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國土比北宋約減少五分之二，而農業生產發達地區都在南宋境內。南宋初，除四川、廣南等地外，東南一帶遭受嚴重的兵燹破壞，如在建炎末，產米最豐富的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在金軍屠殺和官兵荼毒之餘，加上瘟疫，死亡五十萬人，僅剩十分之一二的人口。明州（今浙江寧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軍屠城的慘禍。但是，由於北方勞動人民大批南遷，和南方農民共同辛勤勞動，使南宋的農業生產，較快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臨安府作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儘管在南宋初遭受嚴重戰禍，到宋寧宗初年，臨安府城已增至十一萬二千多戶。市民、達官貴人、官府和宮廷所需的糧食和百貨，都來自附近州縣，以至福建、廣南、淮南等地，城內店鋪林立，還有不少質庫、手工業作坊、寄存貨物的塌坊，十分繁華。長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蘇南京）也是重要的商業城市，南宋後期府城人口達幾十萬。長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漢武昌區）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廣、荊、襄、淮、浙的貿易中心，居民達十萬戶。四川的成都府城也達十萬戶。泉州作為對外貿易中心，州城居民約十萬戶，五十萬人。

宋朝和日本、高麗之間的貿易關係極為密切。宋朝開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兩浙路出發，幾乎年年都有。宋朝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藥材、香料、瓷器、文具、書畫、絲織品等，自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銀、沙金、工藝品等。日本製造的寶刀和扇子，在宋朝最為著名。宋朝不斷有商船橫渡黃海，駛往高麗。運往高麗的商品有各種綢緞、臘、茶、瓷器、書籍等，自高麗輸入的商品有人蔘、礦產、綾布以及扇子、文具等。

宋朝的紡織纖維生產仍以絲和麻為主，而棉花的栽培區逐漸擴大，產量逐漸提高。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區局限於氣候較熱的廣南和福建路。棉花當時稱吉貝或木綿。海南島的黎族人民和雲南大理地區人民，在宋朝以前已種植木綿，紡織為白㲲布。北宋末，曾與金朝商定，將木綿布一萬段，作為歲幣的一部分。南宋初，宋廷所需的木綿布是從福建路收買的。到南宋後期，棉花種植區已向北推進到江淮和川蜀一帶。

宋時的通信系統是遍布各地的驛站網。郵遞分步遞、馬遞、急腳遞、金字牌遞等。規定步遞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書外，還可郵寄私人信件。馬遞日行三百里。急腳遞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遞日行五百里。金字牌是朱漆牌，刻以金書「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專用以遞發皇帝御前緊急重要公文。事實上規定的速度往往達不到，郵遞稽遲的情況經常發生。南宋時，樞密院又造一種以雌黃色為底色的青字牌，規定日行三百五十里；后又改用黑漆紅字牌，規定日行三百里。

北宋貨幣以銅錢為主，鐵錢為輔。金銀作為貨幣，流通量不大。北宋銅錢年鑄造額約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別到宋神宗元豐時，年鑄造額高達五百零六萬貫，依每貫五宋斤計，約摺合一萬五千余噸。儘管如此，北宋的銅、鐵錢仍不能滿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還出現了「錢荒」。

宋時因城市人口的膨脹，在很多州縣城門外，形成了新居民區，稱作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規模甚至大大超過城區。

宋時有從廣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東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線，還有從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麗，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或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州）通往高麗的海上交通線。宋朝與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阿拉伯半島以至東北非洲等幾十個國家都有貿易關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農業在精耕細作方面有進一步的完善。其中尤以兩浙路精耕細作居全國之最。其精耕細作的方式已比較完善，不僅深耕細耙，而且在育秧、灌溉、糞肥、中耕管理、換茬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因地制宜地種植糧食作物。

由於優良品種的培育和交流，比較普遍地實行精耕細作，提高了農田單位面積產量。北宋兩浙路產量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產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長江下游，一般都可產米二至三石，還出現了畝產稻穀六七石的高產紀錄。

宋代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都集中在官營和少數私營的作坊。官營作坊為統治階級製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rｅaｄ•９9ｃｓｗ.ｃom一人，專門製造各種軍用物資。官營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時也和雇一些民匠，並役使有手藝的軍匠、罪犯等；私營作坊採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壽）開私鹽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僱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約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隱名改姓逃避戶籍和刑法的農民或罪犯，向豪民領取「工直」。徐州利國監有三十六處鐵冶，每冶工匠至少數十人，多雇傭逃亡農民。這些工匠脫離了農業，對僱主不存在嚴格的隸屬關係，但遭受著殘酷的經濟剝削。

商行還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後期，皇室通過商行徵購宮廷需用的貨物，稱「宮市」。宋真宗時，宮中也常常通過商行向商鋪徵購貨物。內東門司購買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給價錢的。開封供應百貨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別處多十倍以上，各行賠累很多。各行商鋪被迫輪流「祗應」，向皇室或官府低價或無償地提供貨物，商行反而成為束縛商人的一種組織。

南方各地普遍栽種茶樹。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和川蜀地區，種茶的園戶極多，不少州郡以產茶著名。北宋時，僅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每年輸送官府茶葉專賣機構的，即達一千四百四十一萬二千斤，而淮南產茶地則由官府自己置場，督課園戶採制，其歲入數字還不計在內。南宋的產茶州縣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兩廣、兩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種植區，福、明（今浙江寧波）、廣、漢（今四川廣漢）、遂（今四川遂寧）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戶」，種植甘蔗，生產各種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寧府）的冰糖最為著名。蘇州洞庭山共三千戶居民，「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種柑橘一畝，比種稻麥得利多至數倍。廣南農民也「多種柑橘以圖利」。福建、廣南、川蜀還種植荔枝，以福州所產最多，興化軍（今福建莆田）「最為奇特」。

唐代城市中同業店鋪組織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縣城鎮，同業商鋪組織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參加商行叫「投行」。隨著商業的發展，商行的組織不斷增加。開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臨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護和壟斷本行的商業利益。外來的商人，不經投行，不得在市上貿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話，行的首領叫「行頭」或「行老」，他們有權規定本行商品的價格。各行還有作媒介招攬買賣的牙人。

北宋建都開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載運東南的糧食等貨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歲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隻。官營作坊打造戰船、漕船等，民營作坊打造商船、遊船。兩浙的明（今浙江寧波）、溫、台（今浙江臨海）、婺（今浙江金華）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贛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荊湖的潭（今湖南長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陝西的鳳翔府斜谷（今陝西眉縣西南）等地，都已成為造船業的中心。福建沿海四個州軍都生產海船，海船質量居全國首位。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宋代在軍事和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科學地預見到石油日後「必大行於世」。

經過唐末、五代以來的長期戰亂，宋太宗趙炅末年（997），全國戶口統計僅有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戶。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增加到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戶，一千九百九十三萬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戶，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戶，二千九百零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趙佶大觀四年（1110），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戶，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戶口統計一般只計男丁，戶口數字中的口數乃指男丁的人數。按每戶實際平均五口計算，宋徽宗時全國人口約為一億，這是前代所未達到的。北宋國土小於漢、唐，但人口則多於漢、唐，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於漢、唐，這是宋代農業生產遠遠超過漢、唐的一個重要條件。

內河航運出現了「萬石船」。當時所造海船船形下側如刃，便於破浪，船上設備齊全，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還設置了隔離艙，使用了稱為「轉軸」的桅杆，從而增強了戰勝逆風惡浪的能力。這種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麗用的一種大海船稱「神舟」，其高長闊大，什物器用及所載人數都相當於「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楊么起義軍與官府對抗，雙方都用大力製造車船。車船用翼輪激水行駛，每一雙翼輪貫軸一根，謂之一「車」，軸上設踏板，供人踩踏。當時出現三四十車的大船。車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於航海。後來又發展了車槳並用、可隨時裝卸的新技術。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

宋時海外貿易得到很大發展，與海外聯繫地區之廣，進出口貨物品種和數額之多，都遠遠超過了前代。宋朝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貿易國。

封建時代的生產以個體勞動為基礎，因而人口的增長和減少，對社會生產具有直接影響。宋代人口就其總趨勢看，一直是增長著的。

在南方，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帶的兩浙路，是豐腴的穀倉，出現了「蘇湖熟，天下足」或「蘇常熟，天下足」的諺九*九*藏*書語。四川的成都平原，江南東、西路等地的農業也相當發達，而荊湖南、北路的農業生產水平較差。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以粗放經營為主，尚未得到很好開發，然而至晚在北宋後期，缺糧的福建路已必須依賴廣南餘糧的接濟，廣南的糧食甚至還由海道遠銷兩浙路。四川、荊湖不少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較富庶的地區。南宋時，淮南東、西路，京西南路等地，與金朝、元朝接壤，因長期戰亂，大片農田荒蕪，耕作粗放，畝產量很低，始終沒有恢復到北宋時的生產水平。

北宋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礙，各地農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農作物的經驗。宋太宗曾命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員，勸諭百姓種植粟、麥、黍、豆，由淮北提供種子，江北各州則學習南方，廣種水稻。此後，河北、河東、京西、京東等路都逐步推廣種稻。淤田辦法推行之後，北方種稻面積更為擴大。籽滿粒大的天竺綠豆在北宋時引進，西瓜從遼代時自中國西部邊疆傳至中國北部契丹統治區，南宋初傳到江南地區，逐漸為各路所普遍種植。由越南傳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時推廣到江南、兩浙以及淮南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強，並且「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種植，從而擴大了稻的栽種面積。南方農民還培育出許多優良稻種，如蘇州的師婆粳、箭子稻，洛陽的和尚稻等。這類優良品種，僅秈稻就達幾十種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種。

宋高宗趙構末年（1161），南宋全國戶口統計為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七戶，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口，此後戶口數或升或降，至宋寧宗末年（1223），全國戶口統計為一千二百六十七萬零八百戶，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口。依每戶實際平均五口計算，南宋自孝宗至寧宗時，人口約有六千萬左右。南宋與金朝、元朝接壤的淮南路、京西南路、荊湖北路等，戶口比北宋減少，但在腹地的某些路，人口仍有所增長。如自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至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兩浙路自一百九十七萬五千戶增至二百二十二萬零三百戶，江西路自一百五十五萬一千八百五十八戶增至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戶，湖南路自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九十八戶增至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戶，福建路自一百零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戶增至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戶，成都府路自八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九戶增至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戶。

宋代擁有一批人口在十萬以上的大城市。都城開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開封府僅新、舊城內，八廂居民，即達九萬七千七百五十戶。唐代長安和洛陽城內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區，黃昏后鎖閉坊門，禁止夜行，商業活動只能白天在市裡進行。北宋開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漸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業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工商與居民雜處，面街開店，隨處都有商鋪、邸店、質庫、酒樓、食店。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中庭兩廡可容上萬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這裏。還出現了遲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開張營業。各地貨物諸如糧食、水產、畜產、蔬果、茶、酒、藥材、紡織品、器皿、書籍等，都運到這裏銷售。日本扇、高麗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開封市場上也是熱門的貨物。宋真宗時，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戶也達幾萬家。宋仁宗時，廣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漢數萬家」。

宋代採礦冶鍊業的發展為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河北、京東、陝西、河東等路都已大量開採石炭（煤）。河東境內居民、東京開封及其附近城鄉的上百萬戶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許多地方的市場都徵收石炭稅，或由官府買賣石炭。江西豐城、萍鄉山間的煤礦也已被開採。今河南鶴壁發現北宋後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礦遺址，由地面開鑿豎井，依煤層開掘巷道，採取「跳格式」挖掘，先內后外，逐步後撤，還有排水井和木製轆轤等排除坑道積水的設備。

北宋在主要港口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興）、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相繼設立市舶司，主管舶商進出手續，並徵收舶稅，抽買舶貨。宋仁宗皇祐時，市舶收入每年為五十三萬余貫，宋英宗時增為六十三萬余貫，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南宋海外貿易有很大發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達二百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近一倍以上。為保持市舶收入的穩定增長，宋朝有時還派遣使臣出海，招徠外商。廣州和泉州都是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與日本、高麗貿易，規模略小。

宋代印染技術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給染工印染斑纈。開封有官營染坊，也有像「余家染店」這樣的民營染坊，還有推車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

宋代製鹽有曬、煮兩種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運城西北）、解縣（今運城西南）境的鹽池是池鹽的主要產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等路沿海地區，煮海水為鹽。河東、陝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區的貧苦農民括取鹹土煎煮為鹽，九_九_藏_書稱為土鹽，以并州的永利監（今山西太原南）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鑿井取鹵煎煮，稱為井鹽。宋仁宗時，蜀中民間首創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與唧筒都用竹為之，採用了機械提鹵的先進技術，極大地提高了功效。

在宋代複種技術也得到了推廣。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兩種，種植和收穫的時間不同，但一般並非雙季稻。南宋時，由於愛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佃客繳租，在不少場合下，只納稻，不納麥，促使冬麥和晚稻兩熟制得到大面積推廣，成為長江流域相當普及的耕作制度，改變了南方種麥較少的狀況。實行複種，一般可畝產稻麥三四石。此外，在閩廣一帶已出現雙季稻，然而僅限於膏腴的農田種植，尚不普遍。由於提高畝產量和增加複種指數，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為提高，這是農業史上的重大變革，宋代以後的糧食生產仍大體沿襲了這個發展方向。

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基礎上，宋代的經濟作物，特別是在南方，有相當大的發展。當時有菜園戶、漆戶、葯戶、花戶、果農、菜農、蔗農等專業經營者，他們部分或主要地從事商品生產，這對男耕女織的傳統自然經濟結構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宋朝農業生產南北方發展不平衡，經濟重心已顯著南移，而南北各路的生產水平也同樣存在頗大的差異。

宋代交通運輸業也相當發達。內河運輸以大江（長江）、汴河和運河為主動脈。自東南地區通過汴河和運河輸送東京的糧米，一般為六百萬石，有時甚至達八百萬石，漕運額大大超過前代。陸遊描寫長江中游鄂州稅務亭一帶，「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吳船與蜀舸」途經黃牛峽（今湖北宜昌西）時，都要到廟中祈神，反映了大江民間水路運輸的興盛。宋朝除廣泛的海外貿易外，國內沿海運輸業也有較大規模，兩者都以民間運輸為主。南宋初，官府一次自潮州海運三萬擔糧至福州，而另一支船隊又運糧至溫州。宋朝缺馬，畜力車以牛車最普遍，也廣泛使用人力和畜力馱運。開封府的「太平車」需用五、七頭牛拉拽，「平頭車」則是獨牛車，又有驢拽的獨輪車，人拽的「浪子車」。宋時官府運輸，往往以同類物資編組為綱。如米以一萬石為一綱，銅錢以兩萬貫為一綱，金以兩萬兩為一綱，銀以十萬兩為一綱。官府以綱作為計量單位，制定有關綱運的各種法令，其中包括對押綱人員的獎懲。

在北方，河北路、京東路、陝西路的關中平原一帶是比較富庶的地區，但河北路東部沿海一帶，因大面積鹽鹼地的存在，不適於耕植。河東路和陝西路的大部是貧瘠落後的地區。京西路在北宋建國后約一百年內，一直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廢，後來才得到開發。

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戶富商發行一種交換券，叫作「交子」。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官府收奪私家發行紙幣之權，在益州設立交子務，負責印製和發行交子事務。交子以鐵錢作為本位，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另儲備鐵錢三十六萬貫，以保證交子隨時兌換。交子以兩周年為一界，當界滿時，製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交紙墨費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峽流通，後來發行數量越來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區擴大到陝西、河東等路，官府便在開封設置交子務，專門負責交子的印造發行。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墾田面積也不斷擴大。宋代平原地帶已大部墾闢，如浙西平江府一帶，「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江（江南路）、浙（兩浙路）之田，不以肥瘠，民爭尺寸」。「兩川地狹生齒繁，無尺寸曠土」。在山陵地區，尤其是南方各路，還到處「墾山為田」，開墾了大批梯田。「梯田」一詞即起源於宋代。宋代梯田的數量也相當可觀。如福建路大部分耕田都是梯田。建康府（今江蘇南京）的上元和江寧縣，寧國府的宣城縣（今屬安徽），山田約佔耕田的半數。由於廣大農民的積極墾闢，宋代墾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據官方統計，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為三億一千二百五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即達五億二千四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二畝，二十五年間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八。由於品官形勢之家的隱田漏稅，宋仁宗時登錄在國家版籍上的僅二億二千八百萬余畝，以後雖有所回升，到宋神宗趙頊時，僅達四億六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七畝。根據宋神宗時人口增長情況，以及宋代農戶生產能力估計，北宋時墾田可達七億至七億五千萬畝，超過漢唐時期的墾田數。

宋與遼、西夏、金、回鶻、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交流。宋與遼、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點設置榷場，進行官方許可的貿易，但榷場貿易有各種規定和限制，官府還要抽稅，故民間的走私貿易，不論在陸地或沿海都相當興盛。宋與遼、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還，也往往附帶做生意。遼對宋出口物品有羊、馬、馬具、皮革、毛氈、刀劍、北珠、鹽等，宋對遼的出口物品有茶、藥材、糧食、絲麻織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銅錢等。宋的榷場收入大致可抵消對遼輸納歲幣的損失。西夏對宋的出口物品有駝、馬、牛、羊、玉、氈毯、藥材、鹽等，宋對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絲織品、糧食、香料、漆器、瓷器、銅錢、銀等，特別是茶馬貿易，對宋與西夏都至關重要。回鶻將玉器、馬匹、藥材、香料等運往內地，從內地換回茶、鐵器、錢幣等。金對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蔘、絲織品、銀、馬等，宋對金的出口物品有糧食、茶、銅錢、牛、書籍、外洋舶貨等。遼、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錢幣。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考古發掘中，發現湖州銅鏡、建陽刊本，而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馬匹供rｅａｄ•99ｃsw•cｏm應者，其出口物品還有藥材、手工業品等，宋對大理的出口物品有書籍、絲織品、錢幣、茶、銀等。中國境內各個政權密切的經濟聯繫，為元朝統一準備了重要條件。

中國古代三大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宋時逐漸應用於實際，獲得迅速發展。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部門，在原料採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作坊規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獨立手工業者的數量也較前代加多。

宋代商業的發展，超過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鎮市的興旺發達，紙幣的出現和廣泛使用，海外貿易的盛況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大食、真臘、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等國，也有不少商人經南海到宋朝貿易。宋朝輸出東南亞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絲織品、銅錢、金、銀、銅、鐵、鉛、錫等，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蘇木等。

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由於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產量倍增，以及經濟作物的擴大，多種經營的展開，從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發展，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廈門同安區等地，都曾發現宋代冶鐵遺址。繁昌遺址的冶鐵爐呈圓形，用栗樹柴作燃料，石灰塊作熔劑，但更多的冶鐵爐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強，冶鍊快，鐵的質量高，對改進農具作用極大。徐州利國監（今屬江蘇）、兗州萊蕪監（今屬山東）是當時著名的冶鐵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間，全國每年得鐵七千一百二十四萬一千斤。宋英宗時，又增加一百余萬斤。利國監用石炭冶鐵作兵器，犀利異常。冶鐵爐的鼓風器由皮囊改為木風箱，裝置牢固，風力增大。

南宋銅錢年鑄造額減至十萬貫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過十五六萬貫。由於大量銅錢外流，錢荒愈益嚴重。除了鑄造鐵錢外，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南宋的紙幣主要有四種，四川錢引、湖廣會子和兩淮交子都以鐵錢為本位，東南會子則以銅錢作為本位。各種紙幣都有規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間又有一定的兌換率。官府沒有足夠的銅錢和鐵錢作為兌換本錢，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又大量濫印紙幣。東南會子在宋孝宗時，規定兩界并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東南會子已發行了六億五千萬貫。濫發紙幣，造成嚴重的幣價貶值，通貨膨脹，使廣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愈益嚴重。南宋亡國前夕，賈似道又主持發行新紙幣關子，停止第十七界東南會子的行用，規定第十八界東南交子三道摺合關子一道，結果卻造成更劇烈的通貨膨脹。

隨著雕版印刷業的興盛，紙張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間造紙業迅速發展。宋代造紙技術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縣、歙縣生產的紙張，放在熏籠上用火焙烤，五十尺為一幅，各幅勻薄如一。這種方法比上牆日晒要進步得多。因此，紙張的產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紙張一般都達到薄、軟、輕、韌、細的水平。紙的種類很多，有白色紙、自然色紙等。在質量方面有薄厚與粗細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別。四川的藤紙、浙東的竹紙、江南的楮紙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點。江西清江的藤紙、江東徽州的龍鬚紙、平江府的春膏紙等都是紙中佳品。各地還有多種加工製作的箋紙。紙張經過加粉、加蠟、染色、砑花，製造成精緻的印花箋，箋色有紅、紫、褐、黃、碧等，而以紅色箋最為流行。建陽書坊曾用一種特製的椒紙印書，系用山椒果實煮汁染成，紙性堅韌，且可防蠹。紙還用來製作紙甲、紙被、紙帳、紙衣等。

民間工匠的同業組織也稱「行」，開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貨行和小貨行。如做靴鞋的稱「雙線行」。行又可稱「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類工匠。有些行業的工匠尋找工作，必須經行老介紹。

宋時農具製作不但數量大、質量好，而且品種多。鐵制犁鏵已經多樣化，主要有尖頭、圓頭兩種，適用於耕作不同的土壤。碎土疏土用的鐵耙，安裝在耬車車腳上的鐵鏵，除草用的彎鋤，在北宋中原和華北地區已普遍使用，說明耕作程序增多，農民對精耕細作更加註意。鐵耙、䦆頭、鍘刀、鐮刀等形制也有改進，輕巧耐用。戽水灌田的龍骨翻車，有全用腳踏和用牛拉的兩種，已為南方農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墾闢，使用了高轉筒車，依靠水力推動，引水上山。其他如插秧用的秧馬、中耕用的雲盪等則是宋代的創造，對農業生產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大城市發展的同時，成千上萬個鎮市也因商業的發達而興盛起來。《元豐九域志》等書都記錄了大量鎮名，其地位僅次於縣治。官府在各鎮設立場務，收取商稅。市的地位又低於鎮，有些市也設置行政機構。有的鎮市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如黃池鎮（今安徽蕪湖東）和沙市（今湖北荊州沙市區）是從屬於州縣的鎮市，卻發展為商旅萃聚的貿易中心，黃池鎮商業的繁榮已超過太平州（今安徽當塗）。上海的前身青龍鎮（今上海青浦區北），也是宋時有名的商埠。此外，鄉村還有定期的集市，稱墟、集（或草市），農民在此出售蔬菜、魚蝦或手工業品，成為溝通城鄉經濟的重要環節。較大的市、墟或集開設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業的發達而發展成為鎮，有的鎮也升為縣。由於商品流通和交換的頻繁，官府https://read.99csw.com在不少商船客貨輻輳地設置稅場，商稅收入也非常可觀。

在兩浙、福建、廣南等路，海商數量很多。《萍洲可談》載「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鉅賈為綱首」。「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貨，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就是宋代商人來往東南亞等地搭載的商船。

宋代制瓷業普遍發展，在產量和製造技術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窯戶幾乎遍布全國各地。不僅供貴族享用的高級瓷器在工藝技術上達到新水平，而且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為居民廣泛使用。各地瓷窯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屬河北）定窯，所產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裝飾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貢品。汝州（今河南臨汝）汝窯，生產帶有較細紋片的青釉瓷，「色近雨過天青」，宋徽宗時專為王室燒造。潁昌府陽翟（今河南禹州）出產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嬌艷，間以紫紅和青藍，極盡絢麗燦爛，後世稱為「鈞瓷」。開封官窯生產的瓷器，土脈細潤，有月白、粉青等色，帶蟹爪紋片。南方的饒州（治今江西鄱陽）景德鎮窯，出產各種品類的瓷器，遠銷各地，號稱「饒玉」。該鎮瓷窯內部已有很細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車坯、釉坯之分，還有印花、畫花、雕花之分。臨安府鳳凰山、烏龜山下官窯，出產瓷器的釉面呈現出各種美麗的紋片，特別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陝西銅川耀州區）窯、磁州（今河北磁縣）窯，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窯、處州龍泉（今屬浙江）窯以及廣南東路、福建路沿海地區的瓷窯，也都發展迅速。廣南東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銷售海外。宋代瓷器產量的增長，使制瓷業在宋代全部手工業中佔有突出的地位。

北宋初，全國共有礦冶二百零一處。宋英宗時增加到二百七十一處。宋仁宗皇祐時，朝廷每年得金一萬五千零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宋英宗時，金減少九千六百五十六兩，銀增加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兩。鑄錢用的銅，由官府嚴格控制。宋仁宗皇祐時，年收五百一十萬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時，增至六百九十七萬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時，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銅錢需要鉛、錫混合鑄造。宋仁宗皇祐時，鉛年產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時，鉛增為二百零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增產一百余萬斤。宋神宗時，鉛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這樣高額的礦產量在當時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礦冶業在產品數量上較北宋遜色，但在技術上又有一些提高。

北宋時，南方的絲織業逐漸勝過北方。兩浙、川蜀地區的絲織業最為發達。宋仁宗時，梓州已有幾千家機戶，從事絲織業生產。成都府、漢州（今四川廣漢）、青州（今屬山東）、濟州（今山東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許多機戶或綾戶。開封府設有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號稱「衣被天下」。絲織物的品種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錦就有數十種名目，號稱「天下第一」。亳州（今屬安徽）輕紗，撫州（今屬江西）蓮花紗和醒骨紗，婺州（今浙江金華）紅邊貢羅和東陽（今屬浙江）花羅，越州（今浙江紹興）寺綾，邵州邵陽（今屬湖南）隔織，定州（今屬河北）刻絲（即隔織）等，是當時著名的絲織品。李覯描述當時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盛況說：「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饑渴。……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爭為纖巧，以漁倍息。」麻織分佈在成都府路、廣南西路、京東東路、河東路等地，廣西廣泛種植苧麻，農村婦女都善長織布。麻布產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區的麻織品極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兒布、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崑山葯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絲織品和麻織品的生產繼續增長，隨著植棉區的擴大，棉織品在全部紡織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儘管宋代各地農業發展很不平衡，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其發展水平遠遠超過漢唐則是無疑的。

南宋也比較重視水利建設，僅在五十年內，各地就興建或修復了一批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長沙）的龜塘，可溉田萬頃；興元府（今陝西漢中）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三十多頃；鎮江府練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萬頃以上。江東路不少州縣也盛行圩田。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的耕地，圩田十居八九。浙西路圍田相望，據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統計，達一千四百八十多所。淀山湖四周被圍墾幾十萬畝。兩宋在東南地區興修圩田、圍田之類，實際上即是對低洼地的改造與墾殖。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豪勢之家霸佔水利、圍湖造田，平時壟斷水利，一遇澇災則以鄰為壑，又對農業生產發生不利的影響。如紹興府著名的鑒湖，灌溉面積幾乎占會稽縣農田的一半，由於豪強富戶不斷侵耕包占，至宋寧宗時，幾乎喪失了灌溉效能。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宋代是經濟發展迅猛的時期，無論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北宋時，農民儘可能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開墾農田。長江下游各地，圩田（圍田）大有增加。北宋中期，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屬安徽），就有千區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圩長數十里，圍墾田達數百頃、上千頃。例如永豐圩、萬春圩、陶新圩等，就是這類著名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澇，使收穫可得到較多保證，成為當時的穩產高產田。絳州（今山西新絳）農民人工引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因而原來畝收谷五七斗的鹽鹼地，變成了良田，每畝可收二三石。江淮農民還墾殖數量甚多的沙田。福建、江西等路農民，還「緣山導泉」，在山田種植水稻。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