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子戲我側」的生命「真樂」與「華簪」所代表的爵祿富貴在詩中對峙，詩人用「忘華簪」和享「大歡」來表達自己取捨愛憎的情感態度，我們再一次看到珍視人間至情與鄙視爵祿富貴之間深刻的聯繫。他到晚年還因自己的歸隱致使兒子們「幼而饑寒」而「良獨內愧」，在「自恐大分將有限」的時刻，對兒子們以後的生活仍然牽腸掛肚：「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與子儼等疏》）這些嘮嘮叨叨絮絮娓娓的話語，道出了一位慈父殷殷拳拳的愛心。他對弟妹之愛也如同親子之愛一樣深厚。得知異母所生程氏妹死去的噩耗，陶淵明「感惟崩號」「百哀是切」（《祭程氏妹文》），他說他們兄妹之間的感情之深百倍於一般的兄妹之情：「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同上）他與從弟敬遠更是志同道合，兄弟二人平時「相將以道，相開以顏」，因而敬遠之死使他「情側側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祭從弟敬遠文》）。另一從弟仲德亡故后，他一踏進亡弟的舊宅就不禁「悲淚應心零」（《悲從弟仲德》）。這些悼詩祭文痛逝憫孤，「興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是陶淵明長留于天地間悲惻動人的至情文字。

真正的人際超越來於深切的人際關懷，因而人際關懷與人際超越往往同時統一在一個人身上。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二者是如何交融統一于陶淵明一身的：

不僅不到荒山僻谷「索居」，為了求友他反而向南村「移居」：

鳥兒或者翩翩而飛，或者相與而還，或者「好聲相和」（《停雲》）；風兒或者「翼彼新苗」，或者送來「余善」，或者開我衣襟；樹木或者「枝條載榮」，或者貯滿清陰，或者繞屋扶疏，這裏的一切都是那麼和諧那麼溫暖，在「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這種恬然適意中，陶淵明通過自然所展示出來的不正是他對人際的依戀么？可是，詩人所處的時世既不和諧也不溫暖，倒是處處充斥著冷酷、荒謬、偽善、欺罔，「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感士不遇賦》），因而，從另一角度看，陶淵明在自然中所描繪的溫暖與和諧，誰能說它不是詩人對自己時代的反諷？當「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風」之際，陶淵明卻獨個兒「採菊東籬下」，卻與農人「但道桑麻長」，卻悠閑地欣賞「鳥哢歡新節」，卻寧可「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感士不遇賦》），誰能說這不是對世俗貪競之風的抗議、超越與解脫？

《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詩題中的「劉柴桑」即劉遺民。蕭統《陶淵明傳》說：「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潯陽的這「三隱」各自歸隱的形跡與心態都不相同。劉遺民原名程之，桓玄篡晉前夕便辭去官職入廬山師事高僧慧遠，自稱是被國家遺棄之民，因而改名劉遺民，自此絕意於人世也無意于妻子。劉對陶淵明久有山澤同隱之招，詩人卻不忍且不願拋開親人故舊一個人離群「索居」。世間的富貴榮華高官厚祿無一繫纍，唯獨割捨不開的是人間相濡以沫的摯愛與溫情，結廬只能結在人境，要隱也要隱在人間。「景物斯和」的「良辰」既使他感到新奇舒暢，也提醒了他還有許多農事得趕快料理——「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修整好破舊的西廬茅舍，耕作南野剛墾過的新田，春寒料峭時斟幾杯薄酒解飢消乏，田野歸來與妻兒鄰友一塊嬉遊聚談，詩人對這種生活覺得由衷的滿足，人生如此無復他求。「耕織稱其用，過足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這兒遠離了你爭我奪的「世事」，脫落了熙熙攘攘的塵囂，淡漠了生前身後的毀譽，人間可親，田園足樂，何苦還要拋親別友去荒山僻谷「索居」呢？

雖然陶淵明為人真率疏簡，但他絲毫沒有其他隱士常見的那種孤傲。他待人接物「有簡處，無傲處」，對朋友無論是知己還是泛交，「只是一個厚字」。《停雲》寫的是思「良朋」而不至的遺憾之情，詩前的小序說：「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彌襟。」詩歌以迴環的節奏和悠長的音調傾訴詩人對知己九-九-藏-書的深情厚誼和綿綿思念：「靄靄停雲，蒙蒙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蒙蒙。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與殷晉安別》所寫的是陶淵明的另一類朋友：「游好非少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裡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可見與殷相知不長，出處「殊勢」，但詩人對他照樣一片深情，出語低徊，用意忠厚。陶集中有兩首同題《答龐參軍》，一首為四言，一首為五言，從「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看，龐參軍也是他一見如故的新交，但他們相處時間雖短而情趣卻十分相投，甚至到了「一日不見，如何不思」的程度，臨別時詩人反覆叮囑對方「君其愛體素」「敬茲良辰，以保爾躬」，不難想象他們臨歧執袂時那份依依款款之情。

「野外」自不同於市朝，這兒免去了人事敷衍和官場應酬；「窮巷」也有別於廊廟，這兒見不到人世浮華聽不到車馬喧囂。「掩荊扉」謝絕一切俗客，好與樸實淳真的「素心人」「披草共來往」，「絕塵想」則盪盡了種種俗念，只與農人「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完全超脫了人際的貪求、利害、計較、攘奪和紛爭。既如此牽挂于耕地的廣狹與莊稼的枯榮，又哪會縈懷于官場的沉浮與世俗的窮達？這首詩既形象地展現了陶淵明的存在方式，也真實地揭示了他歸隱的本質特徵：既寄於世中，又游於人外。唐代詩人孟郊對此深有會心，他在《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中說：「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風塵。」 遠謝時緣而傾心耕稼，杜絕顯達而喜迎農人，這一冷一熱一拒一迎不正好表現了詩人既超脫世俗又摯愛人間的情懷么？

與陶淵明同預「潯陽三隱」的周續之，被時人揶揄為「通隱先生」，與許詢、劉惔可謂貌異而神同。他早年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後來「不尚峻節」，屢屢游于權門，以致招來許多物議，當時曾有人當面質問他：「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這位自認為得出處之美的處士振振有辭地辯解道：「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枯槁，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以處士身份游于「王庭」這種諂媚行為，在「通隱先生」的嘴中不僅高於「心馳魏闕者」的貪戀祿位，似乎也高於「耦耕自欣」者的淡泊淳貞，因為後者還未臻於「情致兩志」，不知道「市朝亦岩穴」的妙理。這真是要多滑稽有多滑稽！陶淵明與這位「通隱先生」有往來，蕭統《陶淵明傳》載：「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為此淵明寫有《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詩：「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在馬廄旁邊「講禮」的確有辱斯文，此詩不只是泛泛地「語函諷刺」，而且其主旨集中在「譏苟就也」。千載之下讀其詩彷彿仍能見到陶公對「通隱先生」的鄙夷之色。

仕與隱是士人根據自己的主客觀條件而做出的不同人生選擇，原無高下雅俗之分，但是，出仕就必須履行和完成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歸隱則應當承諾或守護某些被顛覆了的人類價值。如果「居官無官官之事」，歸隱又不忘世俗榮華，那麼就完全失去了仕與隱的本來意義。如果仕者和隱者都缺乏真誠，貪祿慕榮則羞羞答答，好名又耐不住寂寞枯槁，那麼，仕和隱都同樣自私，同樣虛偽，同樣俗不可耐，同樣極其無聊。

這兩首詩寫喜得佳鄰的快慰，由此可見詩人對人際友誼與溫情的珍惜。移居南村全不在於風水吉祥的住宅，一間「取足蔽床席」的「弊廬」足矣，更不是為了去攀附那兒的朱門大戶，為的是能與淳樸淡泊的「素心人」度過朝朝夕夕，便於與「鄰曲」們「時時」往來。有時與鄰居一塊去野外登高賦詩，或者大家圍坐一起賞文析疑，詩人的高情雅趣令人仰止；有時鄰里之間「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無拘無束地談笑話家常，詩人的為人又是如此親切隨便，就像我們自己身邊一位脫略形跡的朋友。鍾惺在《古詩歸》卷九中評論說：「二詩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見公和粹坦易，一種近人處。」陶公超然於人際的成敗窮達，「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祿軒冕榮華全「不入眼，不入口」，「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對衣食的操持和對農務的興緻，正反襯出他對仕途升降與人世榮枯的冷淡；另一方面他離不開「素心人」親密的情感交流，他們彼此之間那種開心的「言笑」使他樂而忘倦，「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他對人際的關懷與溫暖是如此渴求。詩人對人際的超脫與關懷在這兩首詩中同時得到了真切地表現，我們覺得他是那樣翛然曠遠超塵絕俗，又是那般隨和自在平易近人。

與以上這些詩文中想象的和歷史中真實的隱者正好相反，陶淵明的歸隱是回歸到平民百姓之中，雖遠離市朝但不索居於人世。如《和劉柴桑》一詩說：

東晉著名文學家、玄學家許詢「好神仙，樂隱遁之事」，「隱在會稽幽究山」，「憑樹構堂，蕭然自致」，「與謝安、支遁游處，以弋釣嘯詠為事」，他算得上一位終身不仕的岩棲隱者。《續晉陽秋》說他「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建康實錄》卷八也說他「幼沖靈，好泉石，清風朗月，舉酒永懷」，儼然是一位超時邁俗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劉惔是與許詢同時的一位入世官僚，但《晉書》本傳稱他「清遠有奇標」，性好老莊而純任自然，死後當世名作家孫綽作誄讚美他說：「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他可列入居廟堂而思山林的「朝隱」一類。想不到這一高人一雅士的心靈深處竟毫無高雅可言，《世說新語·言語》有這樣一段記載：

他對「田園」「林園」情有獨鍾：「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園田」和「林園」既不離人世又異於市朝，既不離人間又可「冥塵事」。就通常的意義而言，「園田」和「林園」何嘗不是「人間」，但它又與「市朝」或官場分別代表著兩種相反的生存方式、兩種對立的價值世界：專註于「園田」耕作便不在意於世俗的窮通，喜好「林園」的淳樸便厭惡仕途的欺詐。置身於「林園」或「園田」，仍然在親舊、兒女、鄰居的人際溫暖與關懷之中，可又與「棲棲世中事」「相疏」（見前文）；精神上擺脫了俗情俗事的羈紲，可又並不去「山澤」離群「索居」，將「遺世」與「近人」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正是陶淵明歸隱高不可及的地方。他對人間滿懷深情厚愛，也珍惜人際給予的「慰情」；享受大自然「良辰入奇懷」的恩賜，也品味「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的躬耕之樂，摒絕求官的媚志，求利的貪婪，求名的虛榮，對人世榮華富貴一無所求——「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飲酒二十首》之十），對蝸角虛名更棄若敝屣——「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匪貴前譽，孰重后歌」（《自祭文》）。他在《祭從弟敬遠文》中所說的「心遺得失，情不依世」道出了他既不離人際又能超脫世俗的真諦。這兩句中前句是后句的必要條件，沒有「心遺得失」就難得「情不依世」。被認為是詩人生平「實錄」的《五柳先生傳》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連分別人與人的起碼符號——姓名也忽略不記，連是「何許人」尚且無人知曉，可見陶淵明對聲名是如何淡漠了。清毛慶蕃評這幾句說：「無鄉人之心，故不知何許人；無求名之心，故不詳其姓字。」同傳又說「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詩人對人世的「榮利」全無，所以他一方面「蔑彼結駟」「不縈好爵」，一方面「甘此灌園」「耦耕自欣」（《扇上畫贊》）。read.99csw.com

他的超塵絕俗處可敬可仰，他的隨便「近人處」可愛可親。這種雙重特性構成了陶淵明歸隱的獨特意義。清伍涵芬在《讀書樂趣》卷三中指出：「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詠，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絕遊』一句，下即接雲：『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一流，同於槁木乎？」伍氏所謂「曠情逸致」「翩然欲仙」，是指陶淵明對人際利害和世俗榮華的超越，所引「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正說明陶淵明對人間冷暖的關懷和對人際溫情的渴慕。為了闡明陶淵明歸隱的獨特意義，這裏不妨引錄《歸去來兮辭》中伍涵芬所論及的原文：

隱士許詢看到劉惔家中的裝飾、擺設、床帷無不豪華富麗，餐桌上的菜肴飲食無不豐美甘肥，不禁發自心底地艷羡：在丹陽尹這個位置上所享的榮華富貴，比我在東山岩居中所過的窮日子要好多了，戴烏紗帽到底勝過披葛巾，好好待在這個位置上吧。劉惔對此話也莫逆於心，連忙保證要小心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許、劉二人私下的對話將他們的塵心俗念暴露無遺：前者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後者既沽世俗之美譽，又戀皇家之厚恩。他們的共同點是外表一塵不染而骨子裡卻俗慮纏心。

陶淵明以其能真正脫棄軒冕不耽世榮而「高於晉、宋人物」，並贏得「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美譽，同時他歸隱后仍然「結廬在人境」，執著於人際的是非，掛懷於人間的冷暖，所以他又高於那般岩居穴處冷漠棄世的僻隱之流。他歸隱田園固然是對人際利害的超越，又何嘗不是出於對人間的至愛與關懷？

在魏晉詩人所寫的那些企希隱逸的詩文中，隱逸常常被想象和描繪成不食人間煙火，如嵇康筆下的隱逸生活不是「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便是「乘風高游，遠登靈丘，托好松喬，攜手俱游，朝發太華，夕宿神州」，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自謂絕塵埃」。阮籍筆下的那位「大人先生」更近於神仙：「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緋徊無所終極」「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既然不以天下為意而「極意乎異方奇域」，既然游于神宮漱于吳泉，那麼隱逸就變成了遊仙，超脫俗世就變成了棄絕人世。https://read.99csw.com

陶淵明外表看上去也許不如許、劉輩那般瀟洒出塵，但他真正做到了「情不依世」，不同於許詢的俗慮纏心；他真的能解去印綬輕官忽祿，不同於劉惔的紆青佩紫；他歸隱以後仍然結廬人境，不同於劉遺民的離群索居。當然，他歸隱真正獨特的本質和意義，真正區別於上面這些岩隱、朝隱、通隱之輩的，主要還在於他不僅其身遠離官場，而且其心「不慕榮利」，在於他既摯愛人間又超越人世。這使他身在世俗又不染世累，處於塵世又不纓塵網，充滿人際關懷又不受人際羈絆。

陶淵明遠離官場卻「結廬人境」，關懷人間而又「情不依世」，這種歸隱方式在魏晉乃至整個古代都具有獨特的個性，現在不妨將他與魏晉盛行的「朝隱」「岩隱「和「通隱」之流作一比較。

陶淵明不僅掛懷于母老子幼，悲惻其妹逝弟亡，依依于友朋離別，更有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情懷。他要求兒子們牢記「四海皆兄弟之義」（見上頁），自己在詩歌中也特地強調不能只私其「骨肉親」：

的確，如果陶淵明只一味地「請息交以絕游」「臨清流而賦詩」，而不渴求「悅親戚之情話」，或不樂意「植杖而耘耔」，也就是說，如果他只有超塵出世的洒脫情懷而沒有人際關懷與人間摯愛，那他就像傳說中的松、喬一樣沒有存在的真實根基，就像上面《晉書·隱逸傳》中那些「同於槁木」的隱士讓人覺得冷漠而又矯情，人們同樣可以用溫嶠問隱者郭文的話來質問他：「先生安獨無情乎？」人際關懷是人際超越的生命動力，沒有對人際的關懷也就沒有對人際的超越。假如不執著於人間的價值信念，假如不肯定人間的是非標準，怎麼可能憎惡人間的是非混淆和價值顛覆？怎麼可能因此而遠離官場歸隱園田？怎麼可能超脫功名浮囂和利祿貪競？假如沒有對人間的摯愛與溫情，怎麼會去超越人際的傾軋、暗算與虛偽？

在陶淵明那些風高調逸的詩文中處處都洋溢著廣被人間的摯愛與溫情，即便在那篇發誓要「潛玉于當年」的《感士不遇賦》中，他仍然崇尚「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的信念。在他的詩文中，我們時時都能感受到詩人尊親愛子篤友的深情。《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寫盡了宦遊客子一片懷親至情：

一個對人際滿懷摯愛與關懷的人，自然不會像僻隱之流那樣餐霞飲露友鹿娶梅，陶淵明絕不可能結廬於人跡罕至的危峰深谷野嶺荒溪，甚至他對自然的審美也不同於謝靈運的辟山開道尋幽探奇，只有那些充滿人間情味的田園才對他具有無窮的魅力，就像只有那些真率淳樸的「素心人」才使他真正感到親切一樣。堂前的桃李，檐后的榆柳，南山的豆苗，裊裊炊煙的村落，汪汪犬吠的深巷，咯咯雞鳴的樹梢，還有那剛墾的丘隴田疇，豐收在望的新葵嘉穗，迎風搖曳的東籬秋菊，在在都叫他忘情叫他沉醉。而且，他寧可去重訪遺棄的井灶、殘朽的桑竹、坍塌的屋宇（參見《歸園田居五首》之四、《還舊居》等詩），也不願去跋涉那些與人無乾的峭壁險峰，去光顧那些自生自滅的枯藤老樹，因為前者畢竟是人類留下的印痕，詩人才這般細心這般深情地「步步尋往跡，有處特依依」（《還舊居》）。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審美傾向問題，因為這一審美傾向源自詩人存在的深處，它深刻地表明陶淵明對人間的關切和厚愛。

宦遊在外「久游戀所生」，詩人一踏上歸路就「計日望舊居」，盼望能早日回去「侍溫顏」，心想急於到家，路上偏為風阻，自然難免觸目生怨：「崎嶇怨地，限隅怨日，凱負怨風，森疏怨木，層層添苦。」怨多是因歸家心切，苦重是因念母情深。這兩首詩中的歸隱之志與念母之情相互映發，「人間良可辭」的超脫情懷與「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的人間摯愛彼此關聯。九九藏書

詩人們想象中的隱者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信，而《晉書·隱逸傳》中所載的那些歷史中真實的隱者也同樣不近人情。嵇康臨刑前曾說「昔慚柳惠，今愧孫登」，詩中的這位孫登「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同傳所載的另一隱者郭文也是終身「不娶」，入于「吳興餘杭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名士溫嶠當面問他說：「先生安獨無情乎？」還有一位隱者索襲，「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隱逸的動因常常是敝屣名利、塵視富貴，可對於這些隱居在土窟岩穴或無人之地，既不交當世又不娶妻子的隱士，他們輕名淡利的誠實性大為可疑。試想，如果不想博得當世或後世的美名，他們幹嗎不讓自己隱居在平民所生活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墟落，過平民所過的那種正正常常的生活，讓自己消溶在這些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之中呢？隱居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地」無非是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和驚嘆，不交於眾以矯其清高，高自標置以顯其孤傲，驚世駭俗以炫其不凡，這恰恰是以逃名的方式求名，以對人間情愛的冷漠來掩飾對世俗聲利的熱衷。

這種情懷同時也滲透在陶淵明筆下的自然景物中，不妨看看他的寫景名句：

詩人惠臨一切人的愛心來自他對生命的深刻體驗：既然人生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出生落地本無定處，此後生涯也隨風飄零，那麼耿耿於生死實屬無知，強分親疏更無必要！他甚至突破了儒家愛分親疏厚薄的古訓，主張超越本己的血緣將愛意普澤世人。他做彭澤令時「不以家累自隨」，只給家中找了一位僕役，並特意寫信誡其子說：「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可見，陶淵明的愛並不自限於骨肉親友，他具有一種深廣無私和一體同仁的博愛精神。

他對子女的慈愛也十分感人。兒子剛剛呱呱落地，做父親的便「溫恭朝夕，念茲在茲」。他和古今每一個父親一樣望子成龍：「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命子》）當他的幾個兒子都沒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實欲其可」的時候，他就禁不住「責子」之嘆：「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這首詩曾招致杜甫的譏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如果杜甫不是借淵明「自嘲」或「自懺」的話，那麼這種責難本身就「未必能達道」。絕不可將「達道」等同於「看破紅塵」，「達道」雖鄙棄人世富貴忘懷世間俗念，但更熱愛生活更看重真情；「看破紅塵」則是「哀莫大於心死」后的冷漠，自然根本不會相信人間還有至愛，連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也成了累贅和負擔，對別人的冷暖賢愚生死就更不會掛其懷抱了。陶淵明對兒子的生活和成長「念茲在茲」，正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達道」者——淡於世俗窮通，超脫一己生死，卻深於人間至愛。他將與兒子一起享受天倫之樂視為人生的「大歡」，視為別於而且高於人世浮華的生命「真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