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瑪露哈費了好一番工夫，才說服他們等待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直屬信使的正式口頭命令。這則新聞沒有讓她吃驚，因為在最近幾個星期里，她感受到了明顯的徵兆。當他們帶著令人灰心的承諾前來給房間鋪設地毯時，她以為事情會進行得很糟糕。最近播出的節目《哥倫比亞呼喚他們回來》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知名演員。帶著重新燃起的樂觀，瑪露哈繼續認真地觀看電視劇，她甚至相信自己在不可實現的愛情催下的甘油眼淚中發現了加密的信息。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的消息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顯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即將發生。
總統讀完筆記，把它還給了神甫。埃斯科瓦爾沒有承諾釋放人質，而是承諾讓「可被引渡者」出面辦理此事。這吸引了總統的注意。比亞米薩爾向他解釋說，這是埃斯科瓦爾的一項防範措施：他絕不會承認是他控制著被綁架者，以免這變成不利於他的證據。
在一段關於國內釋放協定的簡短對話之後，她問起被綁架的那天晚上，他們在第一所房子里拿走的那枚戒指。
「我很擔心，」她說，「因為戒指不是在這所房子里被拿走的，而是在第一所房子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那個收走戒指的人。不是您拿的吧？」
帕丘·桑托斯已經聽說了瑪露哈被釋放的新聞、自己提前被釋放的假消息以及政府的失誤。這時，上午跟他交談過的男人走進房間，挽著他的手臂，沒有蒙住他的眼睛就把他帶到了底樓。在那裡，他注意到房子已經空了，一名看守大笑著告訴他，為了不支付最後一個月的房租，傢具已經被一輛搬家卡車運走了。所有人都互相擁抱告別。看守們向帕丘表示感謝，因為他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帕丘真誠地回答：
他們給她戴上的應該是他們手頭最臟、最臭的一頂風帽。風帽是反過來戴的，在後頸處給眼睛開了小洞。她不由得想起，他們在殺死瑪麗娜時，也是這樣給她戴上風帽的。她拖著兩條腿，在黑暗中被帶進一輛汽車，那輛車和他們用來綁架她的車子一樣舒適。他們讓她用同樣的姿勢在同一個位置上坐下，採取了同樣的防範措施：讓她的頭靠在一個男人的膝蓋上，以免別人從外面看見她。他們警告她，他們會經過好幾個警察崗哨。如果他們在某個崗哨上被攔下了，瑪露哈得摘下風帽，好好表現。
「您做事當心些。」他喊道，「我們得在五分鐘內趕到。如果迷路了，我就閹了您！」
「瑪露哈被放出來了，」他向所有人喊道，「我們走。」
「媽媽！你在哪裡？」
然而，他的筆記中最讓人驚訝的內容是對政權階級與M-19之間的對立關係的描述。當時，M-19獲得了制憲議會百分之十的席位。「對M-19的政治攻擊，」他寫道，「和對他們在媒體上的限制（為了避免使用歧視這個詞）說明我們離寬容多麼遙遠，我們多麼需要把最重要的東西——思維——現代化。」他說，政權階級允許曾經的游擊隊員參与選舉只是為了讓自己顯得民主。但是，當他們的席位超過總數百分之十的時候，他們開始無所顧忌地辱罵、反對他們。他用他爺爺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綽號「卡利班」）的風格結尾，恩里克是哥倫比亞新聞史上讀者最多的專欄作家：「哥倫比亞特有的傳統階層殺死了老虎，卻害怕那張虎皮。」恩里克從小學開始就作為浪漫主義右派的早慧典範而十分突出。在他身上，出現什麼都不會讓人覺得驚訝。
瑪露哈預測，會有一次不合時宜的釋放，她得穿著被綁架者的悲慘汗衫出現在鏡頭前，因此她想穿上她來的時候穿的衣服。廣播中沒有傳來新的消息，「管家」在睡前等待著正式的命令，但他的希望破滅了。這讓瑪露哈開始警惕自己的荒謬表現，即便這種表現只有她自己看得到。她服用了大劑量的巴比妥，睡到第二天（周一）才醒來，她驚恐地發現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然而，當時他們唯一能做的是相信新聞播報的內容是真實的。同時，由於他們不可能待在比亞米薩爾人流擁擠的公寓里，他們來到了樓上阿塞內思·韋拉斯克斯的公寓里。在聽到三次假消息之後，他們等候著帕丘真正被釋放的時刻。
她想摘下風帽，但是一隻手粗魯地制止了她。「您等五分鐘之後再摘下它。」他向她喊道。他們把她推下了車。瑪露哈一陣眩暈，她感到害怕。她以為自己被扔下了深淵，堅實的地面讓她平復了呼吸。她等待著汽車遠去，覺得自己位於一條車輛稀少的大街上。她小心翼翼地摘下風帽，看見了樹木間的房子。長久以來，她第一次看見了燈火通明的窗戶。於是她意識到，自己真的自由了。當時是七點二十九分，從她被綁架的那天晚上開始，已經過去了一百九十三天。
周四，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拜訪了瑪麗亞維，並帶去了她的丈夫將於周日被釋放的秘密消息。桑托斯一家不可能知道他如何在「可被引渡者」發布公告的七十二個小時前得到了這個消息，但是他們相信這是真的。為了慶祝，他們給神甫與瑪麗亞維和孩子們一起拍了照片，並把這張照片發表在了周六的《時代報》上，他們希望帕丘把照片解讀成一條私人信息。確實如此：帕丘在獄中一打開這份報紙就得到了清晰的啟示，他知道神甫的行動已經結束了。他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奇迹的發生。在與看守們的對話中，他偷偷設置了無害的陷阱，觀察他們是否會露出馬腳，但他一無所獲。從幾周前開始，廣播和電視就在不斷地談論這個話題。但是在那個周六，他們略過了這個話題。
安德烈斯跟在父親後面出九-九-藏-書發了，他的表親加夫列爾和他在一起。後面是記者的車隊，他們用偽造的警報和救護車在車流中開出一條路來。儘管安德烈斯是一名駕駛專家，但他被困在了擁堵的交通中，滯留在了那裡。而比亞米薩爾在十五分鐘後到達了。他不需要花時間辨認那座房子，因為幾名記者正在公寓門外和主人爭論，想要讓他允許他們進去。比亞米薩爾在混亂中開了路。他沒有時間和別人打招呼，房子的女主人認出了他，向他指了指台階。
記者無處不在。攝像機在帕丘家和他父親家之間往返。從周日晚上開始，兩家都擠滿了親戚、朋友、單純的好奇者和來自各地的記者。瑪麗亞維和埃爾南多·桑托斯已經記不清自己跟隨著新聞難以預測的走向在兩家之間往返了多少趟。帕丘甚至無法準確區分電視上出現的是誰家的房子。更糟糕的是，在每座房子里他們都會重複問他們二人相同的問題，時間變得難以忍受。家裡是如此混亂，埃爾南多·桑托斯甚至無法在自己家裡從擁堵的人群中辟出一條道路。他不得不偷偷從車庫溜出去。
「好了，下車，快點。」
記者們用攝像機、閃光燈和麥克風迎接他們。瑪露哈被燈光照射得睜不開眼睛。「冷靜，小夥子們，」她對他們說，「我們在我的公寓里聊能更自在些。」這是她說的第一句話。
顧問們之所以提出這個話題，是因為他們害怕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會在最後時刻帶著無法接受的要求出席十二點的會見。他們擔心，如果這個要求不被滿足，埃斯科瓦爾既不會投降，也不會釋放人質。對於政府來說，這將會是一個難以挽回的失敗。外事顧問加夫列爾·席爾瓦提出了兩條防範性措施：第一，總統不要單獨出席會面；第二，會議一結束，就得擬出盡量完整的公告，以免引發更多的解讀。拉法埃爾·帕爾多一天前飛去了紐約，他在電話中表示贊同。
「別擔心，您安全得很。」
他們把瑪露哈帶到了主卧，讓她收拾打扮，等候她丈夫的到來。她一進屋就迎面遇見了一個古怪又陌生的人：鏡中的自己。她看起來非常臃腫，眼瞼由於腎炎而腫脹。由於六個月的陰暗生活，她的膚色發青，非常憔悴。
神甫意識到了那個時刻的重要性，他把會見埃斯科瓦爾的細節告知了總統。他確定，埃斯科瓦爾會投降並釋放人質。他用他們兩人共同書寫的筆記證實自己的判斷。由於埃斯科瓦爾本人提出的安全原因，他要求必須使用恩維加多監獄，而不是伊塔古伊監獄。這是唯一的條件。
安德烈斯·比亞米薩爾不知道父親去了哪裡，他想回家。但他駕駛時過於粗魯，汽車的發動機已經壞了，拉杆也斷了。他把車子留給了附近崗哨中的值班警察，然後攔下了經過的第一輛汽車：一輛深灰色的寶馬，駕駛員是一名和藹的經理，開車時正聽著收音機。安德烈斯告訴他自己是誰，為什麼著急，並請他盡量把自己帶到目的地。
瑪露哈已經到家了。她是和阿爾貝托一起到的，身後跟著一組車隊。車隊超到他們前面，利用交通堵塞的機會進行現場直播。通過廣播關注這件事的司機們在經過時認出了他們，不斷地按喇叭向他們問好，甚至一路都響起了掌聲。
瑪露哈灰心喪氣。「我有六個月沒照過鏡子了。」她說。她朝著她鏡中的影像笑了笑，那不是她。她直起身子，用發繩扎了一個馬尾辮。她儘力打起精神，試圖讓鏡子里的女人與她六個月前的形象更加接近。但無能為力。
房子的女主人和孩子們認出了她，所有人都大叫著擁抱她。瑪露哈覺得自己失去了知覺，她覺得周圍發生的一切是綁架者們的又一個騙局。那個接她的男人叫馬努埃爾·卡羅，他是房主奧古斯都·波雷羅的女婿。房主的妻子曾是新自由主義的積極分子，她在路易斯·卡洛斯·加蘭的選舉活動中與瑪露哈共事過。但是，瑪露哈現在從局外人的角度觀察生活，彷彿那段生活只在一塊電影屏幕里。她要了一杯燒酒（她永遠都不知道為什麼），一飲而盡。她給家裡打電話，但是她記不清號碼，打錯了兩次。最後一個女聲立刻接起了電話：「是誰？」瑪露哈認出了她的聲音，平靜地說：
他已經為那個時刻準備好了紙筆。他記下了瑪露哈口述的地址。但他覺得某個地方不是特別清楚，他讓她把電話遞給那個家裡的人。波雷羅的妻子給他提供了之前缺少的準確信息。
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但是阿萊桑德娜搶在了他前面，因為她恰巧路過電話旁邊。瑪露哈開始向她口述地址，但是她手上沒有紙筆。比亞米薩爾搶過話筒，用一種令人驚愕的自然語氣向瑪露哈問好：
相反，瑪露哈不想保留關於那段悲慘過去的任何回憶，她打算把這段往事從她的生命中抹去。但是，下午六點左右，房門從外面打開時，她才意識到這六個月的苦澀時光將在何種程度上制約她的生活。從瑪麗娜去世和貝阿特利絲離開時起，門被打開的時刻就變成了釋放或是行刑的時刻：兩者都有可能。她的心都懸了起來，等待著那個不祥的儀式：「我們馬上出發，請您做好準備。」走進房間的是「博士」，一名副手陪伴在他身邊。副手前一天就已經到了。他們倆似乎都很著急。
電台像往常一樣沒有那麼尖刻，也更加感性。一些電台工作人員聚集在埃爾南多·桑托斯家裡，在那裡播報他們遇到的一切事情。這加劇了帕丘的緊張情緒，因為他認為自己一定會於當晚被釋放。「就這樣，我生命中最漫長的二十六個小時開始了，」他說，「每秒鐘都像是一個小時。ｈｔｔｐs://ｒｅａｄ•９9ｃsｗ.cｏm」
「你們想要什麼都可以。」瑪露哈告訴他們，「如果你們需要我，請你們來找我，我會幫助你們的。」
「不是我，」男人說，「但我已經跟您說過了，您別擔心，因為您的衣服在這裏。我已經看見了。」
當時，瑪露哈正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時候，傳出了帕丘·桑托斯已經被釋放的謠言。記者們發布了官方公告，各家廣播電台紛紛轉播。
周日與平常一樣開始了。帕丘覺得看守們早上奇怪又緊張。但是，他們逐漸回歸了周日的日常生活：特別的比薩午餐、電影和扎堆的電視節目、紙牌遊戲、足球賽。突然，新聞欄目《氪》出人意料地以「可被引渡者」宣布釋放最後兩名人質的新聞開場了。帕丘跳了起來，發出了一聲勝利的叫喊。他擁抱了他的值班看守。「當時，我覺得我要心肌梗死了。」他後來講述說。但是，那名看守接受他的擁抱時帶著禁欲主義的懷疑態度。
「好，我們來完成這份作業。」
比亞米薩爾兩步並作一步地迅速上樓，推開了他遇見的第一扇門。那是孩子們的房間，裏面有洋娃娃和自行車。接著他推開了對面的門，看見瑪露哈坐在床上。她穿著被綁架那天穿的格子外套，剛剛還化了妝。「他進來的時候就像一陣雷。」瑪露哈講述說。她跳起來摟住他的脖子，他們激烈、長久而沉默地擁抱彼此。記者們的喧鬧聲使他們從心醉神迷中回過神來。記者們擊破了主人的防線，一擁而入。瑪露哈嚇了一跳。比亞米薩爾開心地笑了。
「怎麼樣了，寶貝？你還好嗎？」
「阿萊桑德娜，女兒。」
她旁邊的男人試圖把她攆出車外。瑪露哈進行了反抗。
瑪露哈用同樣的語氣回答。
下午一點，比亞米薩爾已經和他的兒子安德烈斯吃完了午飯。兩點半，他躺下午睡，一直睡到了五點半。六點，當電話鈴響起的時候，他剛剛淋浴完，開始穿衣迎接妻子。他拿起了床頭柜上的話筒，只說了一句：「喂？」一個身份不明的聲音打斷了他：「她會在七點過幾分的時候到家。他們快要出發了。」匿名者掛斷了電話。那是一個意料之外的通知，比亞米薩爾對此很感激。他給門房打電話，確定他的汽車停在花園裡，司機已經準備好了。
「我是安德烈斯。」
神甫問總統，如果埃斯科瓦爾要求他在投降時進行陪同，他應該怎麼做。總統同意他前去。面對神甫提出的行動安全問題，總統回答說，沒有人比埃斯科瓦爾更能保障自己行動的安全。最後，總統向神甫指出（陪神甫一同前來的人都同意這一點）——將公開申明的內容減少到最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讓不合時宜的話破壞一切。神甫表示贊同。最後，他提出了不辭辛勞的許諾：「我想藉此為各位服務。如果諸位需要更多的幫助，比如同另一位神甫先生尋求和平，我隨時聽候諸位的差遣。」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西班牙神甫、民族解放軍司令馬努埃爾·佩雷斯。會議在二十分鐘后結束，並沒有擬定官方的公告。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對媒體做出了簡潔的聲明。
很難把瑪露哈從「管家」和妲瑪莉絲的懷抱中解救出來。妲瑪莉絲把面具抬到鼻子上，親吻著瑪露哈，請她不要忘記自己。瑪露哈感受到了她的真情。總之，在她生命中最長、最煎熬的日子結束之時，那是她度過的最快樂的一分鐘。
周一，比亞米薩爾像往常一樣醒來收看早上六點的新聞節目，在床上待到了十一點。他想盡量少接電話，但是記者和朋友們的來電讓他無法停歇。當天的新聞主題依然是等候被綁架者們。
「管家」的妻子自願提出去給瑪露哈購買所有她需要的東西。瑪露哈托她買睫毛膏、口紅和眉筆，還讓她買雙長襪，來替換被綁架的那天晚上弄破的那雙。後來，「管家」走了進來，他因為沒有得到關於釋放的新消息而憂心忡忡。他還擔心他們會在最後時刻改變計劃，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相反，瑪露哈非常鎮定。她洗了澡，穿上了綁架案發生當晚穿的衣服。出門時，她還會穿上那件奶油色的外套。
汽車在波雅卡大街和80號大街交會處的警察崗哨前熄火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沒有發動，到第五次時終於啟動了。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在距離那裡兩個街區的地方，他們拿走了被綁架者的書，把他留在了一個街角，給了他三張兩千比索的紙幣打車。他坐上了經過的第一輛計程車，司機是一個和善的年輕人，不想向他收費。司機在等候於他家門口的人群中間開了條路，他按著喇叭，高興地大叫。對於黃色新聞記者來說，這是一次幻想的破滅：他們以為會見到一個在結束了兩百四十四天監獄生涯后變得憔悴而挫敗的男人，但是他們遇見了一個由內而外煥發青春的帕丘·桑托斯。他胖了一些，比過去更加咋咋呼呼，他有著前所未有的生活熱情。「他們把他原模原樣地送回來了。」他的堂親恩里格·桑托斯·卡爾德隆說。另一位堂親被家族的歡樂情緒感染了，他說：「他就該再待上大半年。」
「是你的同事們。」他告訴她。
他坐進車裡，粗暴地關上了車門，把昏昏欲睡的司機嚇了一跳。「我們去接九*九*藏*書夫人回來。」比亞米薩爾說。他把地址告訴司機：107斜街27-73號。「那是一座白色的房子，位於與高速公路平行的西邊的公路旁。」他確認道，但他說地址的時候著急而混亂，司機啟動時弄錯了方向。比亞米薩爾失控地糾正方向，這與他的個性並不相符。
「如果您說了，」釋放事宜的負責人最後說，「我們會殺死所有的鄰居，讓他們以後再也認不出我們。」
當天十二點，總統特別接見了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一邊是神甫本人、兩名來自同一個教會的神甫、比亞米薩爾和他的兒子安德烈斯，另一邊是總統、他的私人秘書米蓋爾·席爾瓦以及毛里西奧·巴爾加斯。總統府的新聞人員拍攝了照片和錄像。如果事情進行順利，他們會把照片和錄像交給媒體。如果進行得不順利，也不致把失敗的證據留給媒體。
「這是什麼蠢問題！」他說，「還是你希望他說讓我再多待一個月？」
「讓人吃驚的是，」他對比亞米薩爾說，「您對那些人如此信任。」
五月十九日，周日。晚上七點，瑪露哈聽見了「可被引渡者」的公告。公告沒有說明釋放的日期和時間。而根據「可被引渡者」的辦事方式，釋放時間可能是五分鐘以後，也可能是兩個月之內。「管家」和他的妻子走進房間準備慶祝。
他摟著她的肩膀，把她帶到客廳。
他粗略地瀏覽了遍電台和電視的其他新聞節目，這份通告在所有節目里都出現了。其中一檔節目是在《時代報》的編輯室錄製的。被綁架八個月之後，帕丘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生活的堅實地面：周日值班室的荒涼氛圍、玻璃房裡的老面孔、他專屬的工作地點。在又一次播報人質即將被釋放的消息之後，新聞節目的特約記者揮了揮麥克風，就像揮動一個蛋筒冰激凌那樣，把它遞到一名體育撰稿人的嘴邊，問他：
有幾位顧問剛從加拉加斯回來，他們在上周五同固執的瑪薩·馬爾克斯將軍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新聞顧問毛里西奧·巴爾加斯表達了他的擔憂，他擔心政府內外都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到底有什麼打算。瑪薩肯定他不會投降，因為他只相信制憲議會的赦免決定。巴爾加斯用一個問題反駁他：對於一個被自己的敵人和卡利集團判了死刑的人來說，赦免有什麼用處嗎？「赦免也許能夠幫助他，但並不是徹底的解決方法。」他總結說。埃斯科瓦爾迫切需要的是一座在政府的保護之下能保證他和他手下安全的監獄。
「已經結束了，」他們喊道，「得慶祝一下。」
當帕丘終於睡著的時候，他做了一個恐怖的夢，夢見自己自由而快樂，但是他突然睜開眼睛，又看見了那個相同的天花板。接下來，他忍受著那隻瘋狂的公雞的折磨——它前所未有地瘋狂，也離他前所未有地近，而且他無法確定它究竟在哪裡。
帕丘則穿上了被綁架那天穿的衣服，由於長期不活動和糟糕的食物，他的體重增加了，衣服變緊了。他坐下來收聽新聞，開始抽煙，用煙頭點燃另一根香煙。他聽到了關於釋放他的各種版本的消息，聽到了各種更正的說法和他同事們純粹、簡單的謊言，他們因為緊張的等待而慌亂。他聽到他們說發現他隱瞞身份在一家餐館里吃飯。結果那是他的兄弟。
最信任他的記者們留在了公寓的走廊上（有一些待在了廚房的吧台處），直到比亞米薩爾請他們離開，好關上家門。其他記者在房子對面的中小型車上紮營，並在那裡過夜。
「上車吧。」他說，「但是，我得提醒您，如果您說的是謊話，您不會有好下場。」
「非常感謝，」比亞米薩爾說，「離得很近。我馬上過去。」
比亞米薩爾沒有因為任何疑慮而感到不安，因為埃斯科瓦爾的通告是確鑿無疑的。比亞米薩爾把通告傳達給記者們，但是他們沒有理會他。大約九點，一家電台大張旗鼓地宣布，比亞米薩爾的妻子瑪露哈·帕瓊女士剛剛在硝石區被釋放。記者們一擁而上，趕往那裡，但是比亞米薩爾無動於衷。
「往這邊走。」她對他說。
作為一名主編，他無法克制自己的反應。
瑪露哈意識到他誤解了她的問題，連忙向他解釋，她一直都對神甫有著極大的敬意。起初，她的確沒有留意他偶爾混亂而晦澀的電視佈道。但是，從他發出給埃斯科瓦爾的第一條信息開始，她就明白了，他與她的生命息息相關。於是，她每晚認真收看他的節目。她關注他行動的線索、前往麥德林的拜訪以及他與埃斯科瓦爾對話的進展。她確信，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然而，首領的諷刺讓她擔心，也許神甫並不像在他與記者們的公開對話里表現的那樣，得到了「可被引渡者」的信任。但他的奔走讓自己很快會被釋放。這樣的確認讓她愈發快樂。
一名記者用麥克風擋住了他的去路。
「行了，行了，」「博士」催促瑪露哈，「快點！」
在第七公路與80號大街的交匯處，一位坐在舊雷諾車上的女性朋友追上了他。安德烈斯上了她的車，但是汽車在希爾昆巴拉的斜坡上拋錨了。安德烈斯用盡全力追上了國家廣播電視集團的最後一輛白色吉普車。
瑪露哈收看了神甫的記者會，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新的消息。電視新聞再次展示了被綁架者家中的記者們，這或許是前一天的畫面。瑪露哈也完全重複了前一天的安排，並留出了觀看下午電視劇的時間。妲瑪莉絲因為官方的通知重新振作了起來，她給予瑪露哈決定午餐食譜的恩惠，就像死刑犯臨刑時得到的待遇一樣。瑪露哈不帶嘲諷意味地說，她想吃除了兵豆之外的任何食物。最後，他們浪費了很多時間，妲瑪莉絲不能出去購物，於是告別午餐只有九*九*藏*書兵豆和兵豆。
當時，她更在意的不是戒指，而是讓他在他的上級面前出醜。但是，在時間的壓力下，上級假裝沒有聽懂。「管家」和他的妻子把裝著私人物品的口袋拿給瑪露哈，裏面還有在囚禁期間不同的看守送給她的禮物：聖誕卡片、汗衫、毛巾、雜誌和一本書。在最後的日子里照看她的溫順的看守們只給了她聖人紀念章和聖人畫像。他們懇求她為他們祈福，讓她記住他們，還讓她為他們做點什麼，幫助他們脫離糟糕的生活。
周一早上六點，廣播確認了消息，但是沒有提及有關釋放時間的任何線索。在無數次重複播報通告原文之後，廣播宣布，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在會見加維里亞總統之後，將於當天舉辦一場新聞發布會。「唉，我的上帝啊。」帕丘想，「但願這個為我們做了許多事的人，不要在最後時刻把事情搞砸了。」下午一點，他們通知他，他將被釋放，但是下午五點過後，他才得到更多的信息。一名蒙面首領毫無感情地通知他，埃斯科瓦爾憑藉對宣傳的感知力判斷，瑪露哈會準時出現在七點的新聞欄目里，而他會出現在九點半的新聞欄目里。
警官並不認識他，但是讓他通過了。他向瑪露哈跑去，她認出了他，兩人在掌聲中擁抱。巡邏警察幫助他們開路，瑪露哈、阿爾貝托和安德烈斯帶著不堪重負的心臟爬坡，情感將他們擊潰了。第一次，他們本打算抑制住的淚水噴涌而出。當然，視野所及之處，另一群善良的鄰居在幾座最高建築物的窗戶上展開了旗幟；他們用到處搖曳著白色手絹的春天和熱烈的掌聲慶祝這段快樂的回家之旅。
「我把戒指給您丈夫的妹妹了。」副手說。
在車庫裡，他們遞給他一本書，讓他假裝看書遮住臉。他們警告了他。如果遇到警察，他必須跳車，讓他們逃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說自己曾經被囚禁在波哥大，他得說自己在沿著一條崎嶇不平的公路行駛了三小時的地方。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他們知道帕丘相當敏銳，他對房子的位置有著大致的概念；並且他不能揭發房子的地址，因為在綁架的漫長時間里，看守們毫無防備地和鄰居們生活在一起。
當時，距離瑪露哈獲得自由還有五分鐘。與被綁架的那天晚上不同，通向自由的旅程迅速而暢通。起初，他們行駛在一條碎石小路上，拐了很多不適宜豪華轎車拐的彎。瑪露哈通過對話判斷出，除了她身邊的男人之外，車上還有一個人，坐在司機旁邊。她認為「博士」不在他們中間。一刻鐘后，他們強迫她躺在地上。大約五分鐘之後，他們停了下來，但是她不明白為什麼。然後，他們駛進了一條喧鬧的大道，七點的交通非常擁堵。接著，他們非常順利地進入了另一條大道。當總時長過去不到三刻鐘的時候，車子突然剎車。司機旁邊的男人向瑪露哈發出了一道決絕的命令：
「您放心，」他說，「您所有的東西都很安全。」
「拜託，」她對司機說，「我是瑪露哈·帕瓊。他們剛剛把我放了。」
他重新閱讀自己為了不忘記本職工作而寫的關於自身實際情況的社論、評論和報道，他想在離開之後發表這些文章，作為監獄生活的見證，一共有一百多篇。他把一篇寫於十二月的文章讀給看守們聽。當時，傳統的政權階級開始毫無顧忌地質疑制憲議會的合法性。帕丘則帶著獨立意識強烈地抨擊制憲議會，他的獨立意識無疑是獄中反思的產物。「大家都知道在哥倫比亞候選人是如何獲得選票的，大家也知道一些議員是如何被選舉出來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說，購買選票的行為在全國範圍內滋長，尤其在沿海地區；家用電器抽獎換取選票的做法十分流行；許多人通過其他惡劣的政治手段當選，比如把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議會補貼當作傭金。他說，因此，被選中的總是同一群人，他們帶有同樣的目的，他們「面對失去特權的可能，正在大聲地哀號」。他用一句幾乎是反對自己的話結尾：「雖然人們已經為媒體（包括《時代報》）的公正性鬥爭了那麼久，並且正在開創新局面，但是它早已土崩瓦解了。」
「我們等著消息確認吧。」他說。
他穿上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戴上了一條有淺色菱形花紋的領帶，準備迎接妻子。他前所未有地苗條，因為在六個月的時間里，他瘦了四公斤。晚上七點，他來到客廳，準備在瑪露哈到家的同時接受記者採訪。她的四個孩子和他們共同的孩子安德烈斯也在那裡。只差尼可拉斯，這位家族的音樂家將在幾個小時內從紐約趕來。比亞米薩爾坐到離電話機最近的沙發上。
「我什麼都看不見。」她叫道。
「很好，親愛的，沒有問題。」
當天唯一的新聞是即將發生的人質釋放事件，以及同屬於這則新聞範疇的接見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一事，總統將聽取他的彙報，了解他會見埃斯科瓦爾的細節。總統重新安排了當天的日程，以便隨時都有時間接見神甫。他取消了一些可以延期的會面，安排了其他會面。第一項日程是與總統顧問的會議，他用一句學校用語開場：
她無數次想象過這個時刻，她覺得自己被一種為自己爭取時間的奇怪需要控制住了。她問起了她的戒指。
「我現在太難看了，」她說，她給丈夫看她臃腫變形的手指，「之前我沒有意識到，因為我的戒指被拿走了。」
司機跟他一起經歷了綁架案的各種恐怖的情節，便沒有生氣。比亞米薩爾恢復了鎮定，給司機指了幾條最短、最便捷的路，因為當他們在電話里跟他解釋地址的時候，他已經設想好了路線，以確定自己不會迷路。那是交通最糟糕的時候，但不是最糟糕的一天。
他忘記了掛九九藏書斷電話，他在這緊張而漫長的幾個月里保持著的鋼鐵般的自制力突然瓦解了。他兩級兩級地邁下台階，跑過前廳，一群扛著長槍短炮的記者緊隨其後。在大門口，從相反方向跑來的其他記者幾乎快把他推倒了。
他撕掉了所有筆記，但出於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原因，他決定保留其中的三份。他還保留了給他的家人和共和國總統的消息草稿，以及他的遺囑草稿。他原本想帶走那根把他綁在床上的鏈條，幻想著雕刻家貝爾納多·薩爾塞多會把它製成一件雕塑。但是，他們沒有允許，因為擔心他得到揭發他們的證據。
阿萊桑德娜叫了起來：
晚上七點播出的新聞節目什麼都沒有提及，但是通過對廣播的監控，加維里亞總統在幾分鐘后得知瑪露哈·帕瓊已經被釋放。他與毛里西奧·巴爾加斯一同向她家駛去，他們也已經準備好了關於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釋放的官方公告，這件事應該也會很快發生。面對記者們的錄音設備，毛里西奧·巴爾加斯已經大聲宣讀過通告的內容。但條件是，只要正式的新聞沒有發布，他們就不能傳播這則消息。
「那是戰爭中的諾言。」比亞米薩爾說。
總統和毛里西奧·巴爾加斯在車上聽到了這個消息，他們為提前錄好公告而感到高興。但是，五分鐘后，消息被闢謠了。
「毛里西奧！」加維里亞感嘆說，「真糟糕啊！」
一輛汽車沿著大街向她靠近，它掉了個頭，停在了對面的人行道上，恰巧在瑪露哈對面。就像貝阿特利絲當時一樣，她想，這樣的巧合是不可能發生的。那輛汽車應該是綁架者們派來的，以保證她被成功解救。瑪露哈靠近駕駛員的窗口。
「拿著，」他對瑪露哈說，他沒有開玩笑，他是認真的，「這是沒有打到您體內的子彈。」
家門前的斜坡被擁上街頭的車輛和行人堵住了。於是，瑪露哈和比亞米薩爾決定下車，走完剩下的一百米。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下車的地點就是瑪露哈被綁架的地方。瑪露哈在激動的人群中首先認出的是瑪麗亞·德爾·羅薩里奧·奧爾蒂斯的面孔，她是《哥倫比亞呼喚他們回來》的開創者和導演。從這個節目成立開始，那天晚上第一次由於缺乏話題而停播。接著她看見了安德烈斯，他全力跳下車，試圖在一名身材高大、衣著考究的警官下令封鎖街道時回到家中。安德烈斯靈光一現，他直視警官的眼睛，用堅定的聲音說：
「不對，」瑪露哈冷靜地回答，「您跟我說，您後來見過它。」
「我也從你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您覺得這條新聞怎麼樣？」
廣播電台一整天都饒有興緻地推測被綁架者們等待的情景，播放對家屬們的採訪和沒有被證實的謠言。那些謠言在下一分鐘就會被其他更加聲勢浩大的謠言淹沒，但是一切都沒有被證實。瑪露哈帶著提前出現的喜悅之情聽見了她的孩子們和朋友們的聲音，這種喜悅被不確定性威脅著。她再次看見了經過重新裝潢的家，她的丈夫與無聊地等待著她的記者們愉快地交談。第一次見到這些裝潢的細節時，她覺得反感。但當她有時間更加仔細地觀察這些細節，她的心情好了起來。看守們在瘋狂的清掃中停下了，他們收聽和觀看新聞節目，並試著鼓勵她。但是，隨著下午時光的流逝，他們越來越難讓她振作起來。
「為了避免她出事，他們絕不會在一個如此偏遠的地點釋放她。」他說，「明天，他們會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穩妥地釋放她。」
她只想讓車裡的人幫她叫一輛計程車。但是男人大叫了一聲。幾分鐘前，他聽著廣播里即將釋放人質的新聞，心想：「如果我碰見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在找車會怎麼樣？」瑪露哈焦急地想見到她的家人，但她任由他把她帶到對面的房子里打電話。
「博士」不想置身事外：「我能給您什麼作為紀念呢？」他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摸著口袋。他拿出了一顆九毫米的子彈，把它遞給了瑪露哈。
在總統生涯的第四十一個星期一，加維里亞總統在早上五點鐘自然醒來。他起床時不會開燈，以免吵醒安娜·米萊娜，她有時睡得比他更晚。他刮完鬍子、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後，坐在一張放在卧室外陰冷走廊的便攜椅子上收聽新聞，不會吵醒任何人。他用一隻口袋收音機收聽廣播新聞，把收音機放在耳邊，音量調得很低。他迅速閱讀報紙，從頭條新聞一直讀到廣告，撕下重要的內容，方便之後和他的秘書、顧問以及部長們酌情處理。有一次，報上有一條關於某件原本該做但沒有做成的事情的新聞，他把剪報寄給了相關部長並在剪報空白處快速寫了一句話：「貴部究竟要拖多久才能解決這個麻煩？」這件事立馬得到了處理。
「你很完美。」比亞米薩爾告訴她。
瑪露哈度過的上午更加有趣。大約九點的時候，一位二級首領走進房間向她確定了她將在下午被釋放，還向她講述了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行動的一些細節。他或許是想為之前不公正地對待瑪露哈表示歉意。在他近期的一次來訪中，瑪露哈問他，她的命運是否掌握在加西亞·埃萊羅斯神甫的手中。那個男人用帶著些許嘲笑的語氣回答她。
不值班的看守們上前祝賀他。他們高興得讓帕丘都忘記了他們是他的監獄看守。人們聚集起來，現場變成了一場同代老朋友的歡慶會。當時他意識到，由於他重獲自由，他想讓看守們重新做人的計劃失敗了。他們是從安蒂奧基亞省的其他地區遷入麥德林的小夥子，在貧民窟中迷失了自己，毫不在乎地殺人，也不在乎被殺。他們通常來自破裂的家庭，其中父親的形象是消極的，而母親的形象則很重要。他們已經習慣了從事收入極高的工作，對金錢沒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