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陶淵明那闊大的胸懷與高尚的旨趣而言，將他的歸隱園田說成是對晉朝盡忠是一種歪曲，將他的「委窮達」、守「固窮」說成是為了個人的「解脫」是一種誤解，將他的躬耕隴畝說成是明哲保身那簡直是一種污辱。他在深知「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詠貧士七首》之七）的情況下，仍然「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同上之四），頂著「眾議」的壓力毅然辭官歸隱，飽受「寒餒」之苦照樣下田躬耕，他所求的不就是在「淳風日盡」的時代謹守自己的「拙生」，在「大偽」彌天的人世守護人的真性嗎？

王瑤和逯欽立先生將此詩和《乞食》詩繫於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時陶淵明已是六十二歲的老翁。蕭統《陶淵明傳》載：陶淵明「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檀任江州刺史的時間在宋元嘉三年五月，由此得知詩人晚年是在貧病交加中熬過的。連果腹的「菽麥」也成了他「所羡」的希罕之物，更不敢指望潘岳所誇耀的「紫房」「赬鯉」那樣的「甘肥」了。當餓到「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乞食》）的地步，他似乎也懷疑起不吃「嗟來之食」是否有點過分。到詩的結尾突然筆鋒一轉：「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完全否定了自己方才「深念蒙袂非」之說，強調越是在饑寒貧病之中越應堅持氣節，越應有骨氣。這首詩為了突出自己畢生信守的「固窮」之節，詩人使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先從反面「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說來，再以「斯濫豈攸志」一語遏斷，使詩中的情感波瀾迭起。吳瞻泰對此詩的評註深得詩心：「『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筆作翻案，謂不食嗟來似亦太過。『斯濫』二句，又歸正意，謂固窮之志不容假借，則昔人不食嗟來，真余師也。一開一闔，抑揚頓挫，如聞愁嘆之聲。」陶淵明在其他詩中多次抒寫過「固窮」的氣節：「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二十首》之二）；「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二十首》之十六）；「誰謂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七首》之七）。「固窮」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節操：「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這句名言也間接地道出了「守拙」「養真」何以必須堅守「固窮」之節的原因。一個人如果沒有「固窮」的操守，一遇到貧窮就會無所不為：因受不了「寒餒」之苦而棲棲遑遑，因苟求富貴而鑽營媚世，而一投機鑽營就必定棄拙取巧，所以詩人在《感士不遇賦》中說：「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袍之為恥。」所謂「濟意」就是聽從自己「本心自然之運」，而「委曲累己」就是心為形役以致違背自己的本性。read.99csw.com

有的學者把陶淵明的「委窮達」視為他不得不接受的解脫之道：「一生社會地位低下和歷經生活困苦的陶淵明，的確無法同提倡『養生』的嵇康和極言成仙的葛洪相比，這兩者對他來說都不是現實可行的解脫之道。那麼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呢？說起來很簡單，那就是陶淵明所說的『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二十首》）。『委窮達』就是解脫之道，此外再無其他。」這段文字對陶淵明「委窮達」性質與原因的解釋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首先，陶淵明「社會地位低下和歷經生活困苦」並不是他「委窮達」的原因，毋寧是他決意「委窮達」的結果。他作為本朝元勛之後在政壇上仍有比較深的社會關係，能幾次出入桓玄、劉裕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證明。正是由於他的地位有可上可下的選擇餘地，他才長期有是富還是貧的矛盾鬥爭，詩人是經過長久「貧富常交戰」以後才選擇了貧窮的（《詠貧士七首》之五）。假如陶淵明不惜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拍馬投機，他不愁沒有擠進上流社會的機會，甚至只要賴在彭澤令的位子上時間稍長一些，為人學「巧」一些，做官變貪一些，他毫無疑問也腰纏萬貫，不至於在生活上忍受「困苦」，「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不是什麼新聞。其次，即使他無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低下和歷經生活困苦」的現實，「地位低下」和「生活困苦」也並不必然導致他將採取「委窮達」的人生態度，貧賤的處境並不必然使人安於貧賤或甘於貧賤，相反，身處貧賤甚至更容易使人害怕貧賤和厭惡貧賤，「民貧則偷，官貧則貪」的情形古已有之，為了改變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而賣身求榮的情形至今還未絕跡。「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這個假設條件複句已經將他「委窮達」的原因與目的說得明明白白，他不同於困在泥塗草野的隴畝民除了安貧守賤以外「再無其他」出路，他的「固窮」和「委窮達」是處膏辭潤的結果。最後，「委窮達」從本質上講不是他個人的什麼「解脫之道」，詩人在不少詩歌中抒寫過自己「委窮達」和守「固窮」的本質目的：九*九*藏*書

既然窮與「拙」是相伴相隨的孿生兄弟，那麼要「守拙」就得守窮。陶淵明在《有會而作》序文中說：「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以來，始念飢乏，歲雲夕矣，慨然永懷九-九-藏-書，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下面的詩歌就是詩人在「飢乏」中所「述」之志：

此詩的前四句寫躬耕守拙而帶來的貧居景象：因沒有僕役修剪枝葉，四周布滿了叢生的灌木和狂長的雜草，貧宅看上去一片破敗荒涼；因解去印綬棄官歸隱，白屋門前只有成群的鳥兒飛來飛去，再也見不到趨炎附勢的車馬來來往往。「宇宙」四句轉而放筆抒寫其「人生幾何」的生命意識：宇宙是那樣浩渺無窮，人生卻如此急促短暫，更何況匆匆歲月的「催逼」，自己鬢邊額上早已白髮皤然。這樣就逗出了全詩的本旨：若不將富貴貧賤「委」之度外，見此貧寒慘象豈不憂傷惶惑，豈不又要為顯達利祿而追逐奔競，自己的「自然」質性豈不因此又要遭「矯厲」，自己的「素抱」豈不要易為鄙懷，自己的「真想」豈不要變為俗念？可見，他「委窮達」或守「固窮」為的是不壞其「素抱」，不改其「拙生」，不失其真性。

不少論者往往將魏晉士人描寫成瀟洒出塵宅心世外的神仙，因而掩蓋了當日士風滑巧浮偽的一面，早在陶淵明發出「大偽斯興」之嘆以前，西晉的潘尼在《安身論》中就已痛斥道：「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交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辨雲沸。」士人們一方面為了利祿而圓滑機巧，另一方面又極力迴避「巧宦」惡名。連「拜路塵」的潘岳也以「拙者」自詡，大言不慚地說什麼「言拙信而有徵」，而且聲稱要「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優遊以養拙」。但是，這些名士所謂「養拙」不過是身心的「優遊」加上口腹的享樂，「陸摘紫房，水掛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相反，陶淵明的「守拙」則要堅持終身的辛苦耕作，要忍受「弊襟不掩肘」的貧賤生涯，「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是「守拙」不得不付出的生活代價（《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孔子所說的「耕也，餒在其中矣」雖出於對務農的蔑視與偏見，但在中國古代倒是一句實話，躬耕「守拙」就只能與貧窮做伴，不能甘於貧窮就不可能「守拙」，真正的「拙者」不可能有「陸摘紫房，水掛赬鯉」這樣奢華的享樂，陶淵明老來還常嘆「躬耕仍不救窮」：九_九_藏_書

所謂「固窮」也就是固守其窮，在貧賤窮困之中不移其志，不墜其節，不動其心，不失其正。所謂「委窮達」是指不論處境是窮困還是顯達，是貧賤還是富貴，都不改自己的操守，固守自己的本性。「委窮達」常被人誤解為「安時委順」，但「安時委順」包含混世或游世的負面意義，而「委窮達」對陶淵明而言具有積極和肯定的價值：正是「委窮達」使他得以完成獨立不遷的人格，得以實現對世俗的否定和超越，得以保持他自己生命的真性，因而，「委窮達」由順世轉為超世，「固窮」也由一種道德倫理的範疇轉為一種存在方式和人生境界。如果說「固窮」側重於對氣節操守的執著，那麼「委窮達」則偏重於對現實處境的超然。

這兩首詩顯然是夫子自道，因今世無知音才引古人為同調。由此可知詩人的「真品骨」，他之所以「愛窮居」而鄙富貴，之所以在窮到不得不「采莒」充饑時仍不懼饑寒，之所以明知自己「人事固以拙」仍不願投機學巧，完全不是為了解脫個人生活和精神上的困境，是為了「養真」「守拙」他才「絕交遊」「委窮達」和守「固窮」的。rｅaｄ•9９csw•coｍ

「代耕」一詞來於《孟子·萬章章句下》篇：「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陶淵明辭官歸隱以後一直辛勤地「業田桑」，雖然「躬親未曾替」，可是連飽肚的「粳糧」與御冬的粗布也「不能得」，其饑寒窮困之狀的確「哀哉亦可傷」！落到「寒餒常糟糠」慘況的原因是他否定「代耕」而選擇「躬耕」，拒絕機巧而謹守「拙生」。

由此可見，陶淵明寧固窮而鄙富貴，棄軒冕而歸園田，是由於求富貴就將「委曲而累己」，守「固窮」則可「守拙」和「養真」。清溫汝能在《陶詩匯評》卷三中說：「淵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窮』二字。固則為君子，濫則為小人。」把陶淵明一生的價值與意義歸結為「固窮」二字，使人誤以為他有某種自虐的變態心理，好像他是為了「固窮」而「固窮」似的。其實，他並不認為富貴本身有什麼不好——「豈忘襲輕裘」，只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取得富貴要以捨去生命的真性為代價，所以他才斬絕地說「苟得非所欽」（《詠貧士七首》之三）。「固窮濟意」或「固窮夙所歸」對於陶淵明而言既是一種人格修養，也是一種為了守護生命之「真」和為人之「拙」而做出的存在論抉擇，他生命的終極取向是存在的本真性，《飲酒二十首》之十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