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病在那個時代的下層人民中是一種極常見的事情，在貧病打擊下的人民也如孟郊一樣「有淚不敢流」「朝愁續暮愁」。孟郊的一生悲痂百結、禍不單行，老年喪子更給他精神以致命的打擊：

他青壯年時代為實現理想的悲號，老年因壯志付諸東流的沉哀，到晚年被棄的巨大悲痛，在封建社會的中下層有志之士中很有代表性，能夠引起廣泛的同情和共鳴。所以，他這類言愁、言悲的詩失去了個人呻|吟的狹隘性質，成了封建社會中廣大被壓抑和埋沒的志士的共同傾訴。就是曠達豪放如蘇東坡者雖然說過「我憎孟郊詩」，但現實的逼迫和政治陷害使他自己也不得不「復作孟郊語」，並說孟詩是「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不僅蘇東坡如此，可以說孟郊這類言貧詩能在所有的失志潦倒的優秀人物中找到知音。九-九-藏-書

那麼，剛才所說孟郊這部分言貧詩與時代和人民怎麼相通的呢？這是因為：一、客觀的社會原因和他主觀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使他在躋身於上層社會與潔身自好不可兼得時選擇了後者。後者艱苦的生活又使他的感情不斷發生變化並日益和下層人民接近。苦難玉成了他，今天看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二、他在哀嘆自己的貧困和不幸時，完全是作為一個飢者、寒者和不幸者來傾訴的，是作為一個飢者感受飢餓，作為凍者來感受嚴寒，作為一個不幸者來感受挫折的，這些詩中的感受和下層人民對饑寒和不幸的感受也就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了，如：

除了寫自己不得志的悲哀以外，他還有一部分言貧詩是寫自己的窮困不幸的，由於這部分言貧詩看來似乎不涉及國家、社會和人民，因而最容易被說成是「自鳴其私」。我們認為，一首詩是否具有社會內容，是否抒發了人民的心聲，不決定於詩中是否直接寫了人民和社會，而決定於詩中詩人的思想情感是否與時代、人民一致。如果詩人用人民的感情去感受、去抒寫，在他所寫的任何題材上都能浸透人民的情感。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描寫的是兩個貴族青年男女，別林斯基卻稱它為「至高無上的人民性的作品」，正因為它是普希金用人民感情的漿液來寫的，孟郊這類言貧詩同樣具有深廣的社會內涵。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孟郊的一切感情都與下層人民沒有質和量的區別。他的感情帶有他所屬的那個階級的烙印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當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處於順境時這種烙印就更明顯。如《初于洛中選》：ｈｔtｐs://rｅaｄ•９９csｗ•ｃｏm

此詩充分暴露了他庸俗落後的一面，「皇邑」的「高門」「勝居」「碧水」使他流連忘返，他這位「尋常」的「異方客」對此「踟躇」不已，產生了要擠進勝居、攀上朱門和結廬皇邑的念頭。

對孟郊來說喪子這偶然的現象中潛藏著某種必然性，因為在封建社會貧病者自身性命就毫無保障，更不要說孩子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了，勞動人民子女的中途夭折更是司空見慣的常事，所以，孟郊「哀哀孤老人，戚戚無子家」的哀嘆和「病叟無子孫，獨立猶束柴」的可悲形象更能激起勞動人民情感的共鳴和震顫，以致出現了「但是洛陽城裡客，家傳一首《杏殤》詩」的情形。

他有一首《訪疾》說：「冷氣入瘡痛，夜來痛如何，瘡從公怒生，豈以私恨多？」的確，他有很多寫愁怨、苦悶的詩，其愁怨並不是由於個人不幸而是因為社會的戰亂和人民的疾苦。如：

孟郊這樣的士人被統治階級的上層拋棄就失去了任何生活來源，他僅有的求生手段就是寫詩，而當時的詩除了獻給貴人邀寵外，它在民間雖然能獲得人民的喜愛傳誦，可並沒有固定的稿酬。「文章雖滿腹，不值一囊錢」是封建社會的殘酷現實。

孟郊這把「埋劍」到底是久被塵埋了，他那「長策苟未立，丈夫誠可羞」的「長策」到老還只是他主觀意識中的「長策」，到了他「病骨可剸物」的行將就木的風燭殘年仍沒有能變成現實。下面是他《秋懷十五首》中的兩首，表現了詩人內心的悲涼：

《唐宋詩醇》說韓愈的《秋懷》詩「抑塞磊落，所謂『寒士失職而志不平』者，昔人謂東野詩讀之令人不歡，觀昌黎此等作，真乃異曲同工，固宜有臭味之合也」。孟郊這位「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計盡山河畫，意窮草木籌」（《百憂》）的士子，由於險惡的環境竟虛擲了一生的光陰，這些詩傾吐的是老年回首往事時那種轉瞬頭白而壯志成空的沉哀。這正是曹丕所說的「斯志士之大痛也」。我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扼殺志士埋沒人才的社會，在這個漫長的社會裡有不少像孟郊這樣的士人白首無成，他們也只有像孟郊那樣在衰朽之年含淚悲吟，孟郊用生動的詩句準確真切地表達了他們共同的情懷。

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孟郊以詩窮至死，孟有《移居詩》雲：『借車載傢具，傢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雲：『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是因為他自己飽受了饑寒、貧困的折磨，這些有真實生活體驗的詩篇與那些飽食終日者的無病呻|吟不同，它道出了無數下層勞動人民共同的心聲，人民自然就能把詩人這種沉重的嘆ｈttｐs://rｅａd.9９cｓw•ｃom息引為同調，又如《卧病》：

詩人為藩鎮叛亂愁得徹夜難眠以致兩鬢成霜。像這樣的詩是寫詩人自己的愁緒，也是直接對當時現實的反映，因為它融進了詩人自己深厚的情感體驗，所以寫得十分真切而深至。孟郊這類詩歌中所抒寫的苦悶煩憂是由於「公怒」而非「私恨」，它們的認識價值和思想意義十分明顯，本文不再在這類詩上啰唆費辭。難於說明的是他那些表面直接傾訴自己的悲哀的詩歌。與上面那類詩不同，它們與時代和人民的關係並不直接、明顯。因此，它們的認識價值和思想意義常被忽略以致誤解，或者只是被抽象肯定而得不到入情入理的說明。他這類詩的社會內容的深廣程度各有不同。現在分兩部分來論述。

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在當時只有走上政治舞台，對孟郊來說走上政治舞台的唯一道路就是應試。他為自己這把被塵埋的「龍泉劍」無人能夠賞識（事實是人們視而不見）而萬分痛苦。他這種痛苦在當時的中小地主階級士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一階層的青壯年士子有學問、有志向、有作為，就是沒有人為他們提供活動的舞台，因此，孟郊的「埋劍誰識氣」的痛苦是他們共同的悲痛。

在「豺狼日已多，草木日以霜。飢年無遺粟，眾馬去空場」（《感懷八首》之二）的年代，他客觀上和人民一起分擔了時代的悲慘命運，他個人的貧困不幸和整個時代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是一致的。因此，他對自己不幸的傾吐就超出了個人不幸、失意的呻|吟，而具有相當深廣的社會內容。對生活必需品的渴求、對疾病無錢醫治的痛苦是人民共同關心的。正由於他對貧困、災難的憂慮與人民的在本質上相同，人民就能在他這些個人不幸的傾吐中認識到自己的痛苦與不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他言貧詩中對失意、不幸和貧苦的傾訴與時代、人民的嘆息是相通的。

弄清了導致孟郊貧困、坎坷、抑鬱的悲劇的原因及這種悲劇的社會意義后，我們就要開始從他的言貧詩與社會、人民的關係中分析它的歷史的認識價值。

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孟郊言貧詩中的悲嘆與人民不幸的嘆息具有相通的特點；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可過分抬高了他這種悲嘆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杜甫也寫過不少傾吐自己貧病衰老的詩歌，可只要我們聽聽杜甫這類詩歌的鏜鞳響亮的洪鐘之鳴，孟郊這些不幸的低吟微嘆就顯得十分貧弱了。我們今天部分地肯定他言貧詩的思想和認識價值，是就他詩歌的客觀效果而言的，從孟郊這方面來說，他對社會、人生的反映顯然缺乏杜甫的那種自覺。歷史把杜甫個人的命運與時代、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了，特別是安史之亂后，他一直處在時代急流的旋渦中，所以，他無論是關於時代、人民還是個人情感的抒發都成了時代的最強音，具有史詩的意義。孟郊雖然一生都沒有脫離現實，但他從來沒有像杜甫那樣處在時代急流之中，他個人對社會、人生也缺乏杜甫那種執著的精神，對民族、國家又缺乏杜甫那份牽腸掛肚的熱腸，更缺乏杜甫那種海涵地負的博大胸襟，因此，他詩歌中的傾訴缺乏杜甫同類詩歌的歷史深度，不可能像杜甫那樣成為時代的強音。

首先，我們在他言貧詩中看到一個失意潦倒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從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拚命奮鬥，到因客觀的重重阻撓而壯志成空，直至精神苦悶、憂傷。先看看他的《贈李觀》（題下自注：「觀初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