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張舜徽學術論著闡釋》編後記中說：「讀碩士研究生時我的專業方向雖是唐宋文學，導師曹慕樊先生在入學伊始最先給我們開的課卻是文獻學（又稱目錄學或校讎學），當時是用他自編的油印教材，即後來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目錄學綱要》。從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講到紀昀等的《四庫全書總目》及《提要》，從版本、校勘講到辨偽與輯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聽之昏昏。那時既覺得它毫無用處，又對它毫無興趣，儘管先生講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無多。後來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學師從劉國鈞先生受文獻學，這種學術淵源決定了他對文獻學的重視；也是後來才懂得，文獻學是『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先生一開始就給我們講文獻學，是要將我們領進學術的大門，而且是要讓我們『入門須正』，可惜我辜負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回首這幾十年的求學歷程，自己不過是受風氣影響和興趣驅使讀了點中外書籍，在比較熟悉的幾個點上寫了些論學文章，既無可誇耀，也無須遮掩。

好了，就這些。

正如書名所標示的那樣，本選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文獻考辨和文學闡釋。研究生畢業回到母校華中師範大學后，我讀書、教書和寫書，基本是圍繞這兩個方面打轉。

感謝本書責編陳良軍先生，他認真細緻的編校使拙著避免了許多錯誤。

讀大學時喜歡背誦賈誼《過秦論》和韓愈《原毀》一類文章，讀研究生時看了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才幡然醒悟，《過秦論》這種文章不過是以辭賦作論文，徒有排比波瀾和雄詞壯彩，「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章太炎《論式》）。晚周以後最善持論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而嵇文尤能「體物研幾，衡銖剖粒」（錢鍾書《管錐編》）。《玄學的興盛與論說文的繁榮——正始論說文的文化學闡釋》，便是自己學習魏晉文的一點心得體會。

我不知道這是大家在自甘墮落，還是環境在逼良為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大學這種不斷折騰的管理方式很難讓人靜下心來，去細細地品讀自己喜歡的書籍，去從容地寫自己深思熟慮的文章。學者要不斷地報課題，不斷地發文章，不斷地出專著，不斷地爭獎項，不斷地招研究生……學校要不斷地報碩士點，不斷地報博士點，不斷地報一級學科，不斷地報重點一級學科，還要組建什麼團隊，要搭建什麼平台，要建什麼中心，要爭什麼基地，不能讓「一個人單打獨鬥」，要讓「大家抱成一團」……如果沒有課題，沒有項目，沒有經費，沒有獎項，你就沒有職稱，沒有鈔票，沒有地位，甚至沒有老婆……二十多年前在讀專業書籍和寫專業文章之外，我還喜歡讀點英國小品，遇上特別喜歡的文章就把它們譯成中文。我譯的小品文在《散文》等雜誌發表后，有的還被幾家出版社收在《世界散文精選》中，被上海《中外書摘》轉載，有時候還寫點舊體詩和新詩。現在多年沒有翻譯英國小品和寫詩了，沒有閱讀小品的悠閑與恬淡，沒有寫詩的衝動和心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生活根本就沒有「詩意」。

感謝我教過的歷屆學生，他們的掌聲給了我自信和快樂，他們的質疑更促使我反省與思考。

雖然喜歡伏案讀書，喜歡在電腦上敲字，也喜歡在課堂上授課，但敲出來的這些論著、論文，到底有多大的社會意義我一直深表九_九_藏_書懷疑。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大家都在忙著為自己的肚子操勞，哪有工夫為自己的靈魂操心？今天神州大地上那些翻雲覆雨的強人，誰還想去弄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誰還有心思去體驗存在的澄明？有多少人在翻閱我們這些乏味的學術論文？有多少人願意掏錢購買這些枯燥的學術著作？即使大家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乾嘉學者，他們那些艱深的皇皇大著今天到底又有多少讀者？此時此刻有多少人在看《皇清經解》及其續編？我現在能夠體認古人「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喟嘆，能夠理解魯迅先生教兒子「別做空頭文學家」的遺言。

最後兩篇論文分析文化認同、文化選擇與價值重構，一篇發表於十幾年以前，一篇為澳門大學2009年「『衝突對話與文明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論文（后發表于《華中人文論叢》2010年第2期）。可能是看到我這個教古代文學的人批判傳統文化，《否定與新生——文化選擇與價值重構論略》曾招致指責，《文化認同與文化轉型》大會宣讀後，引起與會者和聽眾的熱烈反響。這兩篇文章都是從不同角度闡述同一個論點：僅從傳統文化中「開」不出現代文明，文化上的抱殘守缺絕無出路，躺在祖輩留下的老屋中吃喝屙睡更無前途，我們應有大格局和大胸襟來汲取和容納各種異質文化，讓中西文化實現多元互補，在祖輩留下的地基上重建民族新的文化價值大廈，用人類的文化精華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魂」。

感謝邢福義老師長期對我的指點與鼓勵。感念已經逝世的黃曼君、孫子威老師，他們曾在校內外為我「逢人說項」，我研究生剛畢業時黃老師向校外刊物推薦我的論文，孫老師為我翻譯的理論文章到處聯繫雜誌。

在自己讀書、教書的幾十年裡，我得到了許多師友的教誨和幫助。我忘不了導師曹慕樊先生，他老人家年過七十還在啃抽象晦澀的現象學著作，還說「一是想把西方的現代修辭學引進唐宋詩詞研究中來，一是想把西方現象學引進研究中來」（《杜詩雜說續編·自序》，三聯書店）。先生的學問並不囿於集部，于儒、釋、道都有極深的造詣，建國後幾十年他被剝奪了教學和寫作的權利，所有著述都是在他七八十歲高齡時完成的。他在《莊子新義·自序》中說：「茶餘客散，平人所謂無聊。藉此一書，亦復可以送老。」（《莊子新義·自序》，重慶出版社）誰讀了這樣的文字能不心酸？記得畢業時他送我一套四部備要本《後漢書》《三國志》，在書的扉頁上附言說：「陳壽、范曄書，皆文史高文典冊，建業熟讀勤求之，涵泳數年，必有所得無疑。」並反覆告誡我說：「前四史和《資治通鑒》讀畢，才能開口說話。」這些書我至今大多沒有好好通讀，但早已張口胡說，游談無根，真是愧對先師。

忘不了我所在教研室師長對我的指導，尤其感謝丁成泉、李廣柏老師對我的關心，感謝教研室兄長和青年同事對我工作的熱情支持。

我最感興趣的是六朝文學，最喜歡讀的文學體裁是詩歌，因此，選集中分析六朝詩人詩作的論文比例較大。研究老子的專著，闡釋莊子的論文，都是我為了研究六朝文學做準備工作時的副產品。我一直想通過古典詩歌的論析，探究我國詩人情感體驗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徵。十幾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後記中說：「古代文學研究的真正突破應當表現為：對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學現象、著名的文學流派和社團，提供了比過去更全面的認識，更深刻的理解，並作出了更周詳的闡釋，更縝密的論述。從偉大的作ｒｅad•９９ｃsｗ•com家身上不僅能見出我們民族文學藝術的承傳，而且還可看到我們民族審美趣味的新變；他們不僅創造了永恆的藝術典範，而且表現了某一歷史時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體現了我們民族在那一歷史時期對生命體驗的深度。」這一看法我至今還沒有多大變化。我將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個重大項目的子課題——「中國古典詩學中的語言批評」后，我還會回來闡述中國古代詩人的情感體驗與生命境界。

選集中還收錄了兩三篇研究現當代學者和詩人的文章。研究聞一多是由於當時我們教研室承擔了一個教育部的課題，我分寫這位現代學者和詩人，我想寫出聞先生的學術個性。寫余光中先生是因為當時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更因為我對余先生的詩歌和翻譯都很喜歡，我自己過去也寫點新詩和舊體詩，也弄點英國小品文和小說翻譯，寫詩固然需要天才靈氣，譯詩同樣非常艱難。可能是我對余先生有較深的體認與理解，聽說余先生對拙文評價很好。有一篇論述「諸子還原系列」學術理路的文章，是楊義先生邀請我赴京參加他的新書發布會和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

自己從事教學工作以後，才更深地體會到文獻學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學如果沒有紮實的文獻根基，闡釋可能就會「凌空蹈虛」，議論可能就是「自言自語」。不過，我寫文獻學論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後的事情，當時準備要給博士生開文獻學課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師那樣寫成概論性的教案，閱讀了大量文獻學典籍后，我發現我國古典文獻學著作，其實是一種別具一格的學術史，也就是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同時無論是國家館藏目錄或史志目錄，還是私家目錄或專科目錄，其實又都是一種獨特的知識論著作，它們都在圖書分類中凸顯了知識分類和學術分類，這就是鄭樵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因此，我試圖將古代的文獻學與古人的學術路數結合起來，並從古代典籍的分類來探討古代知識系統的建構。這些文章發表后，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 意外獲得學界專家和朋友們的好評。《別忘了祖傳秘方——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寄給北京的《讀書》后，很快就收到雜誌主編的錄用通知，主編在電郵中對拙文讚賞有加，這篇文章也許是《讀書》發表的最長文章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素未謀面的葛雲波先生，讀到拙文後特地給我來信說：「今見先生妙文，發微梁、錢、張之殊途，張皇舜徽先生之學術地位，鼓吹傳統治學方法，皆中肯之言，發人深省。先生高識，吾輩服膺，故略草數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學研究所所長張三夕兄，還因此文主持過一次張舜徽先生學術個性的討論會。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孫文憲老師，也因此文在他們文藝理論教研室開過小組討論會，孫老師不同意我文中的觀點，我到場進行了交流和答辯。正是這些熱情的鼓勵，正是這些善意的批評，給了我客串文獻學的勇氣，我陸陸續續地寫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通志二十略》《國史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方面的文章，並與我校圖書情報專業的教授共同申請到了教育部一個重點課題，除共同完成課題的專著外，我自己也將寫一本文獻學專著。本選集中已經發表的部分論文，是我學習文獻學的一得之見，未發表的版本考證文章這次沒有收入選集。

這倒不是輕視人文社會科學，相反，我覺得自己從事的專業對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只是在我們這裏此類專業問津者既少，從事者的境況也不太妙。從識字的時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麼情況下都在唱讚歌，所讀到的論文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做辯護。我們學校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當年在課堂上給我們大講計劃經濟九_九_藏_書的優越性，國家從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之後，他又到我們文學院給老師大講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明朝張溥感嘆「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現在又何嘗不是如此？一個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謊，一定會長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個學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覺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大陸知識分子是一種集體性的沉淪——如果這些讀書人還算是知識分子的話。今天的教授和專家成了人們輕蔑嘲諷的對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沉痛地說：「要是能看到大學里評職稱時，教書先生們的卑微態度；要是了解每年評獎時，教授們到處求人的樣子；要是得知為了爭取到重大課題，很多斯文教授到處行賄的醜態；要是清楚教授和專家的許多論文，只是在為長官意志進行論證和辯護，我想社會大眾更要向專家們臉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們頭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教授』『專家』，真的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校外有些朋友看了我的社會評論后，以為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事實與他們想象的恰恰相反。雖然有時給學校領導提意見，但我從來沒有遭到過打擊報復。去年元月全校教師代表大會上，我作為教師代表當著幾百名代表和全校領導的面，激烈直率地批評了學校領導的工作，這大概是我校近六十多年破天荒的第一次，我的發言多次被代表們的掌聲打斷，事後就有人斷言我的日子不會好過。沒想到，同年5月經過網上投票，我被全校研究生評為「我心目中的好導師」第一名，同年7月學校同仁和領導還把我這樣的落後分子評為全校教師標兵。在此，我想給學校領導說句「好話」：華中師範大學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一種體制性痼疾，比起兄弟院校我們學校即便說不上更好，但也不至於比他們更糟。作為一個普通教師，我在自己供職的學校和文學院感到溫暖，這裡有我多年的真摯朋友，忘不了他們給我和家人的無私幫助。

感謝我的太太，感謝我的弟弟，感謝我的兒子！

今年暑假實在憋得慌，我在家連續寫了兩三個月社會評論和文化隨筆，平均每天寫一篇幾千字的雜文，最敏捷的一天寫了一萬多字，從早上的六點多寫到晚上兩點多，有兩次我寫著寫著眼淚流出來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闡述自己的真實思想，真有一種「興酣筆落搖五嶽」的快意，兩三個月的時間我寫了二十多萬字。有些文章被日本、美國翻譯轉載，《行己有恥與社會自凈——小議日本首相菅直人辭職》，先是被譯為日文後發布在日本雅虎頭版，接著又出現了一個中日文對照的譯本刊于日本報紙，僅雅虎上日本人對拙文的評論就有十幾萬字之多。我的很多雜文在讀書人中廣為傳誦，可見，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雖然多了點凌厲峻急，少了點安詳溫潤，但從文章學的角度看這些雜文值得一讀，至少比那些言不及義的文章好得多，如《瞧，這世道！》（之一至之十七）《怎樣使自己學習「上癮」？》《人生難道只是一場賽跑？》《權力臉上的脂粉》《談微博》《再談微博》《何必給苦澀的現實裹一層糖衣？》《校長，別在畢業典禮上發嗲》《我們為什麼沒有脊樑？》《故鄉無此好湖山》《假如有人欺騙了我》《奇妙的文化邏輯》等一百多篇文章，有些被國內外報紙雜誌轉載和連載。和那些清高的學者不同，我很看重這些文章。港澳和武漢幾所大學的朋友，都說讀了我的文章后十分痛快，感謝一些朋友的善意提醒，感謝另一些朋友的激勵肯定。港澳熱心的兄長最近在幫我張羅，正準備將這些文章在港澳結集出版。

我讀研究生和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正趕上了中國學術界的「方法熱」。西方「歷時性」的學術進程，在中國「共時性」地全面鋪開，存在主義、結九九藏書構主義、形式主義、精神分析、符號學、解釋學、傳播學、接受美學、後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一個新流派還沒有混到眼熟，另一個新流派就擠到前排；一種新方法還沒有學會，另一種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學者們在這些新學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論文幾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轟炸。我和很多青年學者一樣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趕潮人」，很快便發現一味「窮力追新」容易讓人心浮氣躁。思想敏銳卻失之空泛，觀點新穎但疏於論證，是那時大多數論著論、文的共同特點。我讀本科時去旁聽過劉綱紀先生講美學，很快又讀到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現在的研究生很難想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李澤厚在學界的巨大影響，很難想象青年學子對他崇拜到什麼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話來說，幾乎是「三日不讀李澤厚便覺口臭」。由於李澤厚稱自己的學術是從康德入手的，我又糊裡糊塗地找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來讀，讀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長韋卓民先生翻譯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康德哲學講解》學習，老實說我至今對康德的理解仍未達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來便讀朱光潛先生翻譯的黑格爾《美學》，這時候我明白必須向哲學專業的朋友請教。行家告訴我說，要想讀懂黑格爾《美學》，先得進入黑格爾的哲學框架；要進入黑格爾的哲學框架，最好的鑰匙便是他的《小邏輯》。起初讀《小邏輯》像讀天書，朋友又推薦我讀張世英先生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和《黑格爾〈小邏輯〉繹注》，前者是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綜論，後者是對《小邏輯》一節一節的註釋和闡釋，這兩本書真幫了我的大忙。讀完了這幾本后再讀黑格爾的《美學》就明白多了。朱光潛先生的譯文清通暢達，很多段落譯得雅潔可誦，這使我嘗到了讀理論書的甜頭，而且我很快發現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與黑格爾的《美學》一脈相承，如李氏評宋元小品畫與黑格爾評荷蘭小品畫在思路上毫無二致。那時候對理論有極高的興趣，收入選集中的《論莊子「逍遙遊」的心靈歷程及其歸宿》一文，就有較濃的理論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試圖闡述「逍遙遊」的本質特徵，並辯駁將「逍遙遊」比附成審美的流行觀點。

在學術上還得向有些師友謹致謝忱。記得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剛剛畢業我就給北京《文藝研究》寄去了一篇文章，沒有想到方寧兄給我回信說這篇文章寫得有分量，但文章涉及的內容不宜在他們刊物上發表。信上的鋼筆字工整漂亮，當時我還以為他是位老先生，雖然沒有發表拙文，但給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勵，並建議我改投他刊。如今，這樣的編輯比清官還難找。拙著《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出版不久，方寧兄主動向我約稿，為拙著發表了幾千字的書評。在《文藝研究》上發表文章尚且很難，發表書評就更不容易，有些名家想在上面發書評都被拒絕。多年來我一直覺得欠方寧兄的人情，今天要在這裏表達我對他的謝意。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趙昌平先生，這不只是在他主編的《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長文，趙先生的為人為文學術界有口皆碑，他每次寄贈大作都使我獲益良多。感謝武漢大學《圖書情報知識》常務副主編周黎明教授和編輯李明傑博士，我和周教授只有一面之交，但每次與她電話或電郵交流，都能讓我感受到她的熱情與敬業，近幾年我的文獻學文章大多在她主編的刊物上發表，每年一篇，有時每年兩篇，每篇文章都是兩萬多字。武漢大學圖書館專業長期執全國同類專業牛耳，許多專業人士在該刊上發表文章也很不容易，謝九*九*藏*書謝她給予我許多寶貴的版面。尤其要感謝范軍兄，他過去編輯和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的十幾年裡，我每年在該學報上發表一到兩篇文章，很長時間我的文章主要都是在他那裡發表，無論是學術上還是生活上，他都給我許多真誠的幫助。

感謝生活！

《「人民性」在中國古代詩歌研究中的命運——對一種批評尺度及其運用的回顧與反思》一文寫於二十世紀末，當時正值「世紀反思」熱的時候，我那時想對二十世紀後半期大陸文學批評的主要範疇進行一次梳理，反思這些批評範疇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是非得失。記得當時列出的範疇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人民性」「階級性」等，我想一個個梳理，寫成一本小冊子。論「人民性」這篇文章投了幾個雜誌，所有編輯都給我潑冷水，說現在反思這種東西有點敏感，冷水把我的熱情也澆涼了。我一直認為這件工作很有意義。到現在還有許多學者習慣性地套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範疇，如「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等，這種簡單貼標籤的「學術研究」貽害無窮。李白何曾知道什麼「浪漫主義」，又何曾用「浪漫主義手法」寫詩？為什麼要給杜甫詩歌戴上「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拿西方的理論準繩來套中國古代詩人，其結果必然是削足以適履，殺頭以便冠。如果追溯一下那些舶來範疇的來龍去脈，就知道我們古代文學研究中的許多提法何等可笑！假如當時能及時發表這篇文章，假如能得到刊物和學界的鼓勵，我肯定寫出了反思理論範疇的系列論文。

由於文學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庫」，我將先後發表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中華文史論叢》《讀書》《圖書情報知識》《中國韻文學刊》《中國文學研究》和我校《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的文章匯攏在一起，那些已經收入專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選，那些文化隨筆、社會評論和翻譯文章一概不選，只選那些至今看上去還不太丟人的「學術論文」，其中最長的一篇達四萬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謝我所在的文學院和我校出版社，讓這些專著以外的單篇文章有了「大團圓」的機會。

如果上帝允許我這一生從頭再來，我一定會去選擇一個實用專業，為社會幹點實實在在的事情。我讀高中時最喜歡的是數學，後來卻陰差陽錯選擇了文學。我覺得一個男人選哪個專業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和選哪個女孩做自己的太太一樣，都有極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茫茫人海中為什麼要與這個女孩共度一生？三百六十行中為什麼要選這個行當作為終生職業？當我們還不知道要找什麼樣的女孩時，就糊裡糊塗地結了婚；當知道應找什麼樣的女孩時，又不太可能再去結婚了——有勇氣去追求「人生第二春」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從慢慢適應到逐漸習慣。同樣，中國人向來認為「三十不學藝」，開闢「事業第二戰場」的勇士終歸不多。

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可能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本書才讓我明白什麼叫「論證」。我的一個年輕同事，在職攻讀張三夕兄博士期間，因要參加小組討論，曾找我借閱過這本著作，她發現這本書被我畫得密密麻麻，到處批寫得星星點點。不僅原著我反覆讀過了好幾遍，而且我翻閱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參考資料。相比于海德格爾對「此在」擘肌分理的嚴謹論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論著、論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這位德國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盡其所能學習海氏的論證技巧，盡其所能師其意而不師其詞，但我學到的可能連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與時間》論述此在的沉淪與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書，足見僅獵得其詞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論證仍然十分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