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結局是帝國解體后的混亂髮展為內戰，而內戰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絕大多數不外乎兩種可能：或者內戰中的勝者建立新的鐵腕控制，其最終結果與前述第一種結局一樣，只是經過內戰代價更大罷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從我國歷史不斷重複的「分久必合，亂極生治」的王朝循環，直到1917年後的俄國內戰、1911年後的中國內戰。或者在內戰中沒有勝者，帝國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漸成為一盤散沙，最終不僅原先的「大國」不復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戰時代這樣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從阿富汗、扎伊爾。南斯拉夫、索馬里直到最近蘇哈托垮台後的印尼――後者雖未發生全面的內戰，但從東帝汶、亞齊之變直到各主要城市頻頻發生的暴力騷亂，也比前述那種「混亂的和平」無序得多了。至於歷史上，從強力控制解體走向統一國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脫于這種命運的反是少數（中國在「治亂循環」中一直延續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羅馬帝國解體后那樣走向長期混亂乃至文明變異的卻是世界歷史上的「常規」。

至今談到這段歷史,俄國內外都有強大的輿論把「休克療法」列為第一大誤。的確,以蓋達爾的「休克療法」開始的俄國經濟轉軌應當說搞得很糟糕,但別的辦法是否會好一些則是很難證明的。畢竟,進行了激進改革的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與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經濟轉軌都比俄羅斯成功得多,而沒搞休克療法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如今的經濟狀況決不比俄羅斯好。誠如王金存等學者所指出的：就前蘇東地區各國的比較而言,激進改革的國家在中長時段上付出的總代價一般要小於「漸進」的國家,而不管激進還是漸進,轉軌初期的經濟滑坡則是各國無一例外的現象。中國的情形與東歐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簡單類比的。進而言之,究竟什麼叫「休克療法」,從而哪些國家在什麼時段上搞了這種療法也是個爭議極大的問題。許多德國學者把休克療法理解為財政、貨幣雙緊縮,從而認為前東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蘭學者科沃德科,卻從私有化的角度認為只有前東德搞的才算「休克療法」，其他蘇東國家包括波蘭,實際上都沒有出現這種實踐。而筆者認為狹義的「休克療法」本是指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這個術語在拉美經濟實踐中出現時就是此意)，其下藥雖猛,但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而與「主義」無關,其目的在於糾正經濟失衡而非改變經濟體制,是一種穩定經濟而非改造經濟的藥方。但在東歐,這個術語有時被泛化為指稱變革經濟體制的一切激進做法,包括放開價格、大規模私有化、對外開放等等。

這樣的局面，要說葉利欽「只破不立」是不對的，他「立新」無術，但畢竟還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羅斯沒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與有效的權力制衡，但畢竟已經有了公認的議會與總統選舉，有了強大而合法的反對派，有了「可以反對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而反對只准擁護的政府」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現行俄憲法賦予葉利欽的權力雖然在民主國家看來幾乎相當於「新沙皇」，但這畢竟是在與反對派競選中產生的「民選沙皇」。在他統治下，民選議會固然沒有多大權力，但絕非橡皮圖章。它成己之事則不足，敗葉之事則有餘。8年來葉利欽的意圖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幾：從憲法法院的裁決、「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獲自由並重返政治舞台、總理提名的被否定、「官辦兩黨制」的失敗直到他無法選擇繼承人。當今俄國政治上最受抨擊的莫過於炮打白宮與政治暗殺。但這兩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如今俄國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時代，豈能有抗命的白宮和非暗殺不足以制服的政敵出現？

從1992年年中議會迫使政府修改預算,基本放棄財政貨幣雙緊縮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宮,是葉利欽時代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議會在逼退蓋達爾、剎住「休克」風之後勢頭大增,與葉利欽從交惡到全面對抗。「執行權力系統」則發生分化,副總統魯茨科伊倒向議會,而原由「中派」提名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卻在幾經搖擺后選擇了追隨葉利欽。於是「兩宮」(克里姆林宮和當時議會所在地白宮)之戰愈演愈烈,經過全民公決,憲法法院參預,政治鬥爭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重心,而經濟轉軌處於停滯狀態,致使經濟局勢不斷惡化。最終以葉利欽炮打白宮,驅散議會,通過新憲法實行總統集權而告終。

從轉軌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葉利欽的兩個失策無疑加劇了困難。第一，在8·19政變后、蘇聯解體前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即俄羅斯與聯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蘇聯、至少是在某種範圍內維持聯盟以度過轉軌時期的唯一機會，政變后戈爾巴喬夫已徹底轉向民主派，他與葉利欽之間已無路線分歧。而這時葉的聲望正隆，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對許多加盟共和國擁有影響，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的象徵，在國際上比葉更有聲望。另一方面，當時僅從核控制的角度，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各國也不希望蘇聯解體，而願意看到一個制度劇變后「親西方」的蘇聯仍維持某種統一。因此,葉戈合作挽救聯盟,至少是延緩其解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由於個人恩怨和權利慾,也由於反政變勝利沖昏了頭腦,葉利欽這時對戈爾巴喬夫十分傲慢無禮,俄羅斯實際上在拆聯盟的台,致使聯盟在僅僅四個月間便迅速解體。不能說葉利欽不想維持以俄為中心的聯盟，但他至少沒有認真幫助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聯盟中央。而聯盟統一經濟空間的解體對轉型期危機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當時那些陶醉於「獨立浪漫曲」的人們意料之外的。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後果,只有40%多是制度變革的「成本」。

有人說，斯大林時代對反對派是從肉體上消滅（外加誅連九族），赫魯曉夫則是從政治上批臭（如對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的組織處理（如對謝列平等），戈爾巴喬夫時代則能將其排擠出官方體制，卻不能阻止其在體制外發展（如對葉利欽），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個領導人是不能只憑自己的好惡任意把誰排擠出官場的。在這一點上，葉利欽並沒有比戈爾巴喬夫更前進多少，但他也沒有後退多少。他與戈氏一樣可以把異議者趕出官場，卻不能阻止其通過體制外途徑再「回來」。平心而論，今日俄羅斯的民主與自由已不是有無的問題，而只是多少的問題。這樣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爾巴喬夫奠定的，葉利欽不是「俄羅斯民主」的創ｈtｔｐｓ://rｅａd.9９csw•ｃｏm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國後遺症」的事例告訴我們，這個守成也決非易事。

1992年7月，俄議會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鬆銀根。這時休克療法僅持續半年，議會的行為給人的感覺是：俄羅斯人民已經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時「承受」的東西（無論是較抽象的經濟指標下降，還是人們確實感受到的拖欠工資之類）在數年以後（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宮事件時）實際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說1992年7月按議會的說法不放鬆緊縮就會發生社會爆炸，那麼1993年10月事變中人民沒有起來支持議會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實上，1992-1993年、特別是「兩宮之戰」期間不同方面的民意測驗表明，這個時期葉利欽的聲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葉的議會方面的民意基礎更差。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俄國人並沒有失去對「激進改革」的期望。而實際上，在議會的壓力下放棄財政貨幣緊縮的結果是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飲鴆止渴而使經濟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務實的切爾諾梅爾金，只能傾向於再緊縮，這就是這位「中派」提名的總理何以在一度猶豫后又成為「沒有蓋達爾的蓋達爾路線」代表者的原因。其實這種現象在東歐也不乏其例，許多靠反對「休克療法」起家的在野黨，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會黨、保加利亞社會黨），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補課」，只不過是在更困難的情況下搞罷了。

俄羅斯沒有亂出內戰，沒有亂出極端化，當然更沒有落到請外國人來「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轉軌比擬為從此岸向駛彼岸的一艘船，那麼葉利欽這個掌舵人使船駛離了此岸，但沒有到達彼岸。然而這艘船也沒有掉頭而返，更沒有在風浪中傾覆，而且還在冒著風浪向彼岸行駛。

七、寡頭化與民族主義

從應付「帝國後遺症」的角度看，應當說葉利欽時代是成功的。作為一個歷史積怨至深的各族之國，俄羅斯人又只佔前蘇人口不到一半，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危機之積累也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的八年中能使俄國基本保持穩定，蘇聯和平解體、俄羅斯境內除車臣等邊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俄國既沒有由混亂髮生內戰，也沒有導致人們因厭亂而走向極端，儘管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指出俄國的「魏瑪化」危險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轍之可能，但俄國人民近來反而出現了日益「中派」化的趨勢：1998年以來各方的民意調查顯示左右兩翼（俄共與葉利欽身邊一群人所代表的寡頭自由派）影響下降，極左極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義者」與日里諾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傾向）更不成氣候，而以盧日科夫－普里馬科夫為代表的中左翼和以「亞博盧」為代表的中右翼則地位上升，這在世界歷史上帝國後遺症事例中是極少見的，而對於傳統上向來好走極端、中派從未成事的俄羅斯來說就近乎奇迹了。尤其在1998年出現金融危機、葉利欽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態、社會不滿加劇的情況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無疑，在社會心態「中派化」的情況下出現「左」或「右」的新鐵腕、重演魏瑪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劇性結局的可能性極小。即便葉利欽自己要想耍「鐵腕」——在民主化進程中葉利欽的成就就在於連他自己也極難能扭轉這一進程了。

由於政策搖擺不定,經濟與貨幣無法穩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來,「證券私有化」作為在國有資本基數大、無買主而且公眾又有起點平等願望條件下的一種私有化起動方式,雖有其缺點(股權過於分散,形不成資產責任),但在許多東歐國家(如捷克)還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國由於貨幣急劇貶值,資產估價嚴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變的情況下企業折股工作極為遲緩,致使私有化證券長期有價無市,在不穩定氣氛下人們也沒有持券信心,因此儘管俄政府一再號召公眾慎用證券，許多人還是為一瓶酒之類的代價便出讓了自己的一份,導致嚴重的入市前投機。加之俄國證券私有化方案設計得也不如捷克周詳(如直接用盧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樣以「投資點」計價，也沒有象捷克那樣建立記名帳戶以控制入市前投機),這一切使俄羅斯的證券私有化階段存在著嚴重弊病。雖然葉利欽政權在1993年4月全民公決后曾採取措施加快企業折股、規範證券市場,但不久再度激化的兩宮之戰及「炮打白宮」后立即展開的杜馬大選又把這一切打亂了。

炮打白宮當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軌行為。但由於當時「兩個政權並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亂，此前的全民公決支持了葉利欽，加上事變時又是議會方面首先動武佔領市府並進攻電視台造成流血，因此人們對民主俄羅斯發生如此悲劇雖然傷感，但對葉利欽的批評還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議是在經濟方面。

俄國經濟問題比政治問題更嚴重，但如下所言，俄羅斯的經濟轉型比政治轉型更困難，這不僅與中國比，而且與中東歐諸國比也如此。因此葉利欽政權在經濟問題上比政治問題上更被動，也不全是他的「錯誤」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俄羅斯經濟存在著比中東歐國家、更不用說比西方國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經濟，因此正式統計中反映的經濟總量下降與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顯是高估了的。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從這兩類數據看來俄國似乎比魏瑪德國與1917年二月的俄國還要糟糕，但俄國公眾的一般情緒不僅沒有后兩者那樣的極端化與革命化，反而出現了「中派化」的局面。

因此今日的俄國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連環套，它有惡性循環與良性循環兩種可能。但從近來俄國政情的「中派化」與經濟的穩定化看，良性循環的可能性更大。葉利欽本人是否喜歡這種結果（顯然，葉利欽極不喜歡盧日科夫，也不喜歡「亞博盧」）並不重要，但「葉利欽時代」產生這種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正如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葉利欽，但「戈爾巴喬夫時代」恰恰在邏輯上導致了葉利欽崛起一樣。1995年杜馬大選時，葉利欽曾極力促使俄國政局「中派化」，為此他授意切爾諾梅爾金與雷布金分別組建「中右」與「中左」力量，企圖排擠極左與極右，建立自由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二元制衡的議會政治。但是當時他失敗了。如今，由他不喜歡的「普盧沙」聯盟與「亞博盧」分別代表的「中左」與 「中右」如果能成氣候，那就像戈爾巴喬夫討厭的葉利欽繼承了民主事業一樣富有戲劇性了。

然而,這個時期也是葉利欽銳氣失而暮氣升的時期。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挫折、動蕩與決鬥,葉利欽在實現「新權威」式相對穩定的統治的同時也從一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各派別也由思想觀念的分野變為利益集團的分野。在這一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力https://read.99csw.com資本的興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謂金融工業寡頭的壟斷勢力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如今,抨擊「寡頭」在俄國國內外、包括在中國知識界都已成為潮流,但其中充滿許多似是而非之論。其中最流行的說法便是認為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是民主化、市場化的「激進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國有資產的「證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勢力推動的。

無疑，從體制轉軌的角度看，葉利欽時代的特點是「破舊」有力而「立新」無術，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軌道，而且政治上也並沒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過渡。於是俄國一直處於轉型期危機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第二，這種後遺症也非某種「文化」所獨有的。儒教的中國、東正教的俄國、天主教的匈牙利與新教的德國都出現過這種現象，而且不但像中、俄這樣專制帝國歷史悠久的國家出現過，經歷過啟蒙運動深度洗禮並久已實行立憲制度的德國出現過，甚至在中世紀就長期具有「貴族民主」、「自由選王」等非專制傳統的波蘭也出現過薩納齊專制這樣的現象。當然，傳統可能使人更能適應某種體制，但造成帝國後遺症的一些基本因果關係（組織資源壟斷與無序狀態的互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六 、寡頭化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三階段

再者，寡頭崛起還被看作是「親西方」改革的結果，甚至被說成是西方「國際資本」推動的。當然，如果從「泛市場經濟」的角度講， 「國際資本」等於「市場經濟全球化」，而俄國（乃至一切轉型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不管是否有寡頭崛起，都可以說是與這種「全球化」接軌，因而都可以說與「國際資本」有關。但這種說法對具體分析俄國（或任何一國）轉軌進程並無意義。而具體就1994年以來俄國寡頭的形成而言，則它不但不是西方資本促成的，而且恰恰是葉利欽政權在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由「西化論」轉向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為抵制西方資本的擴張、提高（至少是維持）俄國國家資本的勢力而推動的。這與「非寡頭的」、在我國理論界頗受好評的匈牙利模式形成了兩個極端：匈牙利與1994年以來俄羅斯在私有化問題上都實行「只賣不分」，但匈牙利私有化、尤其是「左派」的社會黨「重新」上台後大力加速的私有化是全面向外資開放的，經過能源、動力部門私有化、軍工私有化、銀行私有化及傳媒私有化等幾輪「私有化大行動」，全國1857家大中型國有企業被拍賣了1299家，保留為國有的10家，其餘均實行了關停並轉。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拍賣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各大公司，從第一個被「大私有化」的匈牙利東部煤氣公司之出售給義大利資本，直到「大私有化」的壓軸戲兩大電視台之拍賣給跨國財團，匈牙利的大中型經濟基本上外資化了。由於民主制下監督機制完備，拍賣組織得十分規範，各家外商競爭頗踴躍，國有資產也大都能賣到好價，匈牙利國庫的「私有化收入」因而大增（「左派」執政次年即1995年，匈牙利私有化收入達到4739億福林，超過了前5年——即「右派」執政時——的總和！） [9] 。為競購國有資產而流入的錢也使匈牙利成了蘇、東國家吸引外資的冠軍，僅1996年匈獲得的外資就達143億美元，占整個東歐吸收外資總額的一半。大量的私有化收入穩定了財政，使匈得以度過轉型期危機並應付過渡時期社會保障、債務等諸項負擔，而外資的流入也有助於匈牙利經濟的復興。但是，從基礎產業到傳媒的相當全面的外資化也使匈牙利的「民族經濟」處於嚴重的對外依賴狀態。

再從體制上看，俄國並未建成有積累激勵的產權制度與規範競爭的市場體系，但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還是建立了的。實際上，俄國的經濟問題有相當成分是因政治不穩定所造成，並非單純的經濟體制問題，尤其在葉利欽時代的始末兩端、即炮打白宮前的府院對峙時期與切爾諾梅爾金下台後的政府走馬燈時期，經濟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因此葉利欽最大的失策與其說在經濟上，毋寧說還是在政治上。但從當前俄國公眾情緒的「中派化」看，俄國政治混亂加劇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要葉利欽之後的權力過渡能按憲法程序完成，俄國政局的漸趨穩定是可以預期的，俄國經濟的好轉與發展（無論在體制更新方面還是在總量增長方面）也是極有可能的。

1993年10月白宮事件到1998年3月切爾諾梅爾金下台為「葉利欽時代」的第三階段。白宮事件后,葉利欽消除了」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面,通過總統集權的新憲法,使他成了「民選沙皇」,俄羅斯政局出現了葉利欽時代最穩定的局面。葉利欽大權獨攬,但並未縮小政治自由。以俄共與日里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反對派在白宮事件后僅兩個月便在第一屆杜馬選舉中大顯身手,使新杜馬的成員中葉的反對派比重甚至高於舊議會。然而政治遊戲規則已經改變：杜馬權力大為縮小,而反對派則從熱衷於政治鬥爭轉化為主要從事議會鬥爭。這兩點使這一階段的政爭相對溫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議長雷布金與謝列茲尼奧夫反而比過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與葉利欽和平相處。俄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無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權威主義」格局。加上經過10月事件考驗后切爾諾梅爾金徹底倒向了葉利欽,受葉任用為總理達5年多,政府的相對穩定使其得以實行一貫的轉軌戰略。經過四年多的調整,俄國逐漸實現了從穩定財政貨幣到穩定生產、從證券私有化到貨幣私有化、個案私有化的轉變。經濟在1995年趨於穩定,雖因1995-1996年間的」選舉戰」和車臣事件影響又有反覆,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現了回升的苗頭。

可見，葉利欽時代是個有成有敗的時代，對葉個人而言，是失敗大於成功，但對於俄羅斯的轉軌而言，則成功大於失敗（如果葉交權時不出意外的話），而從葉利欽執政的歷史看，可分為四個階段：

這些說法值得懷疑。東歐各國都發生了民主化、市場化與「激進改革」,可是寡頭壟斷為什麼只出現在俄羅斯,這一事實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場化導致寡頭制的邏輯無法成立。其實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當代俄羅斯寡頭是由蘇聯時期的權貴階層或官僚階層演變而來的 [1] ,現在的寡頭壟斷脫胎於過去的國家壟斷,寡頭制源於過去的集權制。 [2] 正如世界銀行駐莫斯科代表處專家N·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所說：金融工業集團「通常都被理解為是在國家庇護下建立起來的一種組織」。 [3] 寡頭資本與其說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國有資本，不如說是在市場條件下經營的國家資本，這些資本由於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並用以謀私。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並非私有化過分，而是民主不足。

在政治方面，轉九-九-藏-書軌的成就應當說比經濟好些，然而也還談不上完成，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來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宮表明俄國人還遠未學會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其後的新憲法體現的總統集權也有違於民主制下的權力制衡原則。然而由於規則不健全，機構無效率，事務官的專業素質比政務官的民主素質更差，加上地方「諸侯化」的影響，使俄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權的弱政府」畸形狀況，這與現代法治民主國家實現的是「權力制衡的強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俄目前政黨政治的發展水平也很低，眾多小黨林立而缺乏有影響的大黨（俄共除外，但實際上俄共影響也在下降之中），這與中東歐各國大都已從眾黨林立的初期階段發展出成熟的兩黨（或數黨）理性競爭的體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國不少政黨有濃厚的「會黨」「朋黨」色彩，人際關係紐帶重於思想、政綱紐帶，奇里斯馬魅力重於主義的影響，競選主要是個人魅力的角逐，而非黨及其綱領的較量。以致許多俄國政黨在名稱上就顯得非「綱領化」且突出個人色彩，如「祖國」，「家園」，「我們的選擇」，「亞博盧」等。顯然，俄羅斯轉軌即使在政治方面，也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第三，外界的干預並非這種後遺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國家如后蒙博托時代的剛果（金）、后殖民時代的安哥拉出現亂世，固然與外因有關，但大多數國家，如西亞德之後的索馬里、門格斯圖之後的衣索比亞、蘇軍撤走後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亂因素都主要是內因。在有些場合外來干預反有助於穩定，如國際社會的監督對南非過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無論外因是促進穩定還是生亂，都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第四，「後遺症」中今不如昔的議論與事實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幾乎沒有。我國民初混亂時代今不如昔的怨聲不絕，但幾乎無人願意回到帝制，袁世凱稱帝與溥儀的復辟都被唾棄。1917年以後的俄國、1918年以後的德國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亂中產生新強權、更嚴厲的強權是很可能的，但恢復舊式強權則罕有其例。

事實上，沒有一個金融工業集團（更不用說其中的「寡頭」）是通過集中了私有化證券用以購併企業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這樣的方式起步的。與證券私有化相聯繫的投資基金雖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資基金沒有一家發展成了寡頭。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轉向「雙方交易」、亦即由證券私有化轉為「貨幣私有化」之後形成的。形成的途徑並不是什麼私有化證券的買賣與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轉為「新權威主義」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國家權力把那些當局不願「分」給老百姓的資產通過權錢交易直接轉入權貴手中的。其具體形式有：全權委託銀行制，抵押拍賣，國有股份委託經營制等等。這幾種途徑都與「證券私有化」沒有什麽邏輯聯繫，倒是與權力集中、難以監督的舊傳統密不可分。如果沒有「證券私有化」階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開展這種「貨幣私有化」，寡頭的崛起只會更快。道理很簡單：抵押拍賣是改「分」為「賣」的結果，而全權委託銀行與國有股委託經營都是一種承包制。這表明俄羅斯的寡頭們根本不是把已經「分」給了大眾的國有資產重新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是運用權力徑自把沒有「分」下去的國有資產攫為己有。當然，通過經濟手段（如以「換酒喝」這樣的廉價收購）集中被「分」掉的資產的過程，那時也在進行，但這樣形成的資本恰恰是受到寡頭壓抑的。

如今人們在評論俄國經濟時幾乎眾口一詞地批評「休克療法」與「激進改革」，其實俄國經濟問題遠比「激進」「漸進」這對範疇所能解釋的複雜得多。但如果把問題簡化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的話，那麼這種干預也有權利與義務兩個方面。俄羅斯過渡時期國家「放權」中產生的問題能否簡單地說成是過於「激進」，本身已可懷疑（詳后），而在國家義務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過於激進、而是過於緩慢。8年來，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長期滯後於其他經濟改革，國家包下來的福利負擔並沒有減輕多少，（從這點上看，今日俄國其實還是相當「社會主義」的，至少此種成分不比中國弱），而國家可動員的資源卻嚴重地萎縮。（在這一點上，俄國又比許多西方國家更「自由主義」）。因此造成嚴重的財政－金融陷阱。而財政－金融危機正是俄國經濟中的核心問題。然而俄國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稅，國家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難以改革，歸根結底也還是政治條件決定的。

五、「兩宮」對峙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二階段

一 、破舊有方，立新乏術

對於「帝國後遺症」有幾點需指出：第一，強力控制帝國的後遺症並不是某種「主義」所特有的，無論「左」的還是「右」的強力控制由於過分地壟斷社會組織資源，都可能導致社會缺乏替代組織能力，從而造成強力消失后的無序，出現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俄羅斯的「亂」被一些人指責為放棄了某種主義的結果，而另一些人則反過來認為某種「主義」要為如今的「亂」負責。其實，蘇聯帝國解體后產生的這些現象，與蘇哈托專制崩潰後印尼的混亂、1917年沙俄崩潰、1911年清帝國垮台後的混亂十分類似。它與帝國的意識形態無關。同時，亂中出現的新鐵腕也非某種主義所特有，德國「魏瑪共和」之後出現極右的納粹專制，俄國「二月民主」之後出現極左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體制產生於左翼——社會黨，而匈牙利的霍爾蒂體制產生於右翼——箭十字黨，但結束「混亂民主」，建立比舊體制更嚴酷的強權則是其共同點。

這樣俄國便度過了混亂的一年，政爭激烈、改革出現混亂與停滯、經濟大滑坡,成為這個階段的特點。

除了經濟、社會、政治以外，在民族關係上俄羅斯至今沒有找到一條實現「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國」的路，在國際關係上至今無法給自己在冷戰後世界明確定位，在軍事上也沒有定下新的戰略思想與軍事體制。總之，說葉利欽「破舊」有方而「立新」無術，大體是對的。

在經濟方面，人們常提到俄羅斯在轉軌時期經濟滑坡的時間與程度，它不僅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形成對比，也比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情況更糟糕。這些國家在一段「陣痛」之後多已恢復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提到不僅經濟總量上不去，俄國的經濟體制更新也遠未到位：「私有化」進程並未真正地明晰了產權、改變軟預算約束狀況、產生創業激勵；貨幣主義政策並未真正制止通貨膨脹與現實預算平衡；農業中並未出現家庭農場制度的興盛，而仍然是衰敗中的「翻牌集體農莊」居優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金融、社會保障體系也未能建立，國家收上不稅，但仍然要維持舊體制下由國家包下來的那套「保障」體制，不出財政危機那才怪了；轉九九藏書軌近8年，俄國並沒有形成象樣的民間資產階級與自由雇傭勞動者階級，更談不上中產階層的發達，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有權勢者致富無權勢者貧困的狀態。但在筆者看來，經濟「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標誌是：俄國經濟至今形不成一種投資激勵機制，以致於即使在俄其他經濟指標出現「好轉」苗頭的時期，投資萎縮的趨勢仍未能遏制。而無論什麼「主義」的經濟，沒人想投資也不會有正常的再生產機制與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標「好轉」也只能是鏡花水月。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們通常都以俄羅斯寡頭金融工業集團的興起來作為首要的批評對象，但重要的還不在於「寡頭」這一概念所顯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於這些「寡頭」還遠未形成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的大財團，如日本、韓國的財團那樣。俄羅斯的「寡頭」權貴色彩濃於其「大資產階級」色彩，他們多是舊體制下的官僚出身，與政權的關係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與其說體現了「資本的權力」不如說更像是「以權力為資本」。如果他們真能演變為「大資產階級」（雖然也有這種趨勢）像日、韓的財團那樣成為足以拉動經濟的大規模投資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為代價實現了轉軌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況還遠非如此。

正如亞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台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象蛇蛻皮一樣。」 [7] 還應該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國的政治譜系中,無論蓋達爾還是亞夫林斯基這些「民主派」都與金融寡頭的關係相當疏遠,(丘拜斯是個例外,但1994年之後丘拜斯與蓋達爾實際上已距離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國家主義者」了。)而切爾諾梅爾金的「家園」才與金融工業集團關係最密切，甚至俄共也與這類集團有頗深的關係。 [8] 因此，無論「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們的「激進改革」的確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東西，包括他們過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強會全力支持俄羅斯的「闖關」。）說他們代表了寡頭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俄羅斯寡頭集團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與右的「新權威主義」者，（1994年以後的葉利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帶有這種色彩），而不是什麼「民主派」。

做總結就有個價值基點的問題。葉利欽結束了蘇聯帝國，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功，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來的歷史會作出判斷。我們不妨用一種中性的眼光看，不談「姓資姓社」，只說他在瓦解了一種體制而建立一套新體制的過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畢竟現在連俄共也指出：葉利欽不僅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生活，也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的制度――無論是西方式的規範市場經濟還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帶來的只是一片混亂。換言之，在葉的政敵看來，葉利欽最糟糕的一點是能破舊而不能立新，而葉利欽的擁護者則認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見葉利欽在「立新」上幹得如何是評價他的關鍵。至於這「新」姓社姓資，至少在大部分俄國人看來並不重要。另外，蘇聯解體不僅是一種制度的解體，也是一個大帝國及其勢力範圍（「大家庭」）的解體，原來帝國的各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種秩序下重新調整「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重建一種關係格局，在這方面葉利欽的成就又如何？

在此之前，蘇俄已經出台了沙塔林計劃、亞夫林斯基計劃、雷日科夫計劃、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機計劃」等。這些計劃與蓋達爾的方案哪一個更好，也許並不值得討論，而它們都沒能扭轉經濟局勢。事實上，無論激進還是漸進的方案都不是萬應靈藥，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關鍵在於任何方案都有其行為邏輯，其有效性取決於這種邏輯能否貫徹到底。無論激進還是漸進，都比一忽兒激進，一忽兒保守、朝令夕改、沒有章法要好。而在葉利欽與議會的拉鋸戰中，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三 、走出「魏瑪化」陰影

當然，說「立新」無術並不等於完全沒有「立新」，否則在舊秩序不復存在時又完全沒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亂了。俄羅斯當然不是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從未能避免這種悖論：一方面消除混亂是維持帝國、實行強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強力本身不但只能掩蓋而不能消除致亂因素，以致於沒有一個帝國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亂，恢復舊帝國也往往是永無可能。於是「帝國後遺症」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於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舊式強力更嚴酷的強力控制。這種「亂世鐵腕」可以在混亂中藉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霍亨索倫王朝德意志帝國體制的解體，亂糟糟的「魏瑪共和」維持了15年，終於使德國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緒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選上了台，並擁戴他建立了法西斯專制的第三帝國。與此同時「魏瑪現象」遍及全歐，一戰以來帝制解體后新生的許多共和國也紛紛拋棄「混亂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變方式產生了鐵腕專制，如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整頓」）政體與匈牙利的霍爾蒂獨裁。俄國在沙俄傾覆后出現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執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無術失去民心，在民主選舉的立憲會議上幾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張「人民專制」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大獲全勝。可以想見，即使布爾什維克不因大選失利而驅散議會，「二月民主」也極可能演變為鐵腕專制，只是專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白宮事件后，即我們論述的這個階段中金融工業寡頭對政府影響的增大（乃至於直接加入政府，如別列佐夫斯基等）與「民主派」的日漸失勢是二位一體的大趨勢。當然，葉利欽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難以與後者劃清界限，出於政治權術的考慮他也常常需要聯合「民主派」來對付俄共等主要政敵。而「民主派」中亞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對葉利欽已完全失望，其反葉的調子有時比俄共還高，但蓋達爾等人還是願意支持葉利欽以對抗俄共。然而無論如何，此時的葉利欽已絕不是什麼「民主派」總統了。

最能表明這一點的是這樣一件事：1996年4月在總統選舉前三個月，俄羅斯幾大日報同時刊登了13個「大銀行家」致葉利欽與俄共領袖久加諾夫兩人的公開信，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級寡頭如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寧、霍多爾科夫斯基等人，他們請求葉利欽與久加諾夫握手言和，平分權力，共組聯合政府，不要搞什麼選舉了。公開信還威脅對這兩人持異議的其他政治力量：「對那些九*九*藏*書表現得毫無原則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們有足夠的辦法和意志去對付他們。」誰都知道，這裏指的不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對派」自居的「亞博盧」，也包括剛剛與葉利欽攤牌的蓋達爾等一批人。這年一月葉利欽從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進民主派」后，蓋達爾等非閣員民主派人士也紛紛退出「總統委員會」（葉利欽的顧問機構），1月22日，蓋達爾宣布與總統「徹底分手」，並要求葉利欽放棄競選總統。

千禧新年前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提前辭職。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總統在大選剛剛取得有利於自己的結果時自願下台，不僅結束了人們關於他是否會老馬戀棧的猜測，而且增加了他中意的接班人當選繼任的可能，，為自己為之奮鬥過的事業乃至自家的善後達成了現有條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舉可以說是他在民主遊戲規則下取得的最後一次、但決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為他兩年來麻煩不斷的政務畫上了一個難得的句號。

四 、激進改革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1991年8·19政變到1992年中蓋達爾辭代總理之職，這是葉利欽崛起為俄國第一號人物、瓦解舊體制並全面推進激進改革的時期，是葉利欽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8月政變被粉碎后，葉利欽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態贏得很高聲望，成為俄羅斯乃至全蘇實際上的掌權者，而被「救」出的戈爾巴喬夫則大權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下台後，葉利欽便從名到實、從權力到聲譽都達到了頂峰，1992年初他開始全力依靠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進經濟轉軌。但半年之後便因「休克療法」引起的社會反應及議會中的抵制而難以為繼。到年底蓋達爾下台，當時的中派「公民聯盟」提名的切爾諾梅爾金出任總理，標志著俄羅斯改革的「浪漫主義時期」結束，葉利欽「凱歌行進」的歲月也告終了。

第三種結局是外部輸入民主與法治的新秩序，從而擺脫「專制的穩定」與「混亂的民主」之循環，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於德、日二戰後在被佔領狀態下的民主化，二戰後的西德沒有步魏瑪共和國的後塵，原因固然很多，二戰後德國受美英法佔領當局的改造無疑是重要的一條。但這種狀況要蒙受被佔領的恥辱，除非出現非常條件（戰敗）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筆者曾指出 [4] ：如今被稱為寡頭的「金融工業集團」正是在「激進改革派」「闖關」失敗、「證券私有化」已經流產、俄羅斯決策層改行「穩健」政策之後的那個時期，即1994年開始的「貨幣私有化」階段中形成的。把寡頭的崛起說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體現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義色彩的「民主私有化」的產物，是一種謬誤。以人人有份的證券分配方式進行的「民主私有化」的確有許多缺陷，但要說它有利於形成寡頭，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俄國的證券私有化搞得遠不如捷克成功，因此造成了許多問題。據有關資料，在證券私有化結束時，全俄工業企業50％的股票由職工掌握，企業領導人則只有5％，後來股權出現集中趨勢，到1997年工人與企業領導持股之比已分別為20％和18％。 [5] 然而對於常受到「股權分散不利於改善經營」之批評的證券私有化來說，這樣的集中未必是負面的。重要的是：這種集中與所謂的「寡頭化」完全是兩回事。以往不少論者強調私有化證券集中到少數人手裡，或者說作為中介投資者的基金會（投資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證券，似乎「寡頭」的形成就是這種過程的結果。還有人以此證明「分」不如「賣」，似乎「民主派」先把國有資產「分」給了老百姓然後又用騙術把這些資產集中到了寡頭手裡。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如果說證券私有化最後成了個「騙局」，那不是說「分」下去的資產落到了少數人手裡，而是國家根本沒把資產按原先允諾的「分」下去。實際上，俄羅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麼證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購買」。 [6]

二、「帝國後遺症」

鮑里斯·葉利欽作為俄國政壇上的「改革明星」，從他1988年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經11年了。從1991年8·19事變后他實際主宰俄羅斯政局、同年年底蘇聯解體最終結束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而開創了葉利欽時代起，也已經8年有餘。他曾經輝煌過，但更多的卻是坎坷；無論是好是壞，他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任後人評說。無論是褒是貶，他無疑是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紀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功既是俄國人民的選擇，他的失敗也很難說只是一己之罪孽。如今他以病夫之軀，在國內問題成堆、聲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盡頭。雖然他的下台仍然堪稱光彩，但告別講話中的葉利欽還是向俄國人民道歉說：他沒能實現他們的期望，把一個繁榮的俄國帶入新世紀。不管怎樣，「葉利欽時代」已經落幕，是做總結的時候了。

在1992年初的俄國，這兩種意義上的休克療法實際上都很少迴旋餘地。當時俄國已經連續兩年經濟滑坡，又突然面臨經互會「大家庭」經濟空間與蘇聯統一經濟空間雙重解體的衝擊，經濟失衡已到了無論什麼「主義」者都無法容忍的地步，以緊縮制通脹的「休克」大概是誰在台上都難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時幾乎是眾望所歸，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讓國有財產落到少數人手裡。因此那時出現的「證券分配」法恐怕也難有替代的選擇。同時在明知「陣痛」與風險難免的情況下，趁「8月勝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發動「闖關」，也比人民熱情過去后經濟狀況更糟時再在埋怨聲中讓他們「休克」風險要小些。可見當時那種轉軌決策，也的確是大勢所趨。

也是由於「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使葉利欽陶醉於自己的個人魅力, 在急於給聯盟找麻煩的同時，卻沒有因勢利導地改革俄羅斯自己的權力體制，使俄帶著蘇聯時期選出的議會(蘇維埃與人大)和憲法進入了「激進改革」。這個憲法對議會與總統的權力沒有明確地劃分,一旦雙方產生分歧,就會出現「兩個政權並存」的混亂狀況。這個議會具有很大權力,其多數成員在舊體制下擁有權益,他們雖然在8月政變中支持政治民主並擁護葉利欽,但對激進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改革難以接受,在「休克療法」引起痛苦的情況下,他們很快與社會上的抵制力量結合,成為葉利欽的反對派,使「休克療法」在議會的強烈抵制下實際上只實施了半年便告流產,而切爾諾梅爾金也取代了蓋達爾。其實,如果葉利欽在1991年8月以後抓住時機改選議會修訂憲法,他在次年的經濟改革中會得到議會的更多配合,「休克療法」的結局可能會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捷克的克勞斯之效,至少也會比後來斷斷續續的「多次休克」、「長期休克」付出的代價小一些。