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既已深刻地體認自我，就可能真正成為自我，既已明了自己「自然」的本性，就可能確定自己「介然」的本分：「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飲酒二十首》之十九）《歸去來兮辭序》還只是說「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而此詩則由於「志」有「愧」進而於「志」有「恥」。何以有「恥」呢？以其違己失性去「投耒學仕」，以其超出本分而求諸分外。黃文煥在《陶詩析義》卷三中將詩中的「分」解釋為「分量」：「恥不多，則視大辱然後知恥，充類未必盡，恥多，則視小辱亦皆明白不敢自欺。『多』字與『遂』字針鋒相受，『分』字更透，人人各有介然之分，倉卒中恥心萌焉，所謂介然也；擴而滿之，所謂分量也。分量本全，而因循苟且，當念所起，轉念或止，於是應盡之分，莫肯盡矣。盡則必以終死為誓，以田裡為安。」「分」在詩中不是「分量」而是「本分」，即每一個體應恰如其分地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身份和角色，以及相應于這一身份和角色所當行所當盡的義務。各人所盡之「分」取決於各人所稟之「性」，有什麼樣的本性就應盡什麼樣的本分。陶淵明說自己「遂盡介然分」，所謂「介然分」就是耿介不阿、一塵不染的本分，因而要「盡介然分」就得「終死歸田裡」。詩人淳真「自然」的本性決定了他「歸田裡」的本分。「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五首》之三），「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對於陶淵明來說這是明其性后的盡其分；相反，「投耒去學仕」「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則是既違其性又失其分。一個人違其本性失其本分就是「失此生」，難怪陶淵明回首往事於心有「愧」于志有「恥」了。

《歸園田居五首》寫于《歸去來兮辭》同時或略晚，該組詩也是表現陶淵明「知性」的深至之作。詩人在第一首中一開始就唱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詩中的「韻」指詩人內在的氣質，「性」即《歸去來兮辭》序文中的「質性」。他說自己生就了愛好自然的天性，沒有阿世媚俗的機心。他在《飲酒二十首》之九中對「田父」說自己「稟氣寡所諧」，在《與子儼等疏》中對兒子們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日月遂往，機巧好疏」，這些話都可做「少無適俗韻」的註腳。「韻」不適俗偏要涉足官場，「性」愛丘山卻「誤落塵網」，這就像遨遊于江河的魚兒被拘於池中，展翅雲天的鳥兒被系在籠里，官場對於他也就成了「塵網」和「樊籠」，而自己身在官場也就像「羈鳥」和「池魚」，因而自然就有「戀舊林」「思故淵」的期盼，有「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的羞慚。《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主要寫官場扭曲了他的本性，所以從官場歸於園田、從「樊籠」復得「返自然」后，詩人有說不盡的自在、喜悅與輕鬆。

此詩于義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詩人在劉敬宣幕做建威參軍，為劉出使京都途經錢溪時所作。錢溪是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多年以後重經此地目睹山川品物「事事如昔」，好像與故友重逢那般親切而又熟悉。眼見高林洗潤于微雨，雲翮矯翼于清風，微雨清風雲翮這些品物各得其所，自己卻做此參軍一形受制，因而生出羡彼品物自愧不如之嘆。詩人奔走仕途卻「終懷歸舟」，出使京城卻又夢想田園，身處人慾橫流的官場卻不易其淡泊的素志，心跡莫並，身心相離，此詩深刻而又生動地表現了詩人存在的衝突。

陶淵明身上的確曾有過對功名的嚮往，曾有過「逸四海」的「猛志」，也曾有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榮木》）的熱情，但是，這些都是他青少年時期「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中獲得的入世情懷，它們並不是詩人生命中的「性體」，不是他生命中作為根基的存在結構。入仕之前和入仕之初，他將自己嚮往功名的熱情與「偶愛閑靜」（《與子儼等疏》）的心性等量齊觀，以為自己退有「園林無世情」的超脫懷抱，進有「綢繆」國事的志向與能力，他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才是他生命中不可移易的真宰，而嚮往功名只是青少年時期獲得的志向，因此，就出現了詩人存在方式與他內在本性之間的錯位：一個「少有高趣」的人偏要擠身塵囂喧雜的官場，一個「篤意真古」的人卻去「曲從人事」，這就像硬逼著黃牛去馳騁疆場，在自己生活中扮演了非其所是的角色。不知其性就會幹出這種違性失真的事情，不知其分就要去追逐自己分外的東西。所行非其所是自然引起身心分裂的痛苦和迷失此生的不安，如《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說：九-九-藏-書

序文不只是泛泛交代自己辭官的原因，詩人在深察自己心性的基礎上，對自己前半生的存在方式進行深刻的反省，以明其何以「今是」而「昨非」。「昨」日之「非」就「非」在他向外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非」在他以違其「質性」來「順流追時」，更「非」在把「口腹」需求置於自己天性之上。序文之所以在前面用許多筆墨寫彭澤令對全家物質生活何等重要，寫彭澤令一職是如何難求，寫彭澤令一職從地理位置和現實利害著眼對自己是如何相宜，就是為了反襯出自己辭去彭澤令一職是何等嚴肅莊重的決斷，也為了表明他在自己的人生選擇上「今」與「昨」是何等不同，今天他寧可讓「飢凍」切膚也不願「違己交病」。當然，上文已經闡明，詩人屢次出仕並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由於「生生所資」的困擾，在國家「風波未靜」的亂世，在「會有四方之事」的多事之秋，正是他以前盼望的「時來苟冥會」的「時」來，他未嘗不想在歷史提供的風雲際會中施才騁志。可是現在詩人與其再「違己」失性，寧可選擇「飢凍」切膚，更何論世俗功名！這是他的「今」不同於「昨」的價值取向，是他肯定「今是」的存在抉擇。

前首寫泛舟水路，后首寫乘車陸路，二詩或許都是寫東下建康一帶的情事。前者說自己從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繫念於家里，在遙遠的天涯景況荒涼心緒寂寞，不得歸家反而更是思家。后首說自己平素閑居的志向是擺脫世務而求自在自適，為時勢所激被驅上了遊宦羈役。學者常把詩中的「盪志」釋為「狂放的意志」或「放縱之志」。「盪志」在陶以前是一個動賓片語，意思是蕩滌胸襟以遣憂思，如楚辭《九章·思美人》：「吾將盪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曹植《感婚賦》中有「登清台以盪志，伏高軒而游情」的辭句，陶詩中的「盪志」也應指蕩滌胸懷以求安適的志向，而不是「放蕩」「放縱」或「狂放」的意志。心存「盪志」卻置身官場，自然就有「暫為人所羈」這種被拘被囚的感受。這兩首詩抒寫的同是「心為形役」的煩惱，同是心與跡及心與身的衝突和分裂，同是詩人害怕失去此生的焦慮與不安。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探尋的是詩人何以會「誤落塵網」。陶淵明自己的解釋是迫於「家貧」，可是他「復得返自然」的時候家境也並不闊綽。詩人自己提供的解釋至少不全面。一個人之所以會役於仕宦，是由於他首先役於自我；之所以其身會「誤落塵網」，是由於其心未「絕塵想」。有「塵想」就必然要落入「塵網」，受自我奴役必然導致受官場奴役，而役於自我的孽根在於違背了自己生命的根基——本性。詩人深明自己的「質性自然」后，要想從像「樊籠」的官場返回外在的自然——「園田」，他就必須先根絕自己的「塵想」以返回內在的「質性自然」，返回「自然」的關鍵是要返回自己的本性。《歸園田居五首》之二就是寫自己本性的回歸：「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罕人事」就免去了算計機心，「寡輪鞅」便用不著敷衍應酬，這是「絕塵想」的形象展露。明黃文煥認為「絕塵想」「是返自然氣象」。內在的「塵想」與外在的「塵網」同構，內役於「塵想」必外羈于「塵網」，生命中的「質性自然」與「園田」的外在「自然」同構，歸依生命的本性就將返歸外在的園田，而「復得返自然」也就同時標志著回歸本性，即回歸於生命存在的本真性，這樣，「復得返自然」就是「聊復得此生」的同義語了（《飲酒二十首》之七）。九-九-藏-書

假如真如詩人所稱他自己少壯時「猛志逸四海」，踏入仕途為他騁「猛志」于當世立美名于生前提供了難得的機緣，正是他海闊憑魚躍的大好時機，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臨水愧游魚」之羞和「一形似有制」之嘆？假如真如詩人自己所言「少無適俗韻」（《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和「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他為何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東西遊走」，從宦四方，幹嗎不寢跡衡門棲遲丘壑？他幾次出仕又幾次掛冠，在人生道路上左右搖擺去就不定說明他對自身還缺乏定見和主宰，他自己存在方式的衝突暴露出他自我認識的矛盾。他在官場時時審問自己說：「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伊余何為者」是急切而又嚴厲的自我質詢：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是對自己本性的探尋和追問：我自己生命的內在本性是什麼？到底什麼是我的本來面目？不管是做桓玄的幕僚、劉裕的鎮軍參軍，還是做劉敬宣的建威參軍，他在詩中總忘不了要將自己從前恬靜的幽居生活、自己的恬淡稟性與仕宦生涯的喧囂、顛簸進行比較，表現官場同自己天性的不諧，並再三迷惘地追問自己說：「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自己給自己勾畫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確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構自己存在方式的參照系，「我們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詩人對自我認識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衝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進退出處的左右搖擺。老來他在《與子儼等疏》中對自己的兒子說：「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所謂「東西遊走」是指遊宦四方，《擬古九首》之八也稱自己少時曾「撫劍獨行游」，《雜詩十二首》中之九、之十、之十一等三首詩，都是慨嘆旅途行役之苦，王瑤先生認為「此三詩為盛年所作」，將其繫於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陶淵明時年三十七歲。它們可印證詩人晚年「東西遊走」的自述。下面兩首詩具體生動地抒寫了他當年「東西遊走」時的心態：

陶淵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適性，也就是讓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樣本真存在，讓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樣呈現。現在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對於陶淵明而言，什麼樣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麼樣的存在方式才不違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樣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誰，要如其本性的那樣呈現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個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難以確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裝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樣子，因而，任真適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須落實在對自己生命真性的體認上，正是從這一角度，卡西爾斷言「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rｅad•９9csw.ｃom

《歸去來兮辭》的序文對自我有更深刻詳盡的解剖，序文的前部分首先說明彭澤縣令一職對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多麼重要。他說自己家中已是「瓶無儲粟」，可是「幼稚盈室」嗷嗷待哺，自己耕種不足以「自給」，除為官之外又別無謀生之術。其次交代彭澤縣令一職來之不易。親戚朋友鑒於他無謀生之術的情況都勸他出任「長吏」，詩人自己雖然「脫然有懷」，可是求官無門。幸好碰上國家「有四方之事」，諸侯顧念舊情頗加惠愛，加之「家叔」見其貧苦極力舉薦，這樣才好不容易「見用於小邑」。在國家「風波未靜」的情況下，能謀得既可享公田之利又只離家百里的彭澤令，的確是難得的肥缺。就一般情況而論，豈有不極力保住自己這一烏紗帽之理？然而令人吃驚的是詩人恰恰想摘掉這一烏紗帽，想辭去這一難得的肥缺。他在寫足了求官之亟與求官之難以後，突然筆鋒一轉說：「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接下來闡述自己辭官的理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質性自然」中的「性」指個人的天性或本性，儒道兩家都認為它是人生命中內在的素質，它是每一個體保持自我同一的基礎。《孟子·告子上》說：「生之謂性。」《荀子·正名》也認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也說：「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是指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莊子·庚桑楚》同樣認為：「性者，生之質也。」「矯厲」一詞來於《荀子·性惡》篇：「故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矯厲」就是通過人力強行改變事物的形狀或性質。詩人稱自己生就了淳真自然的「質性」，絕非勉強矯厲所能改變，儘管自己多次「勉勵從茲役」，精神上總感到「一形似有制」。一家人的飢凍雖然十分急切，可是違反自己的「質性」更使人難熬，過去曲己從人勉強入仕，使自己的心靈為口腹所役。「口腹自役」一語隱括《孟子·告子上》中的語意，該章說「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但應「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為「口腹自役」不正是為孟子所鄙薄的「養其小者」（形）而失「其大者」（心）嗎？因此他悵然地發出了「深愧平生之志」的感慨。他的「平生之志」就是《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詩中所說的「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不過，「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只是指二者邏輯上的先後關係，在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認識自我與成為自我並不能分為前後兩截，人總是隨著自我認識的不斷深化而https://read.99csw.com越來越成為自我。人是一種不斷地反覆審視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認識不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淵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認識的深化，出仕的過程也就是他自我認識的過程。在一次又一次「矯厲」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場的痛苦經歷中（參見《歸去來兮辭序》），他才逐漸認清了自己的內在本性。

陶淵明對自己青少年時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時他說自己「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十二首》之五），這些詩中的陶淵明是那般志大氣雄而又豪俠莽撞；有時他又說自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中的青年詩人又是那般閑靜淡泊，超然世外。前後詩歌所描繪的好像是兩個陶淵明，到底是「猛志逸四海」的陶淵明還是「林園無世情」的陶淵明更如其所是呢？陶淵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對自己根本沒有形成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對自我早期形象勾畫的相互出入顯露了他對自我認識的矛盾。

從「向立年」興沖沖地「投耒去學仕」，到剛過不惑之年便「終死歸田裡」，陶淵明用了這十幾年「東西遊走」的光陰，經過行跡的出處不定和精神的痛苦矛盾，終於對自我獲得了異常深刻的體認，得以明其本性定其本分。當「田父」勸他「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的時候，詩人斬然地回絕了「田父」的「好懷」：「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二十首》之九）他再也不會像早年那樣去「順流追時遷」或「時來苟冥會」了，入仕之勸對他成了「不入耳之言」，「自不得不以峻詞拒之矣」。此時的陶淵明已臻於「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行於所當行，求于所當求，所行所求不失其性且合於其分。他在「終死歸田裡」后曾欣慰于自己「聊復得此生」（《飲酒二十首》之七），此言絕非在一般詩人那兒常常聽見的那種輕飄飄的呻|吟，而是陶淵明用了漫長的生命旅程換來的一句沉甸甸的慨嘆，這一詩句所展露出來的，是由深明其本性進而能盡其本分的那種成熟的人性。

早年由於不知其性不明其分，詩人便不能行於所當行，求于所當求，止於所當止。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表白說：「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雜詩十二首》之九也說：「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時來苟冥會」「順流追時遷」說明社會環境與政治氣候左右著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斷改變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以適應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時來苟冥會」是暗暗去迎合「時」勢，「順流追時遷」是努力追隨當「時」的潮流。不明自己的本性與本分必然缺乏真識定見，缺乏定見則必然隨波逐流。「時來冥會」或「順流追時」便是扭曲自我的本性以隨順時勢。

陶淵明認識自我的途徑不是如佛教徒那樣通過入定來默識自己的清靜本性，也不是像後世某些宋明理學家那樣以兀然靜坐來明心體性，而是在個人生存的困境中來審察自己存在的根基，在身心分裂時體認自己的「本來面目」。他一次次踏入仕途后的煩惱痛苦，一次次在官場中的悵惘失落，不是由於自己的才能被壓抑，不是由於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脅，也不是由於上司的冷眼或同僚的排擠，主要是由於官場的氣氛、人事的羈絆與自己的心性不合，屈己從人便造成身心分裂，率性而行又將「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屈己便將迷失此生，率性又將失去冠冕。雖然他希望自己的才能為世所用，希望自己能在現實生活中有所作為，幾次歸田后又「勉勵」自己出仕，一直到四十歲還強打精神地說：「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可是仕途的風波、政治的傾軋、人事的爭鬥暗算、彼此的拉攏利用，與他淳樸的「高趣」、淡泊的情懷和恬靜的個性格格不入，因此他多次「勉勵」自己出仕，但每次剛一出仕便思歸去，剛戴冠冕便想掛冠。他釋褐為州祭酒時的心情沒有留下文字記載，但這次出仕史有明文：「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可見「吏職」對他的天性來說是多麼難於忍受，以致不得不「少日自解歸」。幾年閑居后他又「振作」起來「宛轡憩通衢」，前後做幾位政壇巨擘如桓玄、劉裕等的僚佐，本來這是騁「猛志」的良機，可他在任上反反覆複發誓要「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要「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而且「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一直到出為彭澤縣令，他才真正認識到自己「道不偶物」，最終放棄入仕的努力而「棄官從好」。辭彭澤令之前也多次說過自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一類話（《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但仍然為自己用世的「猛志」所激勵而「驅役無停息」，唯恐「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雜詩十二首》之二），害怕「日月推遷」卻「白首無成」（《榮木》序）。「八十余日」的彭澤縣令終於使他明白自己生命之根應該扎在什麼地方，明白自己生命的真宰到底是什麼，深刻反省了自己前此在生命存在方式選擇上的迷失，《歸去來兮辭》一開始就大徹大悟地唱道：「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心為形役」在這裏顯然是指心不願仕而形卻出仕，自己的精神為自己的軀體所役使，它是在自我心無主宰時出現的身心分裂。詩人將過去十幾年的遊宦生涯稱為「迷途」，以「昨非」二字徹底否定前此的存在方式，並自信現在回到「日夢想」的田園為「今是」。「勉勵從茲役」便是「心為形役」，便是「迷途」，便是「昨非」，便是生命的違性失真，因而便是「失此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便為迷途知返（《歸去來兮辭》），便為「來者可追」，便為「今是」，便為生命的本真存在，因而便為「聊復得此生」（《飲酒二十首》之七）。九_九_藏_書

心跡難並和身心分裂就是一種非本真的存在，詩人行為所表現的並非其本然的，所呈現的並非其所是的，他的所求超出了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于自己的本性，這一切都起於詩人不知「分」，而不知「分」又由於他不知「性」——只有深刻明了自己的本性才能清楚地確定自己的本分。「不知分者，由於不知性也。分即是性，離性豈別有分！今人只是求分外事，何嘗知有分內事，故無一而可安。只緣不能盡心知性耳。知性則知分矣，未到知性則喚什麼作分，縱有言說都無干涉。」陶淵明將青少年時「東西遊走」的原因歸結為「家弊」，好像是為了糊口而不得不如此。他「少而窮苦」（《與子儼等疏》）倒是事實，可他老來照樣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之三），《有會而作》一詩感嘆道：「弱年適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不過，他四十一歲以後不僅沒有因「老至更長飢」而「東西遊走」，反而因悟「今是昨非」而「介然安其業」（《詠貧十七首》之六），義熙末還辭去朝廷著作郎之徵。這說明「少而窮苦」只是他早年「東西遊走」的外在原因，真正使他「驅役無停息」地「奔走」的內在原因是他對自我缺乏深刻的認識，當時詩人自己對自己還沒有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對自我本性認識的游移不定才導致他軀體的「東西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