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成立后，把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會先後在各地發動了萍（鄉）瀏（陽）醴（陵）起義等一系列起義，還組織了多次暗殺清朝官吏的活動。但革命派領導的這些起義，規模較小，時間較短，計劃不夠周密，又有很多在沿邊省區，缺乏接應，很快被清軍鎮壓。但鬥爭連續不斷，屢挫屢奮，鍛煉了革命派的力量，表現了他們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

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於美國國內歧視和虐待華僑、華工，廣州、上海工商界集會抗議，通電全國，號召抵制美貨。全國各城市紛紛響應，形成廣泛的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運動，時間持續將近一年，給美帝國主義以重大的打擊，使其對華貿易額明顯下降。

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一部分最先進的愛國志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孫中山。

在辦理「新政」中，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乘機崛起，形成了近代軍閥勢力。袁在小站練兵，採用德國的操練方法，聘用德國教官，全軍訓練嚴格，裝備精良，為中國陸軍近代化的開端。李鴻章死後，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受命辦理練兵、外交、鐵路、商務等，權傾朝野。他在原有軍隊的基礎上，練成北洋新軍六鎮，號稱勁旅。其軍官都經過陸軍學堂的訓練，但軍內保持淮軍「兵為將有」的傳統，重要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凱還多方拉攏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紹儀、趙秉鈞、梁士詒等，向內政、外交、財政、實業、路礦等領域滲透，形成龐大的勢力集團。北洋集團背後有帝國主義支持，軍隊、企業中聘用外國教官、顧問，袁本人和各國公使交往甚密，因此在帝國主義心目中，袁世凱是能夠維持統治秩序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袁世凱又和慶親王奕劻勾結，使用賄賂，贏得其支持。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宣統帝（即溥儀）即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袁世凱被罷黜家居，但他多年卵翼的北洋集團依然存在。武昌起義后，清朝幻想利用袁的實力鎮壓革命，不得不請袁出山，付以全權。袁世凱依靠北洋勢力，投形勢之機，代替了清政府，排斥了革命派，再次成為最有實權的人物。

孫中山，廣東香山人，出生於農民家庭。早年在美國檀香山（今美國火奴魯魯）學習，接受資產階級教育，后回國行醫，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賣國的清政府，立志救國濟民。光緒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次年，他以香港為據點，籌劃發動廣州起義，因事機泄露而失敗，被迫逃往國外。百日維新失敗后，又在廣東惠州發動起義。那次起義雖被鎮壓，但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帝國主義迫於形勢，打起了中立的幌子九_九_藏_書，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凱。北洋軍隊的將領都是袁的心腹，要調動他們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內閣，請袁世凱出山，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向他交出軍政大權。袁世凱以帝國主義為後盾，挾北洋軍隊的實力，一面利用革命聲威，恫嚇清政府，逼迫滿族親貴交出權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脅利誘，施加壓力，迫使就範。袁世凱指揮北洋軍進攻武漢時，同盟會領袖黃興率領革命軍英勇抗擊，但事權不一，力量懸殊，戰鬥失利。北洋軍佔領漢口、漢陽，炮轟武昌。經過帝國主義的撮合，袁世凱又和革命陣營試探和談。早在孫中山回國以前，南北和談已在上海進行，雙方就停戰、國體、召開國民會議等進行討論。

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中山從歐洲到日本東京，與黃興、宋教仁等創立中國同盟會。該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綱領，推舉孫中山為總理。總部設於東京，國內和海外設立分會和支部。一年後，會員已超過一萬人，其中以知識分子占多數，也有下層的會黨和海外華僑。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成熟的標誌。同盟會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把十六字綱領闡發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民權主義即是廢除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民生主義即是實行土地國有，以改良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防止貧富懸殊。

辛亥革命中，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是領導者和組織者，起義的普遍發動和迅速發展是同盟會長期宣傳、組織、籌劃的成果。會黨和新軍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們反對清朝的態度最堅決，鬥爭最勇敢。資產階級立憲派本來並不贊成革命，但在爭路、憲政問題上已和清政府產生嚴重裂痕，起義的普遍發動把他們推向了革命一邊。他們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當權派，容易轉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們有聲望，有產業，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憲派這時幾乎全都放棄君主立憲的主張，贊成共和政體，並在新政權中佔據了重要位置。甚至，有些舊官僚受到周圍的壓力，看到大勢所趨，也不得不附和革命，這樣就擴大了革命陣營的聲勢，使清朝政府陷入眾叛親離的不利處境。但立憲派和舊官僚投向革命，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他們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標很不一致，在革命內部爭奪權力，形成錯綜複雜的情況。有的省份，革命派發動起義，建立了革命政權，但立憲派和舊勢力通過政變和武力手段，屠殺革命派和群眾，篡奪了權力，如湖南、貴州。有的省份，革命派和立憲派並存，立憲派佔了優勢，以後兩派都未能保持權力，一些掌握軍隊的實力派取而代之，如雲南、浙江、四川。有的省份，經過各種勢力的鬥爭，政權落在流氓、政客、軍閥手中，如福建、山西。還有的省份，清朝舊官僚投機革命，宣布獨立，搖身一變，成為新政權的首領，如江蘇、廣西、山東。經過一段實力的較量和形勢的演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廣東、江西、安徽等地區。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蛻變，有些人放棄了革命理想，向著官僚軍閥勢力靠攏。

辛亥年，即宣統三年（1911），是社會矛盾長期積聚而達到總爆發的一年。八月，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武昌起義后，年底，孫中山從海外回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翌年元旦（民國元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任命臨時政府工作人員，頒布除舊布新的各項政令。不久又成立臨時參議院，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四川保路運動為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武漢地區的文學社、共進會等團體，平日在新軍中宣傳革命、發展組織，因而在軍隊中有深厚的基礎，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參加革命組織。

在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視的是練兵籌餉，以增加收入，鞏固統治，其他方面多屬表面文章。儘管這樣，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變革，畢竟為長期停滯的社會機制帶來了一些活力，擴大了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生力量，加強了新勢力對舊勢力的衝擊，實際上為反對和顛覆清朝統治作了準備。

帝國主義支持袁世凱，壓迫革命派妥協。立憲派和有的同盟會員也向袁世凱靠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將擁護袁出任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回國后，雖然反對妥協，積極主張北伐，組織了各路北伐軍，但各軍未經訓練，編製互異，指揮不靈，遭到各方面反對和掣肘。帝國主義拒絕承認南京臨時革命政府，扣留海關稅收；各省軍政府新建，供應浩繁，革命政權因此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立憲派和一部分同盟會員則指責非難孫中山等的革命主張，致使北伐無法進行。孫中山面對革命陣營的渙散狀態和南北議和的既成事實，也無能為力，只得同意讓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辭去職務，可另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在得到革命派出讓政權的確切保證后，便向隆裕太後上奏，聲稱自己的北洋軍隊已無力鎮壓革命，保衛京畿，請召開皇族親貴會議，速定方針。他自己則不再入朝，只派心腹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召開多次御前會議，爭論激烈。一部分滿族親貴態度頑固，反對退位，組成宗社黨，指責袁世凱「蔑視綱常」「居心更不可問」，主張和南方革命軍決戰。袁世凱唆使段祺瑞等數十名前線北洋將領致電清政府，要求實行共和政體，斥責皇族親貴「敗壞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圖，紛紛電奏，主張共和。宗社黨本無實力，其首領良弼此時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親貴們嚇得紛紛逃到天津租界和大連、青島。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帶著宣統小皇帝舉行清王朝最後一次朝見儀式，接受優待皇室的條件，發布退位詔。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滅亡。

20世紀初的經濟發展、思想變化和革命風潮，從不同的方面促進了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投資于工商業的資產階級雖不願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決裂，但又希望在清朝統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發展條件。他們看到英國、日本、德國的君主立憲政體，也想通過這條途徑擠進政府，分享權力。立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以及國內的張謇、楊度、熊希齡、湯化龍、湯壽潛等人。清朝權貴當然對立憲並無興趣，但由於革命風潮的興起，清廷也企圖以立憲為誘餌，拉攏立憲派，瓦解革命派。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頒布預備立憲的諭旨，在「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口號下，拉開了立憲運動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財政，整飭武備，詳訂法律，廣興教育等，將行之數年未獲成效的「新政」，權作預備立憲的內容。立憲派則興高采烈，紛紛成立團體。康有為將保皇會改名為國民憲政會，梁啟超在日本組織政聞社，江浙立憲派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組織憲政講習會，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廣東組織粵商自治會。各地立憲派積極活動，向清政府上書請願，施加壓力，要求召開國會。但清政府在宣布各省設立咨https://read.99csw.com議局、北京設立資政院，作為國會的基礎的同時，把召開國會的期限推遲到九年以後，並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議會的約束，臣民的權利極為微小。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滿族親貴集團企圖集中權力，排斥擁有實力的漢族大臣，將袁世凱以足疾為名開缺回籍。又訓練禁衛軍，成立軍咨府，企圖以皇室親貴統攬全國兵權，各省督撫對此加以反對。統治階級內部在立憲的招牌下各懷私念，爭權奪利。清朝上層中的滿族親貴、漢族大臣、立憲派三種勢力的裂痕日益擴大。

新政涉及各個方面，在政府機構上，按《辛丑條約》的規定，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閑重複的機構，增設商部、巡警部及財政處、學務處。光緒三十二年進一步改變從前部院衙門的結構，以外務部、民政部、度支部、學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取代從前的六部。軍事上，決定編練新軍，設立練兵處，計劃編練全國常備軍三十六鎮。實際上到清朝滅亡時共練成新軍十四鎮，十八個混成協及禁衛軍一鎮，約十六萬人。經濟上，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擬訂商律，設立商會，保護資產階級和華僑資本家。頒布礦務、鐵路、公司、銀行等各種章程，又統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銀行，改革幣制，廢除銀兩，確定以銀元為貨幣單位。在文化教育上，將各省書院改為大、中、小學堂，頒布學堂章程，規定學制。光緒三十一年廢止了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一切士子均由學堂出身。社會各個階級階層辦學的積極性很高，學堂的建立猶如雨後春筍，出國留學受到資助、鼓勵，並給予進士、舉人出身。在法律方面，仿效西方國家的法制，編訂新法典和單行法規，刪除凌遲、梟首、緣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和革命派發動武裝起義同時，全國範圍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自發鬥爭。有反教會鬥爭，有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還有搶米風潮。這些群眾鬥爭缺乏組織、綱領，具有很大的自發性，但波及的地區普遍，發動的次數頻繁，參加的群眾廣泛，使清朝統治的基礎發生了動搖。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間，駐在武昌城內外的新軍發動起義，攻佔總督衙門，清朝官吏遁逃。但當時革命派的重要領導人都不在武漢，起義士兵籌劃組成湖北軍政府時不懂得保持領導權的重要性，以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來組織政府。於是，清朝高級軍官新軍協統黎元洪被請出來當九*九*藏*書都督，立憲派湯化龍當了民政長。

帝國主義列強允許慈禧太后從西安迴鑾，在北京重建統治，慈禧因而對帝國主義感恩戴德，往往唯命是從。「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成為當時清政府重要的對外政策。列強要求清政府調整機構、政策，進一步實現政權的買辦化。慈禧也就打出了不久以前還在拚命反對的「新政」「變法」的招牌，以此酬答列強的要求，消弭正在興起的革命浪潮。光緒二十七年（1901）成立督辦政務處，以籌劃和推行「新政」。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紛紛上書，獻計獻策。

在革命思想傳播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革命組織。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在海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設立許多支部，出版許多報紙，並和康有為的保皇党進行論戰。光緒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次年，江浙知識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這兩個組織都聯絡會黨，策劃反清起義。后因起義失敗，很多人跑到日本。還有湖北的青年組織「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在當地新軍中宣傳革命。

在以上一系列運動中，工商界的資產階級和立憲派起了較大作用。他們以指導者的姿態活躍在舞台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喪權辱國，但當反動勢力威脅利誘、施加壓力時，他們又表現出軟弱妥協的特點，中途退出運動，不能堅持到底。這一弱點也表現在立憲運動中。

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和以《新民叢報》為陣地的保皇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辯。革命派以有力的論據、雄辯的邏輯、犀利的筆鋒，闡明進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壓迫、專制橫暴、反動賣國的政府，駁斥了種種保皇的謬論，為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輿論準備。

宣統元年（1909）以後，各省咨議局與北京資政院先後成立，並經常開會討論，批評政治，彈劾官吏，提出議案，與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發生摩擦。立憲派對清朝的拖宕延緩、獨攬權力很不滿意，先後發動三次請願，要求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請願的規模越來越大，情緒越來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撫從抵制親貴用事、維護自己權力出發，也參加了立憲運動。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改為五年；並於宣統三年裁撤軍機處等機構，組織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新內閣。內閣成員大部分為滿族親貴，十三名閣員內漢族僅佔四人，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企圖和清政府分享權力的願望化為泡影，漢大臣也受到排擠，這就促成了辛亥革命時統治階級上層的離心離德，導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光緒二十八年，留日學生集會紀念明朝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現愛國學社。翌年，因俄國不肯從東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學生集會抗議。東京留學生尤為激昂，組織拒俄義勇隊，回國請願。上海和東京陸續創辦許多報紙刊物，反對專制，批評時政，宣傳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鄒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筆寫《革命軍》一書，揭露清朝的黑暗統治，熱情呼喚「開創中華共和國」；章太炎（即章炳麟）在《蘇報》上發表許多文章，尤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影響為大，駁斥康對革命的誣衊，揭露了他的保皇反動面目。還有陳天華寫《警世鐘》《猛回頭》，指出清政府賣國的本質，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計劃在廣州發動更大規模的起義。在條件尚不具備而事機又有泄漏的情況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決心迅速發動起義，冒險一擊，時間定於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屆時黃興僅率一百數十人發難，攻入兩廣總督督署，隨九-九-藏-書後遇到大批清軍的攻擊。革命黨人以寡敵眾，許多人戰死或被捕犧牲。其遺骨合葬于黃花崗，故這次起義稱「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剛剛被鎮壓，湖南、湖北、廣東、四川四省廣大人民以及資產階級、地方紳商，為反對清政府掠奪商民路權，擅自把粵漢、川漢路權拍賣給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又掀起了保路風潮。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憲派「文明爭路」的範圍。成都和全省許多城鎮一齊罷市，並提出不納糧稅、不認外債等。清政府決定武力鎮壓，派端方帶兵入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保路的領袖多人，並開槍擊斃遊行群眾數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會員和哥老會員紛紛組織保路同志軍，籌劃起義，把合法的保路運動發展為反對清朝的武裝鬥爭。各路同志軍從四面八方圍攻成都，聲勢浩大。清政府急忙從湖北調兵入川，湖北形勢亦發生動蕩。

針對帝國主義瘋狂掠奪在華的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中國人民展開了收回利權的愛國運動。美國合興公司攫取粵漢路權之後，違約將股票轉讓給比利時銀團。湖南、湖北、廣東人民要求「廢約自辦」，聲勢浩大，迫使美國合興公司作出讓步，在勒索六百多萬美元贖款后，同意廢約。江浙人民則為收回蘇杭甬路權，和英帝國主義進行鬥爭，自行集款築路。清政府先是執意向英國借款修築，遭到兩省人民的堅決反對。後來怕激起「民變」，將英國借款移作別用，允許蘇杭甬鐵路歸為商辦。山西人民為了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採礦權，經過反覆談判，在償付贖款后收回了平定、孟縣（今河南孟州）、潞安（治今山西長治）、澤州的煤鐵開採權。在轟轟烈烈的收回利權運動中，還收回某些路礦的部分權益。如津浦鐵路、廣九鐵路、滬寧鐵路，以及安徽銅官山煤礦，浙江衢、嚴、溫等處煤鐵礦，山東中興煤礦，四川江北廳煤鐵礦，奉天錦西煤礦等。帝國主義儘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對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不得不稍稍改變策略，在勒索大量贖款以後，交回部分利權，以緩和反抗。收回利權運動是廣大群眾為保衛國家、民族的利益、主權而進行的愛國主義的鬥爭。

武昌起義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是湖南和陝西分別發動起義，樹起獨立的旗幟。接著，各地革命黨人紛紛組織會黨、新軍起來響應。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又有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山東等省和上海宣布獨立。武昌的革命軍與清軍相持于漢口、漢陽，江浙的革命軍打敗清軍、克複南京、組織北伐，一時革命風潮大盛，連清朝統治的腹心地區直隸，也發生了灤州（今河北灤縣）的新軍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