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利必有一弊，有所得便有所失。科舉向寒門子弟敞開了仕途的大門，寒門子弟卻也只能從科舉進入仕途之門——敞開一扇門的同時，關上了其他的門。即使處在人生的低谷，盛唐詩人也覺得「大道如青天」，他們可以投奔幕府，可以隱居山林，可以從軍邊塞，也可以干謁求官，而宋代統治者將軍事、財政、言路、科舉等所有資源集中於朝廷，宋代士人只能過科舉這條獨木橋。李白在《與韓荊州書》中說：「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宋代詩人誰敢這麼張狂？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宋代詩人誰會像這樣撒野？任何「王公大人之門」都不可「彈長劍」，留給宋代書生的只有「華山一條路」，傳說柳永只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放榜前就被宋仁宗黜落。比起唐代詩人來，宋代詩人要節制得多、規矩得多，他們的生命沒有那般激揚，精神沒有那般狂放。他們也作草書，但不會像張旭「脫帽露頂王公前」；他們也會痛飲，但不會像李白那樣「天子呼來不上船」，所以，宋代哪怕再豪放的詩人，他們的情感也缺乏唐代詩人那種強勁的力度，詩情也難得像唐詩那麼豪邁舒張，讀來自然也不如唐詩那麼痛快舒暢。

據說宋太祖曾發誓不殺士大夫和言事九-九-藏-書者，兩宋三百多年在這點上還真很少「出爾反爾」，士人大不了流放到僻遠的地方賦閑，最極端的情況是蹲一下監獄，讀書人很少成為階下囚，言事者也很少成為刀下鬼。宋代科舉制比前朝更加完備，彌封制度使錄取也更加公平，錄取的名額更是唐代十倍以上，大量寒門子弟有機會走上歷史舞台，宋代許多名臣和名文人都出身庶族，如一代文宗歐陽修和蘇軾。宋代要走上仕途只能走科舉一路，此外很難找到什麼「終南捷徑」。宋真宗那句「書中自有黃金屋」，對於宋代書生來說是「眼見為實」。宋代士人也十分清楚，唐代「入仕之途尚多」，本朝「入仕之途」只有一條——「黃金屋」只能在書中尋覓。讀書不只是宋代士人最大的愛好，也是他們人生的唯一出路。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宋制祿之厚》稱「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宋代士人生活條件之優渥，會讓此前此後的士大夫心生嫉妒。印刷技術的進步使寒門也容易獲得書籍，私家藏書之富更令人瞠目，出現了《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私家目錄，宋代的文化普及絕對是前無古人，宋代士人讀書之博也遠過前輩。從陸遊「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幽居遣懷三首》其三）自述，可以看到宋人對讀書的專一與刻苦，唐人「讀書破萬卷」更多的還是自高身價，但在宋人可算是名副其實。史稱王安石訓斥同僚說，「君輩坐不讀書耳」，唐朝宰相中誰有這種底氣？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宋太祖趙匡胤這句十分霸道的名言，後來成了對宋代君臣的一種嘲諷。北宋開國之初，祖宗傳下來的北方燕雲十六州就成了遼人的地盤，甚至南方驩州也歸於越南李朝的版圖。到了南宋，趙家王朝更成了偏安一隅的小王朝，龜縮進淮河、九九藏書秦嶺以南的半壁江山，把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讓給他人「酣睡」。楊萬里《初入淮河四絕句》寫盡了宋人扎在靈魂中的屈辱：

市民階層的壯大，商業的繁榮，必然帶來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的轉變，大都市的形成也帶來了人們對娛樂的渴求。自文人染指以後，詞的主要功能就是娛賓侑酒，即歐陽修所謂「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西湖念語》）。大都市正好是宋詞滋長興盛的溫床。市井生活不僅提供了新題材，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創造出適應這種生活的藝術形式、藝術風格。文學作品不過是文學家在用筆向人傾訴衷腸，俗話說「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每個作者下筆之時心中都有一個潛在的傾訴對象，這種潛在的傾訴對象不僅決定詞的內容，也決定詞的語言、風格和品味。北宋詞因受眾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有的是所謂「雅詞」，有的是所謂「俗調」。前者取悅的受眾是高人雅士，詞境只限於閨閣園亭，詞風因而也婉約細膩；後者取悅的受眾是世俗的市井小民，語言必須直白曉暢，抒情也不能過於含蓄。柳永便是宋代商業文明的寵兒，是城市文明熱情的謳歌者，受到市井百姓空前的歡迎，「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因而，詞發展到柳永才氣局一新，他的艷情詞儘管時涉低俗，但熱情地歌頌了下層人民真摯的愛情，特別是唱出了娼樓妓|女的心愿與辛酸，他九_九_藏_書還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都市風情畫。

由於民族和國家受到北方政權的威脅，長期以來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遇挫，極端的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人們為了民族的自尊和自存，凸顯漢民族的民族優越與文化的優越，北宋出現了石介《中國論》這一類文章。宋代理學興起與興盛的原因很複雜，其中也與士人希望凸顯自身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有關。由於內向，由於焦慮，由於敏感，宋代士人在現實生活和道德觀念中極度高揚道德倫理，強調「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極端嚴峻的倫理準則。這造成了人們精神的衝突緊張，也造成了士人人格的普遍分裂。北宋文人通常都覺得詞體卑，他們將自認為崇高的情懷寫入詩文，將兒女私情填進詞里，於是，他們詩文中常常打官腔，在填詞時才露真情說真話，結果是他們本人更看重自己的詩文，而讀者卻更喜歡他們的詞作。

這哪是「中原父老」對著「王人訴不堪」，分明就是詩人自己訴說著內心的「不堪」。陸遊有兩首七古名作，標題分別是《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雲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盡復漢唐故地」，不過是一場「宋代夢」而已，而且僅僅是詩人「夜且半」的美夢，南宋那些苟且偷安的君臣「直把杭州作汴州」，估計他們連這種美夢也不會做。宋代統治者對北方政權，開始還能勉強保住顏面與他們稱兄道弟，後來只得屈膝地對他們割地、賠款、納貢、稱臣。詩人對於這種國勢無不捶read.99csw.com胸頓足，於是，愛國主義便成了兩宋詩詞的重大主題。從王安石「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河北民》）的窩囊，到岳飛「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滿江紅》）的仰天長嘯，再到范成大「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州橋》）的絕望，從北宋到南宋報仇雪恨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陸遊死前還以將斷的氣息說未了的心事，「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到文天祥就只有「帶血」的哀啼了。兩宋對外受盡了割地賠款的羞辱，使得兩宋愛國詩詞的創痛呼喊撕心裂肺。宋代君主雖然對外「外行」，但他們對內卻很「內行」。這種「內行」既表現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上，也表現在對士人的思想控制和精神誘導上。宋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朝，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剝奪了武將的權力，使得任何人都不敢覬覦龍椅，儘管造成將不知兵的窘境，致使兩宋軍事上無比孱弱，但它同時也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安寧，社會穩定安寧正是經濟繁榮的重要保證。宋代君臣採用了許多政策發展經濟，科學技術的進步也提高了農民匠人的生產效率，商品的豐富、紙幣的使用又加快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換的活躍，這一切促進了市民階層日益壯大，加速了大都市的急速擴張。一幅《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年汴京的繁華，一首柳永的《望海潮》道出了當年杭州的富庶：

兩宋詩詞獨特的藝術風貌孕育于兩宋獨特的文化語境——經濟的高度繁榮和對外關係上的極度軟弱；士人生活境況的相當優裕和對他們思想控制的十分嚴密；文化的十分普及和精神的不斷內斂。兩宋詩詞的特點、優點和缺點，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這種語境有關。

較之唐代詩人，宋代詩人的精神結構中，理性的成分大於感性，他們重理智而輕情感。宋詩不如唐詩情韻悠長，卻能以思致理趣見勝，哪怕景物詩往往也是因景悟理，反而不是常見的觸景生情。如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蘇軾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理性大於感性的精神結構，再加上十分寬廣的知識結構，使得宋代詩人一落筆便議論縱橫，而要在詩中說理自然就要採用散文句式，這就是宋代好以議論為詩、以文為詩的由來。

宋代詩人行為上的謹慎收斂，源於他們精神上的退縮內斂。他們具有極強的使命感，喊出了「先憂天下之憂而憂，后樂天下之樂而樂」的強音，同時又具有很強的幻滅感，即使曠達如蘇東坡，即使剛正如范仲淹，即使富貴如晏殊，在詩詞中也常表現出幻滅、倦怠的情緒。晏殊一生安享尊榮富貴，是當時所有男人都艷羡的「太平宰相」，可他仍然覺得人生「無可奈何」，致慨于「落花傷春」，徘徊于「小園香徑」。超脫曠達的蘇軾更在詩詞中常常喟嘆「古今如夢」「君臣一夢」「人間如夢」「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