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序。

中國古代極少「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文大多出自曾經、已經或準備進入仕途的士人之手：他們不是在廟堂上積極「立功」之餘舒心地舞文弄墨，就是在貶所衙門點卯之後專心地創作「立言」，要不便是為了日後博取功名而用心地吟詩作賦，所以中國古代很多文學作品不是廟堂文學，便是貶謫文學，或者是廣義的「行卷文學」。廟堂文學少不了裝點應酬，往往失之浮泛甚至膚淺；「行卷文學」是為了官人和時人叫好，自然免不了要投其所好；倒是貶謫文學常能抒寫|真情實感，古人將貶所出文學精品的現象歸結為「江山之助」。其實，「江山之助」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還是人生遭遇的劇變。原本就極有才華的士大夫，正當春風得意時突然遭到意外的沉重打擊，正當一帆風順時忽然跌入政治的險惡旋渦，因而對社會有了更新的認識，對九*九*藏*書人生有了更深的體悟，加之創作經驗和社會知識的積累，賦閑之後又沒有多少人事的牽絆和干擾，於是，他們在貶所爆發出耀眼的天才，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寫出了許多不朽的傑作，如柳宗元之於永州，又如蘇軾之於黃州。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謂「蚌病成珠」吧。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說：「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台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后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我有幸參与了這部專著的寫作過程。記得七八年前翟滿桂報考我的博士生，第一次我沒有錄取她，不是因為她考試成九*九*藏*書績不好，而是我覺得她已經是很有成就的教授，我自己沒有什麼東西可教她；再說她與我是同齡人，我只比她大幾個月，覺得以後相處有些尷尬，第二次為她的精誠所動才同意讓她來華中師範大學共同學習。後來事實證明我的顧慮純屬多餘，我們之間相處得特別愉快，我一直把她當成自己的朋友，我在她身上學到的東西肯定比她從我這兒學到的要多，尤其是她那堅韌不拔的毅力。我比她約早十年就接到了外國的博士錄取通知，可我四十齣頭便借口年齡偏大而放棄了出國學習的機會，她五十開外還精神抖擻地攻讀博士，因此每次她來上課對我都是一種有力的鞭策。我很少為朋友和學生的學術著作寫序，翟滿桂索序我卻沒有半句推脫，一是要對她學術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賀，二是想記下我們相互學習的這段珍貴友情。

可以預料，後來的柳宗元研究者不能也不會跳過這部專著，這是對一部專著學術價值的無聲肯定，也是對一個學者辛勤汗水的最好回報。

可惜，柳宗元的永州十年至今沒有被系統研究，翟滿桂教授這部專著《柳宗元永州事迹與詩文考論》恰好彌補了這一學術空白，它既考辨了柳宗元在永州的事迹，也論述了柳宗元在永州的創作，單是選題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專著凡十章，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柳宗元永州重要事迹考辨》，分別考索了永州的人文地理、柳宗元至永州的路線及稱謂、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柳宗元在永州的家眷及親屬、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柳宗元在永州的行蹤。由於作者是永州人，又一直在永州工作，所以考論部分，既有歷史文獻的梳理，也有地形地貌的實地考察。上編提供了許多新的歷史資料，釐清了過去許多模糊的歷史問題。下編《柳宗元永州詩文考論》，按文體分別論述了柳宗元在永州創作的詩歌、騷賦、論說文read.99csw.com、遊記和書啟。上編側重於考，下編側重於論，考為下文的論做了堅實的鋪墊，論建立在上文文獻考辨的基礎之上，因而考不是為文獻而文獻，論不是凌虛蹈空的無根之談，它們表現了作者紮實的文獻功底和深厚的理論修養。當然，這部由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基本保留了當年博士論文的框架，看來仍有進一步打磨的餘地，個別結論或失之武斷，少數文獻還難以服人。這與其說是該著留下的學術遺憾，還不如說是作者為自己下一步研究預留的闡釋空間。

韓愈也許把話說絕對了一點，人生的得失「未必有能辨之者」。每一個人的價值取向不同，「孰得孰失」通常見仁見智。將相的高官厚祿與文學的萬世流芳，好像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得於彼便失於此，失於此便得於彼。即使一千多年後的今天，再讓柳宗元來取捨也同樣頗費躊躇：到底是願意身居將相高位春風得意，還是樂意「寂寂寥寥」一生枯槁？是願意重返長安政治中心與他人鉤心鬥角，還是樂意身處遐荒永州專心致九-九-藏-書志於名山事業？從現存的作品來判斷，柳宗元無疑要取前者而舍後者。他把永州的山稱為「囚山」（《囚山賦》），把永州的水稱為「愚溪」（《愚溪詩序》），對永州山水的態度就像囚徒憎惡囚牢一樣，難怪他做夢也是夢見歸去（《夢歸賦》）。不過，不管柳宗元本人對永州的感受如何，永州百姓總用他們寬厚的胸懷給他以溫暖，永州山水用它們的美麗給他以撫慰。永州十年最終成了他人生最輝煌的十年，他在這裏寫下了峻潔的「永州八記」，寫下了深邃的《封建論》，寫下了縝密的《非國語》，寫下了凄婉的《捕蛇者說》，寫下了孤峭的《江雪》……永州不僅不是桎梏他的「囚山」，反倒是成就柳宗元的福地，永州也因而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永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內在於他的心靈歷程，要是沒有永州十年，柳宗元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就將重估；要是沒有永州十年，唐代文學中的散文史就將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