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詩斷然拒絕「田父」好心的「回駕」之勸一樣，陶淵明在《飲酒二十首》之十二中也表現了他不屑於世俗毀譽而杜門不仕的決心：

因此，「養真」還必須具有獨立不遷的內在堅定性，否則就沒有力量抗拒世俗的「悠悠談」，也沒有勇氣回絕「田父」們的「回駕」之勸，自己生命的真性又將迷失於世俗的浮囂之中。正由於此，陶淵明詩文中對松、柏、菊、玉、石等意象十分偏愛：

《飲酒二十首》的寫作時間，宋湯漢將它繫於義熙十二、十三年（公元416—417年），現當代從其說者有傅東華、王瑤、李華，宋吳仁傑將它繫於元興二年（公元404年），從其說者有陶澍、古直、逯欽立，從詩的內容和語氣來看，當以前說為妥。辭彭澤令前聽到「親故多勸余為長吏」時，陶淵明的反應是「脫然有懷」（《歸去來兮辭序》），待辭彭澤令后「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時，「靖節先生」便覺得其言大「不入耳」，「自不得不以峻詞拒之矣」。這首詩的表現手法脫胎于屈原的《漁父》，因此，治陶者常常由二者表現形式上的相近進而推斷它們表現的旨趣也相同，如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四中說：「此詩夾敘夾議，托為問答，屈子《漁父》之旨。」但細緻地比較二者就不難發現，它們雖然都回絕了對方和光同塵之勸，但屈子和陶公其所以回絕的出發點全然不同：屈子是不願玷污自己廉潔正直的道德品性，寧可「葬于江魚之腹中」，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陶公則是不願曲意于仕途而違背自己本性，寧可「繿縷茅檐下」以適其性，也不能奔走廟堂去追逐人世榮華。這樣，《漁父》中屈子的選擇側重於倫理學的意義，此詩中陶公的選擇則具有屬倫理又超倫理的存在論意義。田父勸陶淵明出仕的理由是「一世皆尚同」，陶淵明作為士人卻不出仕，反而去田園「植杖耘耔」，這種行為乖時悖俗，因此，要想不招「眾議」，詩人必須使自己的所行所求「同」于眾合於時，回駕再仕以扮演好社會給他指定的角色。世俗社會與每一個努力成為真正的人的個體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緊張，它力圖磨平每個社會成員的個性，誘使大家都來「尚同」，把所有成員都變成人的平均數——毫無個性毫無特色的「常人」。因而，趨時就必然違背自己的本性，立足自己的本性又必定乖時。在個體與時俗的這種緊張中，陶淵明選擇了適性乖時。他認為自己「稟氣寡所諧」，也就是他在《與子儼等疏》中所說的「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己生就的本性不合於時，《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曾說過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詩人幾齣幾處的人生經歷不僅使他對自己的本性有深刻的體認，而且飽嘗了違性適俗而釀成的苦果，所以他斷然地回謝了「田父」的「好懷」：「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時俗的變換比風向還快，一個人如果不從時俗中抽身而出，不敢在世俗喧囂中獨立特行，勢必讓自己生命的真性失於時喪于俗。「違己詎非迷」「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既然「遠世」「乖時」便可「得此生」（《飲酒二十首》之七），「違己」失性便是「失此生」了，陶淵明將立足於自己的本性還是違反自己的本性提升到事關「此生」「得」與「失」的高度。出仕則違己近俗，離靜入囂，本心為形跡所役，真性為外物所「迷」，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詩人何以要如此斬絕地說「吾駕不可回」了。reａd•９9ｃsｗ•cｏｍ

本真地存在就是立足於自己本性的存在，可奔走于仕途就得扭曲自己的本性以逢迎上司和遷就同僚。陶淵明正是多次領教過在官場上「矯厲」自己「質性」的苦況后，才寧可忍受饑寒也不願側身仕途（《歸去來兮辭序》）。既已深知官場的「好爵」有礙於生命的真性，他便明確地將自己歸隱的目的定為「養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所謂「養真」就是讓自己的本性不為時俗所污染，不為物慾所敗壞，不使自己在九*九*藏*書人世浮華中喪本離真。

松、柏、菊取其傲寒斗霜的品格，玉石取其堅貞不移的節操，詩中的這些意象都是詩人自己人格的寫照，「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更是他自我形象的投影：在貪競媚巧的世風中仍不改其志，不喪其真。《飲酒二十首》之八中的青松與詩人則完全合而為一了：

一場嚴霜過後，原先東園裡那些青翠蔥蘢的雜草雜樹頃刻便枯萎凋零，而被這些「異類」遮沒的青松此時反而風姿卓立。青松在夾雜于樹叢的時候容易被人忽略忘卻，甚至被雜草雜樹吞沒遮掩，當它經霜后巍然不凋時，人們才驚嘆它的傲兀雄奇。詩人一邊提壺把盞一邊撫摩經霜猶綠的松干松枝，離開了青松還禁不住要戀戀不捨地回頭顧盼，這種情形不是他偶一為之，《歸去來兮辭》中也有「撫孤松而盤桓」的句子，可見他對青松一直是「情有獨鍾」。陶淵明之所以那樣「與松親愛之甚」，是由於他從青松那兒照出了自己的影子，也由於他從青松身上悟出了自己所當取的人生態度：隨波逐流就會為流俗所吞沒，迥拔時流才能自露天真，卓然挺立，所以詩的結尾說：「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人的一生既如此偶然和短暫，幹嗎還要讓自己牽于塵網役於仕途呢？葉又生評此詩說：「『獨樹眾乃奇』，『稟氣寡所諧』，淵明岸然自異，不同流俗，不如此不成淵明。」應像青松那樣不與時俯仰，超然於人際得失，傲然于流俗毀譽，這樣才能保得性命之真。九*九*藏*書

「養真」又必須甘於寂寞，甘於獨處。岸然自異於時俗自然就會成為時俗中的畸零人，長期不被世俗社會所接納和認同。歸隱后的陶淵明不得不忍受「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十二首》之一）的孤獨。且不說他抽身仕途自外于上流社會，他長期寫詩也一直被外于當時的文壇，雖然顏延之與他個人交誼不淺，但陶淵明並未因此走進文人圈子。他就像自己筆下「日暮猶獨飛」的「棲棲失群鳥」（《飲酒二十首》之四），長期在詩壇之外徘徊。儘管他的詩文代表了魏晉文學成就的頂峰，可他的作品在生前身後久久得不到應得的評價和稱揚。他的朋友顏延之在他死後高度讚美他「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的高尚品質，只是順便說了一句「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對死者的詩文成就連半句恭維也沒有，難怪詩人生前嘆息自己「詩賦頗能工，舉世無知音」（《詠貧士七首》之六）了。在陶淵明的詩文中，使用次數最多的恐怕就是「獨」字：

這樣，「養真」首先必須敢於抗拒時俗和蔑視「眾議」，違己違心地去迎合時俗遷就「眾議」就將失去生命的真性，就將造成人生的「大偽」。

一旦真的解纓棄冕返回田園以後，他便被好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所包圍，他歸隱后的詩文常常抒寫被世人所誤解、不解、曲解的痛苦：「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歸去來兮辭》），「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讀史述九章·張長公》）在《祭從弟敬遠文》中更明白地寫到他「斂策歸來」后所招來的「眾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置彼眾議。」「眾議」即周圍的世俗輿論，具體指人們對他棄官歸隱的不解、議論和責難。雖然現在無從知道當時「眾議」的具體內容，但從「置彼眾議」可以想象他的歸隱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他甚至對自己的兒子也忍不住慨嘆「鄰靡二仲，室無萊婦」（《與子儼等疏》）。《高士傳》載漢蔣元卿去兗州還杜陵后，「荊棘塞門」以屏絕一切應酬，時人求仲、羊仲以「治車為業，挫廉逃名」，蔣只與二仲過從交遊。萊婦即老萊子之妻，據《列女傳》載：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王使人聘以璧帛。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於是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陶淵明遺世「息交以絕游」如蔣元卿，卻找不到二仲這樣志同道合的鄰居和朋友；他也曾拒絕過檀道濟的酒肉，卻得不到老萊子那樣賢妻的激勵。且不說他在社會上難於找到彼此理解的知音，就連妻子也難得與自己心心相印，陶淵明歸田后的孤獨可想而知。這也難怪，按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不成文的約定，「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出仕是士的本職，正如農夫就非耕田不可一樣。士之不仕猶農夫之廢耕，相對於各自的社會角色而言都是一種失職。魏晉時代雖然儒家思想受到了嚴重的衝擊，雖然整個士人階層企希隱逸，但多數士人仍舊外尚清高而內耽世榮，真正高卧東山且輕官忽祿者尚不多見。陶淵明則真的歸去「種豆南山」，在「魏晉人物」中高標獨映，這自然會招來社會的「眾議」，也會招來「父老」「親故」好心的規勸：

西漢張摯（字長公）曾官至大夫，因不取容當世而終身不仕；東漢楊倫（字仲理）曾為郡文學掾，因志乖於時而去職。正如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中所說的，此詩是「借古人仕而歸者，以解其辭彭澤而歸隱之本懷」。稱頌古人不取容當世的「高風」也就是肯定自己不願媚俗的操守，詩的前部分是借古人以自況，後部分詩人則直抒其抗俗乖時的勇氣，清溫汝能認為「末數語頗有傲世之意」。「世俗久相欺」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的根源，同時也可以說是「真風告逝」的結果。人們的語言掩飾了自己的本心，其行為又有悖于自己的本性，隨著生命真性的逐漸泯滅，大家所追逐的對象非榮則利，坦露本心立足本性的那種真人無影無蹤了。陶淵明歸隱正為的是拒絕「大偽」以守護真性，所以他對流俗的「悠悠談」「恨不決絕」，對世俗的褒貶毀譽不屑一顧，「何為復狐疑」「請從余所之」，大有「走自己的路，讓人們去說罷」的氣概。read.99csw.com

要是不能承受這種孤獨，就不能保有自己生命的真性，孤獨在個體與時俗之間築起一道屏障，保證了個體免遭時俗毀譽的侵擾。表面看來，孤獨似乎是世俗社會對那些敢於自異於世俗者的懲罰。但就陶淵明而言，孤獨正是他拒不與時俗「尚同」的存在方式，也是他從混跡于官場流浪於世俗向自我的回歸，孤獨表明他此刻的生命是一種自在而非他在。他作出「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感士不遇賦》）的人生選擇，為的是遠「大偽」而存真性。孤獨中的詩人才能「移居」為「素心人」精神上的比鄰（《移居二首》之一），才能真正與「素心人」實現心靈的溝通和契合，因而，孤獨的時候又恰是他精神上最不孤獨的時候，是他人生中最為充實的時光。看看他在孤獨中「陶然自樂」（《時運》）的風致，看看他獨個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的神情，便知道他在「擁孤襟以畢歲」的人生歷程中是如何享受著生命的自在與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