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韓後來在奇險上比孟走得更遠，但孟郊對韓愈詩風形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宋以後許多評論家不顧歷史事實，硬要把韓愈對孟郊的傾心折服，說成是韓胸襟的博大，沈德潛就是個突出的例子：「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為云為龍，願四方上下逐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詩史上素有韓孟誰影響誰的爭論，其實答案是明擺著的，遺憾的是有些詩論家比韓愈本人要世故得多，硬是不承認韓受惠于孟的事實，怕這樣有損於「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文公」的地位。當然，說公道話的也大有人在：「游韓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薦之於鄭餘慶，則歷敘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雲：『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驁。』固已推為李、杜后一人。其贈東野詩云：『……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蓋昌黎本好奇崛譎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貼排奡，趨尚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膠之投漆，相得無間，宜其傾倒之至也。今觀諸聯句詩，凡昌黎與東野聯句，必字字爭勝，不肯稍讓；與他人聯句，則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於東野，實有資其相長之功。」九-九-藏-書

之所以不惜花費筆墨將這段文字抄在這裏，是因為它是韓孟的高下與影響之爭中尊重歷史的持平之論。在韓孟交往的前期，主要是孟影響韓，後來他們二人深心相契、趣尚略同，彼此相互激勵和促進，使各自的詩風在保持自己個性的同時，呈現出某種相同的藝術特色。

韓愈在詩文兩個領域都是革故鼎新的人物。不過，他與孟郊一起的詩歌革新似乎沒有他同柳宗元一起倡導的古文運動那樣得到後世的一致首肯。稱他「文起八代之衰」的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好像忘記了韓愈也寫過很多詩，竟然對他的詩隻字不提，似乎韓詩有損這位韓文公的清譽，因而有必要為尊者諱似的，黃庭堅比蘇軾要不客氣得多，直通通地說韓詩「故爾不工」。認為「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似乎是宋人的公論，有人甚至干徹就說韓詩不過是「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可是，到了清代葉燮卻把韓愈推為宋代那些詩擘的鼻祖：「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韓、孟等人的詩歌為唐詩中的「宋詩」，蘇、黃等人的確數典忘祖 ，而葉氏又未免誇大其詞，前者把詩歌的變革看成是罪過，後者又把詩歌革新的功勞記在一個人賬上。「唐詩一大變」並非始於韓愈，中唐的元、白、韓、孟都在詩歌領域里闖出了新路，沒有依照盛唐詩人的路數寫詩。就進行詩歌變革的先後來說，孟郊首先自覺地突破盛唐詩歌的爛熟套路；就韓孟詩派所刻意追求的奇險詩風而論，孟郊更是首開其端。九*九*藏*書https://ｒｅad•９9csw.ｃｏm

而孟郊在貞元七年時就已詩作甚富，韓愈在《孟生詩》中稱他「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李觀在寫于貞元八年的《上樑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中，稱「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孟寫于貞元八年的《長安羈旅行》說：rｅａｄ•９9csｗ•cｏｍ「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御》：「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長安旅情》：「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這些詩都寫得奇崛瘦硬，所以韓愈對孟郊是那樣傾倒折服：

孟郊貞元七年往長安應進士試，恰巧當時韓愈也在長安準備明年的進士考試，韓、孟初會約在這一年，時孟郊已四十一歲，韓愈才二十四歲。孟郊當時已形成了個人奇險矯激的詩風，而韓愈此時詩作既不多，詩風更談不上成熟，技巧也略嫌稚嫩。《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就是韓、孟相會不久的詩作：「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錢仲聯先生將此詩編在貞元九年，但從內容上看它與韓愈貞元八年以後安慰孟郊落第的詩不同，它只泛泛地說自己與孟郊屬於窮朋友，當是初交的酬贈之作。蔣抱玄評此詩說：「意調大率淺露。」在這前後，韓愈還寫有《北極一首贈李觀》，蔣抱玄也說它「不求奇而層折有致，頗得淵明沖淡之致」。寫于貞元八年的《孟生詩》中，韓對孟郊的認識就深多了，從結尾的「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句看 ，它是安慰孟郊落第之作，不過它在藝術上仍「頗不以險硬見能」。貞元十四年春，孟郊離開汴州時有《汴州別韓愈》詩一首，韓愈有《答孟郊》相酬，蔣抱玄比較二詩說：韓詩「光堅響徹，自是本色，然不逮孟詩之耐人咀嚼也」。從這幾首詩可以看到，韓愈在與孟郊初交時尚未形成個人奇險的詩風。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