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擔心與魯迅先生的觀點相左，也許是有礙於其他顧慮，也許是對陶詩缺乏深至的感受，近幾十年來大家不願或不敢或竟不能談論陶詩的靜穆了，不少有關陶淵明的研究論文和論著還矢口否認靜穆的存在。其實，魯迅先生並沒有否認陶的「靜穆」，只是不贊成將它絕對化，將陶淵明豐富的精神生活及其文字表現片面化簡單化，相反，從陶淵明豐富多彩的創作風格中，魯迅敏銳地把捉到了其靜穆平和的主導風格：「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做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從家丁處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稱陶潛「代表平和的文章」與說「淵明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不是語異而意同嗎？當然，不管兩位先生的觀點如何深刻，只知一味重複先生們的宏論究竟不是有出息的表現，只用先生的名言來代替自己對陶詩的體驗和發現，對魯、朱二先生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不肖的呢？靜穆是陶詩中的一種客觀存在，否認它並不等於取消了它，與其把筆墨浪費在有沒有靜穆的無謂爭論上，不如直面陶淵明詩歌本文，去捕捉他詩風靜穆的特質及其成因。

同時，我們也很容易誤將靜穆當成詩人生存的麻木。他對人事與自然平靜沖和的情感反應，處變不驚的節制和穩健態度，很可能被說成是以感覺和體驗的遲鈍為代價的。其實，分辨靜穆與麻木並不是件難事：麻木是對於對象的無情無緒，是一種「司空見慣渾閑事」式的漠然；靜穆則是詩人在對於萬事萬物具有高度細膩敏感的基礎上，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的超然態度和恬靜的生命境界。陶淵明無疑屬於后一種。他對生活保持著少有的童心和熱情，對人生和自然都充滿了精細而深刻的感受。如他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己酉歲九月九日》），「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九日閑居》），「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游斜川》），「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和郭主簿二首》之二），這些刻劃細微入妙的詩句，不是一個麻木的人所能感受和寫得出的，與其說他們來於詩人的「靜察物理」，還不如說是來於詩人對事物的新奇體驗。他對人生的感悟就更精妙了，如「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飲酒二十首》之八），「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二十首》之七），「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由此不難看出詩人對人生的執著與敏感。九*九*藏*書

在我國古代屈指可數的幾個偉大詩人中，最能把陶淵明與其他詩人分開的就是他的靜穆。正如屈原的幽深、李白的豪放和杜甫的沉鬱一樣，靜穆是陶淵明詩歌最鮮明突出的特徵。

在追蹤他詩歌靜穆的成因時，我們很容易誤入歧途，把陶詩的靜穆看成是詩人生命之樹枯萎凋零的象徵。幸好詩人的《閑情賦》會糾正這種認識上的偏差。陶淵明看到「傾城之艷色」后，那「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的迫切激動，那「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的魂不守舍，那「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的浪漫幻想，足以證明詩人生命之火的灼|熱與旺盛。《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有些詩章也會使我們放棄上述錯誤的觀點。「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種「金剛怒目」式的面孔，顯示了詩人的虎虎生氣；「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同樣也表現了詩人生命的衝力。從青年到老年陶淵明總是那麼生氣勃勃。因此，朱熹說「韋蘇州……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陶卻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清施山也說陶淵明「豈庸才弱質厭厭無血氣之夫」？https://read.99csw.com

最早以「靜穆」許陶的是朱光潛先生。1935年他在《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文中說：「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得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此論一出，馬上遭到魯迅先生的批評：「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稱「陶潛渾身是『靜穆』」似稍嫌絕對化和簡單化了一點，陶淵明不至於整天只拿一副恬靜的面孔迎人，「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十年以後，朱先生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不過這次他對自己觀點的闡述比先前要全面妥洽得多，首先他肯定陶淵明身上「俠氣則有之」，陶淵明心中還長期「盤旋」著「遲暮之感與生死之慮」。在這一前提下他再探討陶如何臻於「靜穆」的境界：「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衝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於達到調和靜穆。」顯然，學貫中西的朱光潛先生許陶以「靜穆」是受到德國溫克爾曼評古希臘藝術的啟發和影響，溫氏在《關於在繪畫和雕刻中摹仿希臘作品的一些意見》中說：「希臘傑作有一種普遍和主要的特點，這便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濤洶湧，但深處總是靜止一樣，希臘藝術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劇烈情感中都表現出一種偉大和平衡的心靈。」但朱先生論陶並非對溫克爾曼評古希臘雕塑的簡單套用，而是來於他自己對陶詩的精微體驗，溫氏僅為他提供了「靜穆」這一概念，提供了一種藝術的參照。早在宋代就有「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之說，清代潘德輿也認為「陶公詩」的主要特點是「天機和暢，靜氣流溢」。九-九-藏-書

這三首詩中對黔婁、袁安、張仲蔚的描寫不就是詩人的夫子自道嗎？「貧富常交戰」正說明在致富還是受窮的問題上他內心充滿了激烈的鬥爭。貧窮可以說是詩人的一種自我選擇，以他的家庭背景、社會關係和自身的才幹，決不至於會落到沿門乞討的地步；要是他不扔掉彭澤令這頂烏紗帽，也可無憂無慮地「安食公田數頃」。他最後「解印綬棄官去」，在人格節操與榮華富貴之間，他主動選擇前者的過程不會那麼輕鬆容易，「貧富常交戰」的「常」字便透露了他心靈較量的激烈與漫長。富貴的慾望和誘惑可能時時襲擊詩人，因而才會有「貧富常交戰」的心態，但最終他戰勝了這種慾望的衝動和利祿的引誘。偉大的詩人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偉大就表現在崇高最後鎮住了卑劣——「道勝無戚顏」，並且終於達到「所樂非窮通」的人生境界。

在陶淵明的心靈中，不僅存在著「貧富常交戰」的精神現象，而且還有更為尖銳激烈的生與死的困擾。遲暮之嘆與生死之嗟是陶詩抒寫得最多最動人的主題。他對光陰倏忽和人生短暫的體驗非常敏感。重陽節有感於世人「愛重九之名」，他在《九日閑居》並ｒｅad•９9ｃｓw.ｃｏｍ序中說：「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並由「露凄暄風急，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的季節變換，發出了「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的嘆息。從「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這些感情濃烈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對生命的執著與珍惜；從「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雜詩十二首》之三），「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凄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這一連串的喟嘆沉吟中（《形影神》），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詩人對死亡的焦慮不安。他不是幻想靈魂進入西方凈土以獲得永恆（釋），也不是希圖通過服藥養生以求得肉體長生（道），並以此來驅除、消釋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以返回自然的方式超脫生死，將一己的生命融入宇宙大化之中，與萬物共枯榮，隨大化而永在（參見本書《論陶淵明的生命意識》《再論陶淵明的生命意識》兩章）。這種生命取向與詩人開朗達觀而又沉潛淵默的天性有關，但本質上是來於他對生命的深度體驗。他體認到人的生死是萬化相尋的一個過程，就像花開花落冬去春來一樣自然，「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形影神》）。既然生死是一個自然過程，我們就應該回歸到自然中去，「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形影神》）。而要回歸自然就必須「心遠」世俗，將自己提升到與天地同流的高度，這樣才能做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不喜亦不懼」不是對生死的冷漠麻木，而是超越生死後的那種「靜穆」的心境。死亡最容易擾亂人心境的平靜，使人惶恐不寧，乃至怨憤哀號，或絕望沮喪。由於他對生命的深度體驗，由於他那委運自然的人生態度，他才能以「不喜亦不懼」的恬靜來面對死神。他的心靈世界像昭昭天宇，任雲去鳥來過留無跡；又像那浩瀚大海，任它海面波連浪接，而海底永遠淵靜深沉。任何人生的變故、得失都不能攪擾他心靈的平靜，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在他心靈深處掀起巨浪狂瀾。

那麼，陶淵明靜穆的詩風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呢？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中提供了一種社會學的解釋：「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還有前文引到的「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先生的見解極為卓絕，不過，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還不足以解釋陶詩靜穆的成因。與陶淵明並世且並稱的謝靈運，與陶淵明交情不淺的顏延之，照說也像陶淵明一樣看慣了亂和篡，但他們的詩文並不像陶淵明那樣「平和」。由於魯迅先生的文章不是專論陶詩風格的，自然不便更多地涉及陶詩靜穆的成因。陶淵明自己也對他的詩風間接地提供了一種純個人的解釋：他多次表白自己的個性偏於內向恬靜，如「我愛其靜」（《停雲》），「閑靜少言」（《五柳先生傳》），「抱朴守靜」（《感士不遇賦》），「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與子儼等疏》）。他還很喜歡品味一個人獨處的恬靜之樂，如「陶然自樂」（《時運》），「怡然自樂」（《桃花源記》），「逍遙自閑止」（《止酒》），「閑飲自歡然」（《答龐參軍》），「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杯盡壺自傾」（《飲酒二十首》之七），「被褐欣自得」（《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等詩句，表現了他厭囂喜靜的性格特點。就是稱讚別人他也更多地提到溫和平靜的一面，如讚美外祖父孟嘉的為人「沖默」「色和」「溫雅平曠」（《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說自己的妹妹天性「靖恭鮮言」「能正能和」（《祭程氏妹文》），說自己的從弟為人「其色能溫」（《祭從弟敬遠文》）。不過，詩人的自白只能作為一種參考，不能放心地拿來作為立論的依據，因為詩人們說話常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陶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在《雜詩十二首》之五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詠荊軻》中也說：「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這種雄豪悲壯大似江湖俠客。可見，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陶淵明並不是「渾身靜穆」的，他既有「磊落性情溫」的一面，也有「酷似卧龍豪」的一面。即使再「沖默」「閑靜」的人也不可能在乞食時，還能與饋食的主人「談諧終日夕」，對自己的遭遇沒有半句埋怨和牢騷，更何況「世界上本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持久的寧靜」，因此，陶淵明的靜穆只能解釋為：銷壯心於閑心之中，斂豪情于溫情之內。九九藏書

通過他的精神生活我們將不難發現，陶淵明詩風的靜穆是詩人經過長期的靈魂搏鬥后贏得的，《詠貧士七首》之四、五、六為我們展露了詩人內心矛盾與鬥爭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