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們指出過孟郊精神生活的這一矛盾：希望得到上層社會對自己的承認，可又對這一社會極度厭惡。他寫詩的動機也存在著相應的矛盾傾向：既想用詩來干世，同時又以詩來避世。韓愈在《貞曜先生墓志銘》中說他「唯其大玩于詞，而與世抹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由於專心於苦吟詩篇，不屑於世俗名利的追逐，當別人在蠅營狗苟的時候，他卻在詩國中流連忘返、從容自得，讓世俗的名利都給別人拿去吧，我有詩就足夠了。老來看清了詩的價值和自身的價值后，他多少有點自負地說：

盛唐詩人多的是衝口而出的天才，多的是真力彌滿的創造力，所以他們寫詩看重一揮而就的天才，激賞「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的逸才，崇尚「興酣筆落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的豪邁。就像為人的瀟洒豁達一樣，他們的詩歌創作過程也伴隨著暢快和愉悅。當然，這並不是說盛唐人寫詩都是率爾成章、全不著力，相反倒經常是「意匠慘淡經營中」，但他們是刻苦而非痛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甫），「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杜甫），「新詩改罷自長吟」（杜甫），刻苦中包含著說不盡的興奮與自負。九*九*藏*書

孟郊對詩歌創作過程中的心境也有深切的體認，「憂人成苦吟，達士為高歌」（《送別崔寅亮下第》），盛唐詩人大概是那種「高歌」的「達士」，而他自己無疑屬於「苦吟」 的憂人，還是先聽他的自述吧：

他的詩歌結體古奧，打破詩句的常格和開拓詩的新境，在結構和遣詞上別出心裁，有個人審美趣味的原因，也有世俗的功利目的，況且審美趣味的形成也與時尚有ｈｔｔｐｓ://rｅad•９9ｃｓw.ｃｏm關。由此可知，他詩思的痛苦是與入仕不得的痛苦連在一起的。

在痛苦而又漫長的人生道路上，詩始終是他最忠實的伴侶，是他生命唯一的溫暖和力量，儘管他有時對詩大發牢騷，但最終還是通過詩而肯定自己，也是通過詩而實現自身的。苦吟對他雖是一種精神的磨難，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安慰；他沒能用詩獲得世俗的利祿，卻在詩國里享有千古令名；他沒能在政壇上呼朋結黨，卻在詩壇上開宗立派。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他之所以要嘔出心來玩命似的寫詩，是因為他要獲得「詩成鬼神愁」的驚人效果，只有苦吟才能「入深得奇趣」（《石淙十首》之七），「鏗奇」（《奉同朝賢送新羅使》）、「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奇險」是他苦吟的目的。人們一般都認為元白與韓孟，生當盛唐詩的高峰之後，為了不讓李杜等人的光芒所掩，他們積極地為詩歌尋找新的出路，於是元白朝平易通俗這個方向發展，韓孟往奇險這一方向探求。其實，韓孟等人既是在為詩尋找出路，又何嘗不是為自己的前程尋找出路呢？白居易、元稹都是少年得志，元稹十五歲明經及第，二十七歲舉制科，對策第一，白居易也是二十多歲進士及第。他們那些婉轉動人的詩篇早已流傳人口，一個是風流的元才子，一個為才高的白學士，因而他們用不著再炫博逞才地以奇驚人，作詩大可以坦然地「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了。盛唐文人仕進之路多門，許多人根本不進舉場受罪，通過漫遊和隱逸這些「終南捷徑」，讓當權者來徵辟所謂「在野遺賢」，可到了中唐「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矣」，大家都不得不擠在科舉這道窄門內，通過考試來衝破雲霧見青天。當時從民間到朝廷都尚怪，韓愈在《誰氏子》中說「又雲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吏部由於「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為了迎合世俗及考官的味口，韓愈有意在詩文中「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之於耳也」。寫詩的深處存在著一種非詩的動機，孟郊對此從來就不遮遮掩掩：ｈｔｔｐs://ｒeａd.99ｃsw•ｃｏm九*九*藏*書

這是一種受罪遭難式的創作，精神既刻苦更痛苦。「心與身為仇」幾乎是一種自我折磨，最後甚至因過分著力而折騰得了無興味。韓愈在《貞曜先生墓志銘》中十分生動地記述了孟郊寫詩的精神狀態：「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掏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他的「鉤章棘句」是這樣艱苦，簡直像是要把心肝胃腎都掏出來似的。

詩歌並沒有給他帶來世俗的榮華富貴，他的一生沒有嘗到「文字利」（見前），反而因此「文字窮」，難怪他要大發牢騷了：「惡詩皆得官，好詩抱空山。抱山冷兢兢，終日悲顏顏。」（《懊惱》）由於詩歌沒有使他達到現實的目的，他就把怨氣發泄在詩歌創作上：「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奈何」（《哭read.99csw.com劉言史》），「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詩為活計，從古多無肥」（《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憤激之餘他還發誓洗手不再寫詩了：「終當罷文字，別著逍遙篇。」（《偷詩》）

寫詩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既是一種精神的創作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生活方式。

於是，他將全部身心都用在寫詩上，「傾盡眼中力，抄詩過與人。自悲風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越到老來詩越是成了他精神的唯一寄託，他的痛苦、他的憤怒、他的不幸都通過詩傾吐出來。「倚詩為活計」（見前），苦吟成了他存在的方式，兒子死了后詩成了他最親的伴侶：

不過，他不可能不寫詩。他對詩歌發牢騷泄怨氣，可他的這些牢騷和怨氣仍然要用詩來發泄，離開了詩他一無所有。他沒有元稹的高官，沒有白居易和韓愈的顯位，沒有高車大馬，老來喪盡子息，甚至沒有一點天倫之樂；他飽嘗了人間的饑寒，受夠了權貴的白眼。年過花甲的孟郊痛心地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