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北窗下卧」的那份閑適，聽「時鳥變聲」的那份自在，開卷后「欣然忘食」的那份忘情，「自謂是羲皇上人」的那份高情逸想，使人恍然如見天際真人。朱熹曾說學詩應從陶淵明處下手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他在該書同卷中接著指出：「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卻常忙了。陶雲：『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為什麼陶淵明能有這份蕭散閑靜，而唐宋詩人「卻常忙了」呢？其關鍵是「唐人多宦情，宋人多理障」，不能像陶淵明那樣超脫世俗人際的利害，因此「不免於局促塵埃」，難得享有陶淵明那份遠懷真樂。

「陶靖節一生自樂」說明他的精神高度迥拔時流，他的「自樂」「自娛」「自欣」不僅是一種快樂的心理感受，更主要的是一種超越的人生韻味，一種屬倫理又超倫理的存在境界。宋代陳模在《懷古錄》上卷中將陶淵明之所樂與白居易之所樂進行過比較：「白樂天最不忘情者，故發而為詩，強身軀道，其實不悟此理。陶淵明窮而至於乞食，其視樂天富貴聲色之樂，豈可同年而語？然淵明陶然自得，未嘗數數留意于外物，蓋真實有得於心者，與徒事虛言者不同。」稱白居易樂在聲色富貴也許以偏概全有失公允，說陶淵明自得於富貴聲色之外倒不失為卓見。他解除了富貴、利祿、功名的束縛，而且在終極的意義上超脫了生死的滯累：

眼見許多個體生命的死亡，人們害怕自己也難逃大限而「失去此生」，於是便激起了他們對個人不朽的追求，他們企圖把自己的生命當作自己的一種特殊財產永久佔有。可是，生命是人不斷追問「我是……？」的存在過程，而不是可以被人擁有的某物。且不說個人感性生命的不朽勢不可能，單就這種追求本身就把自己的生命降格為可以被佔有的某物，這樣，想「不失此生」反而失去了此生。陶淵明突破了追求個人不朽這種狹隘自私的局限，縱浪大化，托體山阿，讓個人生命融入宇宙大化的生命之中，在感性時空之中獲得對時空的超越，放棄了個人不朽的慾望卻在更高層次上獲得了永恆——與天同一。個人的死生之變不可謂不大，陶淵明卻能出之以從容閑暇，「形跡憑化往，靈府獨長閑」（《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鍾秀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一《灑落》中說：「秀謂靖節胸中闊達，有與天地同流氣象。觀其生前之順受，臨終之高態，覺矯揉造作，導引氣行，托仙釋之名，干造物之化，以自賊其神者……讀《形影神》、《輓歌》六詩，可以爽然失矣。」在陶淵明那闊大的胸中，主客、物我、人己、生死、窮達的對峙都已超越，所以他能平和曠達地面對死亡：「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能享有生命的大自在大安詳：「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雜詩十二首》之四）九_九_藏_書

「縱浪大化中」「托體同山阿」，讓個體生命深契宇宙大化，這就是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莊子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哲學家將此稱為「自同於大全」，而詩人自己則將此說成是「復得返自然」，這種境界即馮友蘭所說的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達于天地境界的人才可體驗到「與天地同和」的「大樂」。「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這是人生的「極樂」或「至樂」。這種「至樂」不表現為心理愉悅和快|感，超越了常人所感受到的那種樂與不樂，呈現為心境的平淡與生命的靜穆：「不喜亦不懼。」此種平淡不是由於精神的貧乏，靜穆也並非生命的麻木，它是詩人個體生命的升華。窮達壽夭既已勘破，則目前所遇莫非真樂：

滿懷喜悅去深谷汲水，唱著歡歌到山上負薪；半夜起床美美吃一頓粗茶淡飯，再束緊腰帶下田躬耕；春天匆匆忙忙「載耘載耔」，雖然還不知道日後的收成，春耕播種就足以叫他無比歡欣；白天穿粗布夜晚蓋被褐，心裏照樣喜滋滋樂陶陶。原來陶淵明之所「樂」者恰是世人之所苦，難怪江州刺史檀道濟見陶淵明「躬耕自資」以致「偃卧瘠餒有日」時，大發惻隱之心地勸他說：「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這位俗不可耐的刺史大人哪裡知道，被他視為「自苦」的在陶淵明反而感到「自得」呢？奔競于官場的士大夫恐怕大多難得理解陶淵明之所樂，不獨檀道濟一人認為他是在「自苦」，所以，他不可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生命的「自得」之樂，不得與人偕樂就只好自樂了：「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時運》），「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止酒》），「日夕在耘……耦耕自欣」（《扇上畫贊》），「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同上），「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答龐參軍》）。陶淵明在《時運》中感嘆黃唐世遠而知音難尋：「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因而他在「景物斯和」的暮春只好一人「偶影獨游，欣慨交心」（《時運序》）。在人們貪富貴戀官爵的世道里，還有誰像陶淵明那樣「自得」于「被褐」，歡欣于「耦耕」呢？「偶影獨游」則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濁酒半壺」則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清鍾秀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四中說：「陶靖節一生自樂，未嘗屈己徇人。有時獨樂，自樂也；有時偕樂，亦自樂也；有時期于偕樂，而終於獨樂，尤自樂也。」九-九-藏-書

如果說「復得此生」的本質歸結為復歸於生命的真性，那麼「得此生」的生存體驗則表現為一種自得的心境。蕭統在《陶淵明傳》中將其為人概括為「任真自得」，這正好揭示了「任真」與「自得」的深刻關聯：「任真」不僅是「自得」的必要條件，而且就是「自得」本身。

上文已經闡明，所謂「任真」，即任其性命之性，率性而行，稱心而言，讓自己生命的真性充分展露而毫無遮掩。盡一己之性以通萬物之情，通萬物之情便與萬物為一體，於是，與萬物共枯榮，隨中和而任放，連死生之變都不足以撓其心，更何況人世的軒冕榮華和官場的爵位利祿呢？不在乎生死，不役於塵世，不累于富貴，自然就臻於無入而不自得的境界了。「自得」也就是自足於懷，在任何患難、困厄、存亡的處境中都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充實和滿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被時人稱為作者生平志趣的「實錄」，是他「任真自得」的生動寫照：

縱浪大化並與大化同流是陶淵明堅持不懈地「進德修業」（《讀史述九章·屈賈》）的結果。與老莊和許多魏晉名士不同，他不提倡退回到無知無識渾渾噩噩的原始狀態而自然直接地同一，放棄存在意義的探尋，中止人生的價值關懷。渾渾噩噩的原始狀態雖然能與自然直接同一，但它停留在人生的最低境界——自然境界。此種境界中人完全受制於生理本能，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其生命是一種無覺解無意義的自在存在。陶淵明委運自然不是將自身降低為一種自然的存在物，而是經由人性的培養和人格的完善將生命提升到與天地相參的高度。他常說自己「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連雨獨飲》），「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詠貧士七首》之一），「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祭從弟敬遠文》）。效玉石之堅貞，抱茲獨而僶俛，剝離俗染以弘真性，克己去私而淡然無塵。這樣，道德壅培與人生磨礪成了他的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復歸一體的中介，他在意義與價值的層面上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就是這一境界的呈現：https://read.99csw.com

因此，陶淵明往往既抒寫行樂意向同時又讚美固窮節操，他一方面說既然「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雜詩十二首》之一），那麼何不「放意樂余年，遑恤身後慮」（《詠二疏》）？意識到人生「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時，他便高唱「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雜詩十二首》之六）！另一方面他又甘於「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雜詩十二首》之八），「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的饑寒生涯（《詠貧士七首》之三），滿足於「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雜詩十二首》之八）的淡泊日子。他一方面發誓行樂以不負年華，「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飲酒二十首》之二十），「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在「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形影神·神釋》）陰影的籠罩之下，他似乎決意當一名放縱的酒徒、狂客以解脫生死。另一方面他又反反覆復地說「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寧可「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二十首》之十六），「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也不願為了「好爵」和「厚饋」而改變「素心」（《詠貧士七首》之四），寧可「固窮濟意」，也不願「委曲累己」（《感士不遇賦》）。表面上看，這好像暴露了陶淵明內心的矛盾和精神的分裂，其實，詩人「今我不為樂」或「且極今朝樂」之「樂」就是《五柳先生傳》中「以樂其志」的「樂」，它指的是超脫了生死富貴之累而達到的內在的幸福和愉快，是精神的一種持續的安詳、靜穆、平和。我們來看看詩人「今我不為樂」「且極今朝樂」所樂的是什麼吧：

時光如輕舟快棹往複無窮，春去冬來循環不盡，俯仰之間一年就去了一半，春風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南風，北林的樹木轉眼又亭亭如蓋。人生也像時光一樣不斷流逝，但又不像時令那樣往複循環，人生往而不復，去不再來，就像《形影神》詩中所說的那樣：「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個體生命甚至不能像草木那樣枯而復榮，「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對死的面臨促成了對生的執著，對人生有限性的體認激起了超越這種有限性的衝動。

「五柳先生」的「任真」的確既可親又可愛：在家貧無酒時親舊招之即去九*九*藏*書，沒有任何違心的推辭婉謝；每去總是盡興酣飲必至於微醉，從不故作姿態假裝斯文；醉后便獨自離席歸去，毫不在意去留的客套禮節，其言其行無不稱心率性。他的「自得」同樣令人可敬可仰：卑微到人不知其為「何許人」，甚至連稱呼的姓字也不被人知道；清貧到住宅「不蔽風日」，家中「環堵蕭然」，衣著「短褐穿結」，飲食「簞瓢屢空」，可「五柳先生」的精神世界常「晏如也」，而且對這種生活滿足得願「以此自終」。這種滿足當然不是一種感性的滿足和快意，只是一種精神的充盈和富有，「不慕榮利」自然就無羡于榮華，「忘懷得失」便無往而不自得。「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榮枯得喪都不影響其心靈的怡然快樂，因為他已超越了功名的追逐與利祿的貪競而達于無累之境。

他雖然超脫人際的利害算計，鄙棄塵世的爵祿功名，但同時又對世事人生充滿濃厚的興趣，對人際冷暖充滿深摯的關懷，所以他在詩的結尾說：「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逯欽立認為「即事」的意思是「對當前事物的認識」。「即事」一詞在陶集中凡兩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說：「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可見「即事」是指眼下所面對的自然景物，所應對的世事人生，在不同詩歌的上下文中它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即事如已高」的「即事」泛指自己一切日用人倫的日常生活，舉凡父子之情親、夫妻之恩愛、朋友之交遊、田園躬耕之苦樂、讀書飲酒之陶然、山水花鳥之妙賞、生死意義之沉思無不包括在「即事」之中。陶淵明深刻地體認到，「此生」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此生之中，只要「此生」能本真地「生」並享有「生」之樂，那麼就達到了理想的人生境界，「何必升華嵩」而後為高呢？在平凡的日常人倫之中實現超越，在現成的此際人事之中贏得永恆。「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自祭文》），不因生死而喜懼，不以夷險為窊隆，正像清蔣薰在《陶淵明詩集》卷二中所說的那樣，陶淵明所達到的人生境界真可謂「登峰造極」。人生如此才「可以無恨」，如此人生才算「不失此生」。

如何超越人生的有限而獲得永恆呢？「人理固有終」的命運「貴賤賢愚貧富之所同」，而如何安頓「有終」的人生「貴賤賢愚貧富」則各「爭其異」。陶淵明安頓今生和超越有限的方式有異於常人：「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居常」也即居貧處困，《高士傳》有言：「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個體生命既然「固有終」時，而貧窮又是士人的常態，那麼居貧以待盡又何樂而不為呢？當然，居貧待盡不是說在饑寒煎熬中無可奈何地等死，它是身處窮困且面臨死亡時的一種洒脫的人生態度。「曲肱」句暢發上句「居常」之義，它隱括《論語·述而》中孔子的一則自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蔬食飲水曲肱本身對陶淵明來說當然沒有什麼可樂的，但他過著蔬食飲水曲肱的生活仍不改其樂。面臨死亡的深淵，意識到生命的限度，他想到的不是在疆場建立赫赫武功，在朝廷建立奕奕文治，在人世造就不朽的美名，更不在生前縱情聲色，不過是蔬食曲肱居貧待盡，這是一種無所目的無所關心無所欠缺的滿足，是一種超功利超生死的自得境界。達到了這種境界就可以視生死如晝夜，視富貴如浮雲。不管時運的變化是平順還是兇險，不管人生世事是通達還是坎坷，只要能「肆志」而行「稱情」而言，就無所謂貴賤之別或高下之分了。詩中的「肆志無窊隆」與《連雨獨飲》中的「任真無所先」同一旨趣，陶淵明將「肆志」「任真」「稱情」（這三者是同一意思）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生命快樂，視為存在的本體和人生的極致，所以，能任真適性並因之能享有生命的真樂就是「得此生」。https://read.99csw.com

因而，陶淵明的「得此生」最終又落腳在獲得精神的怡然快樂上，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種怡然之樂設定為生命的終極境界。將「樂」作為生命的取向是他在意識到「有生必有死」后對「生」的安頓：「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歲暮和張常侍》），「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詠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十二首》之一）。這一類詩句在陶集中隨處可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古詩十九首》中「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詩句，有的學者甚至傾向於認為陶淵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子》的影響，「主張在短暫的人生中及時行樂」。然而，陶淵明所謂的「樂」與《古詩十九首》和《列子》的及時行樂貌同而實異。他並不主張以感性的放縱來消釋死亡的恐懼，他既不艷羡「被服紈與素」的奢華，更不追求「肆情於色」的刺|激。把陶淵明詩文中「樂」的生命取向當作一種「及時行樂」便把他生命的怡樂降格為物質的享受和官能快|感，事實上，他之所樂無待于感性對象的好壞和人生境遇的窮通，他在《詠貧士七首》之六中就稱自己「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