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說老子「著書上下篇」，現通行的三國魏王弼《老子》注本也是分為上下篇，上篇三十七章稱為《道經》，下篇四十四章稱為《德經》，因而《老子》又被稱為《道德經》。將它稱為「經」地位就更高了，當然這大概是道教興起以後的事，道教奉《老子》為最主要的經典，尊稱它為《道德真經》。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德經》在《道經》之前，它是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老子》抄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簡本《老子》，雖時間上更早於帛書本，但沒有帛書本《老子》那麼完整。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抄本的發現，使各種爭論可以休矣，也使我們可以公正地把《老子》的著作權判給老子：「《老子》一書九_九_藏_書從總體上來看當遵從《史記》的傳統看法，為老子的著作，是老子思想的集中反映。」（同上）當然今傳本《老子》不會像《史記》所說的那樣，是老子飯後在關令尹喜強求下一時的「即興創作」，它無疑有一個發展、定型的過程，老子的弟子或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可能在局部對它進行過修改、補充和潤飾，但它的主導思想仍屬於老子是無可爭辯的，而《老子》一書的大體規模在戰國早期就已成形。

今天大家讀到的《老子》與司馬遷當年讀到的《老子》，文本基本沒有什麼差別，全書的字數都是「五千余言」，篇幅還不及大家通常見到的一個短篇小說那麼長，但它和《論語》一樣，堪稱塑造中華民族靈魂的「聖經」。ｈｔtｐｓ://ｒｅａｄ•99csｗ•ｃoｍ

因秦漢有些書中引用《老子》的言論，有時冠以「老子曰」，有時又指稱「老聃曰」，有人便抓住這一點斷言，「老子」與「老聃」是兩個人，《老子》的著作權至少有部分屬於「老聃」。其實，韓非《解老》《喻老》兩文中的「老」字就是指《老子》一書，依照先秦以人名名其書的慣例，我們可從這一書名推知其作者為「老子」。《韓非子·難三》引用《老子》時明言「老子曰」，《韓非子·內儲說》引用《老子》36章「魚不可脫于淵」，則指明「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可見老聃就是老子，老聃也即《老子》一書的作者。《莊子·寓言》載：「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於梁而遇老子。」這也說明老子與老聃九*九*藏*書是一個人。《莊子·天運》篇中更把老子、老聃交相稱呼，多次視老子與老聃為一個人。把老子與老聃分拆為二，不是無知寡陋便是居心不良，或是既無知寡陋又居心不良。

《老子》成書的時間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派主張成書于春秋末，《老子》是老子的語錄，基本反映了老子的思想；一派認為成書于戰國時期，《老子》是老子再傳或三傳弟子的記錄；一派說成書于秦漢之間，《老子》是雜糅各家而成的混合體。各派或從《老子》的思想形成立論，或從《老子》的語言文字入手，或從《老子》的文體分析，為各自的觀點提供辯護和論證。

把老子與李耳分拆為二，再斷定《老子》的作者是李耳而不是老子，這一做法與分拆老子與老聃同樣荒唐。《史記》明白無九_九_藏_書誤地記載老子名耳，如果對歷史持虛無主義態度，那麼對任何歷史事實都可以否定，甚至還可以懷疑秦皇漢武的存在。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兩種帛書寫本，其中甲本抄寫年代在高帝時期（前206—前195），乙本抄寫年代在惠帝或呂后時期（前194—前180）。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老子》簡本。簡本分為甲、乙、丙三組，其中甲組抄寫時間在公元前400年前後，甲組流行時間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紀上半葉。從三組簡本的文字異同看，它們抄自不同的文本，而《老子》的原始本「應該向公元前5世紀去尋找」（參見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老子》一書的作者在《史記》中並不是一個問題，九九藏書司馬遷雖未直接說老子寫下了《老子》，但他明白無誤地說老子寫下闡述「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書後才離開關令尹喜的。可後來的疑老派故意把「老子」「李耳」「老聃」三者異名同謂的關係攪混打散，將三者分拆為三個不相關的人，然後又使老子與太史儋、老萊子重新組合拼湊，以便大大延後老子與《老子》的年代，並把《老子》的作者分派給幾個分屬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甚至還可以將歷史上的老子虛化，這樣，孔子問學于老子的歷史真實就變成了子虛烏有的小道傳聞。

關於《老子》一書的爭論就更激烈了，爭論主要圍繞著「《老子》的作者是誰」和「《老子》成書于什麼年代」這兩個問題進行。

至於說《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或詹何，更是毫無歷史根據的「想當然」，不值一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