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主要從事絲、麻紡織，遍於全國各地。最重要的產區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劍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區亦盛產蠶桑，淮南、江南兩道稍遜於上述各道。上等絲織品稱綾稱羅；絹和絁是一般水平的產品，但產量較多。據記載，開元時的絹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絹多產於河南道，上等布多產於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絹質量最高，屬第一等。鄭州、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絹列第二等。唐代絲織品色彩絢麗、圖案新穎，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風格和手法。印染技術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蠟纈法在唐代使用得更為廣泛，唐代還先後出現了夾纈法和絞纈法等新技術。

農業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各地發現的牛耕圖，唐代前期已經把過去使用的直轅犁改造成曲轅犁，這種新式犁使用起來便於轉彎。耕作技術的進步與灌溉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正役以外，農民須服雜徭，有的還要服色役。

當時統治者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設施。中央尚書省工部設有水部郎中，負責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監有都水使者，主持興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運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門均置長一人，專司調節渠水、分配使用。國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規。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興築於前期，這與當時全國統一、社會安定有九*九*藏*書關。比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間在同州（今陝西大荔）開渠，自龍門（今山西、陝西間黃河之龍門）引黃河水溉田，受益地達六千余頃；貞觀年間江都（今江蘇揚州）境內修雷塘及新築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頃；武則天執政時期在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東北所開的竇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為數可觀；唐玄宗統治時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三河（今河北三河東）、彭山（今屬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興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數千畝。隨著水利事業的發展，灌溉技術也有所提高，農民不僅用傳統的轆轤和桔槔汲水，而且製成水車、筒車，用以灌溉地勢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還使用立井式水車溉田。

農業的發展導致墾田數量和戶口的增加。開元年間，有的地方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有的地方原來榛莽叢生，這時也變成了秔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開發。隨著墾田的擴大，新增加了一些縣。貞觀年間全國人口不滿三百萬戶，經過百余年的繁衍和逃戶落籍，到天寶十三載（754）增加至九百余萬戶，而據杜佑在《通典》中估計，如果把隱漏的逃戶、隱戶都計算在內，人口最多時的實際戶數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左右。

唐代燒制的一種低溫多彩的鉛釉陶器。它是在鉛釉陶中加進鐵、銅、鈷、錳等不同的金屬氧化物，而燒制出的集黃、赭、綠、白、藍等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於一器，甚至也有五色的低溫釉陶。一般由黃、綠、白三種色釉組成，藍色出現較晚。唐三彩具有淋漓變幻的色彩效果。這是利用鉛釉易於流動的特點，在燒制時呈色金屬熔於鉛釉中隨其任意流淌，加之施釉用量的不同，呈現出濃淡及流淌長短等不同現象。唐三彩的製品分為器皿和俑兩大類。器皿類有壺、罐、瓶、尊、碗、盤、杯、缽、枕及文房用具等，形體圓潤、飽滿，體現了唐代豐|滿、健碩的藝術特徵。俑類分為人物和動物兩種。前者有文官武士、男女侍從、胡人、貴婦、樂舞人像等，造型精練概括，能刻畫出不同民族、階層人物的性格和特徵。後者以馬和駱駝最出色，比例準確，結構分明，形體轉折起伏完全符合解剖規律。唐三彩的燒制始於初唐，盛唐因厚葬之風盛行，達官貴人為誇耀其財富和追求奢侈的排場，專門用唐三彩陪葬。安史之亂后，隨著唐代國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燒制也逐漸走向衰微。

唐朝把民戶劃分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戶等主要根據財產和戶內丁口多少劃分。國家根據戶等高低徵收稅錢，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開元時，戶稅分小稅和大稅，每年收小稅約四十萬貫，三年收一次大稅約一百五十萬貫。此外，每年還另收八十萬貫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寶年間，八等（即下中等）戶納錢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戶納錢二百二十二文https://read.99csw.com。戶稅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

陶瓷製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傳統生產的越窯青瓷，「類冰」「類玉」，晶瑩可愛；新產品白瓷開始製造于北方的邢窯（在今河北邢台），色澤「類銀」「類雪」，質量很高。唐代還出現了三彩陶俑，即所謂的「唐三彩」，反映施釉技術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現，為後代彩瓷的產生開闢了道路。

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唐代商業比魏晉南北朝時顯得繁榮。絹帛雖然繼續當作輔幣使用，但鑄錢大量通行。唐初，開始鑄造輕重適中的「開元通寶」錢，以後廣為流布。開元、天寶時期國家開爐九十九處，一年鑄錢達三十二萬七千余貫。隨著商業的繁盛，出現了一些藏鏹巨萬、邸店遍海內的大商人，他們多從事遠地轉運，獲取巨額利潤。更多的是小本經營、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販。由於域外通商的發達，胡商遍布各大都會、名城。

私營手工業作坊均從事商品生產，業主或主人均有技藝，稱師、長老或都料，他們除依靠家庭成員勞動外，也僱用有技藝的工匠。個別的私營作坊規模相當可觀，但一般的作坊規模都很小，仍從事個體經營。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種工匠，有很多就是私營作坊的勞動者。

唐代前期手工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手工業分官府手工業、私營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三種形態。官府手工業作坊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分屬於少府監、將作監和軍器監三個部門。盛唐時期僅少府監使用的輪番服役的工匠就近兩萬人，屬將作監役使的輪番服役的工匠亦達一萬五千人。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還設有冶監，專門掌管礦冶事業。官府手工業役使的勞動者有工匠、番戶、雜戶、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為主。工匠、番戶、雜戶每年到官營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個月，有的輪流服役兩個半月或三個月，服役者自備口糧。有的工匠長期留用，稱作「長上匠」，官府另給報酬。有的官營作坊則部分地和雇勞力，每日給酬絹三尺，被雇者稱「和雇匠」，有的稱「明資巧兒」或「巧兒」。各種勞動者都對官府有人身依附關係。官府手工業的產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軍隊消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鬥爭的不斷爆發，納資代役與和雇等方式逐漸增加，人身依附趨向httｐｓ://read.９９cｓｗ•ｃｏm緩和。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農民起義打擊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無主田，統治者把相當一部分官田用作賜田、公廨田、驛田、屯田，以供祿米、經費和其他軍政開支之用，其餘大部分則用以實行均田制，即作為永業田和口分田分配給各階級、各階層的人佔有。民戶中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官員按品級受不同數量的永業田，勛官按勛品受不同數量的勛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篤疾、廢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與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寬了對買賣永業田、口分田的限制。不僅史籍中有很多關於均田令的記載，《唐律疏議》中有土地還受的規定，而且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大量手實、戶籍和給田文書、欠田文書、退田文書，也具體而生動地記錄了均田制實施的狀況。從上述文書可知，民戶「應受田」額與「已受田」額距離頗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畝數。

唐朝的工商業雖然空前繁榮，但自然經濟仍然居於絕對支配地位。長安的東、西兩市一共才佔有四坊之地，與全城的百余坊相比，處於次要的地位；加之錢絹兼行，反映了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水平還不很高。

唐代交通的發達，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出於行政、軍事的需要，驛傳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當時每三十里置一驛，全國共有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二百六十所，水陸相兼的驛八十六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驛路通往全國大多數地區。交通孔道上還有接待客商的私營店肆，備有「驛驢」，供行旅者騎用，倏忽數十里，相當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艦，千舟萬艘，交貿往還，十分繁忙。

唐代狩獵紋夾纈絹
夾纈在唐代常用做婦女的服飾，還作為傢具的裝飾品。

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推動下，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先後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呈蒸蒸日上之勢。

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戶也生產手工業品，主要是絲、麻織物。雖然這種家庭手工業在農民經濟中僅處於副業地位，但由於全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民，所以此類產品的總和在社會經濟中佔有相當比重。農民的手工業產品除供自己消費外，也用於繳納課調，只有一小部分當作商品出賣。

封建統治者實行均田制的目的是：盡量利用現有勞動人手墾種土地，發展生產，以緩和階級矛盾和保證財政收入；通過授貴族、官員九-九-藏-書永業田和授勛官勛田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統治階級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過實行均田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能起一定的進步作用。

地主剝削農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魯番地區發現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約，是當時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見證。吐魯番的租契反映，主佃雙方多為小農，他們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經營不便而交錯出賃土地，也有小農因家貧無力墾種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當性質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斷定，地主與佃客間建立租佃關係的情況一定也相當普遍了。根據出土契約，租額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預付和后付，地租有交產品和貨幣之分，上述諸區別取決於土地質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種類。租佃關係採取契約形式，定額租的產生和流行，凡此都說明唐代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歷代有明顯的減輕。部曲的記載主要見於《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魯番文書，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計在大多數地區的現實生活中，部曲已經極少，《唐律》中有關部曲的文字是從《開皇律》中承襲而來的，並不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賜奴婢的情況，動輒以數百人甚至以千人計，受賜者大多是立有戰功的軍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國以後，賜奴婢的數量銳減，說明掠戰俘為奴的習慣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種情況反映，地主對依附者的超經濟強制明顯地趨向緩和，這是生產力水平提高和隋末農民起義推動下的必然結果。

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在紡織業、陶瓷業和金屬製造業等部門表現得最為突出。

唐太宗繼承隋制，于貞觀二年（628）在全國普遍設置義倉，規定自王公以下至於百姓根據籍內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畝納粟或麥、稻二升于義倉，以備荒年賑災之用。義倉征斂即地稅。後來由於「公私窘迫」，國家遂貸義倉存糧支用。自中宗神龍（705～707）之後，義倉儲糧支用向盡。天寶七載（748）以後，每年地稅總收入達一千二百四十余萬石，是唐王朝的一筆重要稅收。

城市的繁榮與商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關係。當時諸州、縣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長安和洛陽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經濟比較繁九九藏書盛的城市。長安的坊為居民區，全城居民約有百萬左右。商業集中在東、西兩「市」，市內四方珍奇，皆所積聚。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陽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進行貿易的場所。除長安、洛陽外，唐代重要的城市還有地處長江與運河交匯處的揚州及號稱「錦城」的成都。廣州則為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城市。在城市中，諸「市」內各業分行序列，從而產生了由同行業者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頭，負責向國家納稅，執行官府命令。

唐朝前期實行的課役征斂主要包括租庸調製、戶稅和地稅，其中，以租庸調為正稅，戶稅和地稅是輔助稅。此外，還有雜徭和色役。

租庸調課斂是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賦稅制度。課戶每丁每年納粟二石，稱作租；納絹二丈、綿三兩，稱作調；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絹，每日合三尺，這種以絹折役的辦法稱作「輸庸代役」。不產絲織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調絹，另納麻三斤，庸絹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唐代手工業生產的巨大成就，是廣大手工業者辛勤勞動的結果，但高級手工藝品卻全部供統治階級享用，勞動人民只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金屬鑄造技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發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二百七十件，經過鑒定，知道當時已出現了手搖足踩的金屬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純度很高的白銀。銅器製造分佈於揚州、并州、越州（今浙江紹興）及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尤以揚州所產的「方丈鏡」、「江心鏡」最為馳名。

唐代前期儘管繼續實行均田制，地主佔有土地並剝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產關係。在地主階級內部，有官僚貴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貴族自北朝以來世代做官，田產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賜田，有些則是新貴從李唐政權獲得的賜田。無論是官僚貴族、庶族地主還是商人、高利貸者，都大量購買土地。有的人「邸店園宅，遍滿海內」。不少官僚貴族地主還依據官品、勛品從國家得到永業田和勛田。所有的地主不僅用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為供游賞的園林，這種情況在長安、洛陽等大城市郊區尤為普遍。在隋末農民起義打擊下一度有所削弱的寺院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有恢復和發展，並有日益膨脹的趨勢。寺觀不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據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產是來源於施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