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哥倫比亞近期的歷史中，綁架並不是新鮮事。前些年的四位總統都沒有逃過破壞國家穩定的綁架案的考驗。當然，就目前所知，這四位總統中沒有一位屈服於綁架者的要求。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政府時期，M-19綁架了哥倫比亞工人聯盟主席何塞·拉蓋爾·麥爾卡多。綁架他的人認為他背叛了工人階級，最後，他被處死。由於政府拒不滿足一系列的政治條件，他的後頸挨了兩槍。
「改變最後期限不僅是為了拯救人質的生命，」妮迪婭已經厭倦了講理，反駁道，「也是讓恐怖分子投降唯一欠缺的條件。請您改變期限吧，這樣他們就會把迪安娜還給我們。」
迪安娜和理查德故意儘可能地拖延時間，因為當時正是警察到來的有利時機：那四名看守是態度最不強硬的，而且他們看起來害怕得甚至無法自衛。迪安娜刷了牙，穿上了她前一天洗乾淨的白襯衣、運動鞋和被綁架那天穿的牛仔褲。由於體重下降，牛仔褲變得特別寬鬆。理查德換了襯衣，拿起了他們前幾天還給他的攝影裝備。直升機從房子上空飛過，向谷地駛去，然後貼著樹木返回。它越來越大的轟鳴聲似乎讓看守們失去了理智。看守們大聲催促著被綁架者，把他們推向門口，給了他們兩頂白色的帽子，好讓空中的警察錯認為他們是當地的農民。他們扔給迪安娜一條黑色的披肩，理查德穿上了他的皮衣。看守們命令他們朝山的方向跑，自己也朝那個方向跑去。看守們帶著武器，好在直升機處於射擊範圍內的時候開槍。迪安娜和理查德開始沿著一條布滿石塊的小路往上爬。山坡非常陡峭，灼|熱的太陽從空中垂直照射下來。當直升機出現時，迪安娜走了幾米后覺得筋疲力盡。第一陣掃射過後，理查德躺在地上。「您別動，」迪安娜沖他喊道，「裝死。」她立馬趴倒在了他的身邊。
「可被引渡者」在一封威脅性的公告中指出，大衛·里卡爾多不是在戰鬥中死去的，而是在他年幼的孩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面前被警察折磨致死。至於他的兄弟阿爾曼多，公告肯定，他也不是警方所說的在戰鬥中死去，而是在里奧內格羅的一個農莊被殺害的，而他在之前的一次襲擊中已經癱瘓了。公告說，在當地的電視新聞欄目上可以清楚地看見輪椅。
十二月十四日，政府頒布了3030號法令，這部法令修訂了2047號法令的內容並廢除了之前所有的相關法令。它引進了諸多新內容，其中有一個司法刑罰累積的概念。也就是說：對於一個被判定有數項罪行的人來說，無論是在同一場審判還是在之後的審判中，他都不會因為不同的罪行而增加服刑的年份，而是只承擔其中判得最重的刑罰。此外，法令還確定了一系列程序和從國外轉回到哥倫比亞審理的案件的證據期限。但是，阻礙投降的兩塊巨大的礁石依然堅挺：不夠明確的不被引渡條件和可被赦免罪行的固定期限。確切地說，投降和認罪依然是不被引渡和減刑的必然要求，但前提是所有罪行是在一九九○年九月五日之前犯下的。巴勃羅·埃斯科瓦爾通過一條憤怒的信息表達了他的不滿。這一次，他並非是想避免被當眾揭發，而是另有緣由：與美國交流證據的進程在加快，促進了引渡事宜的進展。
「請您想想，」她最後說道，「如果是您的女兒處於這樣的情境中，您會怎麼做？」
「什麼都不用做，」基多·帕拉說，「四十八小時之內就會有進展。」
「您都想不到，看著那位可憐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麼難過。」賣花女告訴她，「您得看看她的內衣，貴婦人的身材，白色的頭髮，細嫩的雙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胡里奧·塞薩爾·圖爾巴伊政府時期，同一武裝組織的十六名精英成員攻佔了多明尼加位於波哥大的大使館，當時大使館正在慶祝國慶節。在六十一天里，幾乎整個駐哥倫比亞的外交系統都成了人質，包括美國、以色列和梵蒂岡的大使。他們索要五千萬美元的贖金，並要求釋放三百一十一名被拘捕成員。圖爾巴伊總統拒絕談判。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人質們被無條件釋放，綁架者們在古巴政府的保護下離開了國家，這次保護行動是由哥倫比亞政府申請的。綁架者們私下承認，他們收到了五百萬美元的贖金，這筆現金是由哥倫比亞的猶太移民向全世界的教友募集的。
「我們去參加葬禮吧。」
「號外！號外！理查德·貝塞拉還活著！」
「迪安娜被殺了，總統先生。」她說，「這是您的傑作，是您的錯，是您的鐵石心腸造成的結果。」
的確動不了，但是她沒有感覺到疼痛。她讓理查德幫她檢查後背，因為摔倒之前她在腰上感覺到了一陣電擊。理查德掀起了她的衣服，在左側的髂嵴處看到了一個清晰可見的小洞，但沒有出血。
比亞米薩爾掛斷電話，被自己的衝動打亂了思路。「現在我該怎麼辦？」他想。首先，他向前總統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前總統米薩埃爾·帕斯特拉納和佩雷拉的主教達里奧·卡斯特利翁求助。他們都公開抨擊了「可被引渡者」的做法，並要求保障人質的生命安全。洛佩斯·米切爾森通過國家廣播電視台呼籲政府和埃斯科瓦爾停止戰爭，尋求政治解決方法。
比爾希略·巴爾科總統在他的任期快要結束之時，沒能妥善處理秘書長之子阿爾瓦羅·迭戈·蒙托亞的綁架案。七個月後，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怒火向繼任總統塞薩爾·加維里亞爆發了。他的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面臨著超過十名顯赫人物被綁架的難題。
「您怎麼會知道？」
次日，也就是二十四日，星期四。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發現了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她幾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濕的草地上，倚靠著刺網圍欄，手臂十字交叉。描述屍體的78號刑事訴訟法官形容她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女人，有一頭銀髮，發量很足，穿著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襪，汗衫下面戴了一條配有塑料十字架的聖衣項鏈。司法人員到來之前，已經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到了解剖室，在瑪麗娜被高壓水管清洗完后，兒子檢查了她的牙齒，遲疑了片刻。他似乎想起了瑪麗娜沒有左上臼齒，而這具屍體的牙齒是完整的。但是，當檢查雙手的時候，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手上，就打消了疑慮：兩人的手一模一樣。他一定堅持懷疑著另一件事，也許會永遠堅持著：路易斯·吉耶爾摩堅信，發現屍體的時候，其身份已經被確認了；但為了避免輿論騷動或是擾亂政府事務，屍體沒有經過任何手續就被送到了公共墓穴。
理查德·貝塞拉是唯一的目擊者，在悲劇發生的當晚，他在波哥大警察總局大廳被記者們團團圍住。他依然穿著被綁架時穿的黑色皮衣，戴著綁架者遞給他用來冒充農民的帽子。他的情緒狀態並不適合給出任何表述清楚的證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M-19的突擊隊在最繁忙的時間段佔領了人流涌動的最高法院大樓。他們要求共和國最高法院審判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總統，因為他沒有履行他的和平承諾。總統沒有同意談判。十個小時后，軍隊強行武裝解救了最高法院大樓，造成了九十五位公民死亡，其中有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還有院長阿豐索·萊九_九_藏_書耶斯·埃昌迪亞，失蹤人數難以統計。
迪安娜的死（在發現瑪麗娜的屍體之前）對國家狀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當加維里亞拒絕修改第二部法令時，比亞米薩爾的強硬態度和妮迪婭的懇求都沒有使他讓步。他的依據，一言以蔽之，是法令的合理與否不能根據綁架案的進展來評判，而應該根據公眾的利益來評判，因為埃斯科瓦爾不是為了迫使政府投降，而是為了強行達到不被引渡和得到赦免的目的而綁架人質。種種考量導向了法案最終修訂版的成形。在抵禦了妮迪婭的懇求和眾多他人的痛苦之後，更改日期是非常艱難的，但他決定面對困難。
妮迪婭站了起來，安靜地跟他握手，在他給她開門之前離開了辦公室。當時，米蓋爾·席爾瓦走進了辦公室，發現總統被殺手死去的消息震驚了。加維里亞立即給總檢察長寫了一封私信，讓他調查此事，秉公處理。
「我不知道，」理查德說，「我是理查德·貝塞拉，是個記者。這是迪安娜·圖爾巴伊，她受傷了。」
堂法比奧首先讚美了妮迪婭為了救迪安娜表現出的撼天動地的勇氣。他用精湛的措辭技巧提出了幫助她對付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可能性：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非常願意幫忙；但是，我認為我做不了什麼。拜訪結束時，小法比奧請求妮迪婭向總統解釋在投降法令中增加投降期限的重要性。妮迪婭告訴他，她無法這麼做，但他們能，他們可以寫信給相關的權威機構。這是她避免自己被用作面見總統的信使的方法。小法比奧理解這一點，他用一句鼓舞人心的話向她告別：「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幾分鐘前，拉法埃爾·帕爾多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到了一位記者朋友的電話，詢問營救的實情。他這才得知了這個消息。他先後給瑪薩·馬爾克斯將軍和警察局長戈麥斯·帕蒂亞將軍打了電話，他們都對營救行動一無所知。過了一會兒，戈麥斯·帕蒂亞給他回了電話，告訴他那是精英部隊在尋找埃斯科瓦爾行動中的意外發現。他說，行動之前他們完全不知道那個地方會有綁匪。
一月二十九日，303號法令頒布了，該法令清理了此前阻礙毒販投降的所有障礙。正如政府事先預想的，他們永遠無法讓公眾相信這是由於他們愧對迪安娜而採取的行動。跟往常一樣，這引發了另外的分歧：一些人認為這是迫於嘩然輿論的壓力而向毒販讓步的行為；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總統授意行為，雖然已經晚了，但無論如何是為了迪安娜·圖爾巴伊。不管怎樣，加維里亞總統明知延遲可能會被解讀為冷酷無情的表現，且遲到的決定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證明，但他還是堅定地簽署了這部法令。
妮迪婭·金特羅女士一直很關注這些事件，她沒有忽視奧喬阿兄弟投降的重要性。法比奧投降三天後，她便和女兒瑪麗亞·維多利亞，還有迪安娜的女兒瑪麗亞·卡羅琳娜一起去監獄探望他。奧喬阿家族的五名成員：母親、瑪爾塔·妮耶維絲、另一個姐妹和兩名年輕的男子到她的住處接她，他們遵循著帕伊薩人的部落禮儀。他們把她帶到了伊塔古伊監獄，那是一座裝甲建築，位於山坡上一條小街的盡頭，已經裝飾上了聖誕節的彩紙花環。
基多·帕拉麵不改色。
顯然，在那個殘酷的一月，國家已經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狀況。自一九八四年羅德里格·拉臘·波尼亞部長被刺殺以來，我們已經歷了各種令人深惡痛絕的事件。但是，這樣的形勢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最糟糕的情況也沒有成為過去。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發、加劇了。
加維里亞沒有讓步。他已經確信，固定期限是投降政策最大的絆腳石，但是他拒絕更改期限，這樣「可被引渡者」就無法通過綁架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制憲議會將在不確定的期望中集合起來，他們不會允許因政府的軟弱而赦免販毒貿易。「民主不會因為四名總統候選人被謀殺或因為某件綁架案而岌岌可危。」後來，加維里亞這麼說，「存在著誘惑、風險或者可能正在發酵的謠言的時候，才是民主真正岌岌可危之時。」也就是說：制憲議會的意識也被令人難以置信的風險綁架了。加維里亞已經決定了：如果這發生了，他會冷靜堅決地決定讓制憲議會解散。
「警察來了！」
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是對這部法令最驚訝的人。由於與拉法埃爾·帕爾多日常的聯繫，他正等待一部更容易操作的法令出現。然而，他認為這部法令比第一部更難操作。這麼認為的人不止他一個。不贊同的意見不計其數，甚至在第二部法令頒布當天，就有人在構思第三部法令了。
當天上午，隨著普里斯科集團頭目死亡的消息傳開，動蕩加劇了，該集團的頭目是大衛·里卡爾多和阿爾曼多·阿爾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兩兄弟。他們因為當年刺殺了七位要人並策劃了綁架案而被指控，其中包括迪安娜·圖爾巴伊和她小組的綁架案。兄弟中的一人以偽造的弗朗西斯科·穆紐斯·塞爾納的身份死去。但是，當阿蘇塞娜·里埃瓦諾在報紙上看到照片的時候，她認出了那是堂帕丘，是在囚禁期間負責迪安娜和她的人。在那個混亂的時刻，他和他兄弟的死對於埃斯科瓦爾來說是難以彌補的損失，埃斯科瓦爾很快就用行動說明了這一點。
帕特莉西婭·阿爾瓦雷斯醫生從周五早上七點半開始解剖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醫生在她的胃裡發現了可辨認的食物殘渣，並推測死亡時間是周四清晨。她也對高級內衣和精心修剪、塗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羅·莫拉萊斯醫生尋求幫助，他當時在兩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屍體。他幫她發現了其他證明屍體生前社會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徵。他們給她做了牙齒鑒定，給她拍攝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對指紋。最後，他們給她做了原子吸收測試，並沒有發現精神類藥品的殘留。雖然瑪露哈·帕瓊在她死前的幾個小時給了她兩片巴比妥，但看來她沒有吃。
「可被引渡者」立刻發布通告宣布，鑒於國內數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他們將終止之前進行的行刑活動。這裏的「數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也許是指洛佩斯·米切爾森、帕斯特拉納和卡斯特利翁向他們傳達的電台信息。但是，這本質上可以解讀為他們對法令的認可。「我們將尊重我們手中仍握有的人質的性命。」公告說。作為特殊的讓步，他們還宣布，當天，他們將馬上釋放一名人質。比亞米薩爾正和基多·帕拉在一起，他大吃一驚。
事實上，國家陷入了地獄般的惡性循環之中。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絕投降，也不肯減少暴力行動，因為警方沒有給他們停戰的機會。埃斯科瓦爾通過各種媒體揭露，警方隨意闖入麥德林的貧民窟，隨機抓走十個孩子，不經調查就把他們槍決在酒館和牲口圈裡。警察粗略地推測，大多數人都在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效力，要麼是他的支持者，要麼出於理智或被強迫，隨時都會變成他的支持者。不管是在對警察一個不留的屠殺中，還是在襲擊和綁架中，恐怖分子都沒有停歇。另一方面，兩場歷史最久、力量最強大的游擊運動——民族解放軍和革命武裝力量的運動，正用各種恐怖行動抗議塞薩爾·加維read.99csw.com里亞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不，阿爾貝托，」加維里亞冷靜得令人不寒而慄，「人民不是為了這個選我的。」
那位批發鮮花的女士為她的衰弱感到驚慌，給了她一片治療頭疼的止痛藥，建議她不要想這些傷心事，尤其是不要為別人的事情難過。一周之後，她們倆才意識到，她們經歷的是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那位批發商叫瑪爾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瑪麗娜的兒子。
與她自己預想的相反，她在寫一封最慎重、最激進的信。「我不想寫一份公文，」她起筆寫道，「我想寫給我國總統，憑藉我理應得到的尊重，我請您做適當的反思，同時我痛苦但理智地向您懇求。」儘管總統反覆保證絕不會通過武裝行動解救迪安娜，但妮迪婭為一次富有遠見的懇求留下了書面證據：「如果警察搜查民宅時碰上了被綁架者，可能會釀成可怕的悲劇。這一點國家明白，你們也明白。」妮迪婭堅信，第二部法令中的障礙中斷了「可被引渡者」在聖誕節前發起的釋放行動，她帶著全新的、清醒的恐懼警告總統：如果政府不立即做出決定清理障礙，人質們將會面臨該議題落入制憲議會之手的風險。「這將使我們這些家屬和整個國家遭受的痛苦和憂慮延長無數個月份。」她寫道。她用高雅的敬辭結尾：「出於我的信仰，出於我對您作為國家元首的敬意，我無法向您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我想向您懇求，在保護無辜的性命時，不要輕視時間所意味的危險。」寫完草稿，用好看的字體謄抄后，內容共佔二又四分之一頁稿紙。妮迪婭在總統府的私人秘書處留下了口信，並說明了應該把信寄到哪裡。
在監獄的牢房裡，除了小法比奧之外，父親堂法比奧·奧喬阿也在那裡等待他們。他是一位一百五十公斤重的族長，七十歲了，卻有著孩子的容貌。他飼養著步伐高貴的哥倫比亞馬，還是一個由英勇的男性和安分守己的女性組成的大家庭的精神領袖。他喜歡戴騎手的帽子，坐在主座上指揮客人。他的舉止禮數周全，和他緩慢拖沓的說話風格以及他的群眾智慧非常契合。他的兒子在他的身邊，常被襯托得很有活力，說話很不得體。但那天，他父親說話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插嘴。
「因為我的慈母心是這麼告訴我的。」
理查德向他出示了身份證。迪安娜被安置在一張墊著床單的臨時吊床上。他們和草叢裡走出的幾個農民一起把她送進直升機，讓她躺好。疼痛變得難以忍受，但她依然很冷靜、很清醒。她知道自己快死了。
政府的公信力不再由突出的政治成就決定，而是由政府的安全機構、國際媒體的抨擊和國際人權機構的底線來衡量。相反，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取得了游擊隊在鼎盛時期都沒有獲得的信任度。人們甚至更相信「可被引渡者」的謊言，而不是政府的真話。
「您得停手。」他告訴他。
她激動而清晰地講述著，希望能激發總統的興趣，但是她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同情的表露。「他就像一塊冰。」後來，她回憶起那一天時如此評價道。她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無法避免地哭了起來。於是，她之前控制住的脾氣又重新上來了，徹底地改變了話題和說話的方式。她指責總統的無動於衷和冷漠無情，批評他沒有履行憲法規定的拯救被綁架者的義務。
根據法醫規定，無名屍體被埋葬時，背上、手臂和腿上必須被印上序列號，這樣就算屍體被肢解也依然能被認出來；屍體須被類似垃圾袋材質的黑色塑料布包裹起來，腳踝和手腕處須用牢固的繩子繫緊。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據她兒子證實說）全身赤|裸，沾滿了爛泥，被隨意地扔在公共墓穴里，也沒有法律規定的身份刺青。她旁邊是與她同時下葬的孩子的屍體，包裹著粉色的汗衫。
「我是來幫忙的。」
事情還沒有結束。剛從哀悼的任務中解脫，妮迪婭又一次申請面見總統，讓他在當天發表關於迪安娜死亡的講話之前，知道他應該知道的重要消息。席爾瓦一字不差地傳達了她的要求，總統露出了妮迪婭再也沒見過的微笑。
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絕望極了。「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他當時說，他確信行刑在即。會是誰呢：迪安娜、帕丘、瑪露哈、貝阿特利絲還是理查德？那是一場根本無法想象的死亡抽籤。他憤怒地給加維里亞總統打電話。
總統很高興能用一條好消息反駁她。
古斯塔沃·巴爾卡薩爾博士為妻子妮迪婭的精神衰弱感到擔憂。一月二十四日，他說服她一起去塔比奧的房子（位於一小時車程外的波哥大草原）里住幾天，減輕焦慮。自從女兒被綁架之後，她就沒有回過那裡，她帶上了聖母半身像和兩支大蜡燭，每支可以用十五天。她還帶了所有她可能需要的東西，以免與現實脫離聯繫。她在草原上度過了漫長寒冷的一夜，跪著請求聖母用刀槍不入的玻璃罩來保護迪安娜，讓大家都尊重她，讓她不覺得害怕，把打向她的子彈彈回。凌晨五點，在一個短暫而混亂的夢之後，她開始在餐桌上給共和國總統寫一封發自肺腑的信。她胡亂地記錄轉瞬即逝的想法，一直到天明時分，她哭泣著，不停地哭著撕碎草稿，又在淚海里把稿子謄清。
「他們殺了迪安娜！」
電台播放這則新聞的時候，瑪麗娜的兒子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蒙托亞正要去吃午飯。法醫研究所向他展示了被子彈打得面目全非的女人的照片，他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認出她。由於新聞已經播出，警方得在城南墓園準備特殊的警用裝置，為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開路，讓他在一群好奇群眾的包圍下到達墓穴。
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提供的版本則完全不同，其中的要點和妮迪婭向總統講述的版本不謀而合。他說，警方是在明確地知道被綁架者就在此處的前提下展開行動的。人質信息是在嚴刑拷打兩名殺手之後獲取的，他還提供了兩名殺手的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公告說，這兩名殺手被警方捕獲，並遭到嚴刑拷打，其中一名還在直升機上給那次行動的長官指路。還說，迪安娜已經逃脫了追捕，是在逃離戰場時被警方殺死的。最後，他還指出，戰鬥中還有三名無辜的農民被殺，警方卻告訴媒體他們是在戰鬥中死亡的殺手。這封公告應該讓埃斯科瓦爾感到非常滿意，他一直盼望揭發警方犯下的違反人權的行為。
射擊還在繼續，而且越來越近，迪安娜絕望地堅持讓理查德把她留在那兒，自己逃走。但是他一直在她身邊等待救援，好讓她脫離危險。與此同時，她把一直放在口袋裡的聖母像握在手裡祈禱。射擊聲突然停止了，兩名精英部隊的警員拿著武器出現在小路上。
「巴勃羅在哪裡？」
第二天早上七點，總統給比亞米薩爾回了一個電話。法令頒布前夜，比亞米薩爾曾打電話給總統，對他表示感激。加維里亞在絕對的沉默中聽他講了種種緣由，並與他分擔了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痛苦。
受那場盲目戰爭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記者，還有謀殺和綁架行為的受害者，以及因為威脅和腐敗而逃逸的人。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間，有二十六名來自全國不同媒體的記者被販毒集團殺害。《觀察者報》的九_九_藏_書主編吉耶爾摩·加諾是其中最文弱、最無辜的一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報社門口被兩名暗中監視的持槍者殺害。當時他正在自己的車裡。由於寫作攻擊毒品貿易的自殺性社論，他成了國內最受威脅的人之一，但他拒絕使用裝甲汽車，也不攜帶衛隊。然而，在他死後，他的敵人還試圖繼續毀滅他。一個紀念他的半身像在麥德林被炸毀。幾個月後，一輛裝有三百公斤炸藥的汽車被引爆，摧毀了報社的辦公樓。
從某一刻起，妮迪婭就想讓圖爾巴伊博士做些震撼全國的事來支持被綁架者：組織總統府前的群眾遊行、公民罷工、在聯合國的正式抗議。但是，圖爾巴伊博士讓她冷靜了下來。「他總是這樣，因為他有責任感和自制力。」妮迪婭說，「但是，我們知道，在內心深處他痛苦得要死。」這種了解並沒有讓她鬆一口氣，反而增加了她的焦慮。就是在那時，她決定給共和國總統寫一封私信，這封信「會讓他在他認為有必要的方面採取行動」。
「當我向總統傳達他們將把人質的屍體裝進麻袋的消息的時候，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妮迪婭在回憶起那糟糕的一天時說，「並非是我衝動或者脾氣暴，我也不需要心理治療。他們要殺死的人是我的女兒，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打動能夠阻止這件事的人吧。」
至於讓3030號法令變得更難操作的原因，一個很容易想到的猜測是，面對調解公告的進攻和無故釋放四名記者的行為，政府中最激進的派別已經使總統相信埃斯科瓦爾正面臨困境。而實際上，憑藉綁架案施加的巨大壓力和制憲議會取締引渡和宣布赦免的可能性，埃斯科瓦爾當時前所未有地強大。
比亞米薩爾想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鬧劇還沒有結束。面對公眾不確定瑪麗娜·蒙托亞死活的狀況，「可被引渡者」於一月三十日發布了一封新的公告，他們在公告中承認，他們在二十三日發出了處決她的命令。但是：「由於保密和通信原因，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得知她被處死了還是被釋放了。如果她被處決了，我們不理解為什麼警方沒有找到她的屍體。如果她被釋放了，她的家屬有發言權。」於是，在下令謀殺的七天之後，尋找屍體的行動才開始。
她的心是對的。一個小時后，駐麥德林的總統顧問瑪麗亞·愛瑪·梅希亞登上了圖爾巴伊一家乘坐的飛機，給他們帶去了壞消息。在數小時的醫治之後，迪安娜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亡。在飛往麥德林的直升機上，她就已經失去了意識，而且再也沒有恢復。一顆子彈打斷了她的腰椎。那是一顆高速飛行的中等直徑爆炸性子彈，在她的體內炸成了碎片，造成了無法恢復的全身癱瘓。
「請您證實一下。」警察說。
妮迪婭的仇恨沒有饒過總統。她和某個他記不清名字的人一起，給他寄去了一封晚到的信（當時他已知道迪安娜已經去世），也許是為了讓他時刻記得她預見未來的能力。「顯然，我不指望您會回信。」她說。
於是，比亞米薩爾鬆了一口氣，他給基多·帕拉打電話。「您現在他媽的可別說這部法令不行。」他說。基多·帕拉已經深度研讀過法令了。
「好了，」他說，「沒有任何問題。您看，要是早這樣咱們能少多少麻煩！」
追思彌撒在主教座堂舉行，當天，教堂里少見地人頭攢動。彌撒結束時，總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師的閃光燈下，在電視節目的攝像鏡頭下，獨自一人穿過空曠的中殿，向妮迪婭伸出了手，他相信她會回應的。妮迪婭勉強地、極其冷漠地伸出手。事實上，她鬆了一口氣，因為她害怕總統會擁抱她。相反，她欣然接受了總統夫人安娜·米萊娜的哀悼親吻。
當時，悲劇已經發生了。一月二十二日零點前的幾分鐘，迪安娜寫下了最後一篇日記。「快五個月了，只有我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她寫道，「我不想失去安然無恙回家的信念和希望。」
一種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賺快錢。這種想法盛行一時：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礙，學會讀寫沒有用處，像罪犯一樣活著比像好人一樣活著更好、更安全。一言以蔽之，這是非典型戰爭時期特有的社會腐化狀態。
在眾多引發國家動蕩的危險中，毒販恐怖主義被定義為最有害、最殘忍的因素。四名總統候選人在一九九○年的大選之前被謀殺。一名單獨行動的殺手在一架民航客機上殺死了M-19的候選人卡洛斯·皮薩羅，儘管他已經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四次變更了航班，並使用了各種精明的技巧來為自己打掩護。預備候選人埃爾內斯托·桑佩爾在十一顆子彈的掃射中倖存了下來。五年後，他成為共和國總統時，身體里還留著四顆子彈，它們會在過機場的電磁門時嘀嘀作響。他們在瑪薩·馬爾克斯將軍的途經處引爆了一輛裝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藥的汽車，將軍從他的低配裝甲車裡逃了出來，還拖著一名受傷的衛兵。「突然，我覺得自己好像被浪頭打到了空中。」將軍講述說。他受到了很大打擊，為了恢復平靜，他尋求了精神治療的幫助。七個月後，一輛攜帶兩噸炸藥的卡車用一次毀滅性的爆炸，炸毀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樓，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傷，還有無法估量的財物損失。當時，將軍的精神治療還沒有結束。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將軍走進辦公室的時間精準地引爆炸彈，但是他在那場災難中連一點擦傷都沒有。同年，一枚炸彈在一架客機起飛五分鐘后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倫比亞男高音歌手赫拉爾多·阿萊亞諾。人們普遍認為，此次爆炸是針對候選人塞薩爾·加維里亞的。那是個糟糕的失誤，因為加維里亞從沒有乘坐那班飛機的打算，競選團隊中負責他人身安全的成員甚至禁止他乘坐民航客機。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機，但其他乘客試圖下飛機，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險。在他們的驚慌面前，他不得不放棄了。
「部長先生，」帕爾多告訴他，「您要麼半個小時內在法令上簽字，要麼您就不再是部長了。」
她不再孤單一人。在阿蘇塞娜和奧蘭多被釋放之後，她要求和理查德團聚。聖誕節過後，要求被滿足了。對他們倆來說，這都是幸運的。他們聊天聊到筋疲力盡，收聽廣播一直到黎明，就這樣養成了白天睡覺晚上活動的習慣。他們通過看守們的對話得知了普里斯科集團成員的死訊。一個看守哭了，另一個堅信這就是結局，問：「現在我們怎麼處置貨物？」毫無疑問，他指的是被綁架者。正在哭泣的看守不假思索。
妮迪婭回到波哥大后，阿蘇塞娜把迪安娜的信交給了她，信里請妮迪婭和她的孩子們一起過聖誕節。埃羅·布斯打電話催她去卡塔赫納私下談一次話。她發現，這個德國人在三個月的囚禁生活之後依然保持著良好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這讓她對女兒的身體稍稍放心了一些。埃羅·布斯從被綁架的第一周以來就沒有見過迪安娜。但是，看守和服務人員之間有持續不斷的信息交流，這些信息會被泄露給人質，因此他知道迪安娜很好，唯一嚴重的、一直迫在眉睫的危險是武裝營救的可能性。「您無法想象一直面臨著被殺害的九-九-藏-書風險是何種境況。」埃羅·布斯說，「不只因為警察會來，就像他們說的那樣，還因為他們總是心驚膽戰，連一點點小聲音都會被誤認為是一場行動。」他唯一的建議是不計一切代價阻止武裝營救，並爭取更改法令規定的投降期限。
屍體頭部被風帽蓋住了，風帽反戴著，因為乾涸的血跡而皺得像一塊紙板，在後頸部有給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頭部中了六枚子彈，幾乎被打碎了，子彈是從五十厘米開外的地方射出的，沒有在布料和皮膚上留下印記。傷口分佈在頭顱和左側臉頰，額頭上還有由一顆致命的子彈造成的清晰傷口。然而，在被野草浸濕的屍體旁只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彈殼。司法警察的技術部隊已經提取了五套指紋。
馬路對面聖·卡洛斯學院的一些學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遊盪。在圍觀屍檢的人中，有一個在城北墓園賣花的女人。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學校給女兒註冊。死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人穿著高檔內衣，雙手護理得很好。儘管她的臉上千瘡百孔，但依然能讓人注意到她的與眾不同。那天下午，鮮花批發商在給五公裡外城北墓園的攤位供貨時發現，這位賣花女頭痛得厲害，並處於需要注意的抑鬱狀態之中。
理查德跪在迪安娜旁邊舉起雙手，說：「別開槍！」其中的一名警察驚訝地看著他，問他：
早飯過後，迪安娜和理查德無法入睡。幾天前，他們已經被告知換房子的事。他們沒有放在心上，因為在他們共處的短短一個月里，已經兩次被轉移到附近的庇護點，因為看守們預見到了警方真正的，或是假想的進攻。二十五日上午快到十一點的時候，迪安娜和理查德在她的房間里小聲討論看守們的對話，這時他們聽見了從麥德林飛來的直升機的聲音。
相反，奧喬阿三兄弟立即選擇了投降以尋求庇護。這可以解讀為販毒集團高層出現了裂痕。其實，他們的投降進程從第一部法令頒布后就已經開始了。九月，一名跟拉法埃爾·帕爾多相熟的安蒂奧基亞參議員請他接見一個他之前並不認識的人。那是瑪爾塔·妮耶維絲·奧喬阿，她大胆地為她的三個兄弟辦理投降手續已經有一個月了。投降將會這樣進行：最小的法比奧於十二月十八日投降；一月十五日，豪爾赫·路易斯將投降；二月十六日，胡安·大衛投降。五年後，一群記者在監獄里採訪豪爾赫·路易斯，他的解釋斬釘截鐵：「我們投降是為了保命。」他承認，在這背後有著家族女性施加的難以抗拒的壓力。但是，直到他們被安全地關進位於麥德林工業區的伊塔古伊裝甲監獄時，他們才真正得到了安寧。那是一次信任政府的家族行為，當時政府依然能在他們有生之年把他們引渡到美國。
「放心，阿爾貝托，」他說，「就是一禮拜的事。」
「我懇求您問一問總統和安全委員會的人，是不是得等到人質被殺了裝到麻袋裡扔到門口，他們才會修改法令。」
最近幾天，警方的情報機構接到了舉報科帕卡瓦那市薩瓦內塔區（尤其是在阿爾托·德·拉·克魯茲、比亞·德爾·羅薩里奧和拉·波拉）武裝人員行動的數個匿名來電。也許迪安娜和理查德的看守們計劃將他們轉移到阿爾托·德·拉·克魯茲，那是最安全的農場，位於地勢陡峭、林木茂盛的山頂上，從那裡可以俯視整個谷地，視線一直通往麥德林。由於電話檢舉和其他特別的徵兆，警方几乎要搜查民宅了。他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出動了兩名上尉、九名軍官、七名士官和九十九名特工，一部分人在地面行動，另一部分人在四架帶有航炮的直升機上行動。然而，看守們已經不再理會直升機了，因為它們時常經過，但什麼事也沒有。突然，一名看守探出門外，發出了可怕的叫喊聲：
星期四下午五點半，法醫研究所接收了屍體，將其留在了停屍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為彈傷超過一處的死者不會在晚上進行屍檢。還有兩具上午在街上發現的男屍在等待確認身份和解剖。夜間，又送來了兩具成年男性的屍體，也是在露天場所被發現的；還有一具五歲男孩的屍體。
「不，女士。」他愈發冷靜地說，「似乎是進行了一次行動，事情還沒有查清楚。但是迪安娜還活著。」
圖爾巴伊博士接到來自麥德林的消息之後，一直試圖與在塔比奧家中的妮迪婭取得聯繫，但是沒有人接電話。他派衛隊隊長驅車前去傳達迪安娜已經獲救、正在麥德林的醫院接受常規檢查的消息。下午兩點，妮迪婭收到了這個消息。她沒有像她的家人一樣高興地尖叫，而是痛苦而驚愕地大喊道：
這就是看守向帕丘·桑托斯談起的公告。一月二十五日，他們宣布將每八天處死兩名人質，第一個命令已經針對瑪麗娜·蒙托亞發布了。這個消息令人震驚，因為人們以為瑪麗娜·蒙托亞在去年九月份被綁架的時候就已經被殺害了。
讓人吃驚的是，她開始向總統道歉，之前她誤以為是總統指揮了導致迪安娜慘死的行動。現在，她明白總統對此也並不知情。她還想告訴他，他們騙了她，那次行動也不是為了尋找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而是為了救出人質。人質的關押地點在警方嚴刑拷打一名被捕的殺手之後水落石出。妮迪婭解釋說，那名殺手之後被當作是戰死人員。
妮迪婭以她絕對的信念回答：
「她來是為了掏空我。」他說，「但當然了，讓她來吧。」
當時情況一片混亂，他無法把它們匯總成新聞觀點，這是留給最能體諒他的同事的印象。他聲稱，殺死迪安娜的那顆子彈是由一名綁匪故意射出的，但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儘管有各種猜測，但普遍認為迪安娜是意外死於雙方交火中的。不過，最終的調查由總檢察長負責。在妮迪婭·金特羅來過之後，加維里亞總統給總檢察長寄了一封信。
幾個小時后，她依然很激動，當面請求總統更改法令的期限。總統已經聽說了妮迪婭抱怨他面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的消息，因此他努力表現得耐心，盡量表達清晰。他說，3030號法令剛剛頒布，至少應該給它時間，看它表現如何。但是妮迪婭認為，總統的說法不過是為他沒有在合適的時間做該做的事而找借口。
在返回波哥大的路上，她收聽著電台的新聞，感到一切越來越不確定。「我一直在哭，」她後來說，「但當時的哭聲已經不像之前一樣聲嘶力竭了，我只是流著眼淚。」去機場前，她先回家換了衣服。一架老掉牙的福克總統專機在機場等候他們一家人，在近三十年的義務勞動后，它依然因神賜的恩慈而翱翔天際。當時的消息是迪安娜正處於密切的監護之下，但是妮迪婭除了自己的直覺之外不相信任何人。她徑直向電話走去，要求和共和國總統通話。
初步的手續完成之後，屍體被送到了城南墓園。三周前，那裡挖掘了一個大約能埋下兩百具屍體的公共墓穴。她和另外四個陌生成年人還有那個孩子埋在了一起。
當新聞欄目的人打電話給瑪爾塔·露貝·洛哈斯，通知她兒子理查德已經被釋放時，她並不在家，而是去了她兄弟的家裡。她非常關注新聞，甚至隨身攜帶攜帶型收音機。但就在那天，自綁架案發生以來，收音機第一次壞了。
然而，在最初的五個月，加維里亞爭取到了不太動蕩的氛圍，因此頂住了騷亂九*九*藏*書。為了召集一個被最高法院賦予足夠權力的制憲議會，他達成了一項政治協議，讓制憲議會可以不受限制地決定任意事務。當然，其中包括最熱門的議題：國民引渡和赦免。但是，只要哥倫比亞沒有一個有效的司法體系，就幾乎不可能整合出一項和平政策，能將國家置於好人的一邊，將各種罪犯歸於壞人的一邊。對於政府、毒販和游擊隊來說，這才是根本性的問題。但是，在那個時期，沒有什麼事是容易的，讓某一方客觀地通報某條新聞更是不易，教育孩子、教他們區別善惡也並不簡單。
當有人告訴她，她的兒子安全了以後，她坐上一輛計程車，去了新聞編輯部。在車上，胡安·戈薩音記者熟悉的聲音讓她回到了現實：來自麥德林的消息依然非常混亂。已經確定了迪安娜·圖爾巴伊死亡的消息，但是關於理查德·貝塞拉的消息依然不明朗。瑪爾塔·露貝開始低聲禱告：「我的上帝，讓子彈從他身邊飛過，而不要碰到他。」此時，為了給她報平安，理查德從麥德林給家裡打電話，但沒有找到她。戈薩音激動的叫喊聲讓瑪爾塔·露貝回過神來。
妮迪婭在醫院里見到迪安娜的時候，受到了巨大的打擊。迪安娜赤|裸地躺在手術台上，身上蓋著一張沾滿血跡的床單，她面無表情，由於大量失血而膚色蒼白。她的胸部有一道巨大的手術切口，因為醫生們要從那裡伸進拳頭，按壓心臟。
「我中彈了！」她大喊，「我的腿動不了了。」
大部分人都相信那次行動是為了抓捕埃斯科瓦爾或是某位重要的頭目。但是，甚至在這個邏輯里，這都是一樁蠢事，是無法挽回的失敗行動。根據警方即刻提供的說法，迪安娜死於一場地空配合的搜捕行動。他們並沒有要找到綁架迪安娜·圖爾巴伊和攝影師理查德·貝塞拉的團伙的打算。在逃跑過程中，一名綁匪朝迪安娜的後背打了一槍，致使她的脊柱骨折。攝影師安全脫險。迪安娜乘坐警方的直升機被轉移到麥德林總院，下午四點三十五分在醫院死亡。
瑪爾塔·露貝哭了起來，一直到深夜在《氪》新聞欄目編輯部接到她兒子的時候，她仍無法控制住自己。她至今記得：「他瘦得只剩皮包骨，臉色蒼白，滿臉鬍鬚，但他還活著。」
比亞米薩爾通過拉法埃爾·帕爾多聽說了這個消息。等待的時間對他來說是極其漫長的，他沒有片刻的安寧。他密切關注著廣播和電話，如果沒有聽到壞消息，他會大鬆一口氣。他隨時都會給帕爾多打電話。「事情怎麼樣了？」他問，「情況到什麼地步了？」帕爾多會用一點理性精神讓他冷靜下來。每天晚上回家時他都是一樣的狀態。「得趕緊把這部法令弄出來，不然他們會把大家全殺了。」他一直這麼說，帕爾多一直安慰他。終於，一月二十八日，帕爾多打電話告訴他，法令的最終版本在等著總統簽字。由於所有的部長都得簽字，可他們找不到通訊部部長阿爾貝托·卡薩斯·桑塔瑪利亞，所以法令被耽誤了。最後，拉法埃爾·帕爾多打通了他的電話，並用老朋友的溫和態度脅迫他。
這一決絕的聲明在所有媒體上直播，引發了輿論的一致回應和政府部門的憤怒。總統召集了秘書長法比奧·比耶加斯、私人秘書米蓋爾·席爾瓦、安全顧問拉法埃爾·帕爾多和新聞顧問毛里西奧·巴爾加斯，他們本來想制訂一個強烈反對妮迪婭聲明的計劃。但是深刻的反思讓他們得出了結論：母親的痛苦無法辯駁。加維里亞也是這麼理解的。他放棄了會議原有的意圖，命令道：
參与解剖的法醫佩德羅·莫拉萊斯在報紙上讀到了這封公告，他認為那位穿著高級內衣、有著考究指甲的女士就是瑪麗娜·蒙托亞。確實如此。然而，身份剛被確認，某個自稱司法部官員的人就給法醫研究所打電話施壓，不讓他們把屍體在公共墓穴里的消息公之於眾。
他撥打緊急電話的時候打開了收音機，這一事件的新聞還沒有播出。他正要給拉法埃爾·帕爾多打電話時，電話鈴再次響起。還是埃爾南多·桑托斯打來的，他在電話里氣餒地說，圖爾巴伊糾正了上一條消息：被解救的人不是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而是攝影師理查德·貝塞拉。迪安娜受了重傷。然而，這個錯誤並沒有令埃爾南多·桑托斯感到特別煩惱，反倒是圖爾巴伊因為讓他空歡喜一場而感到十分沮喪。
「不，」妮迪婭否定道，「她死了。」
「了結他們。」他說。
不僅是他，還有全體政府人員。
「有可能。」
回到波哥大當天，妮迪婭向司法部表達了她的不安。在兒子胡里奧·塞薩爾·圖爾巴伊·金特羅議員的陪同下，她拜訪了國防部長奧斯卡·博特羅將軍。她以所有被綁架者的名義焦急地請求他利用好情報機構，而不要採取營救行動。身心消耗讓她頭暈目眩，悲劇的直覺變得越來越明晰。她的心很痛，一直在哭泣。她盡最大的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壞消息讓她喘不過氣。通過廣播，她聽到了「可被引渡者」的口信，他們威脅說，如果不修改第二部法令的條款，他們會把被綁架者的屍體裝在麻袋裡，拋到總統府前。妮迪婭極其絕望地給共和國總統打電話。但當時他人在安全委員會，因此拉法埃爾·帕爾多接了電話。
妮迪婭已經出離痛苦和絕望了，她剛從手術室里出來，就在醫院里召集了一場激烈的新聞發布會。「這就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她開場說。她堅信，迪安娜是一場受波哥大指揮的行動的受害者（根據她到達麥德林之後得到的情報），她詳細列舉了她的家人以及她本人向共和國總統做出的懇求，他們希望警方不要採取行動。她說荒謬至極、罪行累累的「可被引渡者」是害死她女兒的罪人，但是政府和共和國總統本人也承擔著一樣的罪責，尤其是總統。「他冷漠無情，無動於衷，不理睬人們向他的懇求，這才導致被綁架者被強行救援，令他們的生命危在旦夕。」
他像往常一樣接見了她，而妮迪婭走進辦公室，一身黑衣，態度與往常相去甚遠：簡單而痛苦。她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讓總統明白她的來意。
半個小時后，前總統圖爾巴伊接到了軍方的來電，得到通知，精英部隊在麥德林的一次行動中救出了他的女兒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他立刻給埃爾南多·桑托斯打電話，埃爾南多發出了勝利的歡呼聲，他命令報社的話務員把這個消息告知給分散在各地的所有親人。接著，他給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的公寓打電話，把得知的消息重新傳達了一遍。「太好了！」比亞米薩爾喊道。他的快樂是真誠的，但是他馬上意識到，一旦帕丘和迪安娜被解救，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將變成埃斯科瓦爾手裡唯一能行刑的目標。
她直視他的雙眼，但是她太激動了，總統沒法打斷她。後來，他本人說：「她向我提問，但是不給我時間回答。」妮迪婭確實用另一個問題打斷了他：「總統先生，您不認為您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錯了嗎？」總統第一次表現出了猶豫。「我從來沒有那麼難受過。」幾年後，他說。但是，他當時只是眨了眨眼，用他自然的嗓音說：
總統與麥德林方面有直接的聯繫，他毫不懷疑自己的判斷。
「怎麼就一個？」比亞米薩爾大吼道，「您說過所有人都會出來。」
「對於所有人來說，那都是可怕的一天。」總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