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的一生矢志不渝地實踐了他這一觀點。當時殘酷的現實是「惡詩皆得官，好詩抱空山」（《懊惱》），所謂「惡詩」就是沒有靈魂骨氣的佞人獻媚邀寵的詩歌。借詩歌獻媚的「詩人」個個都青雲直上了，而不願以阿諛為能事的詩人，即使寫了優秀的詩篇，也仍然終身潦倒窮困。孟郊蔑視沒有心肝的虛偽之徒，羞與此輩為伍。元和三年，他應河南尹鄭餘慶之招，任河南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在他多難的一生中，此時要算是比較舒適的了。然而，他並不為了保全物質生活的安逸就喪失了人格，在《晚雪吟》中嚴正地表白：「古耳有未通，新詞有潛韶。甘為酒伶擯，坐恥歌女嬌！」現存五百多首詩絕大部分充分體現了他「真」和「直」的要求，是他整個人格的忠實寫照。在他的詩集中，不僅寫愁的詩能催人淚下，言歡的詩也能令人解頤。由於詩人言愁則柔腸寸斷、情如刃傷，言歡則喜形於色、溢於言表，不符合封建時代所要求文人的那種溫文爾雅、矜持不露的做人標準，譏者因此而稱孟郊不能自致「遠大」，受到「非能自持」的詬病就是很自然的了。孟郊詩中披豁天真、剖露肝膽，憂樂之情沛然從肺腑溢出，既不搔首弄姿也不矯揉造作，可謂「直」而且「真」了。htｔｐs://ｒead.９９ｃsｗ.ｃｏｍ

「直」與「真」是他自己創作實踐所奉的圭臬，也是他持以評價他人詩歌的準繩。他思想中落後的一面使他誤解了屈原之死，致有不滿之詞，但他對屈原的人品和詩品始終是折服的，在《答盧仝》中說：「楚屈入水死，詩孟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他由衷地讚揚屈原在騷辭中真切地表現出的剛正無私的品德、指責權奸的勇氣和敢於獻身的精神，也就是他所說的「直氣」。他為屈原正道直行而招禍鳴不平：「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狂飆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靳尚為良謨。我願分眾泉，清濁各異渠；我願分眾巢，梟鸞相遠居。此志諒難保，此情竟何如。湘弦少知音，孤響空踟躇。」（《湘弦怨》）孟郊還常常念起陶淵明，《過彭澤》一詩表示了對這位偉大詩人的崇敬和懷念：「揚帆過彭澤，舟人訝嘆息。不見種柳人，霜風空寂歷。」陶詩最主要的特色是真淳，《詩品》卷中說他「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陶淵明的詩歌真實地表現了他的人品和情操，是孟郊所要求的「直」和「真」的典範，這大概就是陶淵明之所以為他敬服的主要原因。九九藏書

由於這是一首詩前的序文而不是探索詩歌藝術規律的論著，所以概念的使用難免有些不規範。序中的「文章」主要是指詩歌，有如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中的「文章」。序文中的「心氣」指的是什麼呢？《詩經·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告子下》並將「心」和「志」連用：「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顯然，「心」即「志」，也就是思想意志。《孟子·公孫丑上》又有「不得於心，勿求于氣」「夫志，氣之帥也」的話。趙歧用「直怒之矣」解「求于氣」，楊伯峻把「志，氣之帥也」的「氣」釋為「意氣」，按趙、楊的解釋，「氣」明顯含有情感方面的意思。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也論述到「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範文瀾注說：「風即文意，骨即文辭……此篇所云風情氣意，其實一也。」據此可知，「氣」就是情感意氣。孟郊的「心氣」也就是情和志。上文中「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的觀點，是前人「詩言志」和「詩緣情」說的綜合和統一。在孟郊看來，屬於感性的「情」和偏於理性的「志」在詩歌中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二者是相互補充地表現於詩歌之中的。為什麼孟郊認為詩歌只是「賢人」的「心氣」而非一般人的「心氣」呢？他對這個定義作了如下的解釋：因為感情歡快時詩歌的情調就顯得舒暢平正，感情抑鬱時詩歌的情調就激怨不平（即「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不正者，心氣之偽也」，當一個詩人不吐真情而裝腔作勢的時候，他的詩歌僅是他情志的虛假表現而不是真實的反映。「一直之詞，衰代多禍」，在黑暗腐朽或文網森嚴的時代，說直話、抒真情要招禍殃，一般詩人不敢也不願冒這個風險。唯有「賢無曲詞」——那些剛正不阿的詩人，不顧一己的安危，不怕貧賤屈辱，不懼滅頂之災，才敢於面對現實抒發自己的真情。他們那些用心血寫成的詩歌，才是他們意志、情感、人格的結晶。這樣，詩歌中的「直」與「曲」、真情與偽飾就成了賢和佞的分野，而他詩論的核心就可以歸結為去「曲」取「直」、棄偽存真的詩歌真實觀。https://read.99csw.comreaｄ•９９csｗ.coｍ九*九*藏*書

貞元九年，孟郊第二次下第漫遊洞庭湖時寫的《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詩的序文，可以視為他詩論的總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