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後，儒學又重新定於一尊，它與佛、道既相互排斥、爭論，又相互吸收、融合，最後在宋代凝聚成新的思想結晶——理學。理學將理欲論上升到哲理本體論的高度，並主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千多年的社會生活。儒家思想雖然伴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不斷發展演變，但原儒所確立的基本品格一以貫之：強調個體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強調知其不可而行之的進取精神，強調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強調個體通過自己的道德、功業或學術來成就壯麗的人生。

編完此書，漫步郊野，恰是「映日荷花別樣紅」的夏日，但願這本古樸典雅的冊子有如池塘的田田荷葉、朵朵蓮花，帶給您幾縷清新、几絲涼爽。

莊子進一步對仁義進行了尖銳的嘲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胠篋》）莊子認為仁義非但不是人的內在欲求，反而外在於人並桎梏著人的本性：人們「大（太）息而言仁孝」，「皆自勉以役其德」（《莊子·天運》），「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莊子·駢拇》）。莊子特別關注生命本性在世俗中扭曲的問題，因而提出了個體「無待」的絕對自由——逍遙遊。與儒家孔孟強調積極入世以承擔社會責任不同，他主張超世以追求心靈的自由。如果說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聖賢，那麼道家的理想人格則是隱士。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一生周遊列國恓恓惶惶，而莊子則拒絕人主的徵聘，並認為熱衷於權勢者是天殺之民：「親權者……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莊子·天運》）這樣，道家使士人遠離皇權、鄙棄利祿、淡於聲名，追求精神的超越、心境的澄明，進而與宇宙萬物同一。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他把維護和恢復「周禮」作為自己畢生的奮鬥目標。「周禮」就是在周朝完善和確立的一套典章、制度、規矩ｈttpｓ://rｅａｄ•９9ｃｓｗ.coｍ、儀式，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就是建立在釋「禮」這一基礎之上的，他甚至要求人們的一舉一動以「禮」為準繩，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不過，他學說的核心是「仁」而非「禮」。「禮」是因襲前朝的典制，「仁」屬他個人的創造性闡釋，即將社會外在的強制性規範變為個體內在的主動欲求。仁的本質是「愛人」，施之於個體人倫則為孝悌，施之於社會秩序則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施之於政治則為仁政王道。孔子十分重視個體的身心修養和人格的自我完善。

儒家是社會文明的熱情歌頌者和積極維護者，孔子對周的典章制度和禮節儀式讚賞不已：「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他認為文明既是社會進步的結晶，又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道家則更多地注意到伴隨著文明的進步而產生的殘暴、腐敗、罪惡、虛偽，更多地注意到文明與道德之間的緊張，更多地注意到文明給人類所造成的災難，因而道家是文明的激烈否定者和批判者。道家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展開的思想學派。它最初被稱為「道德家」，其創始人老子的著作《老子》又稱為《道德經》。老子所創立的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用「道」來說明宇宙的生成、變化和本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道自身的本性則是純任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的特性決定了老子政治觀的特點，反對統治者嚴刑峻法的高壓政策，反對對百姓的殘酷盤剝和無謂騷擾，主張以清靜無為的方式治國安民；道的特性決定了老子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他認為社會上的貪婪、爭奪起於智巧日萌，應該「棄聖絕智」以回到「結繩而用之」的時https://read.99csw.com代；道的自然無為也決定了老子「見素抱樸」（《老子》十九章）的倫理準則，決定了老子「大巧若拙」和平淡自然的美學思想。

佛教理論中，「苦」字是關鍵，它認為人生就是痛苦，且「苦海無邊」。佛家的「四諦說」，就是描述痛苦的現象，說明痛苦的原因和結果，指出解脫痛苦的途徑和方法。「四諦」即四種所謂神聖「真理」：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苦諦的意思是講包括人在內的眾生生命、生存就是苦。佛教所謂苦，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逼迫惱憂的意思。佛教認為，一切都是變化無常的，廣宇悠宙，無非集苦之場。由於眾生不能自我主宰，為無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沒有安樂性，只有痛苦性。在佛家看來，人的出生是痛苦（生苦），年老是痛苦（老苦），死亡是痛苦（死苦），和不相愛的人聚合是痛苦（怨憎會苦），和相愛的人分離是痛苦（愛別離苦），慾望得不到滿足是痛苦（求不得苦）。總之，一切身心皆苦，人生在世，無處不苦。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後，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生根、成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宗教心理結構，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宗教派別。印度佛教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佛典的譯介而產生的。這裏我們選注的兩種佛經——《金剛經》和《心經》，正是漢譯浩如煙海的佛典中的兩枝奇葩。關於這兩部佛經的基本內容，我們將在經文前略作評介。

如果沒有道家文化的滲入，國人只講品節的剛正，只求現世的功名，只知道立言不朽，人生就會顯得逼仄、單調和乾枯，道家文化使人們在世俗功業之外去追求對世俗的超越，使人們的心靈更為豐富、洒脫和悠然。如果沒有儒家文化作為心靈的支撐，國人又將從一味的洒九_九_藏_書脫而走向輕浮，從一味的悠然而滑向頹廢。儒成為民族改造世界的精神動力，道則是人們安息精神的妙理，儒道互補使國人既剛健不息又遠慕高舉。

儒家原本是先秦以孔子為宗師的一個重要思想學派。《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對儒家的淵源、特徵有簡明扼要的闡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分化為八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兩派。孟子進一步從心性角度釋「仁」，並將「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的政治理想，肯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提出養浩然之氣和收放心的個人修養。孟子的修養論和仁義說，較之孔子又進了一步，他提出了一個由人而天、由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荀子和孟子一樣「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也和孟子一樣「以修身為本」，但孟子注重從心性方面激發個體的倫理自覺，荀子則強調「禮」這一外在規範在修身中的約束作用。孟子高揚個體道德的崇高，對禮學的繼承和發揚主要在「內聖」；荀子則主要表現在「外王」，他突出人類改造社會和自然的力量。和孔、孟不同，荀子在講「禮」時，是將其與「法」並提的，即不僅「隆禮」，而且「重法」。直至魏晉南北朝仍然還是「荀孟」並稱，韓愈梳理「道統」以後孟子的地位才高於荀子，並被欽定為地位僅次於孔子的「亞聖」。

佛教是一種外來宗教，是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從東漢初傳入華夏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獲得獨立的發展，至隋唐時期達到鼎盛階段，形成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佛學是通過嚴密的邏輯（即因明）來闡述解九九藏書脫現世苦難，超脫生死輪迴的宗教教義。佛教的基本理論內容，包括四諦說、十二因緣說、無常說與無我說等等。佛教基本教義的核心，是宣揚人生充滿痛苦，只有信仰佛教，視世界萬有和自我為「空」，才能擺脫痛苦的道路，而要解脫痛苦，必須熄滅一切慾望，達到「涅槃」的境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人性化的倫理親情為其主要特色的孔孟儒學，演化為以神學化的天人觀念為其顯著標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從此儒家學說逐漸成為貫穿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正統思想，並成為中國漫長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即使它受到士人們的反叛和衝擊，但它仍是社會和個人行為的基本準則。

儒、道、釋「三蓮」「各表一枝」略述如上。綜而論之，中國文化史上的這三朵「蓮花」雖在華夏大地上競相綻放、常開不敗，對建構豐富多彩的華夏文明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我們也要注意到，正如再好的靈丹妙藥也有副作用，再成功的手術也會留下傷疤一樣，儒、道、釋既蘊藏著豐富的精神資源，也不可避免地夾雜有某些落後乃至腐朽的糟粕。我們相信讀者健全的精神機能有天然的免疫和解毒能力。人們自然能吸收營養而排除廢料，用不著我們不痛不癢地對經典「一分為二」，嘮嘮叨叨。

以《並蒂三蓮》冠其書名，其意不言自明，是試圖將儒、道、釋三種文化中最權威、最具代表性的經典集於一冊。本書所選六種典籍，《論語》《孟子》是儒家的「聖經」，《老子》《莊子》乃道家的寶鑒，這四種可謂是中華文化的「元典」。而《金剛經》《心經》在佛經中的地位、影響，對中國佛教的作用同樣既大且深。

為了便於廣大讀者收藏和閱讀，對六種經典我們擇其善本，略加註解與疏通。註釋部分主要作了文字與文句的解釋。有關文物典章、風俗禮儀的內容限於篇幅，不能詳註。儒、道的四部經典，在註釋時我們參閱了楊伯峻、陳鼓應兩位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的譯註本，特致謝忱。全書《論語》《孟子》《金剛經》《心經》部分由范軍負責，黃曉玫協助；《老子》《莊子》部分由戴建業、黃哲負責，張建中、張銀華參与了編寫。最後全書由范軍、九*九*藏*書戴建業統稿。前言由戴建業執筆。

書名「並蒂三蓮」是指儒、道、釋三種傳統文化。稱它們為「三蓮」當然是取其形象，說它們是「並蒂」卻稍有不妥——儒、道、釋「三蓮」並非「並蒂」地生於同一花枝，儒、道產生於華夏本土，釋則來自異域印度。不過，嚴格說來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沒有哪一個形象化的書名能準確無誤地將全書的內容囊括無遺，何況釋傳入華夏后經過兩千年的發展演變，它在自己的故土逐漸衰落式微，而在「新家」卻煥發出新的生機，並逐漸中國化后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因而，如果說儒、道是華夏的嫡生，釋則可謂華夏的繼子。如此說來，以「並蒂三蓮」稱儒、道、釋又未嘗不妥。儒、道尤其是儒是華夏民族性格的主要塑造者，儒道互補而以儒為主幹是華夏文化的基本歷史特徵。釋在魏晉南北朝以後逐漸與儒、道鼎足而立，形成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它們影響了華夏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審美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僅參与了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構，甚至也改變了儒、道的本來面目。對於儒、道、釋「三蓮」，我們「花」分三「朵」，各表一枝。

這些痛苦是怎麼形成的呢？「集諦」便是回答這個問題。「集」是集合的意思。探求苦的原因、根源就是集諦的內容。佛教認為，產生痛苦的原因，在於「無明」，即心智迷惑。「滅諦」是講佛教最高理想的無痛苦狀態。「滅」是指人生苦難的滅寂、解脫。滅諦就是講滅盡貪慾，滅除痛苦，不再生起的道理。要脫離人生的苦海，就必須從根本上擺脫生死輪迴，進入涅槃境界。而「道諦」，正是講實現佛教理想境界應該遵循的手段和方法。「道」指道路、途徑、方法。道諦就是引向滅除痛苦，證得涅槃的正道。具體方法有所謂「戒、定、慧」三學。戒即約束身心，定指磨鍊受苦的耐力，慧即通達事理，不自作聰明。「四諦」「三學」無非是講人生的痛苦及脫離苦海的途徑，泯滅七情六慾是其終極旨歸，超塵絕俗則是其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