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元和時代有「大家材具」的詩人，如詩風奇崛的韓愈（768—824）、浩博的白居易（772—846）、清峭的劉禹錫（772—846）都因年少尚未在詩壇上嶄露頭角。至於奇幽的賈島（779—843）和奇艷的李賀（779—816）為人所注目的則更在其後了。大曆詩壇的老一輩在貞元以後有的離世，在世的也因老來才盡而停止了歌唱。孟郊（751—814）的年齡比韓、白、柳、劉、元長一二十歲，建中、貞元之際他們正當壯年，而且，（一）他出生在中小地主家庭，比出生於上層社會的詩人更了解社會現實；（二）他早年在家鄉時參加了皎然等人組成的吳中「詩會」，具備了相當深厚的藝術修養。年齡、出身、修養三個方面的有利條件，使他能上繼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結所強調的「寄興」「比興」的詩歌傳統，藝術上一反大曆以來那種軟熟庸弱的詩風，以新的詩歌主張和新的詩歌內容與風格，在貞元時引領一代新的詩風，並在文學史上開創新的詩歌流派。

貞元後由于經濟逐漸復甦，給當時的詩人帶來了新的希望，不少詩人不滿意大曆以來詩歌內容上的貧乏和藝術上的停滯，迫切希望詩歌繼承「風雅比興」的傳統，在藝術上也走不出不同於盛唐的新路來。

我們只有從孟郊所處的特定的文學史階段，就是說，只有從他既是李、杜和元和之間的橋樑，也是中國一個重要詩人，同時又是韓孟詩派的奠基人這一角度來理解他，才能正確估價他詩論與詩歌的重大意義。近人夏敬觀在《說孟》中說：「孟東野詩，當貞元、元和間，可謂有一無二者矣。」由於他在詩風上獨樹一幟且「開創成家」，所以在當時詩壇能「左右風氣」。九_九_藏_書

他一生的心血都凝聚在詩歌創作和詩藝探討中，他甘於「倚詩為活計」，不戚于貧賤而喪其志，不誘于利祿而易其心。自謂「天疾難自醫，詩僻將何攻」（《勸善吟》）。他在《戲贈無本二首》中說：

大曆初元結就曾說過：「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皎然稍後也指責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為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大曆年間的詩人目睹時世的突變，盛唐時那些浪漫的理想都破滅了，眼前的動亂又不能使他們像稍後的中唐詩人那樣激起中興的希望。他們在世亂面前失去了心理平衡，在現實中一時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他們避開時代的旋渦，除少數詩人外，大多數詩人只偶爾睜眼看一看動亂的現實社會，更多的是用纖弱、軟熟的詩句寫離情別緒，寫山情水意，和他們詩歌整體內容的貧弱、單調一樣，他們在藝術上也沒有什麼新的突破，或者說，詩人精神的萎靡和詩歌內容的貧乏限制了他們藝術上的成就，他們只是吟出了一些細膩、輕靈的詩歌，絲毫不能改變詩壇上的蕭條和沉寂。他們沒有才情超越李杜所創造的藝術的高峰，又沒有找到藝術上新的突破口，於是就出現了詩論家所謂「風格漸降」「氣骨頓衰」的局面。盛唐詩中那樣濃烈的情思消退了，代之而來的是恬靜閑適、冷落寂寞的情調；盛唐詩中那種闊大的氣象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對淡雅、韻味的追求，只有少數詩人和少數詩作回蕩著盛唐的餘韻。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

只有行家裡手才能道出這種甘苦之言。創作上不懈的實踐，藝術上勤奮的探索，他終於提出了自己相當成熟且比較系統的詩歌理論，創作了數量可觀而風格獨異的詩歌。賈島在《吊孟協律》中說他「集詩應萬首，物象曾遍題」。（他現存五百一十首詩中，除去有人以為屬偽作的《列仙文》四首外，實存五○六首。據賈詩推測他的詩歌定然亡佚不少。）他的詩論不只是陳、李、杜的繼續，而且還有他個人獨到的體認，詩情上強調「氣直」「情真」，內容上要求「下筆證興亡」，藝術上主張奇險脫俗，這一詩歌理論後來經過韓愈的引申闡發，奠定了韓孟詩派的理論基礎。孟郊的詩歌創作成就對韓孟詩派的形成更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在韓愈與孟郊定交時，孟郊的詩歌風格已經形成，韓愈還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詩歌創作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中指出：「東野詩奇警處甚多，不必與韓往來始奇絕也。」韓愈早年的《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孟生詩》《答孟郊》，蔣抱玄分別評曰「意調大率淺露，殆信口為之耳」「頗不以險硬見能，亦集中有數之作」「光堅響切，自是本色，然不逮孟郊之耐人咀嚼也」。這說明韓愈當時還沒有形成後來那種險硬雄奇的風格，詩歌還顯得稚嫩而不如孟郊詩那樣耐人回味。韓愈詩風形成的眾多因素中孟郊詩歌對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明了這一點，就不至於對韓愈為何要「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駏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鍾。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何由逢」感到奇怪。孟郊尚奇尚古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不僅影響了韓愈，也影響了韓孟詩派的其他詩人。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孟郊，韓孟詩派的形成是不可思議的。當然，我們無意于否認韓詩的傑出成就，更無意否認他後來成為韓孟詩派的主將這一歷史事實。他後來詩歌的成就、在文壇上的地位與聲望足以表明這點。但是，韓愈後來成為韓孟詩派的主將這一事實，同樣也不能構成對孟郊是韓孟詩派奠基人的否定。而且孟郊的「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無可辯駁的是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先聲（儘管二者之間的內涵有不少差別）。九*九*藏*書rｅａｄ•99cｓw.cｏｍ

清代毛先舒的《詩辯坻》引譚元春的話說「詩家變化，盛唐已極，后又欲別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吉一派」。所謂「東野、長吉一派」或「東野一派」就是韓孟詩派。譚元春敏銳地從詩歌內部的發展規律來探討「東野一派」詩歌產生的必然性，他的這一觀點為清代的葉燮所引申，成為詩學史上一個很有影響的說法。但無論譚元春還是葉燮都似乎忘記了劉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深刻命題，致使我們探討的觸鬚總局限在詩歌本身。我們認為，東野一派的產生是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合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