝了半瓶酒，沒感覺到酒勁，但有了收聽球賽的心情。他從小就是聖達菲的忠實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讓他十分惱火，沒法盡情喝酒。最後，他在九點半的電視新聞中看見了自己，電視里的他穿著晚禮服，被選美小姐簇擁著。那時他才得知司機的死訊。
「無論如何，這破事我不幹了，」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比亞米薩爾，「現在我們純粹是蠢蛋。」
事實上，這事發生在下午四點——在帕丘被綁架之前，但這個消息花了四個小時才傳到總統這裏。
新聞十分鐘后播出了。事實上，這場綁架行動從四個月前就開始籌備了，但差點由於帕丘·桑托斯無法預測的行蹤而失敗。十五年前，由於同樣的原因，M-19打消了綁架他父親埃爾南多·桑托斯的念頭。
那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是毒販害怕自己會被引渡到美國，他們會因為在那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審判，被處以極刑。一九八七年，被引渡的哥倫比亞毒販卡洛斯·萊德爾就被美國法院判處了終身監禁外加一百三十年有期徒刑。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是胡里奧·塞薩爾·圖爾巴伊總統簽署的一項協議。在其中，政府第一次通過了國民引渡的決議。拉臘·波尼亞被刺殺時，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總統首次執行決議，並迅速通過了一系列引渡決定。毒販們十分害怕美國向全世界伸出的長臂，意識到沒有比哥倫比亞更安全的地方了，最終成了自己國家內部的秘密逃亡者。最諷刺的是，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尋求祖國的庇護才能保住性命。因此，為了得到庇護，他們既用暴力脅迫，又動之以情理：既實施殘酷的、無差別的恐怖主義，同時又表示願意屈服於法律。他們還提出，只要不被引渡，他們會回國並在哥倫比亞投資。那是暗影里真實的反對力量，這股力量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可被引渡者」，還有埃斯科瓦爾的一句名言：「寧要哥倫比亞一座墳，不要美國一間牢。」
因此，十一月底，擺在他面前的唯一解決方法是與埃斯科瓦爾對峙，以桑坦德人的方式強硬且勢均力敵地與那位安蒂奧基亞人協商。一天晚上，四處奔波之後，疲憊的比亞米薩爾向拉法埃爾·帕爾多全盤托出他的計劃。拉法埃爾·帕爾多理解這種焦慮，但也很快做出了回答。
米蓋爾·瑪薩·馬爾克斯將軍是最早到來的人之一，他是安全管理部部長，負責調查本次綁架案。瑪薩將軍從七年前的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政府時期就開始擔任本職，在比爾希略·巴爾科總統任職期間續任，而且剛剛被塞薩爾·加維里亞總統任命。在一個幾乎不可能做好的職位上，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倖存者，哪怕是在打擊販毒行為的艱難戰爭時期也恪盡職守。他中等身材，猶如被鋼鐵鑄成般強壯，有著好戰民族的公牛般的脖子。將軍能長時間保持沉默，同時也能在親密的朋友圈子中暢所欲言：他是一個地道的瓜希拉人。但是在工作中，他向來公事公辦，對他來說，打擊毒品貿易的戰爭是一件私事，是與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殊死較量。這場較量也得到了對方充分的回應。埃斯科瓦爾在針對他的兩場連續襲擊中使用了兩千六百公斤炸藥：這是埃斯科瓦爾對一個敵人前所未有的最高認可。而瑪薩·馬爾克斯在兩場襲擊中都安然無恙，他把這歸結于聖嬰的庇佑。當然，埃斯科瓦爾把瑪薩·馬爾克斯沒能殺死他的奇迹也歸功於同一位聖嬰。
「是的。」司機回答，但他看都沒看，「是跟巴勃羅先生的朋友參加派對的其中一個姑娘。」
「這，」總統說，「是我們的原則。」
沒有任何一項優點能像果斷和耐心一樣，幫助比亞米薩爾避開那些條件中的內部矛盾。由於有這樣的矛盾，他可以憑藉想象力，以他的方式隨意行動，但同時，他的雙手一直都被束縛著。
第一個獲悉綁架案的家庭成員是貝阿特利絲的丈夫佩德羅·蓋萊羅醫生。他當時正在大約十個街區外的心理治療和人類性學研究中心，進行一場關於物種進化的演講，從單細胞生物的基本機能一直談到人類的豐富情感。一名警官的來電打斷了他，警官用十分專業的口吻問他是否認識貝阿特利絲·比亞米薩爾。「當然了，」蓋萊羅醫生回答說，「她是我的妻子。」警官沉默了一會兒，換了一種更為人性化的語氣：「好吧，您別太著急。」蓋萊羅不必動用他出色的精神科醫生專業素質也能明白，這句開場白之後一定是某件極其嚴重的事情。
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被綁架的那個晚上，比亞米薩爾家裡快被掀翻了。政客、政府人員以及兩位受害者的家屬紛紛來到他家。比亞米薩爾家族偉大的朋友、藝術商人阿塞內思·韋拉斯克斯住在樓上，她擔負起了女主人的職責。只是沒有音樂，不然這個夜晚就與任意一個星期五的夜晚別無二致了。這是難以避免的：在哥倫比亞，所有超過六人的聚會，不論何種類型，不管在什麼時段，都註定會變成舞會。
「我有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他說。
埃爾南多自然做好了最壞的準備，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來。
「沒錯，」看守說完立即糾正他，「是在『可被引渡者』手裡。」
比亞米薩爾結束了沒有希望的一天，回到家時，他覺得筋疲力盡、孤單異常。他猛地灌了兩口乾威士忌，更加萎靡不振。從此刻起，他的兒子安德烈斯將是他唯一的夥伴。安德烈斯終於讓他在下午六點吃了一天的第一頓飯。這時，總統打來電話。
天亮前，兩位女士和胡安·維塔被帶走了。埃羅·布斯、理查德·貝塞拉、奧蘭多·阿塞維多和五名嚮導留在那間有雙人床和上下鋪的房間里。他們懷疑自己陷入了一個圈套，隨著時間的推移，疑慮不斷加深。晚上玩牌的時候，埃羅·布斯注意到其中一個嚮導戴著一塊奢侈品手錶。「所以民族解放軍已經到了戴勞力士的級別了。」他嘲諷說。但是他的對手並不認為他在含沙射影。他們攜帶的武器並不是游擊隊使用的，而是用於城市武裝行動的，這也讓埃羅·布斯感到疑惑。奧蘭多寡言少語，認為自己缺乏旅行經驗，但他不需要過多線索就能預知真相：一件嚴重的事正在進行中，這讓他無法忍受。
「那兒有個姑娘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