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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他說,「明天巴拉巴斯組的人會過來。」
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生,其中一個上過至少一個學期的大學。與之前的看守不同,他們說他們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但無論如何,他們被烙上了麥德林貧民窟文化的印記。年紀最大的看守二十四歲,他們叫他「螞蟻」。「螞蟻」個子很高,衣著考究,沉默寡言。父母在車禍中死去之後,他就中斷了自己的大學學業。他沒有找到其他出路,於是成了一名殺手。還有一個看守,他們叫他「鯊魚」。他開心地說,他用一把玩具手槍威脅老師,通過了一半的中學課程。被叫作「陀螺」的看守是這組人中最開朗的,也是所有到過那裡的看守中最開朗的一位,而且確實長得像陀螺。他很胖,有雙很短很脆弱的腿。他瘋狂地熱愛跳舞。有一回,他吃完早飯後就在錄音機里放了一盤薩爾薩音樂磁帶,然後不停地跟著音樂瘋狂地跳舞,一直跳到值班結束。最正經的一名看守來自教師家庭,他熱愛閱讀文學書籍和報紙,對國家的現狀非常了解。他只用一個理由解釋自己這樣生活的原因:「因為這很酷。」
他可以從走廊盡頭、房間右邊的一扇窗戶跳下,窗戶外面是一個封閉的小院子。接著他可以爬上覆蓋著藤蔓的圍牆,圍牆旁邊有一棵枝繁葉茂的樹。他不知道圍牆後面有什麼,但既然這是一座街角的房子,那裡應該是一條街道。而且,他幾乎可以確定,那條街上有糧食店、藥店和汽車維修店。然而,這可能是一個不利因素,因為那些可能是綁架者的偽裝。事實上,帕丘曾經聽到從那邊傳來討論足球的聲音,說話的兩個人毫無疑問是他的看守。無論如何,翻過圍牆逃走很容易,但是之後的一切就無法預料了。因此,另一個最好的選擇是廁所,那是他唯一可以不帶鎖鏈去的地方,這是個不可或缺的優勢。
在正午新聞中,她終於看見了貝阿特利絲,她在一間擺滿了鮮花的公寓里和家人在一起。儘管有了一些變化,但她立刻認出了那間公寓:那是她的公寓。然而,對新裝飾的厭惡破壞了見到貝阿特利絲的喜悅之情。她覺得新書架很不錯,而且就在她想要的地方。但是,牆壁的顏色和地毯讓人無法忍受,而且唐代馬俑被放在了最礙事的地方。她無視自己的處境,開始責罵丈夫和孩子們,彷彿屏幕里的他們能聽見她的聲音。「太粗俗了!」她喊道,「這跟我說的完全是兩碼事!」獲得自由的願望一瞬間變成了曆數他們糟糕做法的渴望。
瑪露哈覺得自己已經到達極限了,她尤其無法忍受神志不清的巴拉巴斯。他熱衷於用機關槍槍管頂著她的太陽穴把她弄醒。她開始掉頭髮。清晨,充滿了鬆散紗線的枕頭從她睜眼開始就壓迫著她。
他們分頭工作,孩子們在學校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下午六點,瑪露哈下班回家照顧他們。她從自身嚴格、傳統的教育中吸取教訓,她不想成為出席家長會的母親,也不輔導他們寫作業。女兒們抱怨說:「我們想要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媽媽。」但是,瑪露哈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他們前進,讓他們具備了做一切想做之事的獨立精神和各種素養。奇怪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想變成她想讓他們成為的樣子。現在,莫妮卡是從羅馬美術學院畢業的畫家和平面設計師。阿萊桑德娜成了一名記者,還是電視節目製作人和導演。胡安娜是電視電影編劇和導演。尼可拉斯是一名電影電視作曲家。帕特里西奧是一名心理學家。安德烈斯是一名經濟學學生。由於父親的壞榜樣,他喜愛政治。二十一歲時,他被民眾選為波哥大北部查皮內羅市的市政府成員。
溝通馬上開始,而且出乎意料地順暢。她一開始就毫無恨意地問他,埃斯科瓦爾想要什麼,談判進行得怎麼樣了,他很快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毫無保留地向她解釋,如果沒有給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他的家人和手下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一切將會非常困難。瑪露哈向他問起基多·帕拉,他的行動曾經讓她充滿了希望,她很好奇他怎麼突然消失了。
「明天我們就走了。」他說。
他確定,逃跑必須在白天進行,因為他躺下之後從來不上廁所(即使他醒著看電視或是在床上寫信),不同尋常的舉動可能會暴露他。而且,店鋪很早就會關門,鄰居們在七點的新聞節目結束后就休息了,到了十點周圍就不會有人出沒。就連在波哥大震耳欲聾的周五夜晚,這裏都只能聽到啤酒廠緩慢的呼吸聲或是湧入波雅卡大街的救護車短暫的鳴笛聲。此外,晚上很難及時在荒涼的大街上找到藏身之處,人們會用插銷和門閂鎖上商店和住宅的大門,預防夜間的風險。
巴拉巴斯或許因為無法殺死她而感到絕望,他朝牆上打了一拳,傷到了手腕上的骨頭。他發出野人般的叫聲,開始憤怒地哭泣。瑪露哈沒讓自己因為同情而心軟。「管家」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試圖讓她平靜下來,並徒勞地努力改善晚飯的伙食。
「兇手!」她對「管家」說,「你們都是兇手!」
日常生活又變得和原來一樣。如果她沒有馬上執行命令的話,他們會隨時端起武器準備射擊。巴拉巴斯跟瑪露哈說話時,總是用機關槍指著她的腦袋。她和往常一樣威脅他說,她會向他的首領舉報他。
在那一周的時間里,他被失敗的沮喪打垮了,他決定用一種徹底的、無法挽回的方式潛逃。「取出剃鬚刀的刀片,切斷靜脈,天亮時我就死了。」他告訴自己。第二天,阿豐索·亞諾斯·埃斯科瓦爾神甫在他《時代報》的每周專欄上發表了一篇寫給帕丘·桑托斯的文章,以上帝的名義命令他不要有自殺的想法。那篇文章在埃爾南多·桑托斯的辦公桌上停留了三周,他一直猶豫要不要發表它——但他不知道為什麼猶豫。一天前,他在最後時刻決定發表這篇文章,他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每次講述這件事情的時候,帕丘都會重新經歷一遍那天的驚愕。
「真的,給他寫信吧,」他對瑪露哈說,「會很有用的。」
帕丘堅定地回答他:
她肯定,貝阿特利絲已經把通過廣播和電視與她溝通的方法告訴了她的家人,這使她保持著警惕。比亞米薩爾確實帶著他振奮人心的嗓音出現了幾次,她的孩子們也用想象力和幽默感安慰她。在最近兩周,沒有任何徵兆,聯繫突然中斷了。於是,一種被遺忘的感覺充斥著她。她被打倒了,她不再散步,面朝牆壁躺著,遠離一切。吃飯、喝水只是為了勉強維持生命。她又一次感受到了十二月時折磨她的疼痛、痙攣和大腿上的刺痛,有必要再去請醫生了。但是這一次,她甚至沒有發出呻|吟。
「很高興認識您,女士,」他說,「我們來給房間鋪地毯。」
就像瑪露哈一開始猜測的那樣,他們對人性化的對待方式不是無動於衷的。這不僅給了她活下去的動力,還讓她機警地從中獲利,看守們或許沒有預見到這一點。
在循環往複的日常里,瑪露哈繼續認真關注著這些事件。在她和看守們玩多米諾骨牌的時候,「陀螺」突然結束了遊戲,最後一次收起了骨牌。
與她本人預料的完全相反,瑪露哈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表現得彷彿她一直知道這件事。對她來說,如果瑪麗娜還活著,那才令人吃驚。然而,當真相抵達心底的時候,她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愛她。如果能夠改變這個事實,她可以付出一切。
瑪麗娜和迪安娜死去之後,帕丘失去了所有的希望。這時,逃跑的可能性來到了他面前。毫無疑問,他在城市的西邊,他所在的街區是最靠近波雅卡大街的幾個街區之一。他很熟悉這一片,因為在高峰期的時候,他從報社回家時總會走這條路來避開擁堵,他被綁架的那天晚九九藏書上,他的車就是往這個方向行駛的。這裏的大部分建築應該都是成片的居民區,房子也是千篇一律的:車庫的大門,小型花園,能看街景的二樓房間,而且所有的窗戶都裝有漆成白色的防護鐵欄。他甚至在一周內確定了比薩店的距離,還確定了附近的工廠是巴伐利亞啤酒廠。那隻發瘋的公雞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細節。起初,它隨時會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它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于不同地點叫:有時它離得很遠,會在下午三點叫;有時它就在他的窗邊,會在凌晨兩點叫。如果他們告訴他,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在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也能聽見它的叫聲,那麼這個細節會更加令人不解。
「我不會因為您擦槍走火就死的,」她對他說,「您別動,否則我就舉報。」
瑪露哈想,在這樣的混亂中,他們怎麼還能繼續相信低聲的對話、房間里的囚禁、由於安全因素而限制廣播和電視的使用是有意義的。這樣的癲狂讓她覺得無聊,她開始反抗無用的監獄規定,她用自然的聲音說話,隨心所欲地上廁所。然而,她越來越害怕暴力,尤其是當「管家」讓她和兩名值班看守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一天上午,劇情到達了高潮。當她在花灑下抹肥皂的時候,一名蒙面看守闖進了廁所。瑪露哈及時用毛巾蓋住了自己的身體,她恐懼地大聲尖叫,尖叫聲可能傳遍了整座房子。由於害怕鄰里的反應,他愣住了。他非常緊張,但是沒有人出現,連一聲嘆息也沒有。看守踮起腳向後退,彷彿他剛剛是走錯了門。
幸運的是,這種誤解讓瑪露哈意識到,她也許不是因為這封信而感到如此憤怒,而是因為更早之前對丈夫無意識的怨恨:如果阿爾貝托能夠掌控事件發展的進程,為什麼他會讓他們先放了貝阿特利絲?在十九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從來沒有時間、理由和勇氣來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她給自己的答案讓她意識到了真相:她能忍受這場綁架至今,是因為她完全肯定她的丈夫會傾注他生命的每一秒鐘來解救她;即使沒有希望,他也一刻都不會停歇,因為他確信她都明白。那是就連他和她都沒有意識到的——愛的盟約。
一方面是出於難以抑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為了贏得他的信任,瑪露哈還問他是誰寫了那封由「可被引渡者」指定寄給美國大使的信,信上談論了引渡和毒品貿易的問題。這封信論據有力,書寫規範,引起了她的注意。「博士」並不是很肯定,但他確定埃斯科瓦爾都是親自寫信,他會反覆斟酌,不斷打草稿,直到他能準確無誤、沒有前後矛盾地說明他想表達的內容。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談話結尾,「博士」又談到了投降話題。瑪露哈發現他對這個最初的話題更感興趣,而且他不僅在意埃斯科瓦爾的命運,還在意自己的命運。她對法令引發的論戰和法令的演變有著成熟的見解,了解投降政策的細枝末節以及制憲議會關於引渡與赦免的傾向。
當天下午,他們派來了高中畢業生小組,二月的安寧就這樣神奇地回來了:靜止的時間,各種雜誌,槍炮與玫瑰的音樂還有梅爾·吉布森的電影。電影里的雇傭槍手有著放蕩不羈的內心。少年看守們和她的兒子們一樣喜愛這些音樂和電影,這讓瑪露哈非常感動。
不信神的瑪露哈完全不關注《上帝一分鐘》,這個奇怪的節目時長六十秒,八十二歲的歐德主義神甫拉法埃爾·加西亞·埃萊羅斯在節目中並不進行宗教反思,而是進行社會反思,他的反思常常是非常晦澀的。相反,帕丘·桑托斯是一個狂熱的實踐型天主教徒,他對與專業政治家不太相關的信息更加感興趣。一九五五年一月,這檔節目在國家電視台第七頻道開播。從此,神甫成為國內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自一九五○年起就是卡塔赫納一家電台的知名主播;一九五二年一月,成了卡利一家電台的主播;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為麥德林一家電台的主播;同年十二月,他當上了波哥大一家電台的主播。他幾乎在電視傳媒體系啟動的同時就開始在電視台工作。他憑藉直截了當、偶爾粗暴的風格而出類拔萃。他說話時,用一雙雄鷹般的眼睛專註地看著觀眾。從一九六一年開始,他每年都會組織「百萬晚宴」,許多著名人士(或是想成為著名人士的人)都會參加這個活動,他們花一百萬比索買選美冠軍端上的一碗法式清湯和一塊麵包。活動目的是給同名社會福利機構籌集資金。引發騷動的一次邀請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他們給碧姬·芭鐸寄了一封私人邀請函。這名女演員立即接受了邀請,這掀起了哥倫比亞「上流社會」的軒然大|波,並威脅到了晚宴的舉辦。神甫堅持他的決定。後來在巴黎布洛涅工作室及時發生了一場火災,再加上飛機上沒有座位的神奇理由,那次全國性的荒唐事件最終沒有發生。
在這場對感覺與情感的折磨中,白天變得難以忍受,黑夜變得無比漫長。她睡在瑪麗娜的床上,蓋著她的毯子,聞著她的氣息,受到了極大的觸動。漸漸入睡的時候,她在黑暗裡聽見了瑪麗娜像蜜蜂嗡鳴一樣的低語,彷彿瑪麗娜就睡在同一張床上,在她的身邊。一天晚上,真正的奇迹出現了,那不是幻覺。瑪麗娜用鮮活、溫熱、柔軟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臂,用自然的嗓音在她耳邊輕聲說道:「瑪露哈。」
「我向您發誓,她沒有察覺。」他回答。
院子里的散步也開始有了效果。那隻德國牧羊犬很高興再次見到瑪露哈,它試圖鑽過門下的縫隙,和她一起玩耍,但是她用愛撫讓它冷靜下來,因為她擔心看守們起疑心。瑪麗娜曾經告訴她,大門外是一個安寧的牧場,那裡有很多羊羔和母雞。瑪露哈在清亮的月光下迅速向外看了一眼,證實了這一點。然而,她還發現有一個拿著獵槍的男人在圍欄外巡邏。在牧羊犬的通力合作下逃跑的幻想破滅了。
收到信大概十天之後,被叫作「博士」的大首領(他被視為綁架案的總經理)毫無預兆地拜訪了瑪露哈。她在被綁架當晚被帶去的第一座房子里見過他。後來,在瑪麗娜被殺害之前,他大約來過這裏三次。他曾經和瑪麗娜進行過長時間的低聲交談,這隻能解釋為他們之間長久的信任。他和瑪露哈的關係一直很糟糕。對於她的任何提問,不管多麼簡單,他總是粗魯而高傲地回答:「您在這裏沒有發言權。」還有三名人質的時候,她想向他抗議房間的糟糕條件,她將她的頑固性咳嗽和遷移性疼痛歸咎於這種條件。
「另外幾個普里斯科家族成員被殺害的時候發生了一樣的事情,」他說,「一隻黑蝴蝶在廁所的門上停了三天。」
帕丘·桑托斯的看守們是《上帝一分鐘》節目的忠實觀眾,但是他們更關注其中的宗教內容,而不是社會內容。就像大多數安蒂奧基亞貧民家庭的成員一樣,他們盲目地相信那位神甫是一名聖徒。他說話的語氣總是憤怒的,而內容有時是難以理解的。四月十八日的節目(雖然沒有提及姓名,但毫無疑問是獻給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是難以破譯的。
她大叫著回答說是。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引發這樣的驚愕。她意識到,她無益的過激行為可能會讓她付出慘痛的代價。她編造出了一套關於世界和生命的宇宙論,讓他們和平討論。因此,把他們換成其他陌生的看守是不合時宜的。但是,「博士」解釋說:
「至少告訴我是怎麼進行的。」她說,「瑪麗娜察覺到read.99csw.com了嗎?」
瑪麗娜反戴著風帽,朝假想的農場摸索著走去。這幅畫面將在許多失眠的夜晚糾纏瑪露哈。與死亡本身相比,她更害怕最後時刻的清醒。唯一能帶給她安慰的是她像珍珠一樣珍藏的那盒安眠藥。在他們把她拖去屠宰場之前,她可以吞下一把。
這一次,這個方法沒有奏效。然而,很顯然,這種混亂既不是恐嚇性的也不是事先計劃好的,而是由於士氣徹底低落而產生的系統性混亂。連「管家」和妲瑪莉絲之間同往常一般的頻繁爭吵都變得非常可怕。「管家」會不定時從街上回來,幾乎總是因為醉酒而非常粗魯,不得不面對他妻子粗俗的指責,有時乾脆就不回來。兩人大喊大叫,女兒被驚醒后哭了起來,整座房子不得安寧。看守們誇張地模仿他們、嘲笑他們,吵鬧聲變得更大了。一片混亂中,完全沒有外人出現,哪怕是出於好奇,這令人費解。
「現在那隻蝴蝶是黑色的還是淺咖啡色的?」瑪露哈問他。
「您是無神論者!」
「怎麼回事?」瑪露哈挑釁他,「她就該死嗎?」
他解釋說,這是為了給兩個人復讎。「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他說。他又重複了一遍以前說過的話:「這是政治。」瑪露哈帶著少見的痴迷聽他說話,是那種給明知自己將要死去的人傳達死亡消息的痴迷。
他好一陣才從驚訝中平復過來。
被問到喜歡瑪露哈什麼方面的時候,比亞米薩爾眨了眨眼。也許是因為除了顯而易見的優雅之外,瑪露哈似乎並沒有能讓人愛上她的更好資質。那時她三十歲。十九歲時,她通過天主教會結婚,婚後和丈夫有了五個孩子:三個女孩,兩個男孩——每隔十五個月就有一個孩子出生。「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他,」瑪露哈說,「讓他明白,他正在踏入雷區。」他聽完后,又眨了眨眼。他沒有邀請她吃午飯,而是讓一個共同的朋友邀請了他們倆。第二天,他和那個朋友一起邀請她;第三天,他單獨邀請她;第四天,他們見了面,但沒有吃午飯。就這樣,他們繼續用最好的借口每天見面。如果有人問比亞米薩爾,當時他是已經愛上她了,還是只想和她睡覺,他會用純正的桑坦德人的方式回答:「別瞎說,我從沒那麼認真過。」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他認真到了什麼程度。
與一月份普里斯科兄弟的死亡一樣,他們兩人的死給看守們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管家」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緊張。販毒集團會用一名人質給他們兩人償命(正如瑪麗娜·蒙托亞的遭遇)的想法像一個不祥的影子在房間里遊盪。第二天,「管家」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時刻毫無理由地走進房間。
「這能說明什麼?」她問。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繼續站在門口用手電筒的光束照著帕丘,直到帕丘煞有介事地拉完屎。
瑪露哈是阿爾瓦羅·帕瓊·德·拉·托雷的女兒。阿爾瓦羅是四十年代著名的記者,他和兩名出色的同事在一場載入新聞界史冊的車禍中死去。瑪露哈父母雙亡,和姐姐格蘿莉婭自小就學會了保護自己。二十歲的時候,瑪露哈成了一名畫家。後來,她成了一名年輕的報紙撰稿人。她還當過廣播電視的導演、編劇和大型公司的公關和宣傳主管,但其間她一直都是一名記者。她那吉普賽人的沉靜眼神后,極好地隱藏著指揮才能。在這種才能的幫助下,她的藝術天賦和衝動個性從一開始就表現得淋漓盡致。比亞米薩爾則忘掉了醫學,他剪了頭髮,把唯一的襯衫扔進了垃圾堆。他戴上了領帶,成了一名銷售專家,他可以賣掉別人給他的一切東西。但是,他的性情沒有改變。瑪露哈認為,是他,而不是生命中的各種打擊,讓她從繁文縟節和壓抑的社交圈中解脫。
「他們告訴她,她會被帶到另一個農場。」他儘力讓她相信他的話,「他們讓她下車。她一直向前走,然後他們從她腦後開了槍。她什麼都沒有察覺。」
「您很久沒來了,」她說,「我能理解您:您應該為自己對瑪麗娜做的事感到羞恥吧。」
二月份的看守是上帝的恩賜。巴拉巴斯那伙人沒有來,換成了四名新來的少年,他們認真、守紀律而且態度保守。他們彬彬有禮,十分健談,這讓瑪露哈鬆了口氣。他們一來就邀請她一起玩任天堂遊戲,一起看娛樂節目。遊戲讓他們更加親近。她從一開始就發現,他們很有共同語言,這使彼此的交流更加方便。毫無疑問,他們收到指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她,瓦解她的抵抗,振奮她的精神。他們開始勸說她繼續遵從醫囑,在院子里散步;讓她想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不要辜負他們的希望,因為他們想儘快看到健康的她。
「他表現得不太好,」他平淡地告訴她,「他出局了。」
帕丘·桑托斯也不得不想辦法給他的看守們找點事做。當他們厭倦了打牌,厭倦了連續十次看同一部電影,厭倦了講述他們充滿男子氣概的英雄事迹,便開始像籠中的獅子一樣在房間里繞圈。能通過風帽上的小洞看見他們通紅的眼睛。當時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休幾天假,也就是說:在連續一周的狂歡中瘋狂地喝酒吸毒,回來之後變得更糟糕。吸毒是被禁止的,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且不僅僅在工作時禁止。但是,癮君子總能找到擺脫上級監視的方法。日常的毒品是大麻,但是在困難時刻,他們會自製大量讓一切不幸都心生畏懼的古柯膏。其中一名看守在過完狂歡之夜后,闖進房間,號叫一聲吵醒了帕丘。魔鬼般的面具幾乎貼在了他的臉上,他看見了充血的眼睛和一些落在耳旁的捲曲毛髮。他聞到了地獄的硫黃味道。那是一名想和他一起結束狂歡的看守。「您不知道我有多混蛋。」早上六點,他在喝雙份燒酒時說。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里,僅僅出於意識無法控制的衝動,他自說自話地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最後他因為醉酒而神志不清。當時,帕丘之所以沒有逃跑,是因為他在最後時刻缺乏了勇氣。
在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時刻,「管家」帶著另一個女人出現了,她很快就掌握了家裡的大權。但是他們倆並沒有控制住家中的混亂,反而加劇了這種亂象。那個女人在他爛醉如泥的時候跟他一樣醉,而過去他要是喝醉了,事情總是以毆打和摔瓶子告終。吃飯時間變得無律可循。他們每周日都出門喝酒,瑪露哈和看守們直到第二天才有東西吃。一天清晨,瑪露哈單獨在院子里散步,四名看守去洗劫廚房,而把機關槍留在了房間里。一個想法讓她不寒而慄。她一邊和牧羊犬交談,撫摸它,和它輕聲說話,一邊仔細地斟酌那個想法。牧羊犬高興地舔著她的手,心照不宣地發出哼哼聲。巴拉巴斯的叫聲把她從幻想中拉了回來。
當新的值班看守到來的時候,瑪露哈明白了他想說的話。那是幾個沒有武器的掃地工,他們整天打掃、拖地,甚至比過去的垃圾和髒亂狀態更讓人厭煩。但是,瑪露哈逐漸不再咳嗽了,新秩序讓她可以冷靜、專註地看電視,這對她的健康與平衡狀態很有幫助。
三月底,兩個陌生人毫無徵兆地出現了,他們戴著看守們借給他們的風帽,以免露臉說話。其中一個陌生人沒等和她打招呼就開始拿裁縫用的米尺測量地面。與此同時,另一個陌生人試圖博取瑪露哈的好感。
瑪露哈想起了瑪麗娜的黑暗預感,但是她假裝沒有聽懂。
「給房間鋪地毯!」瑪露哈怒不可遏地大叫,「你們滾出去!我只想離開這裏!馬上離開!」
瑪露哈也聽見了,但是她不像許多哥倫比亞人一樣覺得奇怪,因為她一直認為,這位神甫喜歡信口開河,然後迷失在宇宙星辰之間。她把這個節目看作七點鐘的新聞欄目前無法避開的開胃菜。那天晚上,九*九*藏*書這檔節目引起了她的注意,因為一切跟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有關的事物都與她有關。她感到困惑和好奇,同時還覺得非常不安,因為她無法確定那段晦澀難懂的預言背後所蘊含的深意。相反,帕丘確定,神甫會把他從煉獄中解救出來,他高興地擁抱了他的看守。
他想不出別的理由。看守不知如何回答,他點了點頭。
「如果我想離開這裏,我早就已經離開了。」她說,「好幾次我都單獨一人。我沒有逃跑,那是因為我不想逃跑。」
瑪露哈不相信他說的話,但是那個教師的孩子證實了這個消息。
折磨著他們的宗教憂慮是唯一的難事,因為她沒有宗教信仰,而且對信仰一無所知,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她多次冒險打破房間的和諧。「來看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問他們,「如果殺人是罪過的話,為什麼你們要殺人?」她挑釁他們:「你們在下午六點念了那麼多玫瑰經,點了那麼多的蠟燭,和聖子一起做了那麼多事。但如果我想逃跑的話,你們不會想著聖子,你們會一槍打死我。」辯論變得異常激烈,其中一名看守害怕地大叫起來:
「瑪麗娜·蒙托亞女士已經死了。」
「讓他們來吧,讓他們殺了我們吧!」他們一齊喊道。
然而,三月六日,機會出現了——前所未有地轉瞬即逝,而且是在晚上。一名看守帶了一瓶燒酒,邀請他喝一杯。與此同時,他們在收看一檔關於胡里奧·伊格萊西亞斯的電視節目。帕丘喝得很少,他只是想應付看守的要求。這位看守從那天下午開始值班,來之前就喝了酒。在那瓶燒酒喝完之前,他還沒把帕丘綁起來就直接倒下了。帕丘非常困,沒能看見從天而降的機遇。只要他想在夜間上廁所,他的值班看守就得陪著他去,但是他不願意打擾看守幸福的醉態。他天真地走到漆黑的走廊,光著腳,穿著內褲,屏住呼吸走過其他看守睡覺的房間,其中一名看守鼾聲如雷。直到那一刻,帕丘才意識到,機會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溜走了,而且最艱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他感覺到胃裡一陣噁心,他的舌頭被凍住了,心臟裂開了一道縫。「我不是因為逃跑而害怕,而是因為不敢逃跑而害怕。」他後來說。他在黑暗中走進衛生間,並帶著不回頭的決心把門調整好。另一個看守在半夢半醒之間推開門,用手電筒照亮了他的臉。他們倆都呆住了。
在他的監獄生活中,瑪利亞·維多利亞首創的私人簡訊是最能鼓舞他的文字,《時代報》毫不遮掩、毫無保留地在它的版面上發布這些簡訊。其中一篇簡訊附上了孩子們的近照。他立即給他們寫了一封信,內容儘是恐怖的真相。對於沒有遭遇過這些事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會覺得十分荒謬:「我坐在這個房間里,被綁在一張床上,眼裡充滿了淚水。」從那時起,他給妻子和孩子們寫了一系列發自肺腑的信,但他永遠無法把這些信寄出去。
「你在做什麼?」看守問。
她知道每一個看守都是不同的,但是他們有共同的弱點,他們沒有安全感,而且相互都不信任。瑪露哈利用她自身的恐懼激化了這些特點。「你們怎麼能這麼活著?」她會突然問他們,「你們相信什麼?」「你們知道什麼是友誼嗎?」在他們有所反應之前,她進一步逼問:「承諾對你們來說有意義嗎?」他們沒有回答,但是內心的答案大概讓他們心神不寧,因為他們沒有反抗,反而在瑪露哈面前卑躬屈膝。只有巴拉巴斯與她對峙。「狗屎獨裁者!」有一次,他朝她喊,「你們覺得自己能永遠統治下去嗎?現在不行了,去你媽的,這事結束了!」瑪露哈非常害怕,但是她帶著同樣的憤怒面對他。
「淺咖啡色的。」「管家」回答。
「拉屎。」
「我不想讓您擔心,」他告訴瑪露哈,「但有一件很嚴重的事:一隻蝴蝶從昨天晚上開始一直停在後院的大門上。」
這句話可以用三種方式解讀:他或許喪失了權力,或許已經出國了——就像新聞公布的那樣,或許已經被殺害了。他帶著答案逃跑了,但事實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新來的看守們擁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權——連他們的首領都沒有擁有過。他們極大地放鬆了關押制度,這是瑪露哈意料之外的。他們讓她在房間里活動,用盡量自然的聲音說話,還允許她不必在固定時間上廁所。由於在雅加達的經歷,新的相處方式讓她有了照顧自己的勁頭。她很好地利用了一位老師在阿萊桑德娜的節目里為她設立的健身課程,這檔節目似乎有著專門的主題:狹窄空間中的體育運動。她熱情滿滿,以至於一名看守起了疑心:「難道這個節目中有什麼傳達給您的信息?」她費了很大功夫才使他相信並非如此。
拜訪結束時,「博士」向房子里的人下達了指令,讓他們善待瑪露哈。「管家」和妲瑪莉絲對新命令非常滿意,他們甚至偶爾會表現得過分開心。在告別之前,「博士」決定更換看守。瑪露哈請求他不要這麼做。三月的騷亂過後,四月值班的年輕人讓她鬆了口氣,而且他們依然和她保持著和平的關係。瑪露哈已經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和她談論他們聽到的「管家」和妻子的對話,還告訴她毒販們的內部矛盾,這曾經是重大機密。他們甚至向她承諾(瑪露哈也相信他們)——如果有人試圖對她不利,他們會是首先出手制止的人。他們從廚房偷出零食給她,證明對她的情誼。他們還送給她一罐橄欖油來遮蓋兵豆的噁心味道。
房子落在了「管家」一個人的手裡。有時候,他直到傍晚才會帶著酸奶和幾袋炸薯條出現,偶爾才會帶一隻雞。看守們厭倦了等待,便把廚房洗劫一空。回房間的時候,他們會給瑪露哈帶一點剩下的餅乾和生香腸。無聊讓他們變得更加敏感和危險。他們辱罵父母,辱罵警察,辱罵全社會。他們細數自己無用的罪行,故意說著瀆神的話,以此證明上帝並不存在。在講述自己性生活中的偉大事迹時,他們達到了瘋狂的極致。一名看守說,他為了報復一位情人的嘲笑和侮辱,對她做了極其不堪的事。在仇恨和失控中,他們用大麻和古柯膏麻痹自己。房間的煙霧讓人無法呼吸。他們把收音機開得震天響,摔門進出,蹦蹦跳跳,唱歌跳舞,在院子里翻跟頭。其中一名看守彷彿一個疏於管理的馬戲團中的職業雜耍藝人。瑪露哈威脅他們說,喧鬧聲會引起警察的注意。
「管家」沒能嚇到她。瑪露哈了解她的丈夫,了解他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她不認為他會迷糊到因為一隻蝴蝶而失眠。她知道,他和貝阿特利絲都不會泄露任何有利於武裝營救的信息。然而,她已經習慣把內心的起伏解讀成外部世界的投影。她沒有否認,一個月內同一個家族五名成員的死亡會給最後兩名人質帶來可怕的後果。
「這是為了解決機關槍的問題。」
相反,制憲議會對引渡有疑問的傳言應該讓「可被引渡者」鬆了一口氣。二月二十八日,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加維里亞總統宣布,他堅決不計任何代價維護引渡。但是聲明沒有引起很大反響:不引渡已經變成了國民情緒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既不需要賄賂也不需要恐嚇就能順利推行。
一天晚上,瑪露哈夢見自己試圖把雕像的光環摘下來,因為她覺得它太難看了,但是沒有成功。光環是用青銅焊在雕像上的。醒來時,她為這段糟糕的回憶感到不快。她急忙去看客廳里的雕像,發現死神沒有了光環,光環被丟在了地上,就像她夢境的結尾那樣。瑪露哈(一位理性主義者和不可知論者)安慰自己,是她本人在一場被遺忘的夢遊中摘下了死神的光環。
「你們別擔心,我不會對你們做蠢事。」她告訴他們,「你們放心,我不會九*九*藏*書做任何被禁止的事,因為我知道囚禁生活很快就會順利地結束。所以,你們這樣束縛我是沒有道理的。」
這是瑪露哈必然難忘的黑色三月的開始。離開的看守似乎接受過減輕刑罰的訓練,而到來的看守毫無疑問是為了讓她的監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他們就像地震般破門而入。「和尚」又高又瘦,他比上次更陰鬱、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剩下的還是那些人,彷彿從來沒有離開過。巴拉巴斯用電影里殺手般的氣質領導著他們,他下達了嚴格的命令,讓他們尋找某件不存在的東西,或者用假裝找到這件東西來嚇唬人質。他們粗魯地把房間翻了個遍。他們弄壞了床,掏空了床墊,又胡亂地把填充物塞回去,讓她很難在不平整的床上繼續睡下去。
「如果埃斯科瓦爾不考慮在監獄里待上至少十四年,」她說,「我認為政府不會接受他的投降。」
趁著那一次郵遞,她給比亞米薩爾也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和她在狂怒狀態下設想的完全不同。這讓他在沉默數個禮拜之後重新出現在了電視上。那天晚上,在巴比妥的作用下,她夢見埃斯科瓦爾走下直升機,利用她當擋箭牌躲過了槍林彈雨,這彷彿是西部牛仔電影的未來版本。
在監禁生活之初,對瑪麗娜順從態度的惱怒支撐著她。後來,對瑪麗娜悲苦命運的同情和鼓勵她活下去的希望支撐著她。當貝阿特利絲失去控制的時候,她假裝自己擁有她並不具備的力量;當逆境把她們壓垮的時候,要儘力讓自己保持平靜的責任感和必要性支撐著她。在這個三米長兩米半寬、陰鬱且臭氣熏天的空間里,她們睡在地上,吃著廚房的剩菜,無法確定下一分鐘會不會死去。有人得承擔起領導的職責,不能被打倒,而這個人就是她。但是,當房間里沒有其他人的時候,她沒有理由偽裝下去:她孤獨地面對著自己。
大概是有人告了狀,一天上午,「管家」帶著可疑的謙卑態度走了進來,並說了一堆借口。他說自己非常羞愧,小夥子們往後會好好表現;他受命去找了他的妻子,她已經回來了。確實如此:妲瑪莉絲回來了,她和過去一樣,帶著兩個女兒,穿著色彩鮮艷的蘇格蘭迷你裙,煮著讓人厭煩的兵豆。第二天,兩名戴面具的首領帶著同樣的態度到來,他們粗暴地揪出四名看守,並且強制整頓了秩序。「你們再也不會回來了。」其中一名首領堅決得令人不寒而慄。他說到做到。
在一次爭吵中,妲瑪莉絲把她丈夫的臉抓傷了,傷疤過了很久才消退。他打了她一下,把她甩出了窗戶。她奇迹般地活了下來,因為最後的時刻,她掛在了院子的陽台上。這是最後的結局。妲瑪莉絲收拾好行李,帶著女兒們去了麥德林。
在那幾天,《哥倫比亞呼喚他們回來》的意外出現也讓她非常激動。她覺得這個節目不僅構思巧妙、製作精良,還非常適合用來提振最後兩名人質的精神。她覺得自己和家人的溝通更加順暢,也更能體會他們的感受了。她覺得自己也會像他們那麼做,這就像是一場戰役、一劑葯、一次輿論衝擊。她和看守們打賭第二天誰會出現在屏幕上,她甚至能猜對。有一回,她打賭維姬·埃爾南德斯會出現,她是一位偉大的演員,也是她的好朋友。她贏了。無論如何,能看見維姬,聽見她的口信,就是她在關押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
因為那封信,她又有了一個親筆寫信回復他的理由,告訴他,耐心什麼耐心,她已經耐心十足地忍受了那麼多恐怖的黑夜,對死亡的恐懼會讓她突然驚醒。她不知道那是一封舊信,寫在與基多·帕拉協商失敗和與奧喬阿一家的最初幾次見面之間,當時比亞米薩爾看不見一絲希望的曙光,所以寫不出一封樂觀的信。但是現在,她的自由之路似乎已經確定了。
他的到訪預示著將有重大事件發生,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總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這一次,由於埃斯科瓦爾的信,瑪露哈有了面對他的勇氣。
「好吧,」他最後說,「拉得愉快。」
他非常欣賞這個觀點,以至於冒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想法:「您為什麼不給老闆寫信?」接著,面對瑪露哈的茫然,他很堅持。
四月初,一位拜訪瑪露哈的二級首領向她承諾,會替她求情,讓她丈夫能給她寄一封信。她很需要這封信,這對她來說是精神和肉體的良藥。他的話讓人難以置信:「沒問題。」大約晚上七點的時候,那個男人離開了。十二點半左右,她在院子里散完步,「管家」急匆匆地敲門,因為門從裏面被反鎖了。「管家」交給她一封信。這不是比亞米薩爾通過基多·帕拉寄出的信,而是他通過豪爾赫·路易斯·奧喬阿寄出的,格蘿莉婭·帕瓊·德·加蘭在這封信上寫了安慰她的附言。在這張紙的背面,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親筆寫了一段話:「我知道這對您和您的家人來說難以忍受,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也非常痛苦。不過您別擔心,我向您保證,無論發生什麼,您都不會有事的。」最後,他透露了一個秘密,瑪露哈覺得難以置信:「您不要在意我的新聞公告,那只是用來向政府施壓的。」
「你們殺了你們的朋友,你們的朋友會殺了你們,所有人都互相殘殺。」她沖他大叫,「誰會理解你們?你們誰來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畜生?」
「管家」和他的妻子分別找瑪露哈傾訴。妲瑪莉絲這麼做是因為情理之中的妒火,這讓她片刻不得安寧。「管家」試圖找出安慰妻子的方法,但他不願放棄他的惡習。瑪露哈出色的調解能力也只能維持到「管家」的下一次鬼混之前。
看守們因為私人衝突和內部分歧而魂不守舍,他們不再管她。食物在餐盤裡冷掉,「管家」和妻子似乎對此毫不知情。日子變得越來越漫長,越來越枯燥。有時候,她甚至會想念最初幾天里更糟糕的時刻。她失去了對生活的興趣。她哭了。一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她驚恐地發現,她的右臂自動抬了起來。
「我曾經在比這糟糕一千倍的地方度過比這糟糕得多的夜晚。」他惱怒地回答她,「你們以為自己是誰?」
瑪露哈的婚姻平淡,波瀾不驚,非常完美。但是,她或許需要靈感與冒險,讓她覺得自己是鮮活的。她以忙於工作事務為借口,勻出時間陪伴比亞米薩爾。她撒謊說有更多的工作,工作時間甚至包括每周六正午十二點到晚上十點。周日和假期,她臨時編造出參加青年聚會、藝術講座、午夜電影俱樂部等各種借口,只是為了和比亞米薩爾在一起。他沒有問題:他單身,可以隨時待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隨心所欲。他有過很多個周六女友,但相當於一個也沒有。他只差最後一篇論文就能成為一名像他父親那樣的外科醫生。但是,時間更適合用來盡情生活,而不是用來治愈病人。愛情從波萊羅舞曲中滋生,直到留存了四個世紀的芬芳信箋、嗚咽的小夜曲、手絹上的姓名首字母、鮮花中的情意、下午三點空蕩蕩的電影院都成為過去;全世界都鼓起勇氣,抗議對披頭士的瘋狂喜愛引發的死亡。
她前所未有地覺得她能很好地掌控自己。很顯然,看守們得到了不能虐待她的指示,她打賭他們需要不計代價地讓她活下去。她的預測是正確的:貝阿特利絲被釋放三天後的清晨,房門毫無預兆地打開,「管家」帶著收音機和電視機走了進來。「您馬上會知道一件事。」他告訴瑪露哈,接著平淡地說出了這個消息:
「我不知道。」「管家」說,「但這應該是個非常糟糕的預兆,因為瑪麗娜女士就是在那時被殺害的。」
在那一刻,「博士」出現在了門口,他想安慰瑪露哈。他告訴她,貝阿特利絲在家裡過得很幸福。但是,只要她沒有親眼在電視上看見,沒有親九九藏書耳在廣播里聽到,她什麼都不會相信。相反,她覺得這個剛剛到來的男人只是受命來安慰她的。
這種氛圍有利於互相傾訴衷腸。她意識到他們也是犯人,而且可能也需要她。瑪露哈跟他們講她和三個已經度過青春期的兒子的經歷。她告訴他們在養育和教育兒子期間的一些重要事件,還講了他們的習慣和愛好。看守們覺得自己被信任了,也跟她談起了他們的生活。
瑪露哈獨自一人留在房間里,她意識到自己正在一群可能殺死了瑪麗娜和貝阿特利絲的人手裡。他們拒絕把收音機和電視機還給她,以免她得知真相。她羞怯的請求變為了憤怒的要求,她衝著看守們大喊大叫,想讓鄰居們聽見她的叫聲。她不再散步,還威脅說再也不吃飯了。「管家」和看守們因這種意料之外的狀況而感到驚慌,手足無措。他們在無用的秘密會議中竊竊私語。他們出門打電話,回來的時候比原來更加愁眉不展。他們試圖用虛幻的承諾讓瑪露哈冷靜下來,或是用威脅的話語恐嚇她,但是他們無法讓她放棄絕食的念頭。
相反,她丈夫在信中寫的話讓她感到喪氣,因為他很悲觀。他告訴她一切順利,但是讓她保持耐心,因為等待時間可能會變得更加漫長。比亞米薩爾確信,這封信在交給瑪露哈之前會被別人閱讀,因此他在結尾寫了一句話。這種情況下,這句話不是寫給瑪露哈的,而是寫給埃斯科瓦爾的:「請你為哥倫比亞的和平做出犧牲。」她被激怒了。她曾經數次感知到比亞米薩爾從露台上給她傳出的精神信號,她全心全意地回答他:「讓我離開這裏吧,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照過鏡子了,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十九年前,他們在一次工作會議上相識,當時他們都是青年撰稿人。「我立馬就喜歡上了阿爾貝托。」瑪露哈說。為什麼?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因為他無依無靠的氣質。」這是最讓人意想不到的答案。第一眼看去,比亞米薩爾似乎是典型的脫離時代的大學生,頭髮及肩,鬍子拉碴。他只有一件襯衫,下雨的時候才會洗。「我那時偶爾才洗一次澡。」現在談起這事的時候,他哈哈大笑。第二眼看去,比亞米薩爾似乎是一個熱愛聚會、遊手好閒、脾氣暴躁的人。但是瑪露哈一下子見到了第三眼的他,一個會為了美麗女子失去理智的男人。如果這名女子聰明、感性,他會為她痴迷;如果她既培養出了鐵腕又有一顆洋薊般柔軟的心,他會徹底為她瘋狂。
二月二十日,生活似乎已經恢復了節奏,他們通過廣播得知,在麥德林的一個牧場上發現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醫生的屍體,他是普里斯科集團首領的堂兄弟,在兩天前失蹤了。四天後,他的表兄弟埃德加·德·赫蘇斯·博特羅·普里斯科被殺害。他們兩人都沒有犯罪記錄。普里斯科·洛佩拉醫生曾經給胡安·維塔看過病,沒有隱瞞姓名也沒有蒙面。瑪露哈想,這會不會是幾天前給她做檢查的醫生。
她認為這不是幻覺,因為在雅加達的時候,她也有過奇幻的經歷。她在一個古董集市上購買了一尊真人尺寸的英俊少年雕像,他的一隻腳踩在一名戰敗的孩子頭上。他有一個類似於天主教聖人的光環,但光環是銅質的,風格和材質讓人覺得這是低劣的附加品。當她把雕像放在家中的最佳位置時,她才意識到他是死神。
瑪露哈不相信無法看見的東西,她不理解他想說明什麼。「管家」用他設想好的驚悚方式向她解釋。
相識一年之後,他們和瑪露哈的孩子們一起住進了一間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那是一場災難。」瑪露哈說。她說得對:所有人都互相爭吵,孩子和成年人都生活在破碎的碗碟、嫉妒和懷疑之中。「有時候,我恨他恨得要死。」瑪露哈說。「我也恨她恨得要死。」比亞米薩爾說。「但是,只恨了五分鐘。」瑪露哈笑著說。一九七一年十月,他們在委內瑞拉烏雷尼亞市結婚,瑪露哈的生命中又增加了一宗罪,因為她並沒有離婚,也很少有人相信非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四年後,他們兩人唯一的兒子安德烈斯出生。驚險還在繼續,但是他們覺得痛苦減輕了:生活已經教會他們,愛情的快樂不是用來讓他們高枕無憂,而是用來讓他們一塊兒倒霉的。
「博士」原本期待她寫一些關於投降條件的更加具體的內容,但是瑪露哈說服他,如果不在一些不適宜或是容易被誤解的細節上犯錯,她所寫的內容能起到一樣的效果。她說得有道理。埃斯科瓦爾把這封信交給了媒體。當時,由於對投降的關注,他把這封信放在了觸手可及的地方。
「我聽說,他想投降。我聽說,他想跟我談一談。」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直視鏡頭。「啊,大海!啊,下午五點,太陽西沉時的科韋尼亞斯海!我該怎麼做?我聽說,他已經厭倦了他的生活,厭倦了紛爭。但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訴任何人。然而,在我的內心深處,這個秘密壓得我喘不過氣來。請告訴我,大海啊!我能這麼做嗎?我該這麼做嗎?你熟悉哥倫比亞的所有歷史,你見過印第安人在海邊祈禱,你聽說過歷史的傳言:我應該這樣做嗎?如果這樣做的話,我會被拒絕嗎?我會在哥倫比亞被拒絕嗎?如果我這樣做了,當我和他們同行的時候,會遇到槍林彈雨嗎?在這場冒險中,我會和他們一起倒下嗎?」
「但是怎麼會沒有察覺!」瑪露哈堅持說,「她怎麼會察覺不到!」
「那就是吉兆,」瑪露哈說,「黑蝴蝶才是凶兆。」
這就是幻想的結局:他們把牧羊犬換成了一隻面貌兇殘的狗。他們禁止她散步,持續不斷地監視她。當時,她最害怕的事是被塑料內芯的鎖鏈綁在床上。巴拉巴斯把鎖鏈捲起來,又展開,彷彿這是一串鐵質念珠。瑪露哈洞悉了他的意圖。
無論如何,最讓人驚愕的不是地毯,而是地毯的含義:她的釋放日期被無限延後了。後來,一名看守告訴她,她的解讀是錯誤的,因為這也許意味著她很快就要離開了,他們是為了其他更需要慎重對待的人質翻修房間。但是,當時瑪露哈確信,這可以理解為她生命中在這裏度過的又一個年頭。
他們說干就干。他把紙筆遞給瑪露哈,不慌不忙地等待著,從房間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瑪露哈坐在床上,用一塊木板墊著信紙。在開始寫第一個字到完成最後一個字的過程中,她抽了半包香煙。她簡單地向埃斯科瓦爾表達了感謝之情,因為他的話讓她有了安全感。她說她沒有要報復他的想法,也不想報復負責綁架事宜的人,她因所有人都用體面的方式對待她而心存感激。她希望埃斯科瓦爾能夠尋求政府法令的庇護,這樣他和他的孩子們就能在自己的國家擁有一個不錯的未來。最後,她像比亞米薩爾一樣在信里向他提議,讓他為了哥倫比亞的和平做出犧牲。
路易斯·卡洛斯·加蘭和格蘿莉婭·帕瓊還是戀人的時候就一起共事,這對阿爾貝托和瑪露哈都沒有預見到的政治生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憑藉他宣揚的新自由主義,加蘭在三十七歲時進入了共和國總統選舉的最後環節。彼時已是他妻子的格蘿莉婭是一名記者,瑪露哈也在推廣和宣傳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她們領導團隊規劃並實踐了六場選舉活動的形象策略。比亞米薩爾在銷售方面的經驗給加蘭提供了很少有政客了解的波哥大的物流信息。在瘋狂的一個月里,三人小組舉辦了新自由主義在首都的第一場選舉活動,打敗了經驗豐富的競選經理。在一九八二年的選舉中,比亞米薩爾被寫入了競選名單的第六位。本來至多會選出五名議會代表,但那次最終選出了九位。不幸的是,那場勝利是阿爾貝托和瑪露哈新生活的序幕,八年後還引發了那綁架案中可怕的愛情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