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詩歌創作而論，他遏阻了西昆體以聲病對偶雕刻聯綴是務的逆流，要求用詩來傳達時代的心聲，認為「美善刺惡」（《詩本義·本末論》）是寫詩的目的之一，同時，詩于社會既能「道其風土性情」（《書梅聖俞稿后》），于個人又必須能曲傳細微複雜的生活體驗，他特別激賞韓愈能用詩「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的本領（《六一詩話》），也十分稱道梅堯臣「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書梅聖俞稿后》）的功夫。他的詩歌創作實踐了自己的詩歌理論：逼真地反映現實生活，細膩地抒發個人情懷。

他詩歌的散文化還表現為以議論入詩。《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都融入了大量的議論：

他詩歌的散文化也表現在詩歌語言的句法上。句法的散文化在他的古體詩中容易被人發現，如「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一》），「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民之飢」（《食糟民》），又如「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吳學士石屏歌》），在他的近體詩中則往往被忽略。唐代近體https://read.99csw.com詩一般省略了虛詞，意象高度濃縮密集，正常語序遭到破壞，詩歌的脈絡隱而不明，呈現給讀者的是平行疊加的意象，詩人的思想情感一如嚴羽所言：「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滄浪詩話》）。歐陽修的近體詩重又召回被唐代詩人放逐了的虛詞，如「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戲答元珍》），「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黃溪夜泊》）。虛詞是散文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虛詞入詩便讓詩歌的意象變得疏朗，詩的脈絡也因而變得通暢，詩句也像散文一般流暢自然。詩人對「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二句十分自負，說「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並讀之，便覺精神頓出」（《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由於這兩句打破了唐詩一句一義或一句數義的慣例，像散文一樣兩句一義，前因後果，只有「並讀之」才能見到妙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水）人。出身於一個小官吏家庭，四歲喪父，母用荻梗代筆在沙地上教其學書，少年的孤貧生活和母親嚴格的教育為他後來的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十幾歲時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鄰家的破筐里發現了韓愈文集，便如獲至寶似的借回家研讀揣摩。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次年到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https://read.99csw.com當時的留守是西昆詩派代表之一錢惟演。在那兒他結識了一批富於才華的文學青年，如梅堯臣、尹洙等，他們在一起以詩相唱和，並寫古文來議論時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北宋詩文革新。

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說：「學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這裏的「古文章法」主要指結構剪裁，如《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啼鳥》《食糟民》等等，儘管其中有的詩其筆致的跳蕩奔放似李白，但其脈絡的連貫和結構的緊湊都近古文。以古文章法入詩是他詩歌散文化的表現之一。

在他抒寫個人情懷的詩篇中，他自己最為得意同時也最為人傳誦的大概要數《戲答元珍》了：

在施行慶曆新政期間，他始終支持范仲淹改革弊政。新政失敗后貶知滁州，三年後移知揚州、潁州。至和元年（1054）回京拜翰林學士，嘉祐二年（1057）知禮部貢舉，他利用這一機會以新的文風作為考生文章的取捨標準，錄取了像曾鞏、蘇軾、蘇轍這些後來的文壇詩壇巨擘。他通過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團結了一大批詩人、散文家，成功地完成了北宋的詩文革新。他不僅是北宋前期的文壇盟主，也是有宋第一個在詩、https://read.99csw.com文、詞各方面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白體、晚唐體、西昆體的詩人都忙著步趨中晚唐詩人的後塵，沒有顯露出自己的時代特徵，待歐陽修登上詩壇后才自拔于流俗，團結一大批優秀詩人進行詩歌革新，賦予宋詩以不同於「唐音」的獨特風貌，我國詩歌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詩寫于貶謫峽州夷陵令的時候，清新秀美的詩風在當時一新人的耳目，情感苦悶卻能歸於坦然，語言工巧而不失其流動，很能代表他的藝術個性。

歐陽修大部分詩作是抒寫個人對官場和日常生活的情感體驗，包括對仕途沉浮的痛苦與超脫、對諸如茶酒飲食的品評、對古玩器具的鑒賞等等，它們更直接地表現了詩人的個性、氣質、趣味、追求和人生態度。如《啼鳥》通過「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眾鳥皆嚶鳴」時節各種鳥聲的描寫，抒發貶謫后的無奈心情與曠達態度；《菱九九藏書溪大石》通過對「南軒旁列千萬峰，曾未有此奇嶙峋」的描繪，抒寫自己不同流俗的磊落胸襟；《嘗新茶呈聖俞》通過描寫「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的品茗細節，展示自己平易近人的生活情趣；《豐樂亭游春三首》通過「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的鋪敘，表現自己對人生的熱愛、對自然的留戀和與民同樂的喜悅；《別滁》表現了滁州的人情與風物，也流露了詩人寬厚豁達的品性：

前者如《食糟民》《邊戶》等，一針見血地揭示造成人民苦難的根源：要麼是最高統治者懦弱無能，對外屈膝求和導致對內加倍盤剝，如《邊戶》所說的「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雲免戰鬥，兩地供賦租」；要麼是各層吸血鬼貪婪榨取，如《食糟民》所說的「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這種反映既不像杜甫與人民的苦難息息相關，也不像白居易那樣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向天子如實報告下情，而是將自己置於當政者一方，在人民的苦難面前進行自責與反省。所以他的感情不像杜甫那樣一腔熱腸，也不像白居易那般滿腔憤慨，而是摻雜著愧疚與憐憫，全詩總是伴隨著反躬自問式的議論。

第一首幾乎全是以議代敘，縱橫辯博的議論中貫注著跌宕騰挪的詩情，使詩篇別具佳趣，如「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四句，既是議論也是敘事，這種手法是典型的「亦敘亦議」九*九*藏*書。「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四句，前二句敘多於議，后二句則議多於敘。第二首的議論由小見大，如「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議論精警而又感嘆多情。「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等，有的議論成為升華全詩主題的警策，可惜有些觀念略嫌陳腐。他的絕句《畫眉鳥》其意不在描繪鳥形或鳥聲，而是通過它在林中自在啼叫來表達詩人對自由的渴望：

以古文章法、散文句法和議論入詩，使歐陽修的詩風平易暢達，體勢自由流動，所以清人賀裳認為「宋之詩文至廬陵始一大變」（《載酒園詩話》）。歐陽修為宋詩的發展開闢了新路，但過多議論和散文化的引入，詩的脈絡固然顯豁了，可詩意也因而直露了，詩的意象固然疏朗了，可詩味也隨之稀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