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歷史時期是典型的「亂世」。東漢末年的動亂使東漢帝國分崩離析，各據一方的豪族軍事集團之間混戰連年，建安年間曹操逐漸統一北方，孫氏佔有江東，劉備獨霸西南，三國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不久西晉短暫的統一結束了三國分治，但很快又是皇族爭權的「八王之亂」，接下來便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造成南北方長期的分裂。四百年來國與國之間的征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攻伐，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殺伐、陰謀、血污一直伴隨著歷史的腳步。戰亂使得原本經濟發達、文化昌明的中原地區荒涼凋敝，連長安一帶也「白骨盈積，殘骸余肉，臭穢道路」（《晉書·食貨志》），甚至連首善之區洛陽也「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曹植《送應氏二首》其一）。不僅平民百姓大批死於戰亂飢荒，貴族文人也有許多死於殺戮瘟疫。

隨著東漢帝國大廈的崩塌，國家原來的意識形態也失去了規範人們行為、統一人們思想的能力，煩瑣的經學逐漸為士人所厭棄，儒家的價值觀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集中體現儒學觀念的名教日益成為人們嘲諷的對象，出現了許多非孔棄禮、離經叛道之士。於是，士人由從前主要是倫理的存在變為精神的個體，由東漢末年尋求群體的認同變為後來追求個性的卓異，由希望成為群體的現世楷模變為渴望個體的精神超越。這就是人們所常言的魏晉南北朝「人的覺醒」——不用說，這是指其時士人個九*九*藏*書體的覺醒。

這一歷史時期，以老莊思想為核心的玄學風靡士林，由於國家對人們思想控制的減弱，這給思想界留下某些自由思考的空間，士人表現出空前的理論熱情，在理論上辨名析理、尋幽探微。士人清談的主要話題是有與無、言與意、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但玄學的重心並非要探討宇宙的本體，而是追尋一種新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即人們所說的「魏晉風流」或「魏晉風度」，它具體展現為玄心、洞見、妙賞、深情。（馮友蘭《論風流》，《三松堂學術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一旦掙脫了名教的桎梏，僵硬的禮儀和迂腐的教條不僅不能束縛人們的思想行為，甚至那些偽善的禮法之士還成了人們的笑柄，「口不論人過」的阮籍在《詠懷》中也說那些名教中人，「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這種虛偽做作的醜態令人作嘔。曹操在幾次「求賢令」中，公開要求僚屬發現和薦舉那些「不仁不孝」「盜嫂受金」的才士。曹丕也不喜歡那種峨冠博帶規行矩步的行為，史稱「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魏晉名士們毫不隱晦地說「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他們許多人在行為上放縱不羈，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如劉伶；或丁母喪卻「飲酒食肉」，如阮籍九-九-藏-書；更有甚者居喪期間與奴婢私通，如阮咸（《任誕》）。行為「不自檢括」不限於以上幾人，周顗于大庭廣眾之下「露其丑穢」而「顏無怍色」，他對此還不無得意地辯解說：「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同上）蔑棄禮法和放縱無檢非但不受責難，反而為士人所樂道和仿效，「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德行》劉孝標註），行為「通達」而不拘禮教，成為一時盛行的士風。

士人個體的覺醒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

這一歷史時期也是典型的「衰世」。魏晉南北朝各政權多是短命王朝，除北魏和東晉享國超過百年以外，其他王朝都像流星一樣倏興倏滅，南朝的四個王朝中享國最長的宋代也不過延續了五十九年，而短命的齊代則只存在了二十多年光景。由於大多數政權的壽命不長，更由於一直處於內亂外患的夾擊之中，魏晉南北朝各王朝相對來說都是弱勢政權。這種「弱」既指國勢的衰弱，也指對外政策的軟弱，當然也指對內控制的薄弱。

在愛智、重才、深情之外，六朝士人們同樣也非常愛美，荀粲就十分偏激地說「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惑溺》）。我們在六朝的典籍中隨處可以見到人們對飄逸風度的欣賞，對漂亮外表的讚美：「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九-九-藏-書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游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容止》）士人們向內發現了自我，必然導致他們能向外發現自然，品藻人物與流連山水相輔相成，有時二者直接融為一體，仙境似的景物與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輝：「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雲：『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雲：『其山㠑巍以嵯峨，其水㳌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言語》）此前幾乎沒有人對自然美有如此細膩深刻的體驗。

士人們把禮法名教扔諸腦後，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絕不為功名利祿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們所嚮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所企慕的人生境界。「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也感嘆說：「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任彭澤縣令才八十余日便「眷然有歸歟之情」，更在《歸園田居》中如釋重負地說：「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魏晉南北朝雖然歷代統治者都多次下詔敦崇儒學，但在ｈttps://ｒｅaｄ.9９csｗ.cｏｍ思想界「不尊儒術」卻成了時尚（《晉書·裴頠傳》）。東漢末年儒學獨尊的局面就已被打破，士人紛紛「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仲長統《見志詩二首》其二），沒有了統一的價值觀念，沒有了統一的是非標準，思想便既混亂又活躍，「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曹丕《典論》佚文）。到正始年間嵇康更無所顧忌地聲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甚至認為儒家的道德有違人的本性：「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對儒家名教的厭倦進一步激發了對道家老莊的興趣，嵇康就坦承「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標示了時代思想與學術趣味的巨大變化。

六朝士人富於智也深於情。「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簡傲》）竹林七賢中人王戎自負地認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傷逝》）連一代梟雄桓溫也生就一副溫柔心腸：「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言語》）人們擺脫了禮法的束縛和矯飾，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純真深摯的情懷，「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任性不羈的阮籍九-九-藏-書：「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任誕》）南朝著名作家江淹寫有優美動人的《恨賦》和《別賦》，將人生之恨與離別之情寫得讓人「泣下沾巾」「黯然銷魂」。

因此，六朝文學表現了一種新的人生觀：漢代文學中所讚美的與儒學相關聯的道德、氣節、操守退居到了相對次要的地位，對個體存在的喟嘆、珍惜與依戀日益成為表現的中心；對外在事物的鋪陳逐漸冷淡，而對個體生命體驗的表現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

既然已不拘泥於名教的禮節，既然不在乎儒家的節操，人們就不再膜拜外在於人的氣節、忠義和德行了，只有內在於人的氣質、個性、才情、風度才為大家所仰慕。與赫赫武功和烈烈節操相比，他們更看重超群的智慧和驚人的才華，不僅桓溫與殷浩這樣的當朝顯貴「常有競心」（《品藻》），一般士人也常明裡暗裡進行「才智較量」，不只每次清談幾乎就是一次「比智擂台賽」，有時清談雙方發誓要「共決優劣」，即使平時閑談也離不開品評才智高下：「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同上）他們對別人的才華滿口讚歎， 對自己的才華同樣也信心滿滿：「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后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