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黑暗和政治迫害，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已成家常便飯，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的神經更加衰弱，維護統治的手段因而更加殘酷，密布文網的技巧自然也更加圓熟，但宋元明清的文人並沒有像魏晉文人那樣沉湎於酒中。盛唐時代的社會氛圍倒是相對自由寬鬆得多，卻又出了不少「飲如長鯨吸百川」的酒徒。可見，社會黑暗與政治迫害同飲酒並無必然聯繫。如果說盛唐「飲中八仙」輩的豪飲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樂觀浪漫，那麼魏晉人的嗜酒卻主要是由於那時代的精神苦悶，由於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迷惘。不過，我們無意否定有些魏晉飲客有時是借酒避禍，如阮籍在司馬氏的宴席上裝傻賣醉，大醉六十日逃避司馬氏的政治聯姻，儘管他終身縱酒不輟，可酒對他的詩歌創作並沒有產生深刻的影響，這說明酒的確只是他全身遠禍的一種工具，而沒有與他的生命存在發生內在的關聯。但我們不能因阮籍一人飲酒主要在於畏讒避禍，便把這說成是陶淵明嗜酒乃至整個魏晉人飲酒的主要原因。劉伶雖身預「竹林七賢」，可他並沒有像阮籍那樣陷入政治旋渦的中心，他的狂飲因而與阮籍大異其趣。一個小卒只要「使其酒足，余年畢矣」，總該不至於有躲避文網或逃避迫害的政治目的。陶淵明嗜酒也見不出有什麼政治動機，陶集中現存的飲酒詩極少政治色彩，《飲酒二十首》之二十結尾的「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不見得是為了什麼政治原因。這首詩不過是感嘆儒學衰微而導致世風澆漓，詩中沒有任何對當政者的含沙射影，他無須託言醉人巧自掩飾，這「二語說不得傲，亦說不得謙」，「妙」在「『君』字無所指」。只有一首題為《述酒》的詩充滿了廋詞隱語，而無一字提及酣飲之樂，「題名《述酒》而絕不言酒……詩句與題義兩不相蒙」，可以說它是一首借《述酒》之題而言它的無題詩，不能劃歸飲酒詩之列。假如酒之於陶淵明僅僅是一種逃避政治的外在手段，一旦達到了遠離政治的目的就必然要與酒絕緣，不至於終生斷不了它，更不可能嗜酒如命。他一生沒有出任過任何要職，自然也不是當時政壇上舉足輕重的要人，無論是出仕還是掛冠都不承擔什麼政治風險，辭去彭澤令后更與政治了無干係，何須再用飲酒來逃避？死後根本沒有政治迫害可言，幹嗎還說自己死後也將為「飲酒不得足」而遺憾？ｒeaｄ.９9ｃｓw.ｃoｍ

魏晉醉客如劉伶輩，雖然飲酒的動因與陶淵明大體相同——以飲酒「漸近自然」，以飲酒找回生命的真性，但他們在酒中所達到的境界卻與陶淵明判然有別。酒使陶淵明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得以澄明，卻反而遮蔽了劉伶輩的本真存在；酒對於劉伶輩來說仍然是外在的，但酒與陶淵明的生命構成了本體論的關聯。

自稱「性嗜酒」（《五柳先生傳》）的陶淵明，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同等的地位：「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五）生前他以「家貧不能常得」（《五柳先生傳》）酒而遺憾，還斷言自己死後也會因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輓歌辭三首》之一）而抱恨。據說在彭澤做縣令時，他將「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他現存一百四十二篇詩文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間接涉及飲酒，佔去了他全部創作的五分之二，難怪在他死後流傳著「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的誇張說法了。最先給這一現象作出解釋的要算那位梁太子蕭統，他善意地為陶淵明的嗜酒開脫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這就是說酒只是陶淵明手中的工具或手段，他飲酒並不在於酒本身，而是借飲酒以達到其他的目的。清馬墣認為飲酒不過是陶淵明的遁世之方：「誠見世事之不足問，不足校論，惟當以昏昏處之耳。」陳寅恪先生也認為陶淵明是以酒來逃避政治：「《五柳先生傳》為淵明自傳之文。文字雖甚短，而述性嗜酒一節最長。嗜酒非僅實錄，如見於詩中《飲酒》《止酒》《述酒》及其關涉酒之文字，乃遠承阮、劉之遺風，實一種與當時政權不合作態度之表示。」自然，「性嗜酒」在魏晉並非僅見於陶淵明，竹林七賢個個都「肆意酣暢」，其中阮籍、劉伶諸人更是以酒為命，縱酒成癖。《世說新語·任誕》篇載：「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而醉矣。」古代「名」「命」二字通用，「以酒為名」即「以酒為命」。這一則頗具戲劇性的對話，生動地勾畫出了劉伶這一酒徒的形象。阮籍也是見酒忘命，連母逝居喪也爛醉如泥。《世說新語》同篇載：阮籍聞步兵「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其時許多人把飲酒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內容和目的，晉吏部郎畢茂世最大的人生願望就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甚至也是那時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態度。東晉吳郡一小卒在蘇峻之亂中救過庾冰的性命，亂平后庾冰想報答他，問他最大的心愿是什麼，這位小卒的要求只是：「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余年畢矣，無所復須。」小卒這種人生理想在當時居然得到廣泛的認同和稱道：「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王瑤先生對這一社會現象的看法與陳寅恪先生相近，認為「對現實的不滿和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淵明在內的魏晉士人飲酒的「最重要的理由」。九九藏書九-九-藏-書九九藏書ｒeａd.９9csｗ.com

由此可見，酒並不是陶淵明作為「逃避……」的工具，而是關涉到詩人的生命存在本身。他在《飲酒二十首》之十四中說：「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對於他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深味」呢？陶淵明所打交道的世界，儒家思想完全失去了理論的活力，名教早已蛻化為一具僵硬的軀殼。現實世界分崩離析，精神世界也裂為深淵，造成政治的腐敗黑暗和倫理價值的真空，社會失去了為人們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個體也難以找到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這樣，個人脫離了社會的有機體而成為獨立的精神個體。對於這樣的個體來說，除了自己的生命是屬於自己的以外，現實中的一切都是異在的。於是，對自己生命的依戀和珍視就上升為一種普遍的時代情感。對存在根基的追尋、對生命意義的關注和對生命有限性的焦慮就變得格外急切而深沉，但一時又沒有任何東西能滿足人們的這些精神渴求，能解脫人們心靈的困擾。在這種時代的精神氛圍中，酒由於其自身的特性而成了許多魏晉人解脫精神苦悶的麻醉。同樣，酒也成了陶淵明精神渴求的替代品，悲劇性地成了他個體存在沒有根基的根基，是人生無謂的「有謂」，是有限生命的永恆。總之，酒成了他個體生命存在的本體論。

無怪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陶淵明首先讓自己的詩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也無怪乎人們說：「千古飲酒人，安得不讓淵明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