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加維里亞站了起來，臉色慘白。他把他們送到電梯口。一名助手和他們一起下樓，在私人宅邸的底樓為他們打開車門。在他們駛進十月第一個悲傷的雨夜前，沒人說話。街上車水馬龍，喧囂聲穿過裝甲玻璃，傳到他們耳邊時已經模糊不清。
洛佩斯·米切爾森強烈拒絕。於是，律師要求他們安排一次與總統的會見，讓總統親口向埃斯科瓦爾保證。
她出生於一九五○年三月八日，是冷酷無情的雙魚座。出生時，她的父親已經是共和國總統的候選人之一。不管身處何地，他都是天生的領袖：波哥大安第諾學院、紐約聖心大學、聖托馬斯·阿奎那大學，在波哥大也一樣，他在那裡讀完了法律專業但沒有等到文憑。
因此，對她的綁架除了她作為人的分量，自然還擔負著很難駕馭的政治分量。前總統圖爾巴伊曾公開也曾私下表示過，他沒有得到任何關於「可被引渡者」的消息，因為他認為，保證他們的企圖不為人知就是最謹慎的做法。但實際上，在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綁架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埃爾南多·桑托斯剛從義大利回來就告訴了他，並邀請他來家中做客，共同制定行動方案。桑托斯在他家巨大書房的陰影處找到了他，前總統已經確信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將被處決，感到萬分壓抑。就像在那個時期所有見過圖爾巴伊的人一樣，桑托斯印象最深的，是他承受苦難時的尊嚴。
這是問題的關鍵：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若無法得到個人和家人的安全保障，是決計不會投降的。而如果將他們緝拿歸案，政府又並沒有將其繩之以法的依據。解決思路是，政府保證他們及其家人的安全，以此作為交換條件，尋求促使他們認罪的法律途徑。拉法埃爾·帕爾多已經為上屆政府思考過這個問題，當加維里亞向他提問的時候，他的公文包里還有一些上屆遺留的筆記。這些筆記正是解決方案的雛形： 自首的犯人若供認可被控告的罪行，將獲得減刑；若將財物交給政府，還將獲得額外的減刑。只有這些內容，但是總統隱約見到了方案的全貌，這與他不想採用戰爭或是和平手段，而是想採用法律手段的觀點不謀而合。這樣，既無需放棄引渡這一必不可少的威脅，也能使恐怖分子不再與政府作對。
「我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律師。」
「這事兒沒法在這兒談。」洛佩斯說。
對他來說，這是個重獲新生的瞬間，主要是因為磁帶中的內容讓他確定，被綁架的兒子贊同他處理綁架案的方式。此外，家人們一直認為帕丘是兄弟姐妹中最脆弱的一個，因為他脾氣暴躁，情緒很不穩定。沒有人會想到，在七十天的囚禁之後，他仍神志清醒，有著很強的自控力。
那聲音聽起來如此直白，以至於阿爾多懷疑會不會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跟他通話。他回答說是。兩名著裝和儀態像是行政人員的年輕人來到了房間。阿爾多把信交給了他們。他們向他伸出手，並禮貌地點了點頭，然後離開。
那幾天，哥倫比亞團結基金會位於麥德林的辦事處接到了一通匿名電話，打電話的人說他有關於迪安娜的一手消息。他說，在麥德林附近的一個農莊，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的蔬菜籃子里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迪安娜在那裡。他還說，看守們看球時，會喝得大醉，滿地打滾，如果這時開展救援行動，他們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應。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安全，他還提供了農莊的草圖。消息十分可信，妮迪婭甚至專程前往麥德林回復他。「我向線人請求，」她講述說，「不要跟任何人談起這條信息，並讓他明白，如果有人試圖營救，我女兒，甚至她的看守們都會遭遇危險。」
「您別跟我瞎扯，」比亞米薩爾告訴他，「我們直奔主題吧。您到處盡要求些沒用的，所以您把什麼都弄僵了。現在只有一件事：很簡單，這些傢伙得投降認罪，坐十二年的牢。這是法律規定的。完了。作為交換，他們能獲得減刑，保障生命安全。別的全是瞎扯淡。」
「所有人。」
事實上，與其說這是一部鬆散的法令，不如說這是一項用來從整體上打擊恐怖主義的總統政策。它不僅僅針對毒販，還針對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罪犯。瑪薩·馬爾克斯將軍沒有在安全委員會上表達他對法令的真實想法，但是幾年後（在競選共和國總統時），他毫不留情地抨擊了這部法令，說它是「這個時代的謊言」。「這部法令踐踏了司法的威嚴，」他寫道，「葬送了刑法的歷史性尊嚴。」
「不是，」基多·帕拉眼睛都不眨一下，改口說，「是『可被引渡者』的，但是你們的回復應該是給埃斯科瓦爾的，因為他會在協商中施加影響。」
「您看，我的醫生，」他說，「事情是這樣的，政府說不會引渡他們，所有人都這麼說。但是法令哪有明確指出這一點？」
事實上，比亞米薩爾正處在陰霾之中。他已經山窮水盡，整個漫長的十一月里，他唯一的盼頭就是拉法埃爾·帕爾多的承諾，他說總統正在構思一部可以補充、解釋2047號法令的文件。「已經準備好了。」帕爾多告訴他。拉法埃爾·帕爾多幾乎每天下午都會路過他家，隨時把自己的行動告訴他，但是自己也不是很確定如何繼續。比亞米薩爾與桑托斯和圖爾巴伊進行過低效的對話，他的結論是，談判已經陷入僵局。他不信任基多·帕拉。他了解一些基多在國會奔走鑽營的往事，認為他是一個不正派的投機者。然而，不論好壞，那是唯一一封信，他決定徹底地賭一把。時間緊迫，他別無選擇。
十月中旬，圖爾巴伊博士通過電話，把一條用私人符號加密的信息傳達給了埃爾南多·桑托斯。「如果你對鬥牛感興趣的話，我有幾份不錯的報紙可以給你。如果你想要的話，我給你送過去。」埃爾南多明白那是一則關於被綁架者的重要消息。事實上，那是一卷從蒙特利亞寄到圖爾巴伊博士家的磁帶。其中的內容證實，迪安娜和她的同伴們還活著。雖然她的家人一再索求，卻從幾周前就失去了他們活著的證據。她的聲音絕不會錯：「親愛的爸爸，在這樣的條件下很難給你傳達消息，但是在我們苦苦請求之後，他們允許我們這麼做了。我就說一句話，是給你們未來行動的線索：我們一直都在收看、收聽新聞。」
基多·帕拉似乎總是有將「可被引渡者」信中的提議更進一步的準備。但是，得用放大鏡閱讀這些提議，才能發現真實的意圖。實際上，他為他的客戶尋求的是與游擊隊相似的政治解決方法。此外，他還當面提議藉助聯合國的介入將麻醉劑問題國際化。同時，面對桑托斯和圖爾巴伊的斷然拒絕，他提出了多個備選方案。就這樣，一段漫長而了無成效的談判開始了。最終，事情將變得錯綜複雜、沒有出路。
「別忘了，警察不會殺我。」基多·帕拉眼淚汪汪地告訴他，「但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會殺了我，因為我知道的太多了。」
瑪爾塔·妮耶維絲明白綁架意味著什麼。一九八一年，她本人被M-19綁架，綁架者向她的家人索要巨額贖金。作為回應，埃斯科瓦爾創建了一個暴力組織——「殺死綁架者」（MAS）。三個月之後，在一場對抗M-19的血腥戰爭之中，她獲得了自由。她的姐妹安海莉塔也自認為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她們倆耗盡心力製作了一份清單，列出了警察的暴力行為、私闖民宅的行徑和無數違反人權的罪行。
妮迪婭出席其他被綁架者的家庭會議，聽取律師的建議，通過哥倫比亞團結基金會進行秘密行動——至今，她領導這個組織二十年了，但她總覺得自己毫無建樹。對於她這樣個性堅定熱情、敏感犀利的人來說，這樣的結果難以接受。她將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行動上，直到發現他們身處一條死胡同之中。無論是圖爾巴伊，還是埃爾南多·桑托斯，或是任何一名位高權重的人士，都無法給總統施壓，讓他與綁匪們協商。當圖爾巴伊博士向她講述上次拜訪總統的失敗經歷時，她完全確定了這一點。因此，她決定自己行動，為了直接尋求女兒的自由，她開闢了通向自由的第二條戰線。
事實上，當時埃斯科瓦爾已經領先「高貴者」好幾光年了。他想讓政府給他分配一塊獨立、安全的土地——一塊監獄營地，正如他所說的，就像M-19完成投降手續之九*九*藏*書後得到的那樣。一周多以前，他交給基多·帕拉一封信，詳細地說明了他想要的特殊監獄的情況。他說，最完美的地點是距離麥德林十二公里的一座農莊，這座農莊是他的財產，但登記在另一個人名下。恩比加多市政府可以租下該農莊，將其改造為監獄。「由於這需要很多開銷，『可被引渡者』將根據費用支付補貼。」他接著說。最後，他用一大段令人驚愕的話作結：「我之所以把這些都告訴你，是因為我希望你跟恩比加多市市長談一談，告訴他你是代表我去的，然後把我的想法解釋給他聽。同時，我希望你說服他給司法部長寫一封公開信，告訴司法部長，他認為『可被引渡者』沒有尋求2047號法令的庇護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恩比加多市能夠建設一座特殊監獄，保障投降者的生命安全，以此為哥倫比亞人民的和平做出貢獻。你去跟他們面談，並明確提出讓他們和加維里亞交涉，向他提議營地的事。」這封信的明顯目的是強迫司法部長公開做出答覆。「我知道，這會是一枚炸彈。」埃斯科瓦爾在信中寫道，並以極其平和的語氣結尾：「有了這些，我們就能逐步把我們的人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我更加不會。」圖爾巴伊說。
這種措施很有效。兩周后，基多·帕拉在一家旅館跟埃爾南多·桑托斯通話。「我和我的妻子坐車過來，十一點到您家，」基多·帕拉說，「我給您帶了最美味的甜品。您不知道我享用了什麼，您也想象不到您將會享用到怎樣的東西。」埃爾南多立馬覺得他們會把弗朗西斯科帶過來。但是他們帶來的只有他錄在迷你磁帶里的聲音。為了聽這卷磁帶，他們花費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因為沒有合適的錄音機，直到有人發現電話機的自動應答器也可以播放磁帶。
最少被提起的受害者家屬是莉莉安娜·洛哈斯·阿利亞斯——攝影師奧蘭多·阿塞維多的妻子，和瑪爾塔·露貝·洛哈斯——理查德·貝塞拉的母親。雖然她們不是親密的朋友，也不是親屬（儘管有相同的姓氏），但綁架案將她們變得密不可分。「並不是因為痛苦，」莉莉安娜說，「而是因為互相陪伴。」
圖爾巴伊博士決定把信息傳達給總統，並試圖獲取新的線索。加維里亞接待他們時，正好在給當天的工作收尾。他和平常一樣在私人圖書館里接待他們，他很放鬆，但是罕見地話多。他關上門，倒上威士忌，隨意地說了幾條政治機密。由於「可被引渡者」頑固不化，招降的進程似乎停滯不前，總統打算在法令原文中增加幾條說明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整晚都在忙這件事，並相信當天晚上就能完成。他承諾說，第二天會給他們好消息。
「這是我們的政策。」他告訴她。
基多·帕拉毫不猶豫地順勢說話。
埃爾南多很快發現了問題。
他讀信時的認真態度讓所有人印象深刻：他彷彿隱了身，完全忽略了周圍事物。讀完之後，他的評論機智而全面，相關推測沒有一個多餘的詞。他告訴他們，任何情報機構都無法得知人質們被藏在了哪裡。就這樣，總統確定了人質處於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掌控之中，這是一個新的消息。
「您是桑托斯先生嗎？」
「糟糕的使者，」總統說，「他非常聰明，是個好律師，但極其危險。不過，他有埃斯科瓦爾的全力支持。」
圖爾巴伊向桑托斯提議，兩人先各自回復，然後將兩封信的內容合成一封。他們的最終成果是一封正式的聲明，宣布他們沒有任何權力干涉政府事務，但願意公布一切由「可被引渡者」用確鑿證據揭露的踐踏法律和人權的政府行為。至於警察的行動，他們提醒說，要阻止他們實屬不易；如果沒有指控二十名警官的證據，他們不可能被免職，記者也不可能寫社論抨擊他們並不了解的情況。
帕丘·桑托斯可以出色地從事多種職業，除了語音教師。他想以他思考的速度說話，但他的各種零碎的想法總是接踵而至，說得沒有想得快。那晚，讓人驚訝的是，一切與平時完全相反。他說得很慢，聲音平穩，結構完美。實際上，帕拉帶來了兩條口信——一條給他的家人，另一條給總統，都是他在一周前錄製的。
然而，部長拒絕了信中提出的要求，埃斯科瓦爾不得不在下一封信里放緩語氣。在這封信中，他第一次提供了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東西。為了換取監獄營地，他承諾解決不同販毒集團、團伙和幫派之間的衝突，保證讓一百名棄暗投明的毒販投降，最終開闢一條和平之路。「我們沒有請求赦免，沒有請求對話，也沒有請求任何他們說給不了的東西。」他說。這單純是一個關於投降的提議。「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在請求對話，請求政治地位。」他甚至蔑視了對他而言最有價值的東西：「我對引渡沒有意見。我知道如果被活捉，他們會殺了我，就像他們對所有人做過的那樣。」
之後，他以自己的方式擴展了這一概念，他認為那是一種完美的特權，處於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之間的模糊邊緣地帶。這使得「可被引渡者」可能與游擊隊同樣，取得政治地位。第一次閱讀時，每個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後，埃斯科瓦爾的那名律師要求「高貴者」拿到一封加維里亞的信，以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方式保證埃斯科瓦爾的生命安全。
「二十四個小時之後他們就出來了。」他說。
新聞欄目的成員告訴她和瑪爾塔·露貝，他們將會繼續幫助她們。莉莉安娜的孩子生病的時候，是他們負擔了醫療費。妮迪婭·金特羅也給她們打電話，試圖讓她們獲得自己從未得到過的平靜。她承諾，她在政府部門的一切行動都不僅僅是為了她的女兒，而是為了所有的組員，她還會把與被綁架者有關的一切消息都轉達給她們。她確實履行了承諾。
如果加維里亞總統指望投降法令能迅速使毒販們大規模投降，那麼他必然要失望了。因為情況並非如此。新聞界、政界和知名法律界人士的反應，甚至是「可被引渡者」的律師們的合法提議都表明，應該修改2047號法令。首先，這部法令讓任意一名法官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縱引渡。該法令的另一個缺點是，販毒的決定性證據都在國外，與美國合作的每個階段都變得非常關鍵，但是獲取證據的期限非常緊迫。解決方法（在法案中沒有體現）是延長期限，並將溝通的責任轉移到共和國總統府，由總統負責把證據帶回國。
事態進展到這一步時，十一月七日，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被綁架了。「高貴者」失去了立足之處。十一月二十二日，迭戈·蒙塔那·古埃亞爾向他的同伴們提議解散組織，此前他曾公布過這一計劃。他的同伴們莊重地依次將關於「可被引渡者」最終條件的結論提交給總統。
「高貴者」的信二十四個小時內就完成了，其中包含了關於之前行動的重要的新內容：「我們的調解行動有了新的意義，我們的努力不僅是為了一次偶然的營救活動，也是為了讓所有哥倫比亞人得到真正的安寧。」這是一個全新的說法，讓人充滿希望。加維里亞總統覺得這很不錯，但是他認為應該與「高貴者」劃清界限，避免人們將其與官方立場混淆。他還指示司法部長發布通告，申明投降政策是讓恐怖分子自首的唯一政策。
事實上，帕丘朗讀的一則新聞頭條只在當地報紙中出現，發行範圍僅限於波哥大北部。這條信息珍貴如金，如果埃爾南多·桑托斯沒有反對武裝營救，這條信息會有決定性的作用。
既然與共和國總統周旋后無功而返，圖爾巴伊和桑托斯決定另闢蹊徑，他們想不到除「高貴者」之外更好的選擇。這個組織由前總統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前總統米薩爾·帕斯德拉那，議員迭戈·蒙塔那·古埃亞爾與紅衣主教、波哥大大主教馬里奧·萊沃約·布拉沃組成。十月，被綁架者的家屬同他們在埃爾南多·桑托斯家裡會面。他們先講述了與加維里亞總統會面的情況。事實上，通過司法解釋修改法令，從而給投降政策開闢新路徑的可能性是那幾次會面中唯一讓洛佩斯·米切爾森感興趣的內容。「得動點腦子。」他說。帕斯德拉那表示支持尋求新方法，以迫使毒販投降。但是用什麼武器呢？埃爾南多·桑托斯提醒蒙塔那·古埃亞爾，可以動員游擊隊的力量。
read.99csw.com第二天，他們如約回到那裡，但是遇見了一個和前一天完全不同的人，他疑心很重，而且非常悲傷。從第一句話起，他們的對話就註定沒有結果。「這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加維里亞告訴他們，「我想幫助你們，也已經盡我所能去做了，但這個時刻，我無能為力。」很顯然，某種關鍵的東西改變了他的情緒。圖爾巴伊立即察覺到了。會面的時間還沒到十分鐘，他鄭重、冷靜地從沙發上站起來。「總統，」他毫無怨恨地說，「您在做分內之事，我們作為一家之主也是如此，我理解您。您是國家元首，我懇請您不要做任何會給您帶來麻煩的事情。」最後，他指著總統椅說：
「在這方面，已經沒有什麼能做的了。」在漫長的思索之後，圖爾巴伊嘆了口氣。「昨晚和今天發生了某些事，但他不能告訴我們。」
讀信的時候，埃斯科瓦爾妻子的姐妹似乎真的被感動了。「我敢肯定，這封信會讓他非常感動，」她停了一會兒，彷彿是在自言自語，「您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會感動他的，這將對您的女兒非常有利。」最後，她把信折了起來，放進信封里，親自把信封封上。
「我很遺憾地告知諸位，」埃爾南多·桑托斯對這個要求非常惱火，他說，「我不會插手這件事。」
綁架者們自作聰明地讓帕丘念了幾則報紙頭條作為錄製日期的依據，埃斯科瓦爾必定不會原諒這個錯誤。這給了《時代報》法律編輯路易斯·伽農利用重磅新聞亮相的機會。
在綁架案得到官方承認之前，她組織的公共活動就已經達到了不可思議的規模。她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佔領廣播電視新聞節目的活動，由孩子們朗讀請願書，懇求綁匪釋放人質。十月十九日是全國和解日，那天，她成功讓各大城市在正午十二點舉行彌撒，祈求哥倫比亞人民和睦共處。在波哥大，這項活動在玻利瓦爾廣場舉行。與此同時，數個街區的居民組成的隊伍拿著白手絹舉行和平遊行，他們點燃火炬，這把火炬直到人質們平安回來才會熄滅。因為她的行動，電視新聞在節目的開頭播送所有被綁架者的照片，計算他們被關押的日子，而且隨著他們被釋放，不斷撤掉相應的相片。同樣也是因為她的倡議，全國各地的足球賽在開場之前都會呼籲釋放人質。一九九○年全國年度選美冠軍瑪莉貝爾·古鐵雷斯在她的獲獎感言中，也以呼籲釋放人質作為開場白。
阿爾多·布恩那凡圖拉是一名公證員，從許多年前在斯帕基拉國立學院開始，他就瘋狂地熱愛鬥牛。他是埃爾南多·桑托斯可以絕對信任的老朋友。他負責送回信。他剛走進在洲際酒店預訂的308房間，就有人打來電話。
加維里亞總統向司法部長海梅·希拉爾多·安海爾提出了這個方案，後者立馬心領神會，長久以來，他也一直在構思將販毒問題納入法制框架的方案。此外，他們兩人都支持國民引渡，認為引渡是迫使毒販投降的必要手段。
「他在波哥大。」他說。
他們在討論法案時非常高效，還帶著一種在哥倫比亞難得一見的緘默。一九九○年九月五日，法令通過了，即2047號戰時法令：自首與認罪者可以免於引渡；如果認罪后還同司法部門合作，將獲得多達三分之一的減刑；如協助揭發，將獲得六分之一的減刑。總之，如果一個人因其某項或所有罪行而被要求引渡，只要積極配合，就可以獲得多達一半的減刑。對正義最簡單、純粹的詮釋是：引渡意味著極刑。簽署該法令的部長委員會否決了三起案件中的引渡決議，也通過了三起，這彷彿是一份公示，聲明新政府只會將放棄引渡作為法令能給出的主要優惠。
「一定是所有人。」比亞米薩爾說。
總統馬上接見了她。妮迪婭開門見山地談起奧喬阿姐妹對警察行為的不滿。總統讓她把話說完，只是偶爾提出幾個密切相關的問題。他的意圖很明顯，他不想讓指控像妮迪婭所說的那樣嚴重。至於她個人的訴求，妮迪婭有三個需要：救出被綁架者；總統控制好局面，避免發生營救慘劇；延長「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期限。總統給她唯一的保證是：不論是對迪安娜還是對其他被綁架者，如果沒有家人的授權，不會實施任何營救行動。
過去，埃爾南多·桑托斯和前總統圖爾巴伊的友誼一直建立在政治基礎上。而從那時起，兩人的友誼開始變得私人而密切。他們能在絕對的沉默中面對面坐上數個小時。他們每天都通電話，交流內心的想法、秘密的猜測、最新的資訊，甚至建立了一個用來傳達保密信息的完整加密體系。
堅強的兒媳瑪麗亞·維多利亞是他在那段痛苦的時光里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記得，在綁架案發生后的幾天里，丈夫的親友擠得滿屋都是，他們躺在地毯上喝威士忌和咖啡，一直聊到深夜。他們總是聊相同的話題，在此期間，對綁架案的震驚和對被綁架者的同情隨之逐漸淡去。埃爾南多從義大利回來以後直接去了瑪麗亞·維多利亞的家裡，帶著情緒問候她，這種情緒最終將她撕碎。但是，當他不得不處理關於綁架案的機密時，他請求她把這些機密留給男人們，不要介入。瑪麗亞·維多利亞個性很強，有著成熟的想法。她意識到，在一個男權家庭里，她永遠是一個邊緣化的人物。她哭了一整天，但是之後就恢復了活力，因為她決定爭取自己在家裡的身份和地位。埃爾南多不僅理解她的理由，而且因為自己的疏忽而自責，他發現她是能夠撫慰他痛苦的最好依靠。從那時起，不論是直接接觸，還是通過電話、書信和中間人，甚至通過心靈感應，他們之間都維持著一種無法擊垮的信任。就連在錯綜複雜的家庭會議中，他們只要互相對望一眼，就能明白對方的想法，明白應該說什麼樣的話。她想出了幾個好點子，其中之一是在報紙上刊登不加密的社論，這樣可以跟帕丘分享家庭生活中的趣事。
這樣的區別很重要，因為埃斯科瓦爾不會在司法部門面前暴露蹤跡。在可能牽涉到他的信件中，他會使用印刷體來掩飾，並以「可被引渡者」或是任意名字（馬努埃爾、加夫列爾、安東尼奧）署名，正如這些商討綁架案的信件一樣。相反，在那些自稱是指控者的信函中，他會使用他本人的有些稚嫩的字體，他不僅會簽名，還會印上拇指指紋。在綁架記者時期，對他本人是否參与綁架案的質疑或許是合理的：也許「可被引渡者」只不過是他的假名，但也可能恰恰相反，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姓名和身份或許只是「可被引渡者」的擋箭牌。
「所以您捎來的這封信是他的？」
自從在比爾希略·巴爾科政府擔任部長以來，有一個想法就一直困擾著塞薩爾·加維里亞：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代替戰爭來打擊恐怖主義。針對記者們的綁架正是對這個想法的回應。這曾經是他競選總統時的核心話題，他在就職演講中又強調了這一點。他說，毒販的恐怖主義是國家內部問題，或許可以通過一個國家的力量解決；但是販毒是國際問題，必須用國際手段解決，這樣的區分很重要。首要問題是毒販恐怖主義，頭兩枚炸彈投下時，輿論要求將這些恐怖分子送進監獄；之後的炸彈則讓輿論要求實行引渡；但是從第四枚炸彈開始，輿論就要求赦免他們了。同樣，在這個意義上，引渡應該是給罪犯施壓、讓其交出人質的緊急手段。加維里亞打算毫不留情地將它付諸實踐。
在「高貴者」聚集起來起草聲明之前，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就已經獲悉他們最隱蔽的目的。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他在一封急信中給基多·帕拉做出了極端的指示。「我給你自主權，你想辦法讓『高貴者』邀請你去交流想法。」他寫道。接著他羅列了一系列「可被引渡者」做出的決定，以趕在其他不同的提議之前確定他們的立場。
那天晚上，妮迪婭回到波哥大，懷著希望等待那封信的結果。她決定求總統做一件圖爾巴伊博士不敢提的事：在協商釋放人質的同時，暫時中止警方的行動。她這麼提了，加維里亞毫不拐彎抹角地說，他不能下達這個命令。「我們會提供司法政策作為備選。」他接著說，「但是，中止警方行動對釋放被綁架者沒有好處，只會讓我們不再追捕埃斯科瓦爾。」
兩天後，第一稿起草完畢，並在一場會議中被公布，基多https://read.99csw.com·帕拉和埃斯科瓦爾的另一名律師出席了這次會議。那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販毒可以被視為集體犯罪的觀點，具有特殊性；還指出了一條通往協商的前所未有的道路。基多·帕拉跳了起來。
那天晚上，加維里亞證明了自己在做最終決定之前質疑一切的本領之精湛。他想過這些信可能是偽造的，基多·帕拉可能正在進行另一場遊戲，甚至，所有這一切可能是某個與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毫不相干的人的惡作劇。來訪者們離開時，不像進門時那樣神采奕奕了。看來，總統認為這是國家的重大事件，他們的個人情感只能佔據很小的空間。
迪安娜·圖爾巴伊·金特羅像她的父親一樣，對權力有著強烈的感受和激|情，還富有領導才能，這兩點決定了她的人生軌跡。她在著名政客的圈子裡長大。從兒時起，政治就註定塑造她的世界觀。「迪安娜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解她、喜愛她的朋友評論說，「服務國家的執著意願是她人生的第一要義。」但是，權力就像愛情一樣是一把雙刃劍：有用也有害。它在帶來一種飄飄然狀態的同時，也會引發它的反面：對難以抗拒、轉瞬即逝的快樂的追尋。這隻能用對理想化愛情的追求來類比——無比渴求又心懷恐懼，苦苦追尋卻無法企及。迪安娜想要了解關於權力的一切，想要置身其中，想要發現事物的緣由、樣貌以及她生命的真諦，她有著無法被滿足的貪念，因而經受著權力的折磨。一些與她密切交往過的人和愛過她的人，都在她的心神不定中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她很少有快樂的時候。
爭論的關鍵點之一是由法官們負責考慮的可寬恕罪行截止日期。也就是說，在法令規定的日期之後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會得到庇護。總統府秘書長法比奧·比耶加斯是截止日期最理智的反對者，他提出了一項有力的依據：政府將無法對該日期之後的罪行問責。然而，大多數人都贊同總統的方案。必須要設定截止日期，否則就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這項政策可能會變成犯罪分子們隨時燒殺搶掠的通行證，直到他們決定投降為止。
埃斯科瓦爾對這封信則是一行字都不喜歡。十月十一日，他剛讀完登報的信函，就憤怒地把回複發給了基多·帕拉，之後哥倫比亞所有的沙龍里都迴響著他的答覆。「『高貴者』的信簡直無恥，」他說，「他們讓我們儘快釋放人質，因為政府為了研究我們的事耽誤了時間。難道他們覺得我們又會上當嗎？」他說，「可被引渡者」的立場和第一封信里寫的一樣，「既然我們在第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我們就沒有更改立場的理由。這是一次談判，不是一場判斷誰更聰明誰更愚蠢的遊戲。」
一個月前，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裡，妮迪婭和奧喬阿姐妹又進行了一次談話。她還拜訪了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妻子的姐妹，後者詳細地向妮迪婭講述了警方的欺凌事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深受其害。妮迪婭給她帶去了一封寫給埃斯科瓦爾的信，足有兩頁半長，幾乎沒有留白。她使用了花體字，在打了幾次草稿之後，形成了用詞準確而感情豐富的風格。她意圖直抵埃斯科瓦爾的內心深處。開頭寫道，這封信不是寫給那個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戰士，而是寫給巴勃羅這個人，「那個敏感的人，他愛自己的母親，願意為她獻出自己的生命；寫給那個擁有妻子，擁有幼小無辜而脆弱的孩子，並想保護他們的男人。」她發現，埃斯科瓦爾在利用綁架記者來引起輿論的關注，作為他事業的助力，但她認為，他得到的東西已經足夠了。因此，她在信中總結道：「請您表現出人性本來的模樣，並以世人了解的偉大與慈愛的姿態，把被綁架者還給我們。」
應他的請求，前總統圖爾巴伊和埃爾南多·桑托斯約見了基多·帕拉，條件是埃斯科瓦爾的另一位律師聖地亞哥·烏里維博士也得出席。聖地亞哥·烏里維博士嚴肅認真，有著良好的聲譽。基多·帕拉以他慣用的天花亂墜的詞彙開啟了對話，但比亞米薩爾從第一句話開始就用桑坦德式的鬥牛技巧讓他雙腳著地。
為了讓政府免受非法協商的質疑，加維里亞和希拉爾多達成協議，在審判期間，不直接接見任何由「可被引渡者」派來的使者，也不會同他們或是任何人協商任何法律事宜。也就是說，不討論任何原則問題，只討論操作問題。全國刑事訴訟法庭庭長（他既不供職於行政機關，也不由行政機關任命）將正式負責與「可被引渡者」或者其合法代表的一切聯繫。所有的交流都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以便存檔。
加維里亞總統十分謹慎。在確定方案肯定會被通過之前，他不會把它送到部長委員會。因此，他同希拉爾多·安海爾和拉法埃爾·帕爾多一起徹底檢查了草案。拉法埃爾·帕爾多雖然不是律師，但他的隻言片語往往能切中要害。後來，總統把更加成熟的版本提交給了安全委員會，希拉爾多·安海爾在會上得到了國防部長奧斯卡·博特羅和刑事訴訟法庭庭長卡洛斯·梅希亞·埃斯科瓦爾的支持。卡洛斯·梅希亞·埃斯科瓦爾是一名年輕有為的法律工作者，他將負責法令的實施。瑪薩·馬爾克斯將軍並沒有反對這個方案，但他認為，在同麥德林集團的鬥爭中，任何非戰爭途徑都是無用的。「只要埃斯科瓦爾不死，」他經常這麼說，「這個國家就沒得救。」他堅信，除非允許埃斯科瓦爾在政府的保護下在監獄里繼續販毒，否則他絕不會投降。
這場戲劇化的面談促使妮迪婭·金特羅女士來到了台前。她是前總統圖爾巴伊·阿雅拉的前妻，他又是她的舅舅。他們育有四個孩子，其中迪安娜是老大。綁架案發生的七年前，她與前總統的婚姻被教廷廢除。之後，她與自由黨國會議員古斯塔沃·巴爾卡薩爾·蒙松再婚。由於當過第一夫人，她清楚前總統身份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他們如何被現任總統對待方面。「唯一應該做的，」妮迪婭曾經說過，「是讓加維里亞總統認清他的義務和責任。」因此，雖然她並不抱有太多幻想，但她本人在這方面做了嘗試。
這大概並不容易。埃爾南多·桑托斯是一個視責任大過一切的人，只消一句話，他就能解救或是毀滅一個生命。他很情緒化，容易精神緊張。他的群體意識在他做決定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兒子被綁架期間，和他相處過的人都擔心他無法熬過這種折磨。他不吃東西，也睡不了一個整覺，總是把電話放在手邊，鈴聲一響就撲上去。在那幾個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時間。他認為兒子必死無疑，為了能承受兒子死亡帶來的打擊，他採取了一個精神治療方案，把自己關在辦公室或者自己的房間里，沉溺於回顧他令人驚嘆的郵票收藏以及空難中燒焦的信件。他的妻子艾蓮娜·卡爾德隆是七個孩子的母親，七年前與世長辭，留他孤單一人。他的心臟和視力狀況惡化了。他想哭就哭，從不壓抑。他在報紙與個人悲劇之間劃清界限，這是他在如此戲劇化的情境中堪稱典範的優點。
他的同學和同事無法理解他在家中竟會毫無威嚴，他們認為他是一個聰明、有序、冷靜得令人髮指的工作者，覺得他迷糊的特質不過是用來糊弄人的。他會對簡單的問題發怒，卻對無可救藥的事業有著極大的耐心。他性格堅毅，幾乎無法被他沉著、狡黠的幽默感調和。比爾希略總統應該是認識到了他守口如瓶和玄秘愛好的可取之處，於是委任他同游擊隊協商，讓他負責衝突地區的重建。帕爾多在這個職位上，和M-19達成了和平協議。而如今，加維里亞總統深不可測的沉默同他不分伯仲，他們共同保護著許多國家機密。此外，在躋身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混亂國家之列的哥倫比亞，總統先生還把安全和公共秩序問題拋給了他。帕爾多的公文包就是他的辦公室，在兩個多星期的時間里，他不得不借用其他辦公室的衛生間和電話。但是總統會就各種問題頻繁地諮詢他的意見，並在困難重重的會議中如總統預期般專註地傾聽他的想法。一天下午，他和總統單獨留在辦公室，總統疑惑地問他：
「告訴我，拉法埃爾，如果這些人中有人現在就自首，而我們卻沒有一條指控可以把他送進監獄。對此您不覺得擔心嗎？」
「如果我坐在九九藏書那個位置，我也會這樣做的。」
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也沒有在法令中找到他所期待的決定性支持。他與桑托斯和圖爾巴伊的交流以及他和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律師的最初幾次會晤，讓他對形勢有了整體的看法。投降法令是正確的，但有缺陷，他只有很小的行動空間去解救他被綁架的親人。這是他對投降法令的第一印象。與此同時，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沒有得到她們的任何消息，也沒有獲得絲毫她們活著的證據。他唯一與她們聯繫的機會是一封通過基多·帕拉送出的信，在信里他展現出樂觀的態度，並保證不會再做任何與解救她們無關的事情。「我知道，您的情況非常糟糕，但請您放心。」他對瑪露哈寫道。
瑪爾塔·露貝和她的兩個女兒一起依靠理查德生活，當時女兒分別十四歲和十一歲。理查德在和迪安娜的小組一起離開的時候告訴瑪爾塔，他三天後回來。第一周過去之後，她開始感到不安。她講述道，她不認為那是一種惡兆，但是她一直給新聞欄目打電話，直到他們告訴她，一件非同尋常的事發生了。不久之後，他們被綁架的消息被公之於眾。從那時起，她整天都開著收音機，等著兒子回來。只要她的內心感應到了什麼，她就會給欄目組打電話。她的兒子是被綁架的受害者中最無依無靠的，她對此很不安。「但是除了哭泣和祈禱之外，當時我什麼都做不了。」她說。妮迪婭·金特羅說服她，為了解救被綁架者，她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並邀請她參加市民和宗教活動，不斷激發她的鬥志。莉莉安娜和奧蘭多想的一樣，她陷入了一個窘境：作為最沒有價值的被綁架者，他可能是最後一個被處決的，也可能是第一個被處決的，因為處決他同樣能夠引發社會動亂，而且對於綁匪來說，後果更輕。這種想法讓她陷入無法遏抑的痛哭之中，一直哭到綁架案結束。「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之後，我就坐在露台上，一邊看著大門等他回來，一邊哭。」她說，「我這樣坐了一晚又一晚，直到重新見到他。」
她從事新聞業較晚（幸好新聞界不會論資排輩），對她來說，是新聞業讓她遇見了最好的自己。她創辦了《今日×今日》雜誌和新聞欄目《氪》，這是她為和平而努力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已經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情與別人爭吵了，」她當時說，「現在我更期待與人和解。」確實如此，她甚至坐下來同M-19的指揮官卡洛斯·皮薩羅進行和平談話。卡洛斯曾在戰時往圖爾巴伊總統所在的屋子發射了一枚炮彈。講述這件事的朋友大笑著說：「迪安娜明白，要像一名棋手，而不能像一名對世界拳打腳踢的拳擊手。」
從第二封信開始，桑托斯和圖爾巴伊與共和國總統私下進行了聯繫。晚上八點半，加維里亞在私人圖書館的小廳里接見了他們。他比往常更冷靜，希望獲悉與人質有關的最新信息。圖爾巴伊和桑托斯把兩次信件往來和基多·帕拉的介入告訴了他。
寄給他們倆的信有三頁，以印刷體寫就，沒有署名，引言讓人驚訝不已：「請諸位接受來自『可被引渡者』的問候。」信件的真實性不容置疑，其簡明、直接、毫不含糊的風格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所特有的。信件開頭承認了對兩名記者的綁架。根據信中所述，這兩名記者「健康狀況良好，關押條件尚可，對於綁架來說，兩人的關押條件皆屬正常」。剩下的部分回憶了「可被引渡者」受警察鎮壓的羞恥經歷。最後，他們提出了釋放人質的三項不容拒絕的條件：終止麥德林和波哥大針對他們的軍事行動；撤走「精英部隊」（警方打擊販毒貿易的特殊團隊）；罷免「精英部隊」的長官以及另外二十名警官，「可被引渡者」認為他們是折磨並謀殺麥德林東北地區四百多名年輕人的罪魁禍首。如果這些條件不能被滿足，「可被引渡者」將發動毀滅性的戰爭，在大城市進行炸彈襲擊，併發起針對法官、政客和記者的暗殺。結語很簡單：「如果引發政變，那正好。我們已經沒有什麼能失去的了。」
比亞米薩爾表示贊同。如果政府表示不會實施引渡，那就要在法律的層面這麼表示。說服政府修改法律中的模稜兩可之處是任務所在。其他（對「特殊」罪行的狡猾解讀，或是拒絕認罪，或是對不道德行為的揭發）只不過是基多·帕拉迷惑人的辭令。顯然，對於「可被引渡者」來說，就像他們自己名字說明的那樣，當時，唯一真實而緊迫的訴求就是不被引渡。因此比亞米薩爾認為，在法令中明確這一點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在此之前，他要求基多·帕拉坦誠、堅決地表態，而坦誠和堅決正是「可被引渡者」要求比亞米薩爾一方持有的態度。首先，他想知道帕拉被授予了多少權力進行談判；其次，在法令修改完之後，需要多長時間才會釋放人質。基多·帕拉很認真。
他們把方案呈交給了部長委員會。方案中明確：為了避免發生慘劇，他們不會與恐怖分子協商，而且毒品消費國要為這場慘劇負首要責任。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在與毒品貿易的鬥爭中，賦予引渡最大的法律效力；而對自首的人來說，不被引渡將作為一系列激勵和保障措施中的最大獎勵。
在制憲議會針對引渡問題（或者說是赦免問題）表態的同時，埃斯科瓦爾會隨著自身問題的演化而不斷改變條件，以便拖延綁架時間來獲得額外和意外的好處，這是達成協議的主要困難之一。在埃斯科瓦爾與被綁架者家屬進行的狡猾的通信中，這些內容從來沒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與基多·帕拉保持的秘密通信中，為了把協商的策略變動與長期展望告知於他，埃斯科瓦爾把這些內容表述得一清二楚。「你把我們的所有煩心事都傳達給了桑托斯，這樣非常好，免得這事變得更加複雜。」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得有白紙黑字和法律條文，我們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因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國家。」他還要求政府明確投降后的招供條件。另外的兩個要點是特殊監獄的警衛力量以及家人和隨從的安全。
不容事先商議的書面答覆須於三天後交至麥德林洲際酒店，那裡會有一間以埃爾南多·桑托斯的名義預訂好的房間。負責聯繫的中間人將由「可被引渡者」指定。桑托斯同意了圖爾巴伊的決定，答應只要他們沒有獲得可靠的消息，就不向任何人透露這條信息以及接下來的任何信息。「我們不能自說自話地把沒有署名的信息傳達給總統，」圖爾巴伊總結說，「也不能有辱尊嚴。」
妮迪婭沒有失去繼續鬥爭的動力。最後，她希望她們至少能把她的信帶給埃斯科瓦爾。她已經通過基多·帕拉送出了一封信，但是沒有迴音。奧喬阿姐妹一開始拒絕送信，因為埃斯科瓦爾之後可能會因為這封信帶來的某種傷害而怪罪她們。然而，在談話結束時，她們被妮迪婭的激|情感染了。妮迪婭回到波哥大，確定她給兩扇門各開了一條縫：一扇通往她女兒的自由，另一扇通往奧喬阿三兄弟的和平投降。因此，她覺得應該親自把自己的行動告訴總統。
只有詢問她本人，才能得知這把雙刃劍中的哪一面給她帶來了更大的影響。二十八歲時，她就成為父親的私人秘書和左膀右臂，應該是在那時，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何為權力，並被困在了權力交錯的狂風中。她的眾多朋友講述說，她是他們認識的最聰穎的人之一，掌握著令人難以想象的信息量，有著令人驚嘆的分析能力以及識別他人意圖的過人天賦。她的敵人們直截了當地評價她是王位背後引起騷亂的禍根。然而，其他人認為，她為了維護父親的命運不顧一切、眾叛親離，因而忽略了自己的命運，成了朝臣和諂媚者的棋子。
「您放心走吧。」她告訴妮迪婭，真誠得絲毫不讓人懷疑，「巴勃羅今天就會收到這封信。」
「不，」阿爾多回答，「但我代他過來。」
「您把東西帶來了嗎？」
這條法令前路漫長又複雜。「可被引渡者」（即眾所周知的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商號」）雖然為了得到更多好處，將大門微微敞開，但立馬對法令進行了抨擊。主要理由是該法令並沒有明確他們不會被引渡。他們還要求能被當作政治犯處理，並享有M-19游擊隊員那樣的待遇。M-19已經被赦免了，而且成立了一個被認可的政黨。一名成員還當上了read.99csw.com衛生部長，所有成員都參与了國民制憲議會的選舉。「可被引渡者」的另一個顧慮是，他們需要一座保證他們不受敵人傷害的監獄，還要保障他們的家人與隨從的生命安全。
儘管如此，妮迪婭還是懷疑總統是否已經採取了充分的保障措施，防止有人試圖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實施營救。
在就職的頭幾天，他為了組建政府和召集國民制憲議會忙碌不已，幾乎沒有時間和別人交流這件事。這屆國民制憲議會將制定出百年來第一部徹底的國家改革方案。自從路易斯·卡洛斯·加蘭被謀殺以來，拉法埃爾·帕爾多就對恐怖主義深感不安，但是他也在最初的重擔下忙得不可開交。他的情況很特殊，他被總統府任命為安全與公共秩序理事，這是他最初的幾項職務之一。總統府被總統的革新之力撼動著。塞薩爾·加維里亞是二十世紀最年輕的總統之一，他熱愛詩歌，崇拜披頭士，想要徹底變革，他本人給這一系列變革起了一個樸素的名字：大力撲倒。帕爾多帶著公文包在那場暴風雨中四處奔走，並習慣了在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工作。他的女兒勞拉以為他失業了，因為他沒有固定的離家和回家時間。事實上，因形勢所迫而產生的無規律性與拉法埃爾·帕爾多的性格恰恰相符，比起政府官員，他更像是一位抒情詩人。他三十八歲，有著突出而紮實的教育背景：曾就讀於波哥大現代中學；獲安第斯大學經濟學學位，並在那裡擔任了九年教師和研究員；後來又獲荷蘭海牙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規劃學碩士學位。此外，他還如痴如醉地閱讀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書籍，尤其熱衷於兩個相差甚遠的領域：詩歌和安保。當時，他只有四條領帶，是他在前四年的聖誕節收到的禮物，但他不喜歡戴，於是，他把領帶放在口袋裡，只在緊急時刻才拿出來使用。他還把褲子和外套隨意組合，既不考慮花色也不考慮風格，他漫不經心地穿上不同顏色的襪子，而且只要可以，就只穿一件單衣，因為冷和熱對他來說沒多大影響。他最大的狂歡就是和女兒勞拉打撲克牌，一直打到凌晨兩點。他們玩牌時非常安靜，賭注是菜豆而不是錢。他美麗耐心的妻子克勞蒂婭常對他發火，因為他如同夢遊一般在家裡遊盪，不知道杯子在哪裡，也不知道怎麼關門、怎麼把冰箱里的冰塊取出來，而且他還有一樣神奇的技能：可以無視一切令他無法忍受的事物。不只如此，最奇怪的地方是，他如同雕像一般不露聲色，不留絲毫空間讓他人窺探他的想法，還擁有一種無情的天賦：可以用不超過四個詞就結束一段對話，或是用碑文般的單音節詞解決一場激烈的爭論。
妮迪婭覺得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鐵石心腸的男人，他毫不在意她女兒的生命。當總統向她說明警力無法協商時，她不得不遏制自己憤怒的情緒。他說警方的行動不需要獲得許可，他也不能要求他們停止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的行動。那次拜訪非常糟糕。
然而，似乎很難想象出比他更不適合做「可被引渡者」密使的人。他一點也不低調，是一個對加官晉爵非常在意的人。他穿著時髦的亮灰色行政套裝和鮮艷的襯衫，戴著青春靚麗的領帶，還在上面打了一個義大利式的碩大結扣。他的舉止過分講究禮數，用詞華麗，裝腔作勢，與其說他對人親切，不如說他在殷勤奉承。要他同時伺候兩位先生，相當於逼他自尋短見。面對自由黨前總統和全國最重要報刊的總編，他開始滔滔不絕。「尊貴的圖爾巴伊先生、尊敬的桑托斯先生，我隨時恭候您二位的差遣。」他說，接著他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一周前，圖爾巴伊和桑托斯接待了安蒂奧基亞律師基多·帕拉·蒙托亞，他帶著「可被引渡者」的最新來信。帕拉並非波哥大政壇的陌生面孔，但好像總是在暗處。他四十八歲，曾兩次作為自由黨人的候補出現在眾議院，還有一次作為全國人民聯盟（簡稱Anapo, M-19的前身）的正式成員出現在眾議院。他曾在卡洛斯·耶拉斯·萊斯特萊波政府擔任共和國總統法律辦公室的顧問。他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在麥德林從事法律行業。一九九○年五月十日，他因有與恐怖分子合作的嫌疑而被捕，兩周后，又因缺乏證據被釋放。儘管歷經坎坷，他依然被看作一名專業的法律從業者和出色的談判人員。
埃爾南多把全體家庭成員都召集到家裡，讓他們聽錄音，一直聽到黎明。只有基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哭了。埃爾南多朝他走了過去，安慰他。在汗濕的上衣里，他嗅出了恐懼的味道。
傳言說，政府制定這部法令，是由於受到了綁架案的壓力，而向毒販的讓步。實際上，該方案在迪安娜被綁架之前就已經有了進展。而幾乎與法令出台同時，「可被引渡者」綁架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瑪麗娜·蒙托亞的做法，又一次擰緊了螺母。後來，因為八個人質也無法讓他們達到自己的訴求，他們又綁架了瑪露哈·帕瓊和貝阿特利絲·比亞米薩爾。他們一共綁架了九名記者，這是個驚人的數字，此外還有一名逃脫了埃斯科瓦爾私人迫害的政客的妹妹。在某種程度上，在該法令證明其效力之前，加維里亞總統就逐漸變成了自己發明成果的受害者。
他的策略是，家屬如果想要與被綁架者保持通信往來，就得拿極大的好處來換。「你告訴桑托斯先生，」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如果他想要弗朗西斯科還活著的證據，首先得發布《美國觀察》的報告，再發一篇對其主編胡安·蒙德斯的採訪，還有一篇關於麥德林屠殺、酷刑和失蹤案的報道。」但是當時埃爾南多·桑托斯已經學會了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他意識到，雖然他因循環往複的提案和反提案損耗極大，但對他的對手們也是如此。比如，基多·帕拉在十月底就經受著一種難以抵禦的緊張狀態的折磨。桑托斯回復埃斯科瓦爾，只要他沒有得到兒子還活著的確鑿證據，就不會發表一個字，也不會再次接待他的使者。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以退出「高貴者」作為要挾，支持他的做法。
莉莉安娜在給她一歲半的兒子埃里克·耶斯德餵奶時，通過新聞欄目《氪》得知，迪安娜·圖爾巴伊的整組人員都被綁架了。當時她二十四歲，三年前結了婚，住在婆家房子的二樓，房子位於波哥大南部的聖·安德烈斯區。「她是一個快樂的小姑娘，」一位朋友評價說，「她不該卷進如此糟糕的事件。」除了快樂之外，她還很有想法。從最初的震驚中平復過來之後，每到新聞節目的播放時間，她就把孩子放在電視機面前，讓他看看自己的爸爸。直到綁架案結束，她一直都這麼做。
迪安娜在麥德林的消息讓妮迪婭產生了前往拜訪瑪爾塔·妮耶維絲和安海莉塔·奧喬阿的想法，她們是豪爾赫·路易斯、法比奧和胡安·大衛·奧喬阿的姐妹。這三兄弟因為販毒和非法致富被指控，還作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私人朋友而聞名。多年之後，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妮迪婭說道：「我帶著強烈的願望前去，希望她們幫助我與埃斯科瓦爾取得聯繫。」奧喬阿姐妹告訴她，她們的家人飽受警方的欺凌。她們認真聽她傾訴，對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也告訴她，埃斯科瓦爾一事，她們無能為力。
希拉爾多·安海爾的心不在焉有種智者的感覺，他措辭精準，很早就會熟練地在電腦上打字。他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刑法中已經確立的條例完善了這個方案。周六周日，他在自己那台專供記者使用的手提電腦里撰寫了第一份草案。周一，他第一時間向總統展示了帶有手工塗改痕迹的草案。上面的油墨標題標志著一個歷史性的起點：《服從法律》。
「一種特殊的犯罪，」他驚訝地大喊，「這真是太棒了！」
瑪麗亞·維多利亞無動於衷。她覺得帕拉在玩弄埃爾南多的感情，在利用他的弱點，一邊給他點好處，一邊從他身上榨取更多的東西。基多·帕拉應該在那天晚上的某個時刻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告訴埃爾南多：「那個女人是塊鐵板。」
在一場漫長而順暢的交流之後，洛佩斯·米切爾森得出了第一個結論。他說：「我們要跟『可被引渡者』玩遊戲。」於是，他提議寫一封公開信，宣布「高貴者」已經掌握了被綁架者家屬的話語權。大家一致同意讓洛佩斯·米切爾森寫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