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擔心盲流影響治安也好，認為是當地「必須」也好，為僱主辯明不算「剝削」也好，畢竟都是從當地雇「主」的角度考慮的，有誰設身處地的為「客」、為這些「下苦人」付出關注？作為麥客流出地的甘肅情況如何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接納麥客的關中，這樣的人好象不多。本攝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先生，就是這可貴的不多者之一。作為攝影界外行人的我此前不知道他，看本書的「作者簡介」好象他也不是攝影界內的「名人」，但他卻有著許多「名人」所沒有的、或已經淡漠了的一顆平民百姓的古道熱心，和從底層看社會的深刻洞察力。我不敢講這本書在攝影藝術方面的成就如何——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但它用鏡頭留下了一部歷史，一部發生在號稱中華文明搖籃、周秦輝煌漢唐雄風之基的關中大地並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歷史，一部事關衣食生存等人類生活基礎但卻常常被忽視的歷史。

這本畫冊的鏡頭絕大部分攝於九十年代，反映了當代「麥客」生活的各個層面。但侯先生不滿足於此，他把鏡頭移向歷史縱深，搜集了從1925年《新秦日報》關於「麥客工價」的報道開始的一些珍貴資料。儘管從歷史學專業的眼光看，諸如麥客現象「已經延續了近百年」之類的說法並不准確，——如九_九_藏_書上所述，麥客的歷史還要久遠得多——然而從攝影家的角度看，侯先生的這種視野包含了深厚的人文關懷。民俗民俗，有民才有俗，關心民俗，歸根結底還是要關心「民」，關心人。然而如今對民俗感興趣的人，包括藝術家與學者中，不少人卻是心裏既無「民」，眼中惟有「俗」。一些人把貧困當作牧歌來欣賞，甚至提出應該把某種「文化」當作標本封閉起來，以免外來影響破壞了這種現代人樂於欣賞的「風景」。這樣的「民俗」作品縱然能時髦於一時，終究是沒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而侯先生的作品則充滿強烈的人道主義。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郁，卻並沒有什麼牧歌氛圍。這些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艱難生活，有些畫面，如《被撞傷的麥客和他的妻子》真是催人淚下。但另一方面，這些作品並沒有把這一切刻意渲染為「現代性的困境」，「全球化的苦難」或「文化的不適應」。儘管90年代以來現代機械收割對麥客生計的影響是侯先生所關注的、當代麥客面臨的嚴重問題。的確，生活在改革開放帶來繁榮的城市中的人們，東部農村的人們，包括如今被視為改革代價承受者的下崗工人、被視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恐怕都難以想象當今世界上還有如此「廉價」的九*九*藏*書勞動：許多麥客辛苦「轉場」一季下來，扣除路上花費實際並無所得，甚至還「負虧」，他們圖的只是受雇期間「管飯」而已！「『肘肘』（鐮刀）掙錢難，混個肚子圓」。加之如今「世風日下」，現代的人道、平等觀念在我們這裏遠沒有權勢、金錢對人性的腐蝕傳播得快，麥客在關中可能遇到的主顧少了幾分傳統的淳樸和厚道，多了幾分「偽現代」（或者「後現代」？）的勢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作為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而又以治農民史為業的筆者，在陝西工作了十多年，對麥客這一群體，我也是關注已久。口述傳說姑且不論，明清時代的關中地方志里就記載著這樣的民情：「麥秋刈獲，必須麥客。其人俱秦隴之民，自西徂東，良莠不一。」那時的地方志作者對他們的態度是複雜的：他們既為當地所「必須」，又被當地官府視為威脅地方治安的盲流，據說就是因為他們，「曩年歧山、千陽，均遭巨案。」（乾隆《寶雞縣誌》卷十二）到了土改時期，如何看待雇傭麥客這種現象，在當地曾引起過爭論。因為按當時的政策，僱工被視為「剝削」，是要影響定成份的。然而民國年間關中西部農家請「麥客」收麥的情形十分廣泛，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體雇請。由九-九-藏-書於這種做法幾乎遍及各階層，土改中地方黨委曾專門作出規定：僱用麥客不算「剝削」，「因為算與不算並不影響本戶的階級成分，同時在本地區，請麥客子是普遍的現象。」（寶雞地委政策研究室：《土改簡報》第四期，1950年）

(侯登科：《麥客》，浙江攝影出版社，2000年版，)

就是這樣的生活，如今也難以為繼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改革后公社束縛的鬆弛，傳統家庭農業的復興，以及關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甘寧麥客入陝一度出現歷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說是「十幾二十萬」，我所知道的還不止此數）然而到90年代末便「好景」不長，日益興起的收割機異地作業使麥客市場不斷縮小。通過《麥客與收割機》等一組照片，侯先生的鏡頭為此留下了歷史上難忘的一頁。為侯先生作序的鄭夢熊先生樂觀地寫道；「我國的改革開放，使農業機械化得到廣泛的推廣，並從90年代起陸續替代了麥客們的手工勞作，麥客的歷史也將結束。隨著經濟生活的進一步發展，西北地區的生存環境不斷得到改善，麥客和他們的後代將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至少在目前，現實生活好象沒有如此樂觀。貧困的家鄉如今不能為歸來的前麥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進城打工九*九*藏*書的前麥客，處境比我們熟知的東部農民工更加艱難。廣東珠三角打工者棲身的工棚之簡陋，曾引起過多少人道主義的譴責。然而在最近一部電視紀實片中我們看到：西安南門外的一家飯館中，打工者羡慕（甚至嫉妒）地向記者說，他們中的某某因是老闆親戚，享受了可在並起的餐桌上睡覺的待遇，而沒有這般幸運的他們只能在打烊后的廳堂里圍坐打盹過夜。老闆說，沒把他們趕到外邊去就已經很寬厚了，不信你問問別家！廣東式的工棚對他們而言已是夢幻天堂。而他們本身，不也被許多前麥客視為幸運者嗎？在前麥客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寧夏涇源的一個村莊里，村民對調查者說，本村青壯年男人在家沒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還算不錯，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經負案在逃，他面對的調查者正是尋蹤而來的公安人員！然而這能怪誰呢？怪收割機？怪體現在收割機上的「現代性」？怪「現代性」帶來的「國際資本」？（在麥客們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區，鬼才知道有幾個「國際資本」）怪鼓吹「現代性」的「自由主義」？（麥客們打工難，是因為他們「自由」太多？）還是怪那好象不太講「生存權」的「福利國家」？（由於「福利」太多，把麥客們慣壞了？）

這些年來九_九_藏_書各種渲染「民俗文化」的產品可謂鋪天蓋地了。為了經濟（旅游業）利益、政治動機（反對「全盤西化」）以及精英階層高雅的審美需求，「開發民俗文化資源」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口號。從純粹商業化的各種「民俗村」、「民俗文化風情旅遊」和「民俗文化節」，到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曲阜祭孔大典和黃陵祭祖儀式，從文人雅客的民俗採風，到文化人類學家的民俗研究，各種現存的、已死亡的乃至純粹是今人「創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出來的「民俗」讓人眼花繚亂。所以當友人推薦一本「民俗攝影集」時，我也是以消閑之心翻閱的。但看到《麥客》之書名，我就有些震撼：如今還有人記得他們？而看完全書後，我被深深打動了：為書中的內容，也為作者的一片心。

這些問題，好象不是「國際學術前沿」所能解決的，然而它未必是我們的常識（以及18世紀以來別人的探索）所不能解決的，只要你不刻意迴避它。 在這方面，侯先生給我們做了個榜樣。他心裏既有「民」，眼中不惟「俗」，因而他鏡頭下的「民俗」便顯得十分真實，他的攝影集反映的「文化」也顯得十分真實，而且體現了真正的「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他在歷史考證上的疏漏，以及攝影藝術上可能有的什麼問題，便顯得太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