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們請來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醫生，他是著名的普里斯科集團中的大衛·里卡爾多和阿爾曼多·阿爾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的兄弟。他們從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販毒初期就跟他合作。據說，他們在麥德林東北地區培養青少年殺手。傳言中，他們領導著一群青少年殺手，乾著最齷齪的勾當，其中就包括看守綁架的受害者。而與此產生對照的是，醫療界都認為孔拉多醫生是業界翹楚，他唯一的污點在於，他是，或者曾經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家庭醫生。他進來時沒有蒙面，還用出色的德語向埃羅·布斯問好，這讓德國人吃了一驚：
「您為什麼非得把我們的孩子牽扯進來，他們和這些有什麼關係？」她快哭了，「您沒有孩子嗎？」
在寒冷的夜晚，看守們會不時地抽大麻、把玩武器，有兩次還走了火。其中一顆子彈穿過廁所的門，打傷了另一名看守的膝蓋。他們通過廣播聽見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為了解救綁架受害者而發出的號召，其中一個看守大喊道：
早九點，看守們打開電視收看教育節目，接著看電視劇和另外兩三個節目，最後是午間新聞。電視機運行的最主要時段是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一點。那段時間，就像在孩子的房間里一樣，即便沒有人看，電視機也一直開著。相反，看新聞時，人質們用極其細緻的注意力仔細研究，試圖發現家人們加密過的信息。當然，她們永遠無法得知自己錯過了多少加密信息，又把多少無關的話語錯讀成了充滿希望的口信。
當時，日子在所有人質等待堂帕丘的過程中流逝。總有人提前說他要來，但是很少能說准。他的來訪是衡量時間的尺度。他們聽見輕型飛機和直升機從房頂飛過，認為那是日常的巡邏。然而，每次飛機經過，看守們都會行動起來，他們會準備好武器，擺出戰鬥的架勢。在不斷重申的警告中，人質們知道，如果發生武裝攻擊，看守們會首先把他們殺死。
把她們三個安排在同一間監獄里是一項應急方案。那輛被撞的計程車暴露了綁匪的行蹤，她們被帶去的第一所房子沒法使用了，這才有了最後時刻的變動和這樣的窘境：只有一張窄床；一張簡易床墊要供兩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間里擠著三個人質和兩個輪班的守衛。瑪麗娜也被從另一幢房子（據她自己說，那是座農場）帶走過，因為那裡的守衛嗜酒如命、不守規矩，將整個組織都帶入了危險的境地。無論如何，一家世界頂級的跨國公司，竟沒有絲毫的善心來為它的追隨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環境，這讓人匪夷所思。
「這個婊子養的為什麼非得摻和這件事？」
「閉嘴吧，您還真把自己當客人了。」
儘管如此，十一月以希望結尾。困擾阿蘇塞娜·里埃瓦諾的疑惑消散了：她的癥狀是假性懷孕，可能是由精神緊張引起的。但是她並不感到慶幸。正相反，在最初的驚嚇之後，生孩子的想法已經變成了一種幻想，讓她有信心能在獲得自由之後很快重生。而迪安娜則在「高貴者」發表的可能達成協議的聲明中看見了希望。
在小組成員的記憶中，迪安娜是一個聰明、快樂、有活力的夥伴，還是一個對政治很敏感的分析員。沮喪的時候，她對他們表達了愧疚之情，因為是她使他們被捲入了一場前途未卜的冒險。「我不在乎我會怎麼樣，」她告訴他們，「但是如果你們出了什麼事，我永遠都不能平靜地生活。」她和胡安·維塔有著長久的友誼，十分擔心他糟糕的身體狀況。他是用最充分的理由、最堅決的態度反對此次採訪的人之一。他曾因為嚴重的心梗住院，一出院就陪著她踏上行程。迪安娜沒有忘記這些。綁架案發生后的第一個星期天，她哭著走進他的房間，問他是否因為她之前沒有理會他的建議而恨她。胡安·維塔非常坦率地回答：是的。當得知落入了「可被引渡者」手中的時候，他發自內心地恨她，但是最後，就像接受難以避免的命運一樣，他接受了被綁架的事實。最初幾天的恨意也變成了愧疚，因為他沒能說服她。
九月二十七日，在瑪麗娜和帕丘被綁架一周之後，她寫下了第一則筆記：「十九號（周三），本次行動的負責人到來。從那天開始，發生了很多讓我窒息的事情。」她思考著為什麼始作俑者沒有宣布這起綁架案是他們的傑作，接著她自己回答道：一旦他們對始作俑者的目的起不到作用，那些人就可以無聲無息地殺掉他們，而不會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我是這樣理解的，我感到非常恐懼。」她寫道。比起她自己的狀況和從各方來的讓她可以總結自身處境的消息，她更擔心同伴們的狀況。她一直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就像她所有的家人，特別是她的媽媽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的信仰變得愈發強烈而深刻，甚至達到了神秘主義的境地。她為所有與她生命相關的人，甚至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向上帝和聖母祈禱。「也許他最需要您的幫助。」在日記中她給上帝寫道，「我知道，為了避免更多的痛苦，您努力讓他看見善之所在。我代他請求您，讓他理解我們的處境。」
瑪露哈睜開雙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們所能承受的，願上帝別賜予我們。」距離綁架發生已經有十天了，不論是貝阿特利絲還是她，都已經習慣了一種在第一天晚上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生活。綁匪們經常向她們強調，這是一次軍事行動，但是關押制度比監獄還要嚴格。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允許她們說話，而且只能竊竊私語。她們不能隨意從床墊上起身，這張床墊就充當了她們的床鋪。她們的一切需要都必須向兩個看守請示：請示坐下，請示伸腿，請示和瑪麗娜說話，請示抽煙。看守緊緊盯住她們不放，連睡覺的時候都不例外。瑪露哈得用枕頭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聲音。
然後，他又對貝阿特利絲說：
瑪麗娜服從看守們的規則，但也並非對他們一視同仁。她喜歡一些看守，討厭另外一些；她像母親一樣在他們中間散布惡意的言論，最後釀成了內部矛盾，使得房間里的和諧氛圍岌岌可危。但她強迫他們所有人念《玫瑰經》，大家都照做了。
在第一個月的那些看守里，有一位患有突發痴呆症，還反覆發作。他們叫他淘氣包。他很喜歡瑪麗娜，對她很親熱，還會對她發脾氣。然而，從第一天起，他就是瑪露哈最兇惡的敵人。他會突然間發瘋，踹電視機，還用頭撞牆。
「別操蛋了，」她說，「這又不是偵探片。」
人質們的早餐在最不合理的時刻到來，她們吃的是牛奶咖啡配香腸玉米餅。中午吃浸在灰色湯汁里的菜豆或兵豆、油渣肉丁、一勺米飯，喝一瓶汽水。房間里沒有椅子，她們只能坐在床墊上吃飯。出於安全考慮，刀叉被禁止使用，她們只能用勺子吃飯。晚飯很隨意，就吃熱過的豆子和中午的其他剩菜。
在同一座城市裡，離瑪露哈她們所在的位置不遠，關押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房間里，情況一樣令人憎惡，只是沒有那麼嚴重。一種解釋是，除了政治用途之外，對她們的綁架還有復讎意圖。此外，幾乎可以確定，瑪露哈的看守和帕丘的看守是兩組人。他們分開行動hｔtｐｓ://ｒｅａd•９9cｓw.ｃｏｍ，相互之間完全不聯繫。儘管這隻是出於安全考慮，但其中還是有令人費解的不同之處。帕丘的看守們更加親切，更有自主性，也更容易滿足，而且對他的身份也沒那麼小心翼翼。帕丘睡覺時被一條金屬鏈綁在床邊的欄杆上，為了避免將他挫傷，金屬鏈表面裹上了絕緣膠帶，這就是他面臨的最糟糕的情況。而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連一張能被綁起來的床都沒有，這是她們面臨的最糟糕的情況。
瑪露哈回答時十分冷靜，這種冷靜可能會被誤解成鄙視。
瑪麗娜讓貝阿特利絲聽凌晨的廣播新聞。這是個錯誤。在第一次接受蝸牛電台的亞米德·阿瑪特採訪時，佩德羅·蓋萊羅醫生訓斥、辱罵了綁架者，還向他們發出了挑戰。他威脅他們，讓他們表現得像個男人，承擔起責任。貝阿特利絲非常恐懼，她堅信這些侮辱會落到她們身上。
「或者打爆你們孩子和老公的頭。我們都認全了，而且知道他們在哪兒。」
她們三人和四個看守共用一個衛生間。上廁所的時候，她們只能把門掩上，不能上鎖。而且，儘管還得同時洗衣服，沖澡的時間不能超過十分鐘。綁匪們給她們多少煙，她們就能抽完多少。瑪露哈一天抽一盒多，瑪麗娜更多。房間里有一台電視機和一台家用攜帶型收音機，好讓人質們聽新聞，讓看守們聽音樂。她們收聽上午的新聞時，音量很低，好像在干一件偷偷摸摸的事。相反，看守們聽舞曲的時候會把音量調得很高，像是他們情緒的寫照。
這批人質只有兩次被關在同一所房子里，而且每次只持續幾個小時。剛開始，他們被分成兩組：理查德、奧蘭多和埃羅·布斯在一所房子里，迪安娜、阿蘇塞娜和胡安·維塔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有幾次轉移非常匆忙，而且毫無預兆。由於警察的突襲，他們隨時都得馬上收拾東西，而且幾乎總是徒步攀爬陡坡，還總是在沒完沒了的暴雨中把水坑踩得嘩嘩直響。迪安娜是一個堅強、勇敢的女人，但是囚徒生活中的冷酷與羞辱惡劣至極，大大超出了她身心忍耐的限度。有幾次轉移的方式讓人難以置信：他們穿過麥德林的街道，搭乘普通的計程車，躲過街上的崗哨和巡警。最開始的幾周，沒有人知道他們被綁架了，這對於他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最殘酷的事實。他們看電視、聽廣播、閱讀報紙，但在九月十四日之前都沒有任何一條報道他們失蹤的新聞。直到有一天，新聞欄目《氪》報道說迪安娜小組並沒有對游擊隊進行採訪，而是被「可被引渡者」綁架了，但沒有提及消息來源。又過了好幾周，「可被引渡者」才正式承認綁架行為。
從第一天起，帕丘準時收到報紙。總體來說，報紙上關於這起綁架案的敘述非常隨意，而且信息量很少，這讓綁匪們笑彎了腰。當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被綁架的時候，他的作息時間已經固定了。他整晚都很清醒，大約在上午十一點的時候入睡。晚上，他有時自己看電視，有時也和看守們一起看，或者跟他們談論當天的新聞，尤其是關於足球比賽的新聞。他看完書已經很累了，但還有腦力玩紙牌、下棋。他的床很舒服，他從第一天開始就睡得很好，直到感染了疥瘡，又癢又痛，而且還雙眼灼|熱。他們洗乾淨棉被，在房間里進行一次徹底的大掃除后，這些毛病就消失了。由於窗戶被木板封死了，他們從不擔心有人會從外面看見屋內的亮光。
「您覺得您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他吼道，「如果您晚上再打呼嚕、再咳嗽的話，我們就一槍打爆您的頭。」
唯一的那張床是瑪麗娜的，一盞床頭燈不分日夜地亮著，鋪在地上的床墊和床平行。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睡在床墊的兩頭，就像十二宮裡的雙魚座，兩人蓋同一床被子。徹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牆站著。空間非常狹小，他們只要伸一下腿，就會踩到人質的床墊。僅有的一扇窗戶被關上了，她們生活在陰暗之中。睡覺前，唯一一扇門的縫隙也會被破布堵上，免得瑪麗娜打開床頭燈時，燈光照進屋裡的其他房間。在瑪露哈的請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藍色燈泡，之前它讓所有人都顯得蒼白得可怕。因此，除了電視機閃爍的燈光之外，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沒有其他光源。這個密閉的屋子完全不通風，充斥著熱氣和臭味。早上六點到九點是最糟糕的時候，人質們醒了，沒有空氣、沒有水、沒有食物。她們等待門縫上的破布被取走，讓她們可以透透氣。咖啡和香煙供應得很及時，而且有求必應，這是瑪露哈和瑪麗娜唯一的安慰。對於貝阿特利絲這位呼吸療法專家來說，小屋裡積累的煙霧是一種災難。然而，由於另外兩位是如此快樂，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著。一次，瑪麗娜抽著煙，喝著咖啡，感嘆說：「如果我們三個能在我家一塊兒抽煙、喝咖啡，笑談這些可怕的日子，那該是多麼美好啊。」那天，貝阿特利絲不僅不覺得自己在勉強忍受，反而遺憾自己不會抽煙。
迪安娜小組還因其囚禁地點游移不定而與眾不同。在長期的囚禁中，人質們在麥德林市內和附近地區被無故轉移了至少二十次，被轉移到不同風格、不同類別和不同條件的房子里。他們能進行這樣的轉移，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綁架者與波哥大的不同，他們在自己的環境中行動，能夠完全控制環境，並和上級保持直接的聯繫。
最初的兩天內，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在不同的新聞節目里出現了八次。他確信，他的聲音會通過某個節目傳到受害者那裡。此外，瑪露哈的孩子幾乎都是傳媒界人士。有幾個孩子在固定時段有電視節目，他們利用這些節目保持著一種他們認為的單邊溝通。也許這種溝通是無效的，但他們還是堅持著。
那次經歷使她有了抑鬱傾向，綁架事件又加劇了癥狀。她找不到可以堅守的東西，無法擺脫自己正面臨致命危險的想法。她不說話，也不吃飯。貝阿特利絲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魯讓她很心煩，她也無法忍受瑪麗娜對綁架者的順從和對他們制定的規則的認同。她彷彿是另一個看守，如果瑪露哈睡覺的時候打呼嚕、咳嗽，或是動作超過了必要的幅度，她就會訓斥她。瑪露哈把杯子放在一個地方，瑪麗娜嚇壞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後把杯子放在別處。瑪露哈以極其輕蔑的態度對待她。「您別費心了，」瑪露哈說，「您在這兒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們也擔驚受怕，因為貝阿特利絲整天都在記錄囚禁生活的細節，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講給丈夫和孩子們聽。她還列了一份很長的清單，記錄了房間里所有讓她厭惡的東西。後來，當發現找不到不讓她厭惡的東西時，她只好放棄了。看守們從廣播里聽說了貝阿特利絲是理療師，但是他們把理療師和心理諮詢師弄混了，害怕她在籌劃用科學方法把他們逼瘋，於是禁止她記錄。
十月份，他毫無預兆地出現了幻覺。綁匪們命令他給家人寄去自己還活著的證明。他費了好大勁才控制住自己的幻覺，要了一罐黑咖啡和兩包煙，接著開始書寫來自靈魂的口信，完成後連個逗號都沒改。他把口信錄在一卷迷你磁帶里。跟普通的磁帶相比，信使們更喜歡這種磁帶，因為更容易藏起來。他儘可能地放慢語速，並試著改善發音，他說話的態度沒有泄露他陰霾的情緒。九-九-藏-書最後，他錄了兩則《時代報》當天的頭條新聞，用來標記傳遞消息的日期。他很滿意，特別是對第一句話：「所有認識我的人都明白，完成這則口信對我來說有多難。」然而，等到閱讀刊登出來的消息時，他已經冷靜下來了。他覺得這則口信像把繩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因為在最後一句話中，他請求總統盡全力解救記者們。「但是，」他提醒道，「不能違反法律和憲法的規定。這不僅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也是為了讓目前被綁架的新聞界重獲自由。」幾天後，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被綁架的消息傳來，他變得更加沮喪，因為他認為這是事情將變得冗長繁複的徵兆。逃亡計劃由此開始醞釀，並且還將變成無法抗拒的執念。
夜裡萬籟俱靜，只有一隻沒有時間觀念的瘋狂公雞隨時都會打鳴。她們聽見遠在天邊的犬吠聲，附近也有一隻狗在叫，她們覺得那是守衛養的狗。一開始，瑪露哈的狀態很糟糕。她蜷縮在床墊上，閉著眼睛。在幾天的時間里，她試圖保持頭腦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睜開雙眼。她無法連續睡八個小時，幾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時，醒來時，又一次身處焦慮之中，那焦慮在現實中窺探著她。這是一種持久的恐懼：她真切地感覺到胃裡有一條溫暖的線，總是處在爆炸的邊緣，讓她恐懼不安。瑪露哈像看電影一樣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試圖抓住美好的回憶，然而，不愉快的回憶總是佔了上風。她曾三次從雅加達出發回到哥倫比亞，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飯，路易斯·卡洛斯·加蘭邀請她領導團隊幫助他競選下屆總統。在上一屆選舉中，她是他的形象顧問，和姐姐格蘿莉婭在全國展開了競選活動。他們歡慶過勝利，經受過失敗，躲避過風險，因此，這個請求是符合常理的。瑪露哈覺得很合理，很滿意，但是，吃完飯後，她察覺到加蘭臉上有一種意義不明的神情、一種超自然的光芒，她以準確的洞察力快速判斷，有人要殺他。徵兆太明顯了，於是她說服丈夫也一同回哥倫比亞。雖然瑪薩·馬爾克斯將軍給他提了醒，但沒有向他說明死亡的風險。啟程前八天，他們在雅加達被一則新聞驚醒：加蘭被殺害了。
看守們也像是被綁架了。他們不能在房子的其他地方活動，休息時他們睡在另一個房間，房子被鎖死了，以免他們逃走。所有的看守都是安蒂奧基亞人，對波哥大很不熟悉。一個看守說，他們每隔二十或三十天休一次假，離開或前往這棟房子時，他們會被蒙上眼睛或是被裝進汽車後備箱，以免他們獲悉自己的位置。另一個看守害怕一旦他沒了用處就會被殺，好把他知道的秘密埋進墳墓。矇著面、衣冠楚楚的頭目們會不定時出現，前來接收情報、發布指令。他們的決定是無法預測的，不論是被綁架者還是看守，都任由他們擺布。
貝阿特利絲痛苦地反抗。
另一方面，「大燈」偏執地認為有人要殺他，常因恐懼而不住地顫抖。他能聽見虛幻的聲音；也許是為了迷惑想要認出他的人，他聲稱自己臉上有一道巨大的傷疤。他用酒精擦拭他碰過的所有東西，以免留下指紋。瑪麗娜取笑他，但是無法緩解他的癔症。他會在半夜突然驚醒。「喂！」他非常害怕，低聲說，「警察來了！」一天晚上，他關掉了床頭燈，害得瑪露哈在廁所門上狠狠地撞了一下，幾乎失去了知覺。最過分的是，「大燈」還責備她不會在黑暗裡活動。
他回答說有，或許他有些動容，但貝阿特利絲已經輸掉了這場戰役：淚水讓她無法繼續說下去。瑪露哈已經冷靜下來，她告訴這個頭目，如果真的需要達成某種協議，她們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談談。
胡安·維塔陷入了沮喪之中。他吃不下，睡不好，迷失了方向。他選擇了令人憐憫的解決方式：一次性死去，而不是每天死去無數次。他臉色蒼白，一隻胳膊失去了知覺，呼吸困難，總是做噩夢。當時，他只跟死去的親人們對話，他看見他們活生生地來到自己床邊。埃羅·布斯非常不安，於是掀起了一場德國式的騷動。「如果胡安死在這兒，那都是你們害的。」他告訴看守們。看守們聽取了他的警告。
很顯然，迪安娜並不打算寫一部可以出版的作品，而是在構思一本關於政治和人性的備忘錄，寫作的過程變成了她與自身痛苦的對話。她用又圓又大的字體寫作，字跡清楚，但是很難解讀，因為她把筆記本里橫線間的空隙完全填滿了。起初，她在清晨時分偷偷地寫作，但是綁匪們發現之後，給她提供了充足的紙筆，好讓她在他們睡覺的時候找點事做。
因為這句髒話，他的同伴憤怒地跳了起來，人質們不得不從中調停，以免他們爆發槍戰。除了這次之外，埃羅·布斯和理查德都不怎麼在意這些事，因為看守們並非兇狠歹毒之人。至於奧蘭多，他認為自己是組裡多餘的人，理所應當會出現在死刑名單的首位。
最讓人驚訝的是一架轟隆作響、偶爾經過的直升機。它離他們那麼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瑪麗娜·蒙托亞說，是負責綁架案的軍官來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們不得不習慣那個聲音。在那幾個月里，那架直升機每個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質們確信這與她們有關。
看守迪安娜小組的負責人是一個聰明、不拘小節的帕伊薩人，別人叫他堂帕丘，不提姓也不提其他稱呼。他大概三十歲，但外表有著長者的祥和。只要他一到，馬上就能解決日常生活中既留的問題，還能給未來播撒希望。他給人質們帶去禮物，書、糖果、音樂磁帶，還告訴他們目前的戰況和國家的現狀。
她很坦誠，而且隨著被監禁的時間越來越長，她意識到這樣做是對的。從第一天開始，她們就遭到了粗暴對待，這是綁匪們用來擊垮人質的方法。相反，貝阿特利絲沒有那麼高傲。她丈夫在廣播里的瘋狂表現依然讓她耿耿於懷。
兩天後，一個頭目如一陣狂風般踹門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著無可挑剔的熱帶羊毛西裝和義大利皮鞋，系著黃色真絲領帶，這衣著和他粗魯的舉止形成強烈對照。他朝看守們罵了兩三句髒話，粗暴地對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們管這名守衛叫「大燈」。「我聽說您很緊張，」他對「大燈」說，「我警告您，在這兒，緊張的人都得死。」接著，他不假思索地對瑪露哈說：
一開始不可能分辨出他們，因為唯一能見到的是面具，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也就是說：只有一個人。但時間向他們表明，面具能夠遮擋面孔，但遮擋不了性格。就這樣，她們一一辨認出了他們。每張面具后都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無法磨滅的聲音，還有一顆心。雖然她們並不願意，但最後還是和他們一起分擔囚禁生活的孤獨，和他們打牌、玩多米諾骨牌、互相幫助解答舊報紙上的填字遊戲和謎語。
「我聽說，昨晚您很煩人，又出聲兒又咳嗽的。」
胡安·維塔和埃羅·布斯在牢房裡得知了這則新聞，他們覺得這是最壞的消息。他們也得出了結論：他們只不過是一部恐怖電影的群眾演員。是「湊數的料」，胡安·維塔說；是「廢物」，看守們說。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中，一名看守對埃羅·布斯喊道：
瑪麗娜的「墮落」是可以理解的。對她而言，在經歷了近兩個月的死亡前夜之後，在這個已經屬於她，而且只屬於她的世界里，另外兩個人質的到九_九_藏_書來就像是一種難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們的關係本來已經非常密切，卻被她們攪亂了。在不到兩個星期內，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無盡的孤獨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這種情緒。
迪安娜和阿蘇塞娜被帶去的那座房子既寬敞又舒適，彷彿是某位大首領的私人宅邸，被綁架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們都被囚禁在那裡。她們在家用餐桌上吃飯，隨意交談，聽流行唱片。阿蘇塞娜的筆記上寫到，她們聽了羅西奧·杜爾卡爾和胡安·瑪努埃爾·塞拉特的唱片。就是在這所房子里，迪安娜收看了在她的波哥大公寓里拍攝的電視節目。通過這個節目，她回想起她把衣櫃的鑰匙藏在了某個地方，但不確定是放在了音樂磁帶後面，還是卧室的電視機後面。她還想起來，這場不幸之旅開始前，她最後一次匆忙地離開時，忘記了鎖上保險箱。「但願沒人嗅到錢的味道。」她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幾天後，在一檔普通的電視節目里，她得到了讓她安心的答案。
對於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來說，十一月餘下的時間是用來調整的。她們倆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貝阿特利絲很勇敢、很有個性，她安慰自己現實並沒有那麼可怕，並將這種安慰當作避難所。前十天她很能忍，但她很快就意識到，情況極其複雜兇險，於是她開始旁觀困境。瑪露哈是個冷靜的分析者，反對貝阿特利絲近乎不理智的樂觀。她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讓她無能為力的事實，囚禁會是漫長且艱難的。她躲進自己的內心深處，彷彿蝸牛躲進了它的殼。她儲存能量，深度反思，甚至習慣了自己可能會死去這一難以迴避的想法。「我們不會活著從這裏出去。」她對自己說。這種心安理得的宿命論卻起了相反的作用，連她自己都驚訝萬分。從那時起，她覺得她是自己的主人，她關注一切，關注所有人，並成功說服了看守，讓規定變得不那麼嚴苛。從被囚禁的第三個禮拜開始，連電視節目都變得讓人無法忍受，填字遊戲做完了，她們在房間里找到的幾本雜誌里少數幾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也讀完了。這些雜誌可能是之前某起綁架案留下的。但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瑪露哈每天仍給自己保留了兩小時完全獨處的時間，就像她在被綁架前一直做的那樣。
他們打牌、玩多米諾骨牌、下棋，但是人質們在看守們瘋狂的賭注和魔術般的作弊伎倆面前毫無招架之力。大家都是年輕人，最小的可能才十五歲。他在一場每殺死一個警察能拿到兩百萬比索的比賽中嶄露頭角，還獲得了獎品，對此感到非常自豪。他們完全不在乎錢，理查德·貝塞拉一開始就賣給了他們幾副太陽鏡和一件攝影師用的外套，賣的價錢夠他買五件新的。
「這裏不準戴項鏈，」他說，「您得把它給我。」
根據一場與加維里亞醫生關於綁架受害者心理學的長談，阿萊桑德娜準備了八期節目，這是第一期。她挑選了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喜歡的話題，並在其中融入了只有她們才能解讀的個人信息。阿萊桑德娜決定每周邀請一個回答問題的嘉賓，這些問題意有所指，肯定能立刻引發人質們的聯想。令人驚訝的是，很多毫無準備的觀眾也發現，這些看似單純的問題里包含其他內容。
迪安娜和她組員的情況與其他人質不同。此刻，距離被綁架已經有三個月，他們被困在波哥大以北五百公里的地方。同時囚禁兩個女人和四個男人帶來了非常複雜的後勤和安全問題。在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的牢房裡，看守們徹底缺乏寬容心。在帕丘·桑托斯的牢房裡，跟他同屬一代人的看守們和藹可親、不循規蹈矩。而在迪安娜小組的監獄里，一種臨時感統治了一切，這讓被綁架者和綁架者都處於警覺和不確定的狀態之中，不穩定感毒害了一切，使得所有人都更加緊張了。
要劃分現實和瑪麗娜充滿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說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圖爾巴伊就在這幢房子的另一個房間里，因此直升機里的軍官每次來訪時，都同時處理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們聽見院子里發出警報聲。「管家」教訓他的妻子，慌慌張張地命令她，讓她把東西抬高點兒、放到這邊、向上翻，彷彿是想把一具屍體塞進某個裝不下的地方。瑪麗娜陰森森地胡言亂語，認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們正在把屍塊藏到廚房的瓷磚下面。「他們一旦開始殺人就停不下來，」她說，「接下來就是我們了。」那是一個恐怖的夜晚，後來她們偶然得知，那晚他們是在給舊洗衣機換地方，四個人抬它都很費勁。
「你好埃羅，一切還好嗎？」
這次來訪讓胡安·維塔十分意外，並不是因為診斷結果——「精神高度緊張」，而是出於書籍愛好者的激|情。醫生給他開出的唯一藥方是「讀好書」糖漿。這個藥方的效果和關於這位醫生的政治新聞完全相反，囚犯們覺得那些新聞就像一劑毒藥，可以殺死最健康的人。
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埃羅·布斯、理查德·貝塞拉和奧蘭多·阿塞維多暫時沒有那麼多感到驚恐的理由。他們在柜子里找到了數量驚人的男裝，都沒拆封，還帶著歐洲大牌的標籤。看守們告訴他們，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多處安全屋裡放著應急的衣物。「好好享受，小夥子們，想要什麼就提。」他們開玩笑說，「因為交通問題，會有些延遲，但是我們可以在十二個小時內滿足一切要求。」起初，大量的食物和飲料是用騾子運來的，這像是瘋子才會做的事。埃羅·布斯告訴他們，沒有一個德國人離得開啤酒。於是在下一次出行歸來后，他們給他帶了三箱啤酒。「氛圍很輕鬆。」埃羅·布斯用他完美的西班牙語講述道。那幾天，他說服了一個看守，讓他給三個被綁架者拍張照片，當時三人正在削土豆皮準備午飯。後來，在另一所房子里，拍照被禁止了，但他成功地把一台自動照相機藏在了衣柜上面，並用這台相機製作了一套關於胡安·維塔和他自己的彩色幻燈片。
居家生活彷彿沒有因為房子里有被綁架者而有什麼不同。陌生的女士們來到家裡，像對待親屬一樣對待她們，送給她們神跡聖徒的紀念章和畫像，希望幫助她們獲得自由。全家人帶著孩子和狗來到家裡，在房間里快樂地玩耍。糟糕的是，天氣總是不太好。好不容易有幾次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也不能出去曬太陽，因為外面總是有男人在工作，他們可能是化裝成泥瓦匠的看守。迪安娜和阿蘇塞娜躺在自己的床上，相互拍了照片，此時，她們的身體看起來還沒有什麼變化。但三個月之後，在迪安娜的另一張相片上，她顯得非常憔悴蒼老。
看守們說，房子的主人拿走的錢佔了預算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叫他「管家」。他四十來歲，體格健壯，中等身材，說話時鼻音很重，充血的眼睛從面罩的小洞里露出來，看起來昏昏欲睡，可以由此推測，他長著一張羊神般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個叫妲瑪莉絲的小個子女人，聲音很尖，衣衫不整，滿口蛀牙，可以整天扯著嗓子唱薩爾薩、巴耶納托和班布科。她的聽力像炮兵一樣爛，但她是如此激|情四射，讓人不禁想象她獨自一人在房子里隨著自己的音樂翩翩起舞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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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丈夫頻頻爭吵，證明惡言惡語擁有極大的力量和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有時能登上靈感的高峰。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九歲，另一個七歲，都在附近的學校上學，偶爾會邀請其他孩子來院兒里看電視或者玩耍。老師有時會在周六拜訪他們。其他一些吵吵嚷嚷的朋友則隨時會來，興緻一到就放音樂開派對。這時，「管家」夫婦就會鎖上房門，強行關掉收音機，強迫瑪露哈他們收看靜音的電視節目，並且憋得再難受都不能上廁所。
「這樣吧，」他提議說，「您把項鏈留著，把像章給我。很抱歉，但這是他們給我的命令。」
儘管如此，十二月的頭幾條新聞顯示，她們有理由充滿期待。瑪麗娜預測著自己可怕的命運，瑪露哈開始設計充滿樂觀色彩的遊戲，瑪麗娜很快也加入進來：有個看守豎起了拇指，表示讚許，她們認為這說明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有一次，妲瑪莉絲沒有去買生活必需品，她們把這解讀為已經不需要這些東西了，因為她們就快要被釋放了。她們樂在其中，假裝自己即將被釋放，還選定了日期以及方式。她們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想象著那一天會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她們還會在瑪露哈公寓的露台上舉辦聚會。「你們想吃什麼？」貝阿特利絲問道。瑪麗娜廚藝精湛，口述了一份女王菜譜。她們開始是鬧著玩，結束時已經信以為真。為了離開，她們梳洗換衣，給彼此化妝。綁匪曾預告，十二月九日是釋放人質的日子，理由是慶祝制憲議會的選舉。她們收拾停當，甚至為記者會做好了準備，想好了每一個答案。那一天在焦慮中流逝了，但並沒有在苦惱中終結，因為瑪露哈堅定地認為，她的丈夫早晚會把她們解救出來，她毫不懷疑這一點。
然而，他只會偶爾出現，而且糟糕地分派了他的權力。看守們和信使們非常混亂，他們從不蒙面，用漫畫里的綽號稱呼彼此，在每一處關押地都給人質們帶去至少能安慰他們的口信或是字條。從第一周開始，綁架者們給小組成員買了規定的汗衫、洗漱用品、化妝品和本地的報紙。迪安娜和阿蘇塞娜與他們玩飛行棋，而且好幾次幫助他們列物品清單。一位看守說的一句話讓阿蘇塞娜十分驚訝，她把這句話記在了筆記上：「你們不用擔心錢，最不差的就是錢。」剛開始，看守們的生活十分混亂，聽音樂的時候把音量調到最高，還不按時吃飯，經常穿著短褲在屋裡走來走去。但是迪安娜承擔起了領導的職責，讓一切變得井井有條。她強烈要求他們穿上體面的衣服，調低攪亂她們睡眠的音樂的音量，並讓一個試圖睡在她床邊那張床墊上的人離開房間。
九月十九日，迪安娜得知了瑪麗娜·蒙托亞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綁架案。她不需外界的定論就明白，跟她剛開始以為的不同，對她的綁架並非一次獨立事件，而是一次規模龐大的政治行動，目的是交換更好的條件。堂帕丘證明了這一點：有一份精選出的記者和重要人物名單，只要綁架者有利益需要，就會綁架他們。就是在那時，她決定寫日記，不是為了記錄她的生活，而是為了記錄她的心情和對事物的評價，其中包括：囚禁生活細節，政治分析，人性觀察，與家人、上帝、聖母和聖子的沒有應答的對話。好幾次，她完整地抄寫了禱文（包括《主禱文》和《聖母經》），這是一種原始的方式，以書寫的方式祈禱或許更加深刻。
阿蘇塞娜二十八歲，文靜而浪漫。在跟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年之後，她就無法離開他了。她經受著幻想中的嫉妒的折磨，儘管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信，但她還是給他寫情書。從被綁架的第一個星期開始，她每天都記筆記，而且更新得非常及時，以便將來把它們寫進書里。她在迪安娜的新聞欄目工作了好幾年，和迪安娜的關係沒有超出工作的範疇。但是，在不幸面前，她們惺惺相惜。她們一起讀報，交談到黎明，試著一直睡到午飯時間。迪安娜說話的時候總是咄咄逼人，但阿蘇塞娜從她身上學到了關於生活的知識，這是在學校里學不到的。
十一月，迪安娜的不適加劇了：劇烈的頭痛、痙攣性腹痛、重度抑鬱，但是在她的日記里並沒有醫生來訪的記錄。她想，這或許是由於境況的停滯而產生的抑鬱。接近年末，她的處境越來越不明朗。「在這裏，時間流逝的方式與我們所習慣的不同，」她寫道，「我對一切都提不起勁。」當時的一段記錄反映了她的悲觀情緒：「我回顧了我迄今為止的人生：有多少愛啊！多少次不成熟地做出重要的決定啊！浪費了多少時間在不值得的事情上啊！」在這場激烈的良心拷問中，她的職業佔據了特殊的地位：「雖然我越來越確定從事新聞業意味著什麼、應該是什麼，但是我看不清我的空間。」她甚至也沒放過自己的雜誌，它「不僅在商業上貧乏至極，在出版內容方面也是如此」。她毅然判定：「它缺乏深度，分析也不足。」
「隨您便，」瑪露哈說，「我不可能不打呼嚕。您想殺我就請便吧。」
他被她的痛苦感染了。他解釋說，不準佩戴像章是因為裏面可能會有遠距離定位的電子裝置。但是他找到了解決辦法：
後來，人質們被拆分成三組，分別安置在三所不同的房子里：理查德和奧蘭多在一所，埃羅·布斯和胡安·維塔在另一所，迪安娜和阿蘇塞娜在第三所。前兩位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帶上計程車，在極其糟糕的路況下，穿梭在商業中心之間。同時，麥德林所有的安保人員都在尋找他們。他們被安排在一所還在初步施工階段的房子里，共用一個房間。房間看起來更像是一間兩米見方的牢房，有四名看守，廁所很臟，沒有燈。他們只能睡在兩張鋪在地上的床墊上。隔壁房間一直鎖著，那裡住著另一個人質，據看守們說，綁架者向他索要上百萬的贖金。那是一個魁梧的穆拉託人，脖子上戴著一條實心的金鏈子。他的雙手被捆著，處於絕對孤立的境地。
在最初的幾次到訪中，堂帕丘向他們承諾過，他們會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四被釋放。他們覺得這是真的，因為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行動自由。然而，總會出現更改日期的借口。在那個星期四之後，他們又被告知將於十二月九日被釋放，以此慶祝國民制憲議會的選舉。接著是聖誕節、新年、三王節、某人的生日。在延期的鎖鏈里，這看起來更像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安慰。
「您不能拿走它，」她說，「這是噩兆，如果拿走它，我身上會發生不好的事。」
那個最古怪、最陰鬱、最沉默的看守非常瘦，幾乎有兩米高。他在面具外面又套了一件深藍色汗衫，就像一個瘋瘋癲癲的修士。他被人叫作「和尚」，長時間彎著腰，處於一種恍恍惚惚的狀態之中。他應該是最早來的幾個看守之一，瑪麗娜和他很熟，而且對他照顧有加，跟對待其httpｓ://ｒｅad.９9ｃsw.coｍ他人不同。他休假回來之後會給她帶禮物，其中有一個塑料的耶穌受難像，瑪麗娜就用系在上面的普通繩子把它掛在脖子上。只有她見過他的臉，因為在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到來之前，所有的看守都不蒙面，絲毫不掩飾他們的身份。瑪麗娜把這看作她無法逃出那個監牢的徵兆。她說那是一個衣著考究的少年，有著她見過的最美麗的眼眸。貝阿特利絲相信這一點，因為他的睫毛又長又卷，從面具的孔隙里伸了出來。他能做出最好和最壞的事。就是他發現了貝阿特利絲戴著聖母像章項鏈。
「我睡覺的時候會打呼嚕，但是我感覺不到，」她回答，「屋裡太冷了，清晨的時候牆上還會滴水，所以我沒法忍住不咳嗽。」
十月底，迪安娜·圖爾巴伊發現阿蘇塞娜憂心忡忡、十分悲傷。她一整天都不說話，也沒有心情和別人分享任何內容。這並不奇怪：阿蘇塞娜聚精會神的能力十分出眾，特別是在她閱讀的時候，如果那本書是《聖經》的話，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她當時的沉默還伴著擔驚受怕的情緒和異常蒼白的臉色。她坦白地告訴迪安娜，兩周前，她就開始擔心自己懷孕了。她算得很清楚，她被囚禁了五十多天，連續兩次月經都沒來。迪安娜因為這個好消息高興地跳了起來——這是她典型的反應，但是，這加劇了阿蘇塞娜的痛苦。
十一月，堂帕丘繼續拜訪他們，給他們帶去了新書、當天的報紙、過期的雜誌還有盒裝巧克力，還向他們講述其他被綁架者的情況。當迪安娜得知自己並不是被佩雷斯神甫囚禁時，她迫切地想要採訪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並不是為了發表（如果確實能發表的話），而是為了跟他討論投降的條件。十月底，堂帕丘告訴她，她的請求被批准了。但是十一月七日的新聞報道給她的幻想帶來了致命的第一擊：麥德林隊和國家隊的足球比賽被瑪露哈·帕瓊和貝阿特利絲·比亞米薩爾被綁架的新聞報道打斷了。
她覺得這位矇著面的頭目聽取了她的建議，因為星期天的時候，他的態度完全變了。他帶來了當天的報紙，上面有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的聲明，表示他想跟綁匪們商定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看來，綁匪們也相應地行動起來了。至少，頭目非常滿意，他讓人質們列了一張必需品清單：肥皂、牙刷、香煙、面霜還有一些書。清單上的部分物品當天就到了，但有幾本書四個月之後才收到。在監禁期間，她們收集了聖子和聖母瑪麗亞的各種畫像和紀念物，看守們離開或是休整完回來時，都會留下或是帶來這些東西。十天後，她們已經養成了一種居家習慣。她們把鞋子放在床底下，但是房間里太潮濕了，必須時不時地把鞋子取出來，拿到院子里晾乾。她們只能穿看守們第一天拿給她們的男襪，襪子是厚羊毛的，有不同的顏色。她們一次穿兩雙，免得走路出聲。她們被綁架當天穿的衣服被沒收了，綁匪給她們發了運動服，每人一件灰的和一件粉的，她們穿著運動服活動、睡覺。還發了兩套內衣，沖澡的時候才能清洗。剛開始，她們穿著運動服睡覺。後來，她們有了一件睡衣，天冷的時候，她們把睡衣套在運動服外面睡。綁匪們還給了她們一個口袋，用來裝她們為數不多的個人物品：備用的運動服、乾淨的襪子、換洗的內衣、衛生巾、葯和化妝品。
毫無疑問，對於所有人而言，最困難的事就是學會與看守們相處。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的看守是四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十分粗魯，而且頻繁輪崗。每隔十二個小時就換兩個人值班，他們坐在地上，拿著衝鋒槍，時刻準備著。他們都穿著印有商業廣告的短袖上衣、運動鞋和短褲，有時候自己用修枝剪把褲子剪短。六點開始值班的看守中，有一人會一直睡到九點，這段時間應該由另一個看守負責，但他在這個時段基本上也會睡著。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曾經想過，如果一隊警察在這個時候發起突襲，看守們完全來不及清醒。
在接下來的星期三，她們看到的第一個節目是阿萊桑德娜從瓜希拉回來之後製作的。精神科專家海梅·加維里亞是貝阿特利絲丈夫的同事，也是他們家的老朋友。他講授了一系列如何在封閉空間內保持良好情緒的指南。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認識加維里亞醫生，她們明白了節目的意圖，並對他教授的內容做了筆記。
她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她們通過聲音判斷出附近有一條重型卡車專用公路；似乎還有一家賣酒的路邊小店，放著音樂開到下午；有時會聽見召集群眾參加政治或宗教活動的喇叭聲，還能聽見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她們還有好幾次聽見了下屆制憲議會競選活動的口號。更常聽見的是小型飛機近距離起飛和降落時發出的轟鳴聲，因此她們猜測自己是在瓜伊瑪拉爾機場附近。這個提供短距離跑道的機場位於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瑪露哈從小就對草原的氣候非常熟悉，她覺得房間的冷氣並非來自開闊的田野，而是來自城市。此外，守衛們防範過於嚴格。除非他們身處城市中心，否則這很難解釋。
而對瑪露哈來說，沒有哪個夜晚像第一晚那樣難以忍受。那是一個漫長的寒夜。氣象局的數據顯示，凌晨一點，波哥大的氣溫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間，市中心和機場附近下起了毛毛細雨。瑪露哈被倦意打敗了。她剛睡著就開始打鼾，但隨時又會因為自己老煙槍的咳嗽醒過來。咳嗽很頑固，無法控制。清晨，潮濕的牆壁上滲出了冰冷的夜露，這使她的咳嗽更加嚴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時，看守就會用腳後跟在她頭上踹一腳。出於一種難以遏抑的恐懼，瑪麗娜站在了看守們一邊。她威脅說要把瑪露哈綁在床墊上，免得她一直動；又威脅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嚕。
那個男人不是來聽抱怨的。
要等到人質們提出抗議的時候，「管家」夫妻才會清洗杯盤和床單。抽水馬桶一天只能沖四次水。星期天的時候，房主一家會出門，廁所會一直鎖著，免得沖水的聲音引起鄰居的注意。看守們便在洗臉池或是淋浴排水口撒尿。只有當頭目們的直升機快來的時候，妲瑪莉絲才會試圖掩蓋自己的疏忽。她像消防員一樣，用水管快速地沖洗樓道和牆壁。她每天都看電視劇，一直看到下午一點，然後把午餐要煮的東西一股腦兒扔進高壓鍋里，把肉、青菜、土豆、豆子全混在一起，然後點火，直到高壓鍋開始噴氣。
看守通常都是絕對的宿命論者，知道自己會英年早逝，而且接受這個事實，只在乎活在當下。他們做著可憎的工作，原諒自己的方式是幫助家人、買高檔衣服、買摩托車，還有守護母親的幸福。母親是他們最愛的人，他們做好了為她赴死的準備。他們和受害者依靠著同一位聖子和同一位聖母生活，帶著變態的虔誠，每天都向聖子和聖母祈禱，懇求他們的庇護和慈悲。因此，他們向聖子和聖母進獻貢品，讓他們幫助自己成功地犯罪。排在第二的信仰是氟硝西泮。這是一種鎮靜劑，能讓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成就電影里的英雄偉績。「和啤酒混在一起，喝的人立馬會進入飄飄欲仙的狀態，」一個守衛說，「所以，如果有人這時候借給他武器，他就會搶一輛車去兜風。別人把車鑰匙交給他的時候，臉上的驚恐表情會讓他感到享受。」他們憎恨其他的一切：政客、政府、國家、司法、警察、全社會。他們說，生活就是一坨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