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您很害怕嗎？」
至於導致迪安娜死亡的那枚子彈，化驗結果證明，它從左側髂骨進入，緊接著向右上方移動。創口很小，說明那是一顆高速運行的子彈，秒速在兩千到三千英尺之間，也就是音速的三倍左右。子彈無法找回，因為它碎成了三部分，重量減輕了，形狀也發生了改變，最後變成了不規則的碎塊，在她體內繼續移動，造成了致命的脊柱碎裂。幾乎可以確定，那是一顆直徑五點五六毫米的子彈，可能是由奧地利AUG突擊步槍或是技術條件與之類似的武器射出的，因為在事發地點找到了一把該型號的步槍。這種步槍並不是警方的常規武器。在屍檢報告的空白處有一條註解：「迪安娜的預期壽命本來還有大約十五年。」
「我是唯一不能抱怨總統的哥倫比亞人。」
加維里亞總統並不是那種因為其他議題就放棄某個議題的人。在六個月的時間里，他在他的助手中推行了一種私人通信系統：在任意紙條上書寫能概括一切的短句。有時，他只寫上收件人的名字，然後把紙條交給身邊的人，收件人就會知道應該怎麼做。然而，對於他的助手來說，這種方法非常恐怖，因為它不區分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加維里亞對此沒有意識，他在休息和工作時都同樣嚴於律己。他在雞尾酒會上或是剛結束潛水捕魚時，都和往常一樣傳遞小紙條。「和他一起打網球就像是在參加部長會議。」一名顧問說。他能在辦公桌上深度小睡五到十分鐘。當他的助手昏昏欲睡的時候，他醒了過來，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儘管看起來非常隨意，但是這種方法跟正式的備忘錄相比，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開展行動。
每天都有來自電影、戲劇、電視、足球、科學和政治領域的明星站台，傳遞同樣的信息，要求釋放被綁架者，尊重人權。從第一次播出開始，這檔節目就掀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阿萊桑德娜帶著攝像機，在全國範圍內追逐著明星。在節目播出的三個月里，有大約五十位名人參與其中，但是埃斯科瓦爾並沒有被打動。大鍵琴演奏家拉法埃爾·普亞納說，他可以跪下請求埃斯科瓦爾釋放被綁架者，埃斯科瓦爾回復說：「三千萬哥倫比亞人都可以跪著來找我，但我不會釋放人質。」然而，在寫給比亞米薩爾的一封信里，他稱讚了這一節目，因為他們不僅為了人質的自由而戰鬥，還為了尊重人權而鬥爭。
看來，埃斯科瓦爾不覺得自己對比亞米薩爾有所虧欠，雖然比亞米薩爾在為他打開反引渡法令的大門中功不可沒。毫無疑問，賭棍的算盤打得精明，他認為這個恩惠已經用釋放貝阿特利絲的方式報答了，但其他歷史債務依然原封未動。然而，奧喬阿一家認為，比亞米薩爾應該堅持下去。
於是，比亞米薩爾和他們一家人去了農莊，他只帶了兩名從波哥大來的衛兵，因為奧喬阿一家認為他們的安保措施太顯眼了。他們來到大門口，沿著一條鬱鬱蔥蔥、精心打理的小路，朝著房子步行了大概一公里。幾個看起來沒有攜帶武器的男人擋住了衛兵們的去路，並讓他們原路返回。氣氛變得有些躁動，但是這些看守用良好的風度和合情合理的理由讓外來的衛兵們冷靜了下來。
幾年前，販毒分子囂張至極，處於虛幻的光環之中。他們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甚至還享有某種民間威望，因為他們在童年時居住過的貧困街區推行慈善事業。如果有人想送他們進監獄，完全可以讓街角的警察去抓他們，但更多哥倫比亞人會帶著類似滿足感的好奇心和興趣對毒販們聽之任之。政治家、實業家、商人、記者，甚至是地痞流氓都出席了麥德林附近的那不勒斯莊園舉辦的永留史冊的聚會。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那兒開了一家動物園，裏面有從非洲帶回來的活生生的長頸鹿和犀牛。在動物園的大門口，展示著第一架運載出口可卡因的輕型飛機，彷彿一座國家紀念碑。
三月四日，這封信在關押奧喬阿一家的牢房裡寫成了。豪爾赫·路易斯是這封信的顧問，他告訴比亞米薩爾哪些話對他有利，哪些話可能不合時宜。比亞米薩爾在開頭承認，尊重人權是取得和平的基礎。「然而，有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揭露他人侵犯人權的行為是自己侵犯人權的最好借口。」這增加了雙方行動的難度，也抹殺了他本人在為解救妻子而鬥爭的這幾個月里取得的成果。比亞米薩爾家族長期受暴力之苦：對他的襲擊、對他的連襟路易斯·卡洛斯·加蘭的謀殺，對他妻子和妹妹的綁架，但他們自己並沒有任何責任。「我和我的妻姐格蘿莉婭·帕瓊·加蘭，」他補充說，「既不能理解也無法接受那麼多不合情理且無法解釋的暴行。」相反，釋放瑪露哈和其他記者是哥倫比亞真正走向和平的必然要求。
這份報告公布之後，比亞米薩爾在給埃斯科瓦爾寫第二封信時覺得更踏實了。他跟往常一樣通過奧喬阿一家把信寄給埃斯科瓦爾。他還給瑪露哈寫了一封信。他懇求埃斯科瓦爾讓她收到這封信。利用這個機會，他向埃斯科瓦爾解釋了國家的三種權力：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讓他明白，對於總統來說，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掌控像軍隊這樣數目眾多、結構複雜的機構是多麼不易。然而，在揭露公安機關侵犯人權的行為方面，他贊同埃斯科瓦爾的做法。埃斯科瓦爾堅持要求，在投降時，政府要保障他本人、家人和下屬的安全。對此，比亞米薩爾也表示贊同。「我贊同您的觀點，」他向埃斯科瓦爾寫道，「我和您進行的鬥爭本質是相同的：拯救我們自己和我們家人的生命，同時爭取和平。」基於這兩個目的，他提議採取聯合的策略。
「總之，」報告指出，「考慮到證人提供的證詞，可以確定在拉·波拉農場的行動之前，國家警察局負責此次行動的成員已經通過受他們控制的巴斯克斯·穆紐斯先生得知幾位記者的囚禁地。而且可以肯定，行動結束以後，他們殺死了他。」在事發地點發生的另外兩起難以解釋的死亡事件也已經被查明了。
儘管如此，奧喬阿一家一直擔心被心魔圍困的埃斯科瓦爾會決定在一場毀滅性的鬥爭中背水一戰、玉石俱焚。這是具有先見之明的擔憂。三月初，比亞米薩爾從他們那裡收到了一條緊急信息：「您趕緊過來，大事不好了。」他們收到了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信，信上威脅說，如果不制裁摧毀麥德林貧民窟的警察，他就會引爆卡塔赫納·德·印第亞斯歷史城區的五十噸炸藥：每一百公斤炸藥代表一個因為失去戰鬥力而死去的男孩。
最後，巴斯克斯·穆紐斯的妻子認出了這具屍體。她在聲明中說，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點，她的丈夫出門想打一輛計程車，兩個身穿警服、騎著摩托車的男人和兩名平民裝扮的男人在街上抓住了他，把他塞進了一輛車裡。他大聲叫著她的名字：「安娜·露西婭。」但是，他已經被ｒｅａｄ•９９ｃｓｗ•cｏｍ帶走了。然而，這份聲明不能算數，因為沒有其他目擊者。
特別調查處總結說，沒有證據證明戈麥斯·帕蒂亞和國家警察局的其他高層領導知道這件事。打傷迪安娜的武器不是由麥德林國家警察局特種部隊的成員使用的。在現場找到了三個平民的屍體，拉·波拉行動小組的成員應該為他們的死亡負責。特別調查處將對軍事刑事訴訟93號法官迭戈·拉法埃爾·德爾·科萊伊·涅托博士和他秘書的反常行為正式展開徹底、循序漸進的紀律調查，就像對波哥大安全管理部專家進行的調查一樣。
這封信證明埃斯科瓦爾希望與政府官員取得聯繫。他沒有放棄投降，但是投降的代價會比想象中更加高昂，而且他已經打算以投降為借口進一步索要好處。比亞米薩爾理解他，並在一周內拜訪了共和國總統，把最新的情況告訴他。總統只是認真地做了筆記。
二月，埃斯科瓦爾似乎不相信這些法令，儘管他聲稱自己相信。不信任對他來說是根本的信條。他總說，也多虧了這個信條，他現在還活著。他不會把重要的東西授權給別人。他是他自己的軍隊長官，他自己的安全長官、情報長官、反情報長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戰略家和獨一無二的間諜。在極端情況下，他會每天更換八名私人保鏢。他掌握各種通信技術、有線干擾技術和信號追蹤技術。他僱人整天用他的電話進行瘋子般的對話，讓竊聽內容變成繁雜的胡言亂語，這樣真實的信息就無法被辨認出來。警方開通了兩個電話號碼，讓人們提供關於埃斯科瓦爾下落的信息。同時，埃斯科瓦爾與小學簽約，讓孩子們二十四個小時內都不停地打告發電話，這樣告發人就打不進去。為了不讓他的行動留下把柄，他有無窮無盡的狡猾手段。他不向任何人諮詢建議。他把法律方面的策略告訴他的律師，他們只負責賦予這些策略法律依據。
麥德林的人們明白，「可被引渡者」揭露警方犯下謀殺與欺凌罪行不是沒有依據的，因為他們目睹這些事情在大街上發生，儘管大部分案件都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國內外的人權組織對此表示抗議，但政府沒有做出讓人信服的答覆。幾個月後，政府決定，如果沒有國家檢察院的人員在場，不許私闖民宅，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軍事行動的官僚手續煩瑣起來。
比亞米薩爾也試圖向他們說明，他與他們一樣都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且從今往後發生的一切都將由所有人平等地償還。「我的經歷不比你們的輕鬆。」他說，「一九八六年，『可被引渡者』試圖謀殺我，我被逼得逃到世界的另一頭，但他們還不放過我。現在他們綁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然而，他沒有抱怨，而是將自己擺在與對話者同等的高度上。
也許在這種形勢下，最具有哥倫比亞特點的是，麥德林人有一種驚人的能力：他們能習慣一切（不論情況是好是壞），並從中迅速恢復過來。這種恢復能力可能是他們無所畏懼的性格最苦澀的表現方式。大部分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生活的麥德林曾是全國最美麗、最有活力、最熱情好客的城市，但是在那幾年裡，這座城市變成了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之一。當時，城市恐怖主義已經變成了哥倫比亞百年暴力文化的奇特組成部分。歷史悠久的游擊隊——城市恐怖主義的實踐者——曾經親自有板有眼地將這種行為譴責為非法的革命鬥爭方式。人們已經學會了帶著對已經發生之事的恐懼生活，但還沒有學會帶著對可能發生之事的不確定感生活：炸彈將學校里的孩子炸得粉碎，將空中的飛機炸毀，市場里的豆子也會突然炸開。殺死無辜平民、隨處爆炸的炸彈和匿名的威脅電話一起，成了日常生活中最讓人不安的因素。然而，從統計數據看，麥德林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受到影響。
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前，「可被引渡者」認為卡塔赫納是不能觸碰的聖地。但是那天，爆炸晃動了大地，炸碎了希爾頓酒店的玻璃，還炸死了兩名在另一個樓層開會的醫生。從那時起，這處人類遺產顯然也無法在戰爭中倖免。新的威脅不容許片刻的猶豫。
「這太過分了。」他總結說，「現在是時候開始互相理解了。」
「那好吧。」豪爾赫·路易斯最後說，「我們會給巴勃羅帶信兒，告訴他您來過這裏。但是我建議您跟我的爸爸談一談。他在拉·洛瑪農莊，他會很高興跟您交談的。」
他說的句句屬實：他的姐妹瑪爾塔·妮耶維絲曾經被綁架；一九八六年，他姐妹的丈夫阿隆索·卡爾德納斯被綁架后遭殺害；一九八三年，父親的兄弟豪爾赫·伊萬·奧喬阿被綁架；表兄弟馬里奧·奧喬阿和吉耶爾摩·萊昂·奧喬阿被綁架后遭殺害。
兩周后，埃斯科瓦爾的回信以一記晴天霹靂開頭：「尊敬的醫生，非常遺憾，我無法滿足您的要求。」接著，他援引了一則新聞。在被綁架者家屬的默許下，一些來自政府部門的制憲議會成員即將提議，如果不釋放被綁架者，他們就不會著手處理引渡的議題。埃斯科瓦爾認為這不合理，被綁架者不能被當作向制憲議會成員施壓的砝碼，因為他們在選舉之前就已經被綁架了。無論如何，關於這個話題，他放肆地發出了令人畏懼的警告：「比亞米薩爾醫生，請您記住，引渡政策已經犧牲了許多受害者的性命，再添兩條命並不會改變這個進程，也不會改變一直以來進行的鬥爭。」
「只要戰爭繼續下去，你們所有人都會處在危險當中，即使四面都被裝甲牆包圍。」比亞米薩爾堅持說，「相反，如果現在這一切結束了，你們的父母和全家人都不會受到傷害。但前提是埃斯科瓦爾自首，瑪露哈和弗朗西斯科安然無恙地回家。不過你們要知道，如果他們被殺害了，你們也會一起付出代價，你們的家人會付出代價，所有人都會付出代價。」
「您是這樣的人，」堂法比奧總結說，「問題是如何向他證明。」
而她對社交活動的態度卻完全相反。她學習了小企業管理和新聞學的課程。她決心變得自由自在並熱衷於聚會。她接受過去曾會厭惡的邀請，出席各種會議和音樂會，穿上了活潑的衣服，而且熬夜到很晚。就這樣，她擺脫了可憐的寡婦形象。埃爾南多和她最好的朋友們理解她，支持她，幫助她做自己。但是，很快她就受到了社交界的懲罰。她知道很多人當面讚揚她，背後卻說她壞話。她收到了沒有卡片的玫瑰花，沒有署名的盒裝巧克力，匿名的表白信。她幻想這些信是她丈夫寄來的，他也許開闢了一條從孤獨通向她的密道。但是，寄信人很快就通過電話表明了身份：那是個瘋子。有一個女人也打來電話直截了當地向她表白：「我愛上您了。」
「醫生，明天十點。」
幾天後，埃斯科瓦爾給他回信，他的自尊心因為信中的普法課程而受到了傷害。「我知道國家被分為總統、國九-九-藏-書會、警察和軍隊。」他寫道，「但是，我也知道總統是統治者。」餘下的四頁信紙再三抨擊了警方的行為，而且只是增加了資料，並沒有提供證據。他否認「可被引渡者」處決了迪安娜·圖爾巴伊，他們也沒有這麼做的打算，因為如果是那樣，他們不需要把她從囚禁的房子裡帶出來。他還否認他們讓她穿上了黑色的衣服，令直升機上的人把她誤認為農婦。「她不是作為人質死去的。」他寫道。最後，他既沒有過渡，也沒有客套，用了一句非同尋常的話結尾：「您別因為您曾經向媒體發表要引渡我的宣言而擔心。我知道一切都會好的，我不會心懷怨恨，因為您的鬥爭和我的鬥爭有著相同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衛家人。」比亞米薩爾把這句話和埃斯科瓦爾之前說的話聯繫在了一起，他之前說過他感到很羞愧，因為人質是瑪露哈，但和他抗爭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丈夫。比亞米薩爾用另一種說法質問他：「為什麼鬥爭的是我們倆，在你們手裡的卻是我的妻子？」因此，比亞米薩爾提議，把他和瑪露哈交換，讓他親自和他談判。埃斯科瓦爾沒有接受。
這就是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二月中旬打算尋找的無跡可尋的、不可思議的男人，他想讓他把妻子瑪露哈還給他。他開始尋求途徑與關押在戒備森嚴的伊塔古伊監獄中的奧喬阿三兄弟取得聯繫。拉法埃爾·帕爾多根據總統的指示給他亮了綠燈，但是提醒他不能越界：他的行動不是以政府名義進行的談判，而是一次考察任務。他告訴他，不能以政府方面的酬勞作為交換來達成任何協議。但是在投降政策的範疇內，政府對「可被引渡者」自首是感興趣的。從這個新概念出發，他想改變行動的視角，不再像往常那樣專註于解救人質，而是專註于促使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投降。投降之後，釋放人質就順理成章了。
那幾天，比亞米薩爾還拜訪了總檢察長，試圖在新的形勢下找到不同的行動方法。那是一次碩果累累的拜訪。總檢察長說，他將在周末發布迪安娜·圖爾巴伊的死亡報告。在這份報告里，他將責任歸於警方無序、莽撞的行動，並列出了三名精英部隊警官的罪狀。他還透露，他調查了十一名被埃斯科瓦爾點名指控的警察，也列出了他們的罪狀。
憑藉巨額財富和保密工作，埃斯科瓦爾成了幕後的主人，他變成了一個在陰影里掌控一切的傳說。他的公告具有模板一般的審慎風格，內容足夠以假亂真。在他的鼎盛時期，麥德林的貧民窟里建起了供有他畫像的祭台，祭台上擺著蠟燭。人們甚至相信，他會創造神跡。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哥倫比亞人擁有像他一樣控制輿論的天賦和腐化社會的力量。他個性中最讓人不安、最具破壞性的特點，是他完全沒有分辨好壞的惻隱之心。
飯後，伴隨著家庭會議的各種繁文縟節，談話開始了。午飯時的和諧氣氛讓人很難想象這次對話的情況。比亞米薩爾用他緩慢、精確、善於解釋的方式開始了對話，這使其他人很難提問，因為一切似乎都已經被提前回答了。他細緻地講述了他與基多·帕拉的談判情況和突然的決裂，最後說，他堅信只有與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直接聯繫才能救出瑪露哈。
比亞米薩爾來的時候恰好是午飯時間，食物擺在後院深處的一間敞開式棚屋裡，棚屋的牆上貼著電影明星的海報，屋裡還有一組專業的健身設備和一張十二人餐桌。出於安全考慮，食物是在附近的拉·洛瑪農莊準備的。拉·洛瑪農莊是全家人正式的住所，而那天享用的是美味豐盛的克里奧約食物。他們吃飯的時候不談論食物之外的話題，這在安蒂奧基亞是必不可少的禮節。
與販毒貿易團伙正面交鋒的精英部隊被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指控為一切罪惡的化身。一九八九年，比爾希略·巴爾科總統組建了精英部隊。當時，他陷入了軍隊和警察等大型部隊無法明確各自職責的困境，深感絕望，便將組建精英部隊的任務委託給國家警察，讓軍隊儘可能地遠離販毒貿易和准軍事集團的毒害。最初的精英部隊不超過三百人，擁有直升機特種小分隊，並接受英國政府特種空勤團（SAS）的訓練。
他對這次碰面的敘述幾乎與理查德·貝塞拉向檢察院敘述的內容完全吻合。後來，理查德·貝塞拉還擴充了他的聲明，聲稱看見了向他和迪安娜射擊的男人。那個人站立著，雙手伸向左前方，距離他們大約十五米遠。「槍擊聲剛剛響起的時候，」理查德說，「我還沒有趴在地上。」
在監獄里三個小時的漫長會面中，每個人都拼盡全力地克制自己。比亞米薩爾欣賞奧喬阿家族帕伊薩式的現實主義。來訪者分析話題時的直接與坦率也給奧喬阿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庫庫塔生活過——那裡是比亞米薩爾的家鄉，他們在那兒認識許多人，並和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最後，另外兩名奧喬阿家的人加入了對話，瑪爾塔·妮耶維絲用她克里奧約人的風趣使氣氛緩和下來。男人們似乎非常堅定地拒絕參与這場他們自以為已經全身而退的戰爭，但是他們逐漸開始考慮這件事。
一月二十六日，何塞·翁貝爾托·巴斯克斯·穆紐斯的屍體出現在麥德林附近的希拉多塔市，謎團還在發酵。他被三顆九毫米子彈擊中身亡，一顆擊中胸腔，兩顆擊中頭部。情報機構的報告將他描述為有嚴重犯罪記錄的麥德林集團成員。調查人員用數字五來標記他的照片，把它同其他已經確認身份的犯罪分子的照片混在一起，然後將這些照片展示給曾和迪安娜·圖爾巴伊關押在一起的囚徒。埃羅·布斯說：「我不認識其中任何一個人，但是我覺得五號有點像我在被綁架幾天後見到的一名殺手。」阿蘇塞娜·里埃瓦諾也說，五號照片上的人像在迪安娜和她被綁架后待的第一棟房子里值夜班的看守，但是那個看守沒有鬍子。理查德·貝塞拉也認出了五號照片上的人，說他戴著手銬出現在直升機上，但又解釋說：「我覺得臉型很像，但是我不確定。」奧蘭多·阿塞維多也認出了他。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行動開始了。哈伊羅·薩爾塞多·加西亞上尉與七名軍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離開麥德林卡洛斯·奧爾金學校。一個小時后，埃杜阿爾多·馬爾蒂內斯·索拉尼亞與兩名軍官、兩名士官和六十一名警察也離開了那裡。報告指出，相應的文書中沒有埃爾梅爾·埃塞基埃爾·托雷斯·維拉上尉的出行記錄，他是拉·波拉農莊的小組負責人，迪安娜和理查德實際上就在那裡。但是後來在國家檢察院做陳述的時候，上尉本人承認，他于上午十一點同六名軍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一起離開。為了這場行動，他們派出了四架帶航炮的直升機。九*九*藏*書
地主組建的反游擊隊准軍事化隊伍于巔峰時期，在國家中部的馬格達萊納河中游開始了行動。之後，這支部隊分離出了一支專門進行城市作戰的隊伍，並作為自由行動軍團駐紮在麥德林。它直接聽命于波哥大國家警察總局，不受任何中間機構影響。由於其屬性特殊，這支部隊行使職權時並不是非常謹慎。罪犯們一頭霧水，地方政府也很不情願地接納了一股跳脫其管轄的自治武裝力量。「可被引渡者」暴怒，指控他們實施了各種踐踏人權的行為。
他拒絕面見比亞米薩爾是因為害怕他在皮膚底下安置了能追蹤他的電子設備。那實際上是一種帶有電池的微型無線發射器，它的信號能被一種特殊的接收器（無線電測向器）遠距離捕獲，然後通過電腦確定信號的大致位置。埃斯科瓦爾非常相信這種高級的技術，如果有人在皮膚底下植入發射器，他也不會覺得這是天方夜譚。無線電測向器也可以確定廣播、行動電話或有線電話的坐標。因此，埃斯科瓦爾儘可能地避免使用這些設備。如果有必要，他會在行駛的車輛上使用它們。他使用手寫的信函。如果他與某人見面，他不會約在他所在的地點，而會去對方的所在地。結束會面之後，他會朝著難以預測的方向離開。或者，他會走向科技的另一個極端：坐上一輛帶著偽造車牌和偽造標記的小型公共汽車，汽車會沿著常規路線行駛，但不會在車站停靠，因為車上坐滿了車主的保鏢。對了，埃斯科瓦爾的一項娛樂就是偶爾充當一下公共汽車的司機。
當時，比亞米薩爾已經去了二十多次奧喬阿家族所在的監獄。他享受著拉·洛瑪農莊的女人們給他們送去的當地美食，她們小心翼翼地提防著各種襲擊。這是一個相互了解、互相信任的過程，他們最重要的幫助是解讀埃斯科瓦爾每句話和每個動作中的深層意圖。比亞米薩爾幾乎總是搭乘最後一班飛機回波哥大。他的兒子安德烈斯經常得帶著礦泉水在機場等他，讓比亞米薩爾獨自緩慢地喝水，從緊張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諾，沒有出席任何社交活動，也沒有和朋友見面：一次也沒有。壓力大的時候，他會走到露台上，朝著瑪露哈所在的方向長久凝望。一連幾個小時，他向她傳送著精神信息，直到困意來襲。早晨六點，他又一次站起來，準備好重新開始。當他們收到回信，或是其他與之密切相關的事物的時候，瑪爾塔·妮耶維絲或是瑪麗亞·莉婭會給他打電話，只要一句話就夠了：
瑪露哈的女兒和她們邀請的嘉賓在電視屏幕上出現時的輕鬆自如讓帕丘·桑托斯的妻子瑪麗亞·維多利亞非常不安，因為她面對鏡頭時總是無法克服害羞心理。意外出現的麥克風、聚光燈不知廉恥的光束、攝像機嚴厲的眼神和總是等著同樣答案的同樣問題讓她因為驚慌而噁心，勉強才能抑制這種情緒。在她生日那天，他們製作了一條電視簡訊。在這條簡訊里，埃爾南多·桑托斯專業而流利地說了一段話，然後挽著她的手臂說：「獻給您。」她幾乎總是能逃開，但有時候她不得不面對。她不僅認為這種嘗試讓人想死，還認為在屏幕里看見自己的模樣、聽見自己的聲音是荒謬和愚蠢的。
因此，他無視那些惡語相向，準備繼續前行，奧喬阿一家支持著他。他又去了兩三次監獄，他們一起制定了行動策略。豪爾赫·路易斯又給埃斯科瓦爾寫了一封信，在信里告訴他，他投降后的保障都已經確定，他的生命會得到尊重，他也不會因為任何原因被引渡。但是埃斯科瓦爾沒有回信。因此，他們決定讓比亞米薩爾本人給埃斯科瓦爾寫信，向他說明自己的處境和提議。
在監獄里與比亞米薩爾共進午餐后，豪爾赫·路易斯·奧喬阿就給埃斯科瓦爾寄了一封信，試圖遊說他投降。他把比亞米薩爾描述成一個嚴肅的桑坦德人，比亞米薩爾說的話可以相信，他言出必行。埃斯科瓦爾立即回復說：「告訴那個婊子養的，別跟我說話。」比亞米薩爾通過瑪爾塔·妮耶維絲和瑪麗亞·莉婭打來的電話得知了這個消息。她們讓他回麥德林繼續想辦法。這一次，他沒有帶衛兵就去了。他從機場打車到洲際酒店。大概十五分鐘后，一名奧喬阿家的司機來酒店接他。司機是一個大概二十歲的帕伊薩人，很和善，喜歡開玩笑，他從後視鏡里觀察了他好一會兒，終於問他：
豪爾赫·路易斯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掌握著話語權。他講述了他的家族在戰亂中的困境，他們投降的理由與困難，還有對於制憲議會不取消引渡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擔憂。
在那自由而富有創造力的幾個月里，瑪麗亞維偶然遇見了一個能預測未來的朋友，她曾經預見了迪安娜·圖爾巴伊的悲慘命運。只要想到她可能會做出不祥的預測，瑪麗亞維就覺得害怕，但是這位朋友讓她冷靜了下來。二月初，她們又一次遇見時，這位朋友湊到她耳邊說：「帕丘還活著。」事先沒有人向這位預言師提問，她說出預言后也不期待任何答覆。她說這話的時候是如此肯定，瑪麗亞維非常相信她的話，彷彿她親眼見到了帕丘。
這次拜訪上午十點在監獄開始，下午六點在拉·洛瑪結束，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比亞米薩爾和奧喬阿一家之間的堅冰，雙方有著共同的目的，且已經與政府達成共識——讓埃斯科瓦爾自首。確定了這一點，比亞米薩爾便有勇氣把他的感受傳達給總統。但是，他一回到波哥大就聽說了一則壞消息：總統本人也在經受著綁架案帶來的痛苦。
從問好開始，比亞米薩爾就意識到堂法比奧已經完全了解監獄中的對話結果了。這樣就省去了開場白。比亞米薩爾只是重複強調說，如果戰爭加劇，就更加可能傷害他人數眾多、繁榮昌盛的家族，儘管他們沒有因為兇殺也沒有因為恐怖主義而被指控。因此，雖然他的三個兒子已經脫險，但未來是無法預測的。沒有人比他們更希望獲得和平。但只要埃斯科瓦爾不像他的兒子們一樣投降，和平就不可能實現。
二月，制憲議會支持不引渡和赦免毒販的可能性變得更大了。埃斯科瓦爾明白這一點。與針對政府的力量相比，他在這個方向上集中了更多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加維里亞應該比他想象的更加強硬。與投降法令相關的一切內容都在刑事訴訟法庭進行了重新討論，司法部長為了處理各種司法緊急案件一直保持著警惕。比亞米薩爾不只以自己的名義行動，也以自己的名義承擔著風險。但是與拉法埃爾·帕爾多的密切合作讓他和政府維持著直接聯繫，這種聯繫並不會讓他處於危險之中。相反，這讓他不需協商就能取得進展。當時，埃斯科瓦爾應該已經明白，加維里亞永遠不會指派官員與他協商——這是他的幸福美夢，無論是作為一個懊悔的生意人，還是作為武裝集團的暗中操控者，他都會抓住制憲議會可能會赦免他的希望。這並不是一個九*九*藏*書瘋狂的估測。在制憲議會設立之前，各個政黨已經一致確立了封閉式議題的議程，政府援引法律依據不將引渡問題納入議程，因為政府需要把它作為投降政策的施壓工具。但是，最高法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決定：制憲議會可以沒有限制地處理任何議題，於是引渡議題又死灰復燃了。赦免沒有被提及，但也是有可能的：一切都不受限制。
比亞米薩爾通過後視鏡對他笑了笑。
當總統試圖阻止最高法院打擊引渡時，這個通信系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總統據理力爭，他說這是法律問題，不是憲法問題。政府部長翁貝爾托·德·拉·卡耶一開始就說服了大多數人，但是與民眾利益攸關的事務最終勝過了與政府利益攸關的事務。人們認為引渡是導致社會混亂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導致野蠻的恐怖主義的因素之一。因此，眾多曲折之後，引渡最終被納入了權利委員會的提綱。
只有他們倆在說話。家族的其他成員在悲傷的死寂里傾聽著，女人們專註地圍在來客身邊，沒有參与對話。
沒有電話的時候，他會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哥倫比亞呼喚他們回來》上。那是一檔電視宣傳節目，內容以貝阿特利絲提供的關於監獄條件的資料為基礎。這是國家媒體聯合會（Asomedios）會長諾拉·薩寧的主意，由瑪麗亞·德爾·羅薩里奧·奧爾蒂斯（瑪露哈的好朋友、埃爾南多·桑托斯的外甥女）、她的撰稿人丈夫，以及格蘿莉婭·德·加蘭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莫妮卡、阿萊桑德娜、胡安娜和她們的兄弟姐妹）一起著手推行。
「你們往這邊走，在這兒吃點東西。」他們對衛兵說，「比亞米薩爾醫生得跟堂法比奧談一談。」
堂法比奧平靜而專註地聽著他說話，當聽到他認為正確的內容時，他會輕輕點頭表示贊同。接著，他用類似於墓志銘的簡略有力的話語，在五分鐘內說明了他的想法。現在做的任何一件事，他說，到頭來都缺少最重要的一環：當面同埃斯科瓦爾交談。「因此，最好從這一步開始。」他說。他認為比亞米薩爾是合適的人選，因為埃斯科瓦爾只相信一諾千金的人。
「讓我們來中止這種野蠻的狀態，」他說，「讓我們好好談談，不要再犯錯了。首先，你們得知道，我們不可能會採用武裝營救的方式。我更願意進行對話，了解事情的狀況以及你們想要的是什麼。」
離最後期限還有幾天，加維里亞總統通過比亞米薩爾得知了這個消息。「現在，我們不是在為瑪露哈而戰，而是為了拯救卡塔赫納而戰。」比亞米薩爾對他說，以此作為催促政府有所行動的託詞。總統回答說，他很感激他的情報，政府會採取行動阻止災難發生，但是絕對不會向訛詐行為讓步。因此，比亞米薩爾再次前往麥德林。在奧喬阿一家的幫助下，他勸阻了埃斯科瓦爾。這並不容易。在到達期限的前幾天，埃斯科瓦爾在一張倉促寫成的字條上保證，記者們暫時安全了，他還延遲了在各大城市引爆炸彈的時間。但是，同樣不容商議的一點是：如果四月之後麥德林警方還繼續行動，古老高貴的卡塔赫納·德·印第亞斯城就會片瓦不存。
樹林盡頭是一個小廣場，後面是一棟整齊的大房子。從露台上可以俯視延綿至天邊的草原，老族長在上面等候客人的到來。家族的其他成員，包括女人們，都和他在一起，幾乎所有的女眷都在為戰爭中死去的親人服喪。雖然已經到了午睡的時間，但他們還是準備了各種食物和飲品。
這是間接的警告，因為法令頒布之後，埃斯科瓦爾沒有再提及引渡，也沒有將引渡作為戰爭的理由。這部法令沒有給投降者留下餘地，而是側重於處罰為埃斯科瓦爾作戰的特殊武裝力量犯下的違反人權的罪行。這是他的精妙策略：憑藉部分勝利獲得優勢，並用其他不計其數且越來越多的理由繼續戰爭，這樣就不需要投降。
在比亞·德爾·羅薩里奧和阿爾托·德·拉·克魯茲莊園進行的搜捕行動順利完成了。大約下午一點，他們在拉·波拉農莊開展了行動。伊萬·迪亞斯·阿爾瓦雷斯少尉說，他從直升機上下來之後，從高地向下走，此時他聽見了山坡上的爆炸聲。他向那個方向跑去，看見了大約十個人帶著步槍和衝鋒槍落荒而逃。「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分鐘，想看看進攻是在哪裡發起的。」少尉說，「當時，我們聽見有人在地勢很低的地方求救。」於是他著急地向下跑，然後碰到了一個男人，男人向他喊：「請您幫助我。」少尉也向他喊道：「站住！您是誰？」那人回答說他是理查德，是個記者，需要幫助，因為迪安娜·圖爾巴伊也在那兒，她受傷了。少尉說，當時不知道為什麼，他脫口而出：「巴勃羅在哪裡？」理查德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請您幫幫我。」於是，這名軍人向他警惕地走去。之後，小組的其他人也到了那裡。少尉總結道：「對我們來說，在那裡找到記者們是意外所得，因為這不是我們的目標。」
事情是這樣的：福爾圖納托·加維里亞·博特羅是總統的堂弟，也是他從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他在佩雷拉的農莊里被四名持槍蒙面人劫持了。總統沒有取消在聖安德烈斯島舉行的地區行政長官會議。周五下午離開波哥大的時候，他還沒有確定綁架他堂弟的人是不是「可被引渡者」。周六上午，他起床去潛水，浮出水面時，他被告知，福爾圖納托已經被劫持者殺害了，劫持者不是販毒分子。他被偷偷地埋在曠野里，連棺材都沒有。屍檢時發現他的肺里有泥土，說明他是被綁匪活埋的。
比亞米薩爾從拜訪妮迪婭·金特羅女士入手，以了解她調解經歷中的細節。他發現她是個慷慨又果斷的人，而且心平氣和地服著喪。她向他轉述了自己與奧喬阿姐妹、老族長以及獄中的法比奧的對話。她讓人覺得她已經接受了女兒的慘死，她既不是因為痛苦也不是因為仇恨，而是為了爭取和平才記住這場死亡。憑藉這種精神，她交給比亞米薩爾一封寫給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信，在信中表達了她的期望，希望迪安娜的死能讓其他的哥倫比亞人不再經歷她經歷過的痛苦。在信的開頭，她承認政府不能阻止警方為了找出犯罪分子而搜查民宅，但的確能阻止警方用武力營救人質。因為受害者的家屬明白，政府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搜查民宅的行動中發現了被綁架者，有可能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就像她女兒身上發生的那樣。「因此，我來到您面前，」信上說，「帶著充滿痛苦、諒解和善意的心，懇請您放了瑪露哈和弗朗西斯科。」最後，她用一個令人驚訝的請求結尾：「請您告訴我您不想讓迪安娜死去的理由。」幾個月後，埃斯科瓦爾在監獄里公開表示了他的驚訝之情，因為妮迪婭的來信既沒有指責也沒有仇恨。「我非常痛苦，」埃斯科瓦爾寫道，「我沒有勇氣給她回信。」
現場一名戴手銬的平民的出
hｔｔpｓ://reａd.99cｓw•ｃoｍ現是該行動最讓人好奇的疑點。他也在把受傷的迪安娜送到麥德林的直升機上。兩名警方特工都認為他是一個農民，年齡在三十五到四十歲之間，他臉色黝黑，頭髮很短，身材有些粗壯，身高差不多一米七，那天戴著一頂布帽。他們說，他是在行動中被逮捕的。當雙方開始交火的時候，他們試圖讓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不得不逮捕他，在上直升機之前一直帶著他。其中一名警員補充說，自己把他交到了少尉手裡，少尉當著他們的面質問他。後來，少尉在找到他的地點附近把他放走了。「那位先生與這事無關，」他們說，「因為槍擊聲是從下面傳來的，而當時這位先生和我們一起在上面。」這些說法都否認了這位平民曾經上過直升機，但是機組成員的證詞完全相反。另一些聲明則更加具體：路易斯·卡洛斯·里奧斯·拉米萊斯中士是直升機上的技術炮兵，他確定那個男人就在直升機上，並在當天被送回了行動地區。
總檢察長履行了自己的承諾。四月三日，共和國總統收到了國家檢察院關於迪安娜·圖爾巴伊死亡原因的評估報告。報告說，該行動從一月二十三日開始醞釀，當時麥德林警方的情報機構接到了幾通匿名來電，內容都涉及在科帕卡瓦那市的高地出現的武裝人員。根據來電內容，他們的行動集中在薩瓦內塔區，尤其是在比亞·德爾·羅薩里奧、拉·波拉和阿爾托·德·拉·克魯茲的農莊。其中有一通來電透露，被綁架的記者們就在那裡，連「大頭目」，即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也可能在那裡。第二天的行動分析文件總結了這次行動的基本信息，其中提到了埃斯科瓦爾的信息，但沒有提到被綁架的記者也可能在那裡。國家警察局局長米蓋爾·戈麥斯·帕蒂亞聲稱，他於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收到消息，計劃在第二天進行核實、搜尋和清查行動，「而且有可能抓捕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和眾多毒販」。但是，當時似乎也沒有提到發現兩名人質——迪安娜·圖爾巴伊和理查德·貝塞拉的可能性。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戰爭。」他說，「您無法想象我們的遭遇、我的家人和朋友們的遭遇，以及在我們身上發生過的一切。」
這句玩笑話讓比亞米薩爾在接下來的行程中一直保留著安全感和信任感。他永遠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跟蹤，甚至到了談判後期也是如此，但是他一直覺得自己處於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影響之下。
「放心，醫生。」年輕人接著說。他還略帶諷刺地補充：「跟我們在一起您不會有事的。您怎麼會這麼想！」
總統的第一反應是取消地區會議，馬上返回波哥大，但是醫生們制止了他。他在六十英尺深的水下待了一個小時，他們不建議他在二十四個小時內坐飛機。加維里亞聽從了建議，全國人民都看見他在電視上一臉陰沉地主持會議。但是，下午四點，他無視醫囑，回到了波哥大主持葬禮。他後來回想起那天，認為那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日子之一，他心酸地說：
比亞米薩爾帶著妮迪婭的信和政府口頭授予的權力前往伊塔古伊監獄拜訪奧喬阿三兄弟。兩名安全管理部的衛兵與他同行，麥德林的警察還增派了六名人員。他發現奧喬阿兄弟剛被安置進一間戒備森嚴的監獄，裏面有三重一模一樣的防護門，每一道門打開都很費功夫。牆皮脫落的磚牆讓人覺得這是一座沒有修好的教堂。空空蕩蕩的走廊、狹窄的樓梯、黃色管道製成的欄杆和顯眼的警報器延伸到三樓，那裡又延伸出了一座小樓，奧喬阿三兄弟在小樓里製作精美的皮具和馬鞍等各種馬具以消磨服刑的時光。全家人都在那兒：子女、姑舅親眷和姐妹們。最活躍的瑪爾塔·妮耶維絲和豪爾赫·路易斯的妻子瑪麗亞·莉婭都表現出了帕伊薩人熱情好客的典型品質。
信上說，比亞米薩爾所進行的戰爭與他為了保護家人而進行的戰爭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他表示理解。但是他堅持認為，精英部隊殺死了麥德林貧民窟的四百多名青少年，卻沒有人懲罰他們，這些行動證實了綁架記者並給政府施壓使其制裁警方相關責任人的合理性，而且他對沒有一名政府官員試圖就綁架案跟他建立直接的聯繫表示驚訝。他總結說，無論如何，來電、懇求他釋放人質都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危在旦夕的是「可被引渡者」的家人及其合伙人的生命。最後，他說：「如果政府不介入，也不聽從我們的提議，毫無疑問，我們將處死瑪露哈和弗朗西斯科。」
「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豪爾赫·路易斯說，「妮迪婭女士也曾經來過這裏。我們理解您的處境，但是我們不想惹禍上身，我們跟她說了同樣的話。」
問題是，如何在一個暴力肆虐的城市裡找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一九九一年一月和二月，這裏發生了一千二百起謀殺案——每天二十起，每隔四天還會發生一場屠殺。幾乎所有的武裝組織都一致決定發動哥倫比亞歷史上最殘忍的游擊恐怖襲擊，而麥德林正是城市行動的中心。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里，有四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殺害。安全管理部曾說，貧民窟里有兩千來人為埃斯科瓦爾效力，其中很多是青少年，靠獵殺警察為生。他們每殺一名警官能獲得五百萬比索，每殺一名警員能獲得一百五十萬比索，每打傷一人能獲得八十萬比索。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一輛裝著一百五十公斤炸藥的汽車在麥德林鬥牛廣場對面爆炸，炸死了三名士官和八名警察，與戰爭毫無關聯的九名市民死亡，一百四十三名民眾受傷。
司法部門並不能做多少事。法官們微薄的工資僅夠他們糊口，而不夠他們負擔孩子的教育費用。他們深陷於沒有出路的兩難抉擇當中：要麼被殺，要麼被毒販收買。令人敬佩和痛心的是，許多法官在這種情況下情願選擇死亡。
在死去的瑪麗娜同迪安娜、帕丘、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中，如果當時他決定要殺死一個人，那個人大概本會是貝阿特利絲。但貝阿特利絲獲得了自由，迪安娜死了，他還剩兩個人：帕丘和瑪露哈。也許由於帕丘的交換價值，他原本更願意保留他。但是現在瑪露哈獲得了意料之外、無法估量的價值，她能讓比亞米薩爾與他保持溝通，促使政府頒布一部表述更加清楚的法令。同樣，對於埃斯科瓦爾來說，從那時起，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比亞米薩爾的調解，而唯一的保證方法是滯留瑪露哈。他們的命運連在了一起。
就這樣，可以說瑪露哈第二次被綁架了，而比亞米薩爾的另一場戰爭開始了。也許，埃斯科瓦爾原本打算把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一起釋放，但是迪安娜·圖爾巴伊的悲劇可能打亂了他的計劃。迪安娜的死對他來說應該糟糕至極，除了得替他並未下令執行的殺人行為背負罪責之外，他還失去了一顆價值難以估量的棋子，他所面臨的情況因此更加複雜了。此外，當時警方的行動對他步步緊逼，使他跌入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