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此生的歸結點是不失生命的「真性」，而不關涉感性生命的壽夭，只要在生活中坦懷任意，處世能任其性命之情，從而與天地同流與萬物歸一，即使失去了個體生命的感性存在，仍然無礙於「得此生」——這就是陶詩最後兩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的詩意。《老子》第十六章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所謂「常」是指對本真性的回歸：「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歸根」「復命」「常」都是說「復歸性命之本真」。復歸生命的本真性便同於「天」，與「天」同一便與「天」同「久」。保得內在生命本真之「心」在就能坦然地任其感性生命之「形」化。明沃儀仲對陶淵明通過「任真」來超越生命有限性這一存在抉擇讚嘆不已：「他作談生死，猶是彭殤齊化之達觀，獨此雲忘天任真，形化心在，誠有不隨生存、不隨死亡者，一生本領，逗泄迨盡。」

陶淵明和許多魏晉名士一樣，對「悠悠上古，厥初生民」那種「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勸農》）的存在方式讚不絕口，他在詩文中不是「慨然念黃虞」（《贈羊長史》），便是「仰想東戶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不是惋惜「愚生三季后」（《贈羊長史》），便是慨嘆「三五道邈，淳風日盡」（《扇上畫贊》）。他對「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的生活神往不已（《桃花源詩》）。不過，他並不是像老莊及魏晉名士們那樣迷戀史前非歷史反社會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倡導從人的價值存在形態退回到非價值存在形態，從人的社會歷史性退回到非歷史的原生物性，他不過是要人們從虛偽虞詐的人際關係中超脫出來複歸於生命的真性。假如將「真」限定於生物本性，那麼任何文明都是對「真性」的戕害，「舉世少復真」之咎自然要歸之於孔子，「自頃諸人，祖庄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翳周孔禮訓使然」，相反，陶淵明認為正是孔子使天下的澆風返淳復真。隨著伏羲、神農的遠去，人類也與「真性」久違了，只有那位棲棲遑遑的孔子在汲汲不休地「彌縫」大偽日熾決裂破碎的世道人心。孔子所期待的鳳鳥雖然最終沒有飛來，所盼望的淳真之世雖然仍未出現，但殷周以來散佚殘缺的詩書禮樂因他而暫時恢復了生機。陶淵明認為，只有詩書禮樂才能使人著誠去偽，返璞歸真。令他失望的是在這衰世之下，車馬終日馳驅于名利之場，根本無人再去親禮六籍，「不見所問津」自比于躬耕畎畝的沮、溺，而嘆息世無「彌縫」破碎人心的孔子之徒。在老莊和魏晉名士的筆下，儒家的仁義道德與個體生命的真性形同水火，陶淵明卻將生命真性與價值關懷統一了起來。返本歸真不是要回到生命的自然屬性，是要求個體通過自我完善來造就獨立不遷的人格，使自己不喪己於物和失性于俗，不因為「終日馳車走」而失去真我。「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與「任真無所先」（《連九九藏書雨獨飲》）并行不悖，恰恰是儒家的仁義道德使他固守生命的真性。

儒家的價值目的是經由仁義使人內在的自然日益人性化，通過人性的自覺使人遠離自身的動物性；道家則認為正是仁義疏遠了生命的真性，廢仁棄義才能使生命返本歸真。兼融儒道的陶淵明一方面認為「得此生」在於任真——坦露生命的真性，一方面又認為任真必須堅持道德操守，六經禮樂是全性任真的重要途徑，孔子是復真還淳的先師：

陶淵明的「任真」或任其性命之情似乎完全與魏晉名士們同調，不過，他與魏晉名士們的差異也是很明顯的。除了上文指出的陶從不將「真」限定在感性自然的層面，導致任真成了放縱感性的別名，返回自然演變成裸|露肉體之外，他與名士們的另一差異還在於：魏晉名士們將「真」與儒家的仁義對立起來，陶淵明則將返真還淳的使命寄於「魯叟」。本來，老莊都認為仁義使人失性喪真，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莊子則將仁義道德喻為生命的「附贅懸疣」「駢拇枝指」，它們不僅不能培育生命的真性，反而是生命真性的累贅和破壞：「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儒家認為仁、義、禮、智、信分別屬於人的心、肝、肺、腎、脾五臟，為人的本性所固有，莊子卻說「仁義其非人情乎」，它們外在於甚至對立於人性。魏晉名士把人性歸結為人慾，並且「以順欲為得生」，他們自然就把仁義視為人性的大敵：「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在這些名士看來，六經和禮樂本質上違反人性，其宗旨務于「理偽」而非「養真」，是誘使人們棄本真而趨大偽的禍首。

陶淵明「任真」的內涵https://read.99csw.com同樣是「任其性命之情」，即讓生命的真性流行，《連雨獨飲》一詩為我們展示了「任真」的生命境界：

陶淵明所推崇的「任真」同樣也是指讓自己生命的真性流行，因而，「稱心」或「稱情」其實就是「任真」的同義語。詩人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到「真」：

詩首先斷言大化中的一切生物必有歸盡之期，個體生命從古到今斷無長生之理，傳說中的神仙赤松子和王子喬而今安在？連長生不老的仙人也不得長生，服藥煉丹以求長生豈不虛妄滑稽？那麼，怎樣才能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性呢？既然皮囊形骸必然要化去「歸盡」，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最佳途徑便是與天同一：「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這就是《莊子·大宗師》中所說的：「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與天為徒，其不一也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的所謂「天」不過是「自然」而已，《莊子·秋水》篇對何謂「天」何謂「人」作過形象的說明：「牛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可見，「天」指一切未經人為干擾、破壞、污染的本真存在。「真」既然「受于天」且「自然不可易」，「真」便也與「天」和「自然」相通乃至相同，「真」「天」「自然」在這裡是同一的。「任真」就是「任天」，也是「純任自然」。漢語中常常將「天」與「真」聯綴成「天真」，有時又將「真」與「自然」組成「自然天真」或「真率自然」。論陶者有的稱其存在方式為「任真」，有的則稱其為「任天真」，如王維《偶然作》中說：「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清馬墣《陶詩本義》卷二分析陶此詩中的「任真」說：「真性者，天也，故曰『任真無所先』，則任天也。」只有不失自己生命內在的「真性」，才能向外同流於天地，也即前文所說的只有返回內在的自然，才可能返回外在的自然，通過與天地同流而實現與天地並生。

對於一個詩人來說，其詩要通過其人而產生，其人也要通過其詩而存在，不只是他的存在方式單方面決定其言說的方式，詩人言說的方式同時也就是他的存在方式。陶淵明為人的真而且淡與為詩的真而且淡具有內在的同一性，詩評家往往同時稱道陶為人的真淳與詩風的真朴，「俱是真實語，絕無粉飾」，他寫詩「直吐露真情」而「無一修飾」，一如其為人坦露真情不著覆藏。晉宋之交的詩壇上「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之風大熾，詩人們十分看重語言外在的修飾性，不願直書即目直抒己懷，生命的真性因而被包裹和遮蔽了起來，讀者只見鋪金疊綉塗朱著彩的粉飾，卻見不到一任其性命之情的真人。陶淵明寫詩除了「自娛」外並無其他功利目的，既無意以詩文逞才氣，也不想以詩文求功名，所以他無須用語言來裝飾自己，更用不著去迎合時人的趣尚，寫詩「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如下面這些貌似散緩而實有奇趣的詩句無疑是詩人脫口而出信筆而成的：「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它們句法天成而無絲毫藻飾，大量虛詞的運用，意脈的清通流暢，使這些詩歌語言近於散文，這是陶淵明發真趣于偶爾寄至味于淡泊的結果，是他同輩中那些慣於用語言包裝自己的詩人不願也不能寫出來的。明人說陶詩「純以質語真語勝」，清人稱陶詩「語語質，語語真」。其實，「質語」和「真語」都是指一種天然本色的語言，「質語」是就其形式而言的，沒有任何人為的修飾和雕鏤，呈現出一種天然純素的風貌；「真語」是就其語言與詩人存在的關係而言的，指他的詩歌語言不是遮蔽自己本真存在的面具，而是他本真存在的顯現。展露存在的「質語」「真語」一任天然，容不得半點人工的扭曲粉飾，難怪辛棄疾在《鷓鴣天》一詞中說陶詩「更無一字不清真」了。陶淵明寫詩的任真與其為人的任真構成高度的和諧和統一。九九藏書

無論是從政還是隱居，無論是飲酒還是賦詩，陶淵明處處都一任其性命之情，都坦露其生命的本真狀態。清溫汝能在《陶詩匯評自序》中說：「淵明之詩何詩也？淵明為人何人也？淵明出處俱在，蓋始終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也。其心蓋真且淡，故其詩亦真且淡也；惟其真且淡，是以評之也難。」的確，陶淵明為人的特點是真而且淡，其心靈既豐厚又淳樸，從外表到內心都晶瑩明澈。他沒有一絲矯情虛偽，也沒有半點覆藏做作。他並不隱瞞自己對死亡的恐懼以故作曠達，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表白：「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形影神·影答形》）；也從不隱瞞自己歸田后間斷的孤獨和貧窮的困擾以自命超然，詩人向我們述說他不僅有「閑居寡歡」（《飲酒二十首序》）的苦悶，更要忍受「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煎熬；出仕從不誇耀什麼雄心宏圖以自炫其抱負，多次老實不客氣地供認自己求官是為了填飽肚子：「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飲酒二十首》之十九），「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歸去來兮辭序》）；歸隱更不稱述什麼風雅以自負清高，反而說只要能「常傲然以稱情」（《感士不遇賦》），那麼或仕或隱都無不可，自己掛冠歸田只因為官場有違自己的「自然」本性。人們絲毫不因其剖肝露膽便嫌他庸俗和沾滯，倒是更覺得他為人直率真誠，近情可愛。欲仕則去求官，欲隱則掛冠歸去，「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陶淵明正處在「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序》）的時代，他的任真正是對偽飾之風的反撥，宋羅願在《陶令祠堂記》中曾將他的任真放在那種特定的時代氛圍中來估量其意義和價值：「《易》之彖，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悶，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為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頹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借琴以為雅，故無弦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陶淵明是他那個社會滔滔濁流中的一灣清泉，是「大偽斯興」時代的一位真人。https://read.99csw.com

由於追求任真的存在方式，所以他在詩文中屢屢推崇「朴」「素」「淳」：

「素」的本意是未經人工染印著色的白色生絲。「朴」是未經人工雕琢的原始木材。「淳」則用來形容樸實敦厚的世風或人品。這三個字常常在一起組成固定片語，如「樸素」「淳樸」「素樸」等等。它們都是形容生命未經扭曲污染的本真性。詩人嚮往「悠悠上古」（《勸農》）那古樸淳厚的民風，他自己也以「無懷氏之民」或「葛天氏之民」自許（《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詩並記》是他理想社會的詩化，桃花源中從「縱行歌」的童孺到「歡游詣」的老人，這兒的每一個人既無利祿之求，因而用不著偽飾；既不必提防他人暗算，因而用不著機心，大家在一起過著和睦、淳樸、天真的生活。陶淵明在「纏綿人事」時「懼負素志」（《祭從弟敬遠文》），在「宛轡憩通衢」時仍不忘「真想」（《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奔走于仕途仍不易「素襟」（《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決意離開世人眼中的「平津」而選擇人們視為「拙」的「棲遲」（《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辭去離家不遠且有「公田之利」的縣令肥缺而高吟一曲《歸去來兮辭》，無非是為了不失去自己那份「自然」的「質性」，能保有自己那份「真想」和「素心」。遠離了內在的「自然」，失去了本己的「真想」，也就失去「此生」了。

「真」是道家重要的哲學範疇，莊子認為只有「不離於真」的人才可「謂之至人」。這裏的「真」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真」——指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符，而是指存在者狀態上的「真」：「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受于天」的「真」是「世俗之所為」的「禮」的反面，它是「不可易」的生命本真性。《莊子·馬蹄》篇中進一步闡述了什麼是「真」及「真」「不可易」的重要性：「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伯樂將馬人為地燒之剔之刻之整之齊之，使馬喜不得「交頸相靡」，怒不得「分背相踶」，陸居不得「食草飲水」，馬本然的天性因而得不到自由的發展，生命的真性得不到自在的展露。莊子所謂「大偽」即「失其性命之情」，任真也即「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任真」是陶淵明所選擇的存在方式，也是他所達到的一種人生境界。詩中「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二句，注家要麼沉默不注，要麼誤解了詩的本意。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四中解釋這兩句說：「雲鶴，仙也，雖可羡而吾不願顧。獨抱任真自然之心，久與天忘，乃衍上文，意不必求仙也。」詩人在這兩句中既沒有暗示仙「可羡而吾不願顧」，也根本不涉及求仙有無必要的問題。方氏這樣解說造成詩歌上下文意脈不連貫，他不可能在抒寫「任真」情懷時突然插兩句羡不羡仙和求不求仙的題外話。馬墣在《陶詩本義》卷二中提出了另一種解釋：「雖然，吾見雲鶴之飛，須臾窮於八表，恐彼自有奇翼，非我之所能同。」馬與方對詩句的解說雖然不同，可同樣都割裂了詩歌上下文的意脈。事實上，這兩句只是形象地描繪詩人擺脫了諸般人生滯礙，泯盡了種種世俗百情后，超然於人際利害的那種洒脫的人生態度，描繪詩人與天同一后縱浪大化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