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陶淵明這種自小「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的士人來說，選擇躬耕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先師」孔子早有「遺訓」：「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認為躬耕只是為了謀食而有礙於「謀道」（道德修養），所以，當他的弟子「樊遲請學稼」時，轉臉就被他惡聲惡氣地痛罵了一頓：「小人哉，樊須也。」陶淵明辭彭澤縣令而去做「隴畝民」，不僅自己「秉耒歡時務」，而且還「解顏勸農人」，這不正是孔子所痛斥的遠君子而近小人嗎？更要命的是，孔子鄙視耕稼的偏見到魏晉南北朝已變成了成見和定見，那些仰賴家世餘緒的士族自己「未嘗目觀起一拔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卻無知而又輕薄地蔑稱農民為「田裡猥人」「田舍兒」。到溉祖父「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到溉做了吏部尚書後還有人嘲諷他「尚有餘臭」。因此，與陶淵明同時並齊名的謝靈運就比陶乖巧多了：「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閣，執戟亦已疲，耕稼豈雲樂。」（《齋中讀書》）一直到唐代口口聲聲「慕陶」「效陶」的著名詩人韋應物也唯獨不「效陶」躬耕，他在《種瓜》一詩中說種豆種瓜「信非吾人事，且讀古人書」。不難想象，陶淵明選擇躬耕既要忍受來自士林的淺薄嘲諷，還得忍受有悖先師遺訓的指責批評，更不得不忍受耕不救窮的煎熬。以如此沉重的代價換來貧窮，卻偏偏要選擇躬耕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陶淵明真是「拙」到家了。一方面他譴責當世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勞而食之輩（《勸農》），同時，他自己「解印綬，棄官去」后，便有滋有味地操起開荒、種豆、鋤草、收禾這些農圃營生：

既已明了他躬耕的「所願」「所保」「所懷」在於「守拙」與「養真」，接下來要追問的就是：躬耕何以能「守拙」和「養真」？我們再回到「種豆南山下」一詩。「種豆南山」四字在對詩人自己躬耕生活的寫實中巧妙地融進了歷史典故，《漢書·楊渾傳》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不以種豆南山為恥，便不以仕進富貴為榮。蘇軾在《書淵明詩》中說：「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清孫人龍讀「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后也感嘆道：「世人多以沾衣故而違所願者。」顧惜「露沾衣」就會不惜曲己從人，不願去園田「理荒穢」就會去官場學鑽營。這樣，在上司面前則辱身降志，候意承歡，在同輩之中又勾心鬥角，傾軋暗算，於是，去「拙」取巧，棄「真」趨偽，生命因此變成了一具出讓了靈魂喪失了真性的行屍走肉。歸田守拙使生命由他在變為自在，因而陶淵明才寧可丟掉烏紗帽選擇躬耕「守拙」和棄官「取拙」：「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感士不遇賦》）當「市朝驅易進之心」的時候，他偏偏「謝良價于朝市」，當大多數士人為了「好爵」而使盡機心的時候，他偏偏「欣然歸止」「以取拙」。歸田五年以後他對躬耕的甘苦有了更切實的體驗：「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儘管他嘗夠了田家之苦與霜露之寒，可是他對自己選擇歸隱躬耕終身無悔：「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嘆。」（《庚戌歲九月于西田獲早稻》）甚至一直到老他還是照常耕耘不止：「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鬱郁荒山裡，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雲乖。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丙辰為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時陶淵明五十二歲。從辭彭澤令到此時他已躬耕十二個春秋了，如今雖然「姿年逝已老」，但躬耕之「事未雲乖」，而且他對這種生活感到踏實和滿足：「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他之所以辭官后「躬親未曾替」（《雜詩十二首》之九-九-藏-書八），不顧「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勞累，不顧歸田后「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五柳先生傳》）的窮困，欣然歸隱「以取拙」，甘願躬耕而「守拙」，不正是為了在「淳風日盡」（《扇上畫贊》）、「大偽」（《感士不遇賦》）日熾的時代，承諾和守護人的真性嗎？陶公的確「拙」得令人肅然起敬。

這首詩是歸園田不久的作品。儘管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勤只落得「草盛豆苗稀」的莊稼，儘管晚歸時「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可這些絲毫也動搖不了他歸耕的選擇，絲毫也不影響他耕稼時的自得心境，在詩的結尾陶淵明照樣坦然地說：「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的結尾也說：「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中同樣說：「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詩人歸隱躬耕所「願」「所懷」「所保」的是什麼呢？明黃文煥對「所保」作了這樣的解釋：「躬耕之內，節義身名，皆可以自全，縱不能如顏子，不失為文人。『保』字總括通首，旨趣悠長。」黃氏把陶淵明簡直想象成那種「秤停輕重，較量有致」的工於盤算的老手，他選擇躬耕完全是出於世故的考慮：一是為了贏得「節義」的美譽，二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名。黃文煥筆下的陶淵明何「拙」之有？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引《後漢書·逸民傳》注「所保」：「龐公者，劉表就侯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注文與《後漢書·逸民傳》稍有出入——作者注）這位隱者龐公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中止了士人的價值關懷，「所保」者不過一己一室的生命而已。將他的「所保」與陶的「所保」類比可謂不倫。當世學者又從《莊子》中找出處解釋陶的「所保」：「《莊子·知北游》：『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郭象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智慧為也。』又《人間世》：『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按，人以不材之木為社，而謂此木因此得以自保，實非此木本願。蓋此木固以不材自保，而異於眾人之所以為保也。）」李注這兩則《莊子》的引文中前者意在說明體道應棄絕智慧，後者意在說明社木因其不材而得以自保。它們只可用以說明陶詩中「所保」的詞源所自，仍然不能回答詩人「所保」的是什麼。從陶詩「所保詎乃淺」的語意與語氣來看，詩人「所保」的絕不是身家性命。相比之下，清吳瞻泰的「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倒不失為勝解，而早於吳氏的沃儀仲釋陶的「所保」更充分更精到：「寄託原不在農，藉此以保吾真。『聊為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若無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復有所保矣，且曷雲懷古。」雖然陶淵明躬耕並非完全不在意收成，「寄託原不在農」一語有失絕對和偏頗，但這無妨沃氏解釋的深刻獨到。近半個世紀的國內學者長期糾纏于陶淵明躬耕的情感態度是否同於農民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農民或背離農民，並以此定其先進與反動、崇高與渺小，揚陶者與抑陶者都以此為準繩爭得不可開交，回頭看看沃氏所論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些爭論的膚淺可笑。「聊為隴畝民」的「聊為」清楚地交代了詩人並沒有把自己等同於「隴畝民」，他對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覺；他的躬耕也比農民的耕作有更豐富和更深刻的情感與文化內涵，為什麼非得要一個詩人的情感體驗與農民完全相同才算是一個「進步」的詩人呢？陶淵明歸隱躬耕除了像農民那樣關心作物收成的豐歉外，他同時也關注或者說更關注的是自己生命本性的「養真」與「守拙」——他正是為了「守拙」才「歸園田」、為了「養真」才棲遲「衡茅」的。農民的耕作是對命運的被動接受，陶淵明的躬耕行為則是自己的主動選擇。他與「隴畝民」的這些差別不僅不影響他作為詩人的偉大，反而正是這些差別使他的人生更具有獨特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度。九-九-藏-書

癸卯即晉元興二年（公元403年），時陶淵明三十九歲。早存躬耕田園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時才得以踐履夙願，難怪他有「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這般激動了。從「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些喜氣流溢的詩句中，我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詩人當年初試躬耕時心情的新奇與興奮：田野鳥兒歡快的啼叫像是在迎接春光又像在迎接詩人，輕妙的微風給他送來融融和意，被春風撫摸的嫩苗似乎也充滿了好奇……此情此景使他想起古時「植杖而芸」的荷蓧丈人，想起結耦而耕的長沮、桀溺，並深深理解他們何以要遠離仕途耕而不輟，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塵囂「悠然不復返」。

陶淵明在《歸園田居五首》中又將自己歸隱的動機說成是為了「守拙」：「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拙」的反面就是「機巧」，沒有阿世媚俗的氣質和機心就是「拙」。陶淵明在詩文中常常稱自己「拙」，《詠貧士七首》之六中說：「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雜詩十二首》之八感嘆說：「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與子儼等疏》對著兒子們稱自己為人「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既明知自己為人之「拙」，為何還要「守拙」呢？沃儀仲對此別有會心：「有適俗之韻則拙不肯守，不肯守拙則機巧百端，安得復返自然！」陶淵明所守之「拙」就是他在其他詩文中提到的「真想」「素襟」的別名，其實是指他的本心或本性。「守拙」即守護或保任自己生命的真性不為俗染。人生在世俗社會的攘奪追逐之中，或淪於物，或溺於私，或徇于名，或墮于利，隨著自己的為人由「拙」變「巧」而逐漸失去了自家的本來面目。要想守住自己的本心或本性，端賴個體的「守拙」功夫。熊十力在語體文本《新唯識論·明心上》中說：「真宰不為惑染所障而得以顯發者，則以吾人自有保任一段工夫耳。保者保持，任者任持。保任約有三義：一、保任此本心，而不使惑染得障之也。二、保任的工夫，只是隨順本心而存養之。即日常生活，一切任本心作主，卻非別用一心來保任此本心也。三、保任的工夫，即是隨順本心，即任此心自然之運，不可更起意來把捉此心。程子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是也。」「守拙」的目的就是守住本心不為惑染所障，「守拙」的方法則是委運自然，也「即任此心自然之運」。當然，陶淵明的守護真性與熊氏的「保任本心」並不完全相同，熊氏的「保任本心」強調的是個體不因外物而「起意」，陶公的守護真性則重在要求不讓自己存在的真性為世俗聲利所扭曲；熊氏的「保任」說出自佛理，而陶公的「守拙」則來於生命的內在要求。沃儀仲指出「守拙」是「返自然」的必要條件，其實「守拙」也是「返自然」本身，「守拙」的過程便是返回內在「自然」的過程，並不是先「守拙」再「返自然」，將「守拙」與「返自然」（即「歸真」）分為前後兩截。「拙」「真」「自然」在陶淵明詩文中是同義詞，「守拙」「養真」「返自然」因而也是同義語，它們同指個體生命從營逐于外轉而反求諸己，由淪於物欲轉而反本歸真。前文曾指出過，「復得返自然」不僅僅是指最終返回到了竹籬茅舍榆樹柳叢的田園，更主要是指回歸到自己的本心或本性。熊十力認為保任真宰或本心的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本心作主」，時時處處聽從「此心自然」的決斷，並不是別用一種心思來保任此心，一「起意來把捉此心」就導致「妄念和習心」對本心本性的扭曲。這雖然與陶淵明委運自然的人生態度相通，但熊氏沿襲宋明理學而過分強調心性修養，陶淵明的「守拙」則更注重田園躬耕的物質實踐，他將躬耕隴畝與守拙養真聯繫了起來：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