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和鮑照深刻地把握了各自時代的本質，因而，從他們不同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識和人生抉擇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晉至宋兩朝寒士精神的發展歷程，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歷史未來的走向。

寒門士人劉裕代晉稱帝，透露出士庶沉浮的重要信息，這位「田舍公」登基后，汲取了「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已謝」的歷史教訓，便著手打壓高門以強化皇權。宋武帝死後，世族又開始大興廢立，宋文帝即位初年又重演東晉政治的故伎，「朝權國命」再次「遞歸台輔」。元嘉三年先後誅滅了徐羡之、傅亮和謝晦等高門或權臣，皇室才重新收回國柄。元嘉年間的政治格局雖仍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但朝政已經開始由寒人執掌機要。

九品中正制雖建於曹魏時期，但其本意是為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評定人才的優劣。沈約在《宋書·恩幸傳序》中說：「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之優劣，非謂世族之高卑。因此相沿，遂成高法」，但到晉代被士族以九品法來「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在魏時授官雖然「家世已是標準之一，但還不是唯一的標準」，到了「西晉期間家世已成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據，狀的作用就不大了」，於是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這一制度對士人的利益進行了重新分配，使得社會的政治資源集中在極少數家族手中，自然就激起了許多九品中正制的反對者，有些人的言論異常激烈，其中劉毅的奏疏最為後世傳誦：「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幾達，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另據《晉書·文苑傳》載：「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郁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佇。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才，皆為才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為了說明問題，再看兩則相關的史料：九*九*藏*書

寒人掌機要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門閥貴族由於腐朽而變得無能，《顏氏家訓·涉務》稱「晉朝南渡，優借士族」，他們越來越「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台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簽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士族衣冠看重門資而不重才幹，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為榮，反以勤于庶務因功晉陞為恥，對於庶務由開始的「不屑」變成了後來的「不能」。南朝各代皇帝都傾向於「愛小人而疏士大夫」，與士族清高而又缺乏政治才幹有關。其次，出身寒門的宋皇室害怕權移世族，國政常常委之寒素。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等職前朝例由士族入選，宋文帝開始這些官職就起用寒人來擔任。宋孝武帝時寒門近臣更見信任。《宋書·恩幸傳序》分析箇中原因說：「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南齊書·幸臣傳序》說得更加明白：「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鮑照在孝武帝朝出任的中書舍人之職在晉代只用世族高門，從宋代才開始士庶並選。這種「士庶雜選」對寒人開放了政治機會，並激發了他們的政治訴求和人生慾望。鮑照不甘於「沉沒而不聞」，不願「與燕雀相隨」，宣稱寧「輕死以邀得」，就是在這種特有的生存境遇之中產生的功名心和富貴欲。可當時對寒門開放的政治機會畢竟有限，鮑照任中書舍人也不過兩年，在仕途長期沉淪下僚，所以又難免「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的喟嘆，難免有「吞聲躑躅不敢言」的無奈，更常有「何況我輩孤且直」的憤激。九_九_藏_書

至於鮑照沒有左思「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氣概，如果我們了解一下他的生存境遇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就會對他有一種「理解之同情」。元嘉以後清談雖然仍在延續，但玄學已經失去了理論活力，在詩歌創作中出現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現象。統治者雖然大興儒學，但儒學又還沒有取得獨尊的地位，不可能成為士人安身立命的行為準則。《代貧賤苦愁行》中「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嘆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運圮津途塞，遂轉死溝洫，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既沒有老莊玄學所追求的恬靜淡泊，又沒有儒家所倡言的君子固窮，成就世俗功名，享受人間富貴，在現實生活中鬧得春風得意，就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標，他怎麼會去「高步追許由」呢？我們來聽聽鮑照以後盛唐人的心聲吧：李白信心滿滿地告訴人們說「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李白《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更毫不隱諱地宣稱「試涉王霸略，將期軒冕榮」（李白《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甚至對陶淵明也大為不敬地說「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李白《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人之達者」高適更是堅信「公侯皆我輩，動用在謀略」（高適《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仕途蹭蹬的李頎也赤|裸裸地叫嚷「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李頎《緩歌行》）。盛唐諸公與鮑照的人生志向何其相似！李白等人不只是在詩藝詩風上深受鮑照的影響，就是人生意氣也息息相通。可以說，鮑照是盛唐許多詩人們精神上的「兄長」，他深刻地反映了庶族士人想成為命運的主人和社會的主宰這一歷史要求。

我們闡述兩晉寒士對門閥制度的否定態度，以及魏晉士人對超世脫俗的讚美推崇，不是要矮化左思作為傑出詩人的形象，不是要讓人們得出他「不過如此」的印象，而是要讓我們加深對他人生境遇和人生抉擇的理解。左思對門閥制度的聲討喊出了西晉寒士的心聲，而「高步追許由」的人生抉擇又是魏晉士風的折射。總之，左思是時代精神的產兒，同時又是時代精神的代表。

無須責難鮑照沒有左思那種「藐視高門」的「豪邁氣概」，也不用簡單地指責「鮑照的憤慨只局限於個人的名利」。左、鮑二人的人生抉擇、官場行為以及最後的人生結局，都是由他們的人生意識和價值目標決定的，而人生意識的形成、價值目標的確定，又與各人生存境遇的狀況和社會思潮的影響息息相關。九-九-藏-書

左思退出仕途當然也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關，當時士林玄風正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價值取向，使得士人普遍企希隱逸，宅心玄遠又必然導致他的輕官忽祿，至少在價值判斷上，退隱優於出仕，超世高於用世。石崇為人「卑佞」貪婪，生活常以「奢靡相尚」，連他這種人也在《思歸引序》中說：「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詠嘆」，希望過一種「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的閑散生活。即便史稱「性輕躁，趨勢利」的潘岳，也在《閑居賦序》中自稱「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石崇、潘岳同為「二十四友」中的骨幹，這些俗念纏心之輩尚且嚮往「逍遙自得」的人生，可見當時士風對超曠脫俗、棲心塵表的崇尚了。

左思《詠史八首》中猛烈抨擊門閥制度，「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在晉朝似乎是空谷傳響，在左思之前難以聽到，到左思之後也不可聞。左思這位振臂高呼的英雄長期應者寥寥，一直到鮑照才應和了他的怒吼。魏晉詩人並非都是出身士族，難道他們都認同門閥制度？

鮑照生活的時代，士庶地位的沉浮變化詭異而矛盾，士庶之隔表面上似乎越來越森嚴，而實際上又有「大量的寒人擠入仕途，以至士庶不分」；表面上世族地位越來越清顯高貴，而事實上軍國要務又逐漸控制在寒人手中。唐長孺在《南朝寒人的興起》一文中分析這一現象說：「士庶區別在晉宋之間似乎已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那隻能是表示士族集團業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才以深溝高壘的辦法來保護自己。」九九藏書

上面幾則引文讓我們明白聲討門閥制度，並非左思一個人的呼聲，而是西晉時期許多寒士的眾聲怒吼。誠如唐長孺所指出的那樣：「西晉時期反對中正制的如是之多，一方面表示世族業已控制了選舉，而司馬氏的政權既以世族為中心，自不能廢除此制度或阻止這一個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這種制度事實上已為門閥所利用以鞏固其既得利益，但在理論上還沒有獲得根據。東晉以後門閥的形式已經形成，士庶以血緣區別的理論業已建立，這種反對議論就不見了。」兩晉不少寒士對門閥制度仍不以為然，渡江后無論士庶都已視門閥制度為理所當然，東晉人將九品中正制當作「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對「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不只聽不到詩人們的公開抗議，恐怕連暗地裡的腹誹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