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與辛同時的有韓元吉、陳亮、劉過等，宋末有劉克莊、戴復古、文天祥、劉辰翁等，他們都喜歡選用長調來抒寫磊落悲壯之情，來創造雄奇闊大之境，只是有時失之直露叫囂。

南宋後期維持了幾十年相對平靜的局面，格律派詞人遠紹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詞人那種慷慨悲憤的激|情逐漸冷卻，詞中的情感和語言都歸於「醇雅」，律呂字聲進一步嚴格規範。姜夔一反婉約派的柔媚軟滑，筆致清空峭拔。吳文英與姜夔並肩而詞風與姜相反：姜詞清空疏宕，吳詞質實麗密。史達祖、王沂孫多以賦物寓興亡之感，周密、張炎有時直抒家國之哀，情調一色的凄涼悲切，語言無不精緻典雅。

詞興起於唐代無疑與當時經濟的繁榮和燕樂的發達有關。現已發現的敦煌曲子詞最早產生於七世紀中葉，除極少數詩客的作品外，其中大部分可能是來自民間的歌唱，詞風一般都樸質明快，體式有小令、中調和慢詞，內容較後來的《花間集》也要廣泛得多：「有邊客遊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讚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唐詩人如戴叔倫、張志和、白居易、劉禹錫等採用這種體裁進行創作時，體式一色都止於小令，風格還帶有民歌的活潑清新。晚唐創作的文rｅaｄ.９9csw•ｃｏｍ人越來越多，他們運用這種體裁的技巧也更熟練，可惜隨著詞中辭藻愈來愈華麗香艷，它所反映的生活卻愈來愈狹窄貧乏，詞逐漸成了公子佳人和權貴顯要們歌台舞榭的消閑品。在仕途上潦倒失意的溫庭筠喜「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詞」（《舊唐書》本傳），他是晚唐填詞最多的作家，現存七十多首詞的內容「類不出乎綺怨」（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藝術上的主要特色是麗密香軟，稍後的花間詞派尊他為鼻祖。與溫齊名的韋莊所寫的題材也不外乎男女艷情，只是詞風上變溫詞的濃艷為疏淡。戰亂頻仍的五代，只有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燹之災，宜於簸弄風月的小令便率先在這兩個小朝廷繁榮起來。《花間集》中的詞人除溫、韋外多為蜀人。南唐最著名的詞人是李煜，他的早期詞風情旖旎、嫵媚明麗，晚期詞以白描的手法抒發亡國的深哀，對於詞的題材和境界是一大突破。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馮延巳也是南唐的一位重要詞人，其詞洗溫庭筠的嚴妝為淡妝。

小令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是一枝獨秀。到北宋中葉，城市的商業經濟日趨繁榮，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隨之日益豐富，濃縮含蓄的小令已不適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感，鋪敘展衍的慢詞因而逐漸九-九-藏-書發展成熟。張先以小令筆法創作了近二十首慢詞，明顯帶有由小令向慢詞過渡的痕迹。詞發展到柳永才氣局一新，他的艷情詞儘管時涉低俗，但熱情地歌頌了下層人民真摯的愛情，特別是唱出了青樓妓|女的心愿與辛酸；羈旅詞抒發了詞人對功名的厭倦和鄙棄，此外，他還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都市風情畫。柳永是宋代第一位專業詞人。柳詞在藝術上的成就更值得稱道，他探索了慢詞的鋪敘和勾勒手法，使詞在章法結構上「細密而妥溜」，更能表現複雜豐富的生活內容；他在翻新舊曲的同時，又自度了許多新曲，並且大胆地採用口語俗語入詞，使詞的語言「明白而家常」（劉熙載《藝概·詞曲概》）。不過，柳詞大部分仍是為應歌而作，主要為勾欄瓦舍的歌妓立言，詞還遠沒有擺脫「體卑」的地位，他只使慢詞與小令平分秋色，並沒有使詞與詩分庭抗禮、平起平坐。這一重要變革要等到蘇軾來完成。胡寅在《向薌林酒邊集後序》中說：「柳耆卿后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台矣。」

宋代詞人有的嚴於詩、詞之別，恪守詞「別是一家」，強調歌詞與曲調要宮商相協；有的則借鑒鄰近文https://read.99csw.com體的表現方法，甚至「以詩為詞」或「以文為詞」，填詞時並不「醉心於音律」（王灼《碧雞漫志》）。這種對詞的不同態度導致了各自詞風的差異，前者詞風多婉約，後者詞風多豪放。張綖在《詩餘圖譜》中指出：「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把詞人都歸類于兩大派雖然不十分恰當，但也有一定的道理。這兩派的分流始於柳永、蘇軾登上詞壇以後，蘇軾之前並沒有豪放與婉約之分。劃分豪放與婉約的關鍵是曲調和詞風，十七八歲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其情調風格自不同於關西大漢綽鐵板唱「大江東去」（見俞文豹《吹劍續錄》），顯然一偏於柔婉一偏於豪放。當然，這僅是從其大略而言，至於每一個詞人，婉約而偶涉粗獷者有之，豪放者常近婉約更為多見。落實到每一首詞情況還要複雜，許多詞兼有英雄之氣與兒女之情。豪放與婉約之分切忌過於拘泥。

詞的發展經唐五代至北宋而南宋，詞體的興盛也由小令到中調而至慢詞，它終於從小溪曲澗匯成了泱漭巨流，從詩的旁支別流進而與詩齊驅並駕。唐宋詩詞同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璀璨奪目的明珠。

唐詩對於宋人來說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詞留給宋人的則是一片尚待開墾的處|女地，宋代詞人大可在其中開疆擴境逞才獻技，因此宋詞九_九_藏_書比宋詩在藝術上更富於獨創性，以致人們常把它作為有宋一代文學的代表而與唐詩相提並論。

宋初詞基本也是花間詞的延續：體式仍然以小令為主，題材不出於男歡女愛，詞境只限於閨閣園亭，詞風因而也婉約細膩。這時最可稱述的詞人是「二晏」和歐陽修。晏殊、歐陽修都受惠于馮延巳詞，前者得馮詞之俊，後者得馮詞之深（見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前者詞風溫潤秀雅，後者詞風深婉沉著。晏幾道的一生前榮后枯，常以哀絲豪竹抒其微痛纖悲，別具低徊蘊藉的藝術效果，其清詞俊語更是獨步一時。

蘇軾開拓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表現技巧，開創了影響深遠的豪放詞，也提高了婉約詞的格調，並動搖了詞對音樂的依賴關係，使人們發現了曲子詞的內在潛力。從此詞人樂意用它來抒情言志寫景狀物，詞成了一種「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的新型詩體，「詩庄詞媚」的傳統觀念被打破，他通過自己的創作給人「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雞漫志》）。但時人並不全按他指的路數填詞，仍或遵循「花間」老路，或暗中去效仿柳永，連他的門人和友人秦觀、賀鑄的詞風也仍以婉約為主，蘇軾還戲謔地把秦觀與柳永並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周邦彥是北宋後期的詞壇大家，「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九_九_藏_書終，后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后之為詞者，亦難出其範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有人甚至把他譽為「詞中老杜」（見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他在柳永的基礎上發展了慢詞的鋪敘技巧，常常打亂時間與空間的順序，變柳詞的直筆為曲筆，深化了詞在抒情敘事上的表現力；同時他使詞的語言更加典雅渾成，詞的音調更加優美和諧，因此成為「格律詞派」的開創者。李清照為兩宋之際最傑出的女詞人，她將「尋常語度入音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將口語俗語和書面語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話，創造了後來詞人廣泛仿效的「易安體」。

南宋前期，愛國主義成為詞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題，辛棄疾就是愛國詞人的代表。他夢寐以求的就是抗金復國，正是在這一點上辛詞凝集著全民族的意志。他從蘇軾的「以詩為詞」進而「以文為詞」，以其縱橫馳騁的才情和雄肆暢達的筆調，在蘇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詞的疆域，使其題材更為廣闊豐富，意境更為雄豪恢張，想象更為奇幻突兀，手法更為靈活多樣。就其詞風的相近而言，雖然「蘇、辛並稱」，但整體成就上「辛實勝蘇」（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清人周濟認為辛棄疾「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介存齋論詞雜著》）。當時和後來在思想情感和詞的風格上受他影響者不少，並形成了辛派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