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詩歌以意氣的傲兀、議論的犀利、語言的瘦勁稱於一時，晚期詩風轉為含蓄、深婉、精工。蘇軾是宋詩中傑出的大家，他在各種詩體中都能自如地揮灑奇情壯采，筆勢奔放馳驟，想象豐富奇特，比喻更是妙語連珠，詩在他手中「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趙翼《甌北詩話》卷五）。黃庭堅寫詩力避平庸滑熟，在句法音律和布局謀篇上求新出奇，語言老辣蒼勁，詩風峭折生新。這三位詩人的政治態度不同，藝術個性各異，但都喜歡在詩中搬弄典故賣弄學問，在詩中以散文化的語言暢發議論，還常常押險韻、用拗句、造硬語。他們的創作和理論代表了也左右了一代詩風。蘇軾和黃庭堅對後來的影響尤大，元祐后的詩人率不出蘇、黃二家。其中黃庭堅的詩法和詩風極宋詩之變態，他對後來宋詩的影響之大更是無人可及，北宋末和南宋都在他的籠罩之下，生前已有一大批追隨者，死後學其詩者更眾，並很快形成陣容浩大的「江西詩派」，甚至像陸遊這樣的大詩人早年也是黃詩的模仿者，所以宋人承認他「為本朝詩家宗祖」（《劉后村詩話》）。與黃庭堅同出蘇門的ｈttps://rｅａd.９９ｃｓw•ｃom陳師道，詩學黃庭堅而最後又與黃齊名，其詩運思巉刻，筆力簡勁，對南宋詩人也有較大的影響。

陸遊與蘇軾在南北宋詩壇上雙峰並峙，他又與同時的尤袤、范成大、楊萬里並稱為「中興四大詩人」。在南宋前期的抗金鬥爭中，中興詩人的詩歌反映了民族的痛苦、憤怒與期盼，深刻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民族堅強不屈的靈魂。他們既關注民族的命運和時代的風雲，也陶醉於山水清音與田園風俗。中興詩人都是從江西詩派入手的，但在漫長的創作道路上又都逐漸擺脫了江西詩派的束縛——由枯坐書齋轉而面向廣闊的社會，由迷信「無一字無來處」轉而徹悟「紙上得來終覺淺」，由死守成法轉而重視詩興，最後也就由江西詩派入而不由江西詩派出，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藝術風貌，創造了宋詩的又一度繁榮。陸遊的詩歌集中體現了南宋的愛國主義精神，其詩情豪宕感激，而詩語又清空一氣，「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趙翼《甌北詩話》卷六）。范成大是田園詩的集大成者，其詩一洗江西詩派的艱澀之態，輕巧自然九_九_藏_書，明凈流美。楊萬里以自然風趣的山水詩見稱於世，詩風更是輕鬆活潑，幽默機智，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誠齋體」。

待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登上詩壇進行詩體革新，清除以雕琢餖飣相尚的惡流，宋詩才呈現出不同於唐詩的獨特風貌。歐陽修提倡用詩為時代傳真留影，用詩「美善刺惡」和渲敘人情；梅堯臣指責宋初詩歌「有作皆言空」（《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崇尚平淡樸素的藝術境界。歐陽修等人在學習韓愈古文的同時，詩歌創作也受到韓詩的影響，常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詩，在創作上「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葉燮《原詩》）。

宋詩稱盛是在北宋中後期，這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家名家爭雄于詩壇，「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後山詩話》語）。

宋詩是緊承唐詩而來的，唐詩作為古代詩國的一座高峰，對於宋代詩人來說，既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也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前人為自己積累了許多藝術經驗，可以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但能否翻過這座高峰「一九_九_藏_書覽眾山小」，能否在唐人成規之外另開新境？前代詩人積累的藝術經驗，不同於前輩留下的物質財富，物質財富可以直接拿來享受，「富二代」大可坐享其成，而藝術經驗一方面需要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又必須戛戛獨造，陳陳相因就是死路一條。

北宋開國之初六十余年的詩歌幾乎是中晚唐詩的迴響，前後接踵的「白體」「西昆體」「晚唐體」三派詩人，分別師法中晚唐的白居易、李商隱、賈島和姚合。白體詩人模仿白居易的唱酬詩，多以淺易圓熟的語言唱酬消遣，唯王禹偁由效法白居易的唱酬詩進而學習白居易的諷喻詩。西昆體代表詩人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只獵得李商隱的皮毛，以辭採的浮艷繁富相高。晚唐體詩人林逋、魏野等人的詩歌語言雖歸於素淡，但格局又失之細碎小巧。這時的詩歌一味步趨前賢而失去了自家體段，宋初詩歌還沒有顯露自己的時代特徵。

宋詩雖然不如唐詩那樣光芒四射，但也沒有為唐詩的光芒所掩；它雖然借鑒了唐詩許多成功的藝術經驗，但又擺脫了唐詩已成的套路和故轍；它的整體成就雖然沒有超越唐詩，但能在唐詩之外另開新境。就內容而九九藏書論，宋詩對生活的反映和唐詩同樣深廣，從軍國大事到瑣碎閑情都可入詠，甚至某些唐人認為不能或不宜入詩的對象卻成了宋詩常用的題材，如品茗嘗果、鑒賞古玩、摩挲筆硯、朋友諧謔、知音清談等等都是宋人的詩料。宋詩既深刻地表現了特定時期的社會心理，也生動地表現了各個詩人的氣質個性。就藝術成就而論，唐詩和宋詩各有千秋，「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錢鍾書《談藝錄》）。因唐詩之長在「丰神情韻」，所以蘊藉空靈，宋詩之勝在「筋骨思理」，所以貴深折透闢。唐詩因情景交融而令人一唱三嘆，宋詩則以其深曲瘦勁而讓人回味無窮。宋詩在三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流派林立，詩體繁多，僅作家個人風格就有「東坡體」「山谷體」「王荊公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等（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南宋末年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作為江西詩派的反撥，他們不約而同地使詩歌回到晚唐，以賈島、姚合為師，企圖以晚唐詩的靈動來救江西詩派的生硬，但他們這時已才氣枯竭，加之大部分詩人縮進了自我的小天地，因而詩情既貧薄九-九-藏-書，詩境也狹小，難免「破碎尖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芳蘭軒集提要》）之譏。南宋滅亡前後，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志士表現出堅貞的民族氣節，他們合唱的既是激動人心的民族「正氣歌」，也是為南宋王朝滅亡哀婉的送終曲。

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詩人幾乎全屬江西詩派：陳與義在宋末被奉為該派的三宗之一，是江西詩派後期的代表作家；呂本中和曾幾都以江西詩派的傳人自命。不過，他們繼承了該派的某些「家法」，也改造了該派的某些弊端。呂本中提出「活法」以反對死守涪翁成法，陳與義也認識到寫詩「慎不可有意于用事」（見徐度《卻掃編》卷中）。他們都是宋代詩歌史上承前啟後的過渡性人物，直接影響到稍後的中興詩人。

但是，宋詩既然「以筋骨思理見勝」，它就容易在詩中大發議論。嚴羽早在《滄浪詩活》中就指出宋代詩人好「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宋詩之失往往在於直露、寡味和枯槁；宋人要在唐詩之外求新求生求奇，精於運思而嚴於洗剝，追求詩境詩句詩韻的奇崛蒼勁，結果因其太尖新太瘦削而失去了唐詩那種渾厚的氣象、那份自然的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